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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作为文房四宝之一，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它从新石器晚期单纯的研磨器皿开始，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和能工巧匠的雕琢、创新，逐步形成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四大砚系，使之既有实用价值，又具有观赏、品鉴的艺术价值，并涌现出一大批风格独特的古代名砚，令无数文人学士及艺术收藏家为之倾倒。
据记载，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人留心砚台收藏。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就是一个典型，他嗜砚成癖，收藏甚丰，并著有《论砚》一书，流传至今-宋代大书画家米芾更是砚痴，《春渚记闻》就记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宋徽宗召米芾进宫写一幅大屏，当时宋徽宗让他使用的是一方端砚，米芾写完以后，捧着这方端砚奏道：“这方砚台已命臣使用过了，就不堪再供御用，清皇上定夺，”徽宗听了便知米芾的言外之意，于是哈哈大笑说：“那就赐给你吧”。米芾顿时高兴得手舞足蹈，再三叩谢，连砚上的余墨洒满衣襟也未察觉。米芾还编写过一部《砚史》，在中国砚台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到了明清时期，砚材更加丰富多彩，砚雕艺术发展很快，出现了许多高水平的雕砚名家，像黄易、刘源、顾二娘、卢葵生等：名砚的地位几乎与金、玉、名瓷、名画相埒。名砚、古砚在人们心目中自然而然地成为有价值的文物珍宝，于是，有意识地收藏砚台的人日渐增多。对于文人墨客来说，不仅仅是为了实用，同时也是通过名砚，古砚对艺术和精神享受的追求?
清代书法家，诗人黄莘田在任广东县令时就酷爱名砚，藏砚颇丰，后来，索性辞官，携端石等上好砚材至苏州，清顾二娘琢制：嗣后，选出十方佳砚藏于其家，并名其室为“十研轩”，自号“十研老人”、可惜，在黄氏晚年，所有藏砚陆续散出。我有幸收藏一方黄莘田藏砚，视若拱壁。这是一方宣德下岩端石砚，最高处五寸，最宽处八寸，厚二寸，随形石，色紫，周边石碴历历可见，无砚池，砚堂微凹，圆活肥润，自然而古朴，完全是顾二娘琢砚风格。在砚堂右方刻“宣德下岩砚，十研轩神品”两行楷书，左方刻“莘田黄氏珍藏”六字款。
高凤翰是清代经历康、雍、乾三朝盛世的著名书画家、诗人，篆刻家，同时也是—位砚台收藏家：他收藏名砚达千余方，仅其所著《砚史》中藏砚拓片就有160余片。我的藏品中就有一方高氏自琢、自为铭词的紫色端砚，高八寸，宽五寸，厚寸半。砚首阴刻行书“南阜所珍之研其永保”，雕一弯弯月亮为砚池，—轮太阳为砚堂，构成一方典型的日月同壁砚。砚背篆书31字铭，铭后刻“康熙己亥秋得此佳石，制以砚，付以铭，南邮高凤翰”款。在清代，不仅大批文人墨客有藏砚癖好，就连康熙、乾隆皇帝都有藏砚雅趣。如乾隆在《西清砚谱》中就收录有明代杨士奇“旧端子石砚”砚谱，董其昌“画禅室”存砚砚谱等二百余方名砚：康熙，乾隆不仅藏砚，而且还铭砚。我收藏的一方临洮带黄标“绿漪石”砚，即为乾隆御铭。那“绿如兰、润如玉”的绝好砚材，那做工规整、富贵典雅的风格，完全符合宫廷琢砚的特征，弥足珍贵。
砚台发展到近、现代，尽管由于钢笔、铅笔、圆珠笔的普及，毛笔已不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故砚台也逐渐失掉其广泛的使用价值。但由此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砚台，特别是那些本来就不多的古砚、名砚将会越来越少，其收藏价值也将会越来越大。当然，首先还是它的实用和观赏价值。因为砚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书画工具，在书画艺术领域仍不可或缺。发墨而不损毫是对砚的质量要求，石质太粗，不仅损毫而且锉墨，过细则又拒墨，只有不坚不燥、温润细腻的石质才能具备发墨不损毫的性能。在这样的砚石上研墨，用力轻、时间短，而且研出的墨汁细而稠，用于宣纸上随笔生辉，渗透自如。这就是砚的实用价值。历代制砚者为实用而制作，为实用而美化，从砚材、造型、雕饰中去追求形式上与内在的美。就是这种追求，使砚在实用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其审美价值，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我藏一方仿瓦形古歙砚，选材考究，构思精巧，占砚面五分之二的砚额处，三朵金云似飘逸的彩云，无数粒金花如璀璨群星，似动非动，令人遐想。砚额以下，石质纯润，砚池作弓月形，砚堂作太阳形，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生动的“宿雨初霁图”，宛如一幅名人字画，却无霉烂，火焚之虞。倘若将一方名人藏砚摆设案头，又何异于与先贤面对，切磋技艺。那种境界、那种感受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事实上，砚的实用性与观赏性是一个统一体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失去了砚的实用性，砚也就无所谓砚了，砚的观赏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即使发展到今天，仍然是如此。其次是它的历史价值。一般古砚都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有的还是出土物。如果是一方名人铭砚、藏砚，那收藏的不仅仅是一方普通古砚，而且还是一位名人的书法、篆刻艺术或一段历史。这对研究砚台的发展、对研究名人的历史都有一定参考价值。如我收藏的一方清代学者、书法家翁方纲铭砚，系洮河石，砚背刻如下铭文：“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生平之欲逝将归去口是前缘”，落款“方纲”，并刻“覃溪”印鉴一枚。笔法流畅俊秀，似覃溪手笔。凡我所见过的古砚铭，一般都是就砚说砚，品评和赞美砚的为多。像此类跟砚毫无关系的铭文并不多见。阳羡乃江苏宜兴地名，荆溪是宜兴南一条河流，上承永阳江，下注太湖。而洮河石是产于甘肃洮河沿岸。翁氏乘船入荆溪之感受铭于此砚，似有点让人费解。故在收藏此砚时，我认真做过一番考证。从中国的制砚史上可以了解到，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代，制砚工艺日趋繁盛，制美铭(有与砚有关的铭文，也有无关的铭文)于砚上也成为一种时尚。翁方纲曾摹瘗鹤铭于端砚上就是一例。如此看来，收藏这方砚，不仅仅是收藏了一方古洮砚，而且还收藏了翁方纲手迹及其一段经历。我所收藏的那方高凤翰自琢、自铭砚，同样，不仅是收藏了一方好端石砚，同时也收藏了高氏的多种艺术。砚的发展史与中国历史几乎同步，古砚已磨过若干岁月，砚上积淀了冲洗不去的文化意蕴，人常说“古砚如史”就是这个道理。无疑，随着古砚、名砚越来越稀少，砚之价值将会越来越昂贵。宋代苏易简《砚谱》中就有一砚值千金的记载。清代黄莘田千金买婢、千金买砚的故事，至今仍传为佳话。世纪已进入新千年的今天，流传至今的古砚、名砚更是寥若晨星，其收藏的经济价值就可想而知了。就以近几年国内外拍卖中国古砚行情来看，一方黄莘田铭端石砚估价1．5～2万元；高凤翰、陈亦禧等五家铭端石砚，估价了—12万元；一方民国时期的普通端石砚，估价也在数千元，可见回报不菲。
综上所述，砚台，作为华夏民族发明的书写、绘画的辅助工具，在人类社会中不仅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而且这些色泽并不鲜艳的石头，竟融中国书画、印、雕刻、诗赋于一体，成为一件件艺术珍品，受到历代人们的青睐和珍爱。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收藏热方兴未艾，收藏队伍越来越壮大，收藏品种更是五花八门。但相比之下，对砚台的收藏似乎有点冷落。我想，收藏砚台不应仅是文化人的“专利”，中国人民对砚台向有爱好的传统，你也不妨走进砚的艺术天地中来，进行一些考察和研究，或者索性加入砚台收藏的行列，你一定会发现这里面的精彩世界。
(责编：石泰峰)
据记载，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人留心砚台收藏。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就是一个典型，他嗜砚成癖，收藏甚丰，并著有《论砚》一书，流传至今-宋代大书画家米芾更是砚痴，《春渚记闻》就记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宋徽宗召米芾进宫写一幅大屏，当时宋徽宗让他使用的是一方端砚，米芾写完以后，捧着这方端砚奏道：“这方砚台已命臣使用过了，就不堪再供御用，清皇上定夺，”徽宗听了便知米芾的言外之意，于是哈哈大笑说：“那就赐给你吧”。米芾顿时高兴得手舞足蹈，再三叩谢，连砚上的余墨洒满衣襟也未察觉。米芾还编写过一部《砚史》，在中国砚台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到了明清时期，砚材更加丰富多彩，砚雕艺术发展很快，出现了许多高水平的雕砚名家，像黄易、刘源、顾二娘、卢葵生等：名砚的地位几乎与金、玉、名瓷、名画相埒。名砚、古砚在人们心目中自然而然地成为有价值的文物珍宝，于是，有意识地收藏砚台的人日渐增多。对于文人墨客来说，不仅仅是为了实用，同时也是通过名砚，古砚对艺术和精神享受的追求?
清代书法家，诗人黄莘田在任广东县令时就酷爱名砚，藏砚颇丰，后来，索性辞官，携端石等上好砚材至苏州，清顾二娘琢制：嗣后，选出十方佳砚藏于其家，并名其室为“十研轩”，自号“十研老人”、可惜，在黄氏晚年，所有藏砚陆续散出。我有幸收藏一方黄莘田藏砚，视若拱壁。这是一方宣德下岩端石砚，最高处五寸，最宽处八寸，厚二寸，随形石，色紫，周边石碴历历可见，无砚池，砚堂微凹，圆活肥润，自然而古朴，完全是顾二娘琢砚风格。在砚堂右方刻“宣德下岩砚，十研轩神品”两行楷书，左方刻“莘田黄氏珍藏”六字款。
高凤翰是清代经历康、雍、乾三朝盛世的著名书画家、诗人，篆刻家，同时也是—位砚台收藏家：他收藏名砚达千余方，仅其所著《砚史》中藏砚拓片就有160余片。我的藏品中就有一方高氏自琢、自为铭词的紫色端砚，高八寸，宽五寸，厚寸半。砚首阴刻行书“南阜所珍之研其永保”，雕一弯弯月亮为砚池，—轮太阳为砚堂，构成一方典型的日月同壁砚。砚背篆书31字铭，铭后刻“康熙己亥秋得此佳石，制以砚，付以铭，南邮高凤翰”款。在清代，不仅大批文人墨客有藏砚癖好，就连康熙、乾隆皇帝都有藏砚雅趣。如乾隆在《西清砚谱》中就收录有明代杨士奇“旧端子石砚”砚谱，董其昌“画禅室”存砚砚谱等二百余方名砚：康熙，乾隆不仅藏砚，而且还铭砚。我收藏的一方临洮带黄标“绿漪石”砚，即为乾隆御铭。那“绿如兰、润如玉”的绝好砚材，那做工规整、富贵典雅的风格，完全符合宫廷琢砚的特征，弥足珍贵。
砚台发展到近、现代，尽管由于钢笔、铅笔、圆珠笔的普及，毛笔已不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故砚台也逐渐失掉其广泛的使用价值。但由此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砚台，特别是那些本来就不多的古砚、名砚将会越来越少，其收藏价值也将会越来越大。当然，首先还是它的实用和观赏价值。因为砚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书画工具，在书画艺术领域仍不可或缺。发墨而不损毫是对砚的质量要求，石质太粗，不仅损毫而且锉墨，过细则又拒墨，只有不坚不燥、温润细腻的石质才能具备发墨不损毫的性能。在这样的砚石上研墨，用力轻、时间短，而且研出的墨汁细而稠，用于宣纸上随笔生辉，渗透自如。这就是砚的实用价值。历代制砚者为实用而制作，为实用而美化，从砚材、造型、雕饰中去追求形式上与内在的美。就是这种追求，使砚在实用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其审美价值，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我藏一方仿瓦形古歙砚，选材考究，构思精巧，占砚面五分之二的砚额处，三朵金云似飘逸的彩云，无数粒金花如璀璨群星，似动非动，令人遐想。砚额以下，石质纯润，砚池作弓月形，砚堂作太阳形，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生动的“宿雨初霁图”，宛如一幅名人字画，却无霉烂，火焚之虞。倘若将一方名人藏砚摆设案头，又何异于与先贤面对，切磋技艺。那种境界、那种感受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事实上，砚的实用性与观赏性是一个统一体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失去了砚的实用性，砚也就无所谓砚了，砚的观赏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即使发展到今天，仍然是如此。其次是它的历史价值。一般古砚都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有的还是出土物。如果是一方名人铭砚、藏砚，那收藏的不仅仅是一方普通古砚，而且还是一位名人的书法、篆刻艺术或一段历史。这对研究砚台的发展、对研究名人的历史都有一定参考价值。如我收藏的一方清代学者、书法家翁方纲铭砚，系洮河石，砚背刻如下铭文：“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生平之欲逝将归去口是前缘”，落款“方纲”，并刻“覃溪”印鉴一枚。笔法流畅俊秀，似覃溪手笔。凡我所见过的古砚铭，一般都是就砚说砚，品评和赞美砚的为多。像此类跟砚毫无关系的铭文并不多见。阳羡乃江苏宜兴地名，荆溪是宜兴南一条河流，上承永阳江，下注太湖。而洮河石是产于甘肃洮河沿岸。翁氏乘船入荆溪之感受铭于此砚，似有点让人费解。故在收藏此砚时，我认真做过一番考证。从中国的制砚史上可以了解到，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代，制砚工艺日趋繁盛，制美铭(有与砚有关的铭文，也有无关的铭文)于砚上也成为一种时尚。翁方纲曾摹瘗鹤铭于端砚上就是一例。如此看来，收藏这方砚，不仅仅是收藏了一方古洮砚，而且还收藏了翁方纲手迹及其一段经历。我所收藏的那方高凤翰自琢、自铭砚，同样，不仅是收藏了一方好端石砚，同时也收藏了高氏的多种艺术。砚的发展史与中国历史几乎同步，古砚已磨过若干岁月，砚上积淀了冲洗不去的文化意蕴，人常说“古砚如史”就是这个道理。无疑，随着古砚、名砚越来越稀少，砚之价值将会越来越昂贵。宋代苏易简《砚谱》中就有一砚值千金的记载。清代黄莘田千金买婢、千金买砚的故事，至今仍传为佳话。世纪已进入新千年的今天，流传至今的古砚、名砚更是寥若晨星，其收藏的经济价值就可想而知了。就以近几年国内外拍卖中国古砚行情来看，一方黄莘田铭端石砚估价1．5～2万元；高凤翰、陈亦禧等五家铭端石砚，估价了—12万元；一方民国时期的普通端石砚，估价也在数千元，可见回报不菲。
综上所述，砚台，作为华夏民族发明的书写、绘画的辅助工具，在人类社会中不仅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而且这些色泽并不鲜艳的石头，竟融中国书画、印、雕刻、诗赋于一体，成为一件件艺术珍品，受到历代人们的青睐和珍爱。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收藏热方兴未艾，收藏队伍越来越壮大，收藏品种更是五花八门。但相比之下，对砚台的收藏似乎有点冷落。我想，收藏砚台不应仅是文化人的“专利”，中国人民对砚台向有爱好的传统，你也不妨走进砚的艺术天地中来，进行一些考察和研究，或者索性加入砚台收藏的行列，你一定会发现这里面的精彩世界。
(责编：石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