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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全球进入反恐新态势，我国也加大反恐力度。《刑法修正案（九）》对于恐怖犯罪规定响应了这一需求，有助于刑法的发展与完善，但同时也反映了对于恐怖犯罪规定的急迫性带来的零散、碎片式以及概念界定模糊的特点。同时，帮助犯、预备犯的正犯化是本次恐怖犯罪规定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关键词 恐怖活动犯罪 《刑九》 帮助犯实行化 预备犯实行化
作者简介：熊霞，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285-02
一、恐怖活动犯罪的现状和刑法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必要性
首先，当前恐怖主义正呈现出迅速扩张的态势，境内恐怖分子增加，策划手段进一步升级和频繁，变得更加复杂。据英国《独立报》报道，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于17日发布2014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恐怖袭击目前已经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程度，且未来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根据该报告，本世纪以来恐怖袭击致死的人数增长了9倍，自美国2003年攻打伊拉克后，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恐怖袭击次数以及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表示，恐怖威胁“已进化至新阶段”，恐怖主义已发展成更加难以预防的“独狼式”袭击。我国境内恐怖活动犯罪也不例外，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GTI上升至5.17（排名第27）由于我国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因素的特殊性，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来自于境内外的“东突”、“藏独”等民族分裂主义和邪教组织及国内外恐怖分子。据分析近年来发生的恐怖活动犯罪案件，我国恐怖活动犯罪已发生巨大变化。犯罪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从集中于西北地区到扩大至全国各地；犯罪动机和手段也愈发偏激和暴力，各种打砸抢杀层出不穷；对象亦不断扩张，近年来针对学校弱小群体的攻击呈高发状态，总而言之，整体上呈现凶残性、报复性增强的特点，给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带来更大挑战。习主席在国内外各种会议，多次表明、传递中国对恐怖活动犯罪坚决抵制、对抗的理念并呼吁打击恐怖主义是当前国际社会及需解决的问题。
其次，在《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出台之前，我国刑法并没有太多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1979年《刑法》只在个别条款隐秘的涉及到恐怖活动犯罪的内容，在1997年《刑法》出台之前，我国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而1997年《刑法》作为我国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的开端，开始有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罪”，然而该条规定已然不能应对如今恐怖活动犯罪多样化、频繁化隐蔽化等问题了。
二、《刑九》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的特点
（一）打击力度、范围扩大
总观《刑九》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刑法加大了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惩罚力度和范围的扩大。例如：《刑九》增加的第一百二十条之六和第一百二十条之四之规定，前者把本是刑法处罚例外的危险犯定罪处罚，后者增加了符合恐怖活动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模式，这无疑扩大了刑法的处罚范围。再者，新增法条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有些法条对帮助犯和预备犯直接规定法定刑，也导致处罚更为严厉。即《刑九》新增条款将某些帮助行为和预备行为的正犯化，导致该两种行为在新增法条中不再适用刑法总则中对帮助犯和预备犯的一般处罚规定而是适用正犯的处罚规则。
（二）刑罚的适用性和合理性
从《刑九》相关规定可知，除极少数犯罪外，所有修改的和新增的法条均在不同程度上的适用了罚金刑或没收财产制度。众所周知，当代恐怖活动犯罪大多数是在充足的资金支持下才得以展开和活动，故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制度不仅可以实现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更能从实质上更好的打击、摧毁恐怖活动犯罪，更有效的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标。
再者，本次对于恐怖活动犯罪规定的修改和增加，虽然是本着加大打击力度，严惩恐怖活动犯罪的目标，在扩大打击范围、增加刑法处罚的情形下，并没有在此出现死刑的适用，对于无期徒刑这种相当严厉的刑罚也是严格限制其适用。这一点不仅体现了刑法的适应性，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符合了当今我国减少死刑罪名严格限制死刑的大浪潮。
（三）帮助犯的正犯化和预备行为的实行化
帮助犯的正犯化是指：立法者在刑法分则某些条文中明确将某种本身是帮助行为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为其设定法定刑的情形（如介绍贿赂罪）。我国刑法对帮助犯单独在分则条文中设立法定刑有两种情：一是帮助行为规定为某罪的实行行为，二是作为量刑规则（法分则条文单纯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以及数量或数额巨大、首要分子、多次、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犯罪行为衍生之物巨大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属于量刑规则）。对于第一种情形，由于刑法分则将该帮助行为正犯化，故对于该行为就不能使用《刑法》第27条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规定。对于第二种情形，由于刑法分则专门对其设定了法定刑，所以其也不适用《刑法》第27条对于从犯的规定。例如《刑九》新增第一百二十条之一第二款之规定：“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就属于帮助犯正犯化的情形。故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不再是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资助恐怖活动罪的帮助行为而是正犯行为。
预备行为的实行化。我国《刑法》第22条对犯罪预备做出了规定，而《刑九》新增第一百二十条之二之规定无疑是将犯罪预备行为规定为实行行为，也就是说对于该行为不再适用《刑法》第22条对于预备行为的规定，理论上把这种情形叫做法律拟制情形，即法律将本符合这一情形的情况，明文规定为该情形。之所以出现法律将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是基于对法益保护的考量，以《刑九》中将恐怖活动犯罪的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为例，从法律评价的角度，这种预备行为具有极高的社会危险性，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及程度都比一般犯罪的预备行为要高的多，也就意味着该行为的可罚性更高，法律对其的否定性评价更深。这一规定是国家严惩恐怖活动犯罪的体现，是对恐怖活动犯罪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扩大。 三、 《刑九》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的不足
（一）结构松散、不成体系
《刑九》中所有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基本上全部围绕着扩大处罚范围、加大处罚力度这一目标而展开的，根本不具任何体系性，一些具有恐怖活动性质的犯罪依旧零散分布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类罪当中。当然，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如：我国反恐形势的迫切要求，反恐立法、研究的长期滞后以及大多数常见的恐怖活动犯罪符合类似危害国家安全罪之类的罪当中。然而，正如开头所说，当今恐怖活动犯罪越来越复杂，像《刑九》这样单纯的增加、修改条文以期实现严惩目的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对恐怖活动犯罪做一个全面的体系的分析，将其更好的融入刑法体系当中。并且，在《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后增加五条的做法，使得其过于冗长，虽然看似涵盖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实则是不妥的。首先，我们无法穷尽所有的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其次增加的五条并不符合当今恐怖活动犯罪的主流趋势，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有过分迎合政治反恐之嫌，再者，这也与刑法条文精炼的要求不符。
（二）“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概念界定不明晰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其要求刑法条文必须清楚、明了，不得有歧义、模棱两可。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又是整个恐怖活动犯罪绕不开的问题。《刑九》引入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这样的新概念，根据《刑九》第一百二十条之三的规定：“以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可知，刑法对于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态度不同，然而又没有提供可依据的区分标准，这种缺乏明确性的规定容易让犯罪人钻法律的空子。
注释：
数据来源于《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lobal Terrorism Index）（2014）》网址：http：//www. visi onfhumanity.org/sites/default/files/Global Terrorism Index Report 2014-0.pdf，2016年3月31号访问。
参考文献：
[1]石聚航.《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涉恐犯罪的学理置评.江西警察学院报.2016（1）.
[2]张明楷.论《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规定.现代法学.2016，38（1）.
[3]皮勇、杨淼鑫.论煽动恐怖活动的犯罪化——兼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相关条款.法律科学.2015（3）.
关键词 恐怖活动犯罪 《刑九》 帮助犯实行化 预备犯实行化
作者简介：熊霞，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285-02
一、恐怖活动犯罪的现状和刑法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必要性
首先，当前恐怖主义正呈现出迅速扩张的态势，境内恐怖分子增加，策划手段进一步升级和频繁，变得更加复杂。据英国《独立报》报道，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于17日发布2014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恐怖袭击目前已经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程度，且未来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根据该报告，本世纪以来恐怖袭击致死的人数增长了9倍，自美国2003年攻打伊拉克后，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恐怖袭击次数以及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表示，恐怖威胁“已进化至新阶段”，恐怖主义已发展成更加难以预防的“独狼式”袭击。我国境内恐怖活动犯罪也不例外，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GTI上升至5.17（排名第27）由于我国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因素的特殊性，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来自于境内外的“东突”、“藏独”等民族分裂主义和邪教组织及国内外恐怖分子。据分析近年来发生的恐怖活动犯罪案件，我国恐怖活动犯罪已发生巨大变化。犯罪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从集中于西北地区到扩大至全国各地；犯罪动机和手段也愈发偏激和暴力，各种打砸抢杀层出不穷；对象亦不断扩张，近年来针对学校弱小群体的攻击呈高发状态，总而言之，整体上呈现凶残性、报复性增强的特点，给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带来更大挑战。习主席在国内外各种会议，多次表明、传递中国对恐怖活动犯罪坚决抵制、对抗的理念并呼吁打击恐怖主义是当前国际社会及需解决的问题。
其次，在《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出台之前，我国刑法并没有太多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1979年《刑法》只在个别条款隐秘的涉及到恐怖活动犯罪的内容，在1997年《刑法》出台之前，我国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而1997年《刑法》作为我国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的开端，开始有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罪”，然而该条规定已然不能应对如今恐怖活动犯罪多样化、频繁化隐蔽化等问题了。
二、《刑九》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的特点
（一）打击力度、范围扩大
总观《刑九》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刑法加大了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惩罚力度和范围的扩大。例如：《刑九》增加的第一百二十条之六和第一百二十条之四之规定，前者把本是刑法处罚例外的危险犯定罪处罚，后者增加了符合恐怖活动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模式，这无疑扩大了刑法的处罚范围。再者，新增法条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有些法条对帮助犯和预备犯直接规定法定刑，也导致处罚更为严厉。即《刑九》新增条款将某些帮助行为和预备行为的正犯化，导致该两种行为在新增法条中不再适用刑法总则中对帮助犯和预备犯的一般处罚规定而是适用正犯的处罚规则。
（二）刑罚的适用性和合理性
从《刑九》相关规定可知，除极少数犯罪外，所有修改的和新增的法条均在不同程度上的适用了罚金刑或没收财产制度。众所周知，当代恐怖活动犯罪大多数是在充足的资金支持下才得以展开和活动，故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制度不仅可以实现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更能从实质上更好的打击、摧毁恐怖活动犯罪，更有效的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标。
再者，本次对于恐怖活动犯罪规定的修改和增加，虽然是本着加大打击力度，严惩恐怖活动犯罪的目标，在扩大打击范围、增加刑法处罚的情形下，并没有在此出现死刑的适用，对于无期徒刑这种相当严厉的刑罚也是严格限制其适用。这一点不仅体现了刑法的适应性，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符合了当今我国减少死刑罪名严格限制死刑的大浪潮。
（三）帮助犯的正犯化和预备行为的实行化
帮助犯的正犯化是指：立法者在刑法分则某些条文中明确将某种本身是帮助行为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为其设定法定刑的情形（如介绍贿赂罪）。我国刑法对帮助犯单独在分则条文中设立法定刑有两种情：一是帮助行为规定为某罪的实行行为，二是作为量刑规则（法分则条文单纯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以及数量或数额巨大、首要分子、多次、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犯罪行为衍生之物巨大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属于量刑规则）。对于第一种情形，由于刑法分则将该帮助行为正犯化，故对于该行为就不能使用《刑法》第27条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规定。对于第二种情形，由于刑法分则专门对其设定了法定刑，所以其也不适用《刑法》第27条对于从犯的规定。例如《刑九》新增第一百二十条之一第二款之规定：“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就属于帮助犯正犯化的情形。故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不再是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资助恐怖活动罪的帮助行为而是正犯行为。
预备行为的实行化。我国《刑法》第22条对犯罪预备做出了规定，而《刑九》新增第一百二十条之二之规定无疑是将犯罪预备行为规定为实行行为，也就是说对于该行为不再适用《刑法》第22条对于预备行为的规定，理论上把这种情形叫做法律拟制情形，即法律将本符合这一情形的情况，明文规定为该情形。之所以出现法律将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是基于对法益保护的考量，以《刑九》中将恐怖活动犯罪的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为例，从法律评价的角度，这种预备行为具有极高的社会危险性，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及程度都比一般犯罪的预备行为要高的多，也就意味着该行为的可罚性更高，法律对其的否定性评价更深。这一规定是国家严惩恐怖活动犯罪的体现，是对恐怖活动犯罪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扩大。 三、 《刑九》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的不足
（一）结构松散、不成体系
《刑九》中所有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基本上全部围绕着扩大处罚范围、加大处罚力度这一目标而展开的，根本不具任何体系性，一些具有恐怖活动性质的犯罪依旧零散分布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类罪当中。当然，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如：我国反恐形势的迫切要求，反恐立法、研究的长期滞后以及大多数常见的恐怖活动犯罪符合类似危害国家安全罪之类的罪当中。然而，正如开头所说，当今恐怖活动犯罪越来越复杂，像《刑九》这样单纯的增加、修改条文以期实现严惩目的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对恐怖活动犯罪做一个全面的体系的分析，将其更好的融入刑法体系当中。并且，在《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后增加五条的做法，使得其过于冗长，虽然看似涵盖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实则是不妥的。首先，我们无法穷尽所有的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其次增加的五条并不符合当今恐怖活动犯罪的主流趋势，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有过分迎合政治反恐之嫌，再者，这也与刑法条文精炼的要求不符。
（二）“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概念界定不明晰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其要求刑法条文必须清楚、明了，不得有歧义、模棱两可。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又是整个恐怖活动犯罪绕不开的问题。《刑九》引入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这样的新概念，根据《刑九》第一百二十条之三的规定：“以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可知，刑法对于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态度不同，然而又没有提供可依据的区分标准，这种缺乏明确性的规定容易让犯罪人钻法律的空子。
注释：
数据来源于《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lobal Terrorism Index）（2014）》网址：http：//www. visi onfhumanity.org/sites/default/files/Global Terrorism Index Report 2014-0.pdf，2016年3月31号访问。
参考文献：
[1]石聚航.《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涉恐犯罪的学理置评.江西警察学院报.2016（1）.
[2]张明楷.论《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规定.现代法学.2016，38（1）.
[3]皮勇、杨淼鑫.论煽动恐怖活动的犯罪化——兼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相关条款.法律科学.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