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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钉子换大楼”的奇迹实现，为孤独症儿童做公益的周勇在圈内小有名气。上了四次《鲁豫有约》节目，央视《共同关注》栏目做过此事的连续报道，纷沓而至的记者让他已经能驾轻就熟地面对采访镜头。影响力出来后，他的“星星乐园”还得到了黄晓明、伊能静等明星的资助。
想做的事、向自闭症家庭许下的承诺，都已圆满达成。乐观、向上，周身都散发着正能量，似乎是这个爱心青年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唯一形象。
但采访开始，他的开场白出乎意料：“我的故事，你要听哪个版本？”
同理心
“牙签不行吗？你非找钉子干嘛？”听着翻箱倒柜的“哗啦”声，母亲忍不住在厨房里唠叨，尽管她也习惯了儿子时不时会冒出些“不着落”的举动。
周勇最后在洗手间的工具箱里找出一根生锈的螺丝钉。2011年10月17日，这根螺丝钉成为他第一篇微博的主角，被拍了照，他附上一句慷慨激昂的宣言：“我要用这枚钉子为孤独症儿童换一座大楼！”
周勇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大事，这件事将改变孩子的未来，他踌躇满志。
而几个小时前，他还愣在大连和平广场上，电话那头一个家长在哭诉：“没有一个学校接受我的孩子，为什么？”他听着，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好像我和自闭症孩子很有缘，哪里都能看到他们。”他逛街，在商场门口看到一位母亲在打骂自己的儿子，上前询问后得知，孩子“脑子有病”。去肯德基吃饭，第一时间就注意到隔壁桌不停撕纸的孩子，身体东倒西歪，他上前扶了一把，目光对视的那一瞬，“我就知道他也是个自闭症患儿。”
心理学说，这叫“孕妇效应”，怀孕的人总会从人群里第一眼发现同类。他把这感觉归结于父母的遗传和童年经历：也许我的心要比别人更软一点。
父母爱好音乐的文艺情怀遗传给了他，令他自小就比旁人心思更細腻，这是其一;两岁时从双层床上掉下来的遭遇是其二。因为摔坏了一只眼睛，之后的十几年他都没敢抬头正视过别人，后来虽然治好了，那段自卑的经历却让他无法忘怀。“理解那种痛苦，所以我一定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不只是擦肩而过。”
求助与救助的逻辑
周勇很乐观。他从“曲别针换别墅”的故事得到启发，钉子与大楼的巨大差距以及一旦实现后的成就，让他想想就亢奋不已。
那时他在一家酒吧做调酒师，闲暇时自己也玩音乐，认识了许多满怀梦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和朋友去福利院当义工，觉得世界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复杂，“有人需要帮助，就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帮助。”
这个逻辑有时并不经得住验证。一次孤独症儿童家长联谊会，有四十多个患儿家庭参加，和热情洋溢的志愿者相比，这群本需要帮助的人，脸上更多的表情却是麻木、疲惫，甚至厌烦。“又是这样，最后什么都改变不了。”一位父亲抱怨。
气氛在尴尬中冷了场，周勇急了，他脱口而出：“我要带你们融进社会！”
然后他筹划了自己的第一个公益活动：3月5日那天，让每个自闭症患儿得到两到三名志愿者的点对点帮助，让他们像正常孩子一样在海滨路上玩耍、融进人群。
那天来了150多名志愿者，等待许久后，最后只等来了三个家庭。他永远都记得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一幕，“有人开始拍照，拉伸镜头时有‘吱吱’声，有两名家长听到这声音，立刻就像惊弓之鸟，那动作真的是条件反射，一把将孩子揽在怀里，转身就跑。”
150多人在海风中面面相觑，继而将目光齐刷刷射向最后一个家庭。对方没走，“我走了，你们怎么办？”这句话颠倒了求助者与救助者的位置。
爱心也能讨价还价？
但是钉子换大楼和这个事不一样，周勇反复强调。这次是要给孩子们建立一所属于自己的学校，“这才是家长们最迫切的需要。”
他的第一步是用钉子换20元“爱心启动金”。大连和平广场的人流熙熙攘攘，每一个人都是他潜在的交换者。但他拦下的200多个人，用实际行动打破了他的幻想。
拒绝得最多的话是“去去去”和“神经病”，还有人干脆不开口，以摆手示意“没兴趣”。“像赶苍蝇一样。”他回忆路人脸上的表情，“我只来得及说出前半句‘你好，我想用这根钉子’。”被拒绝200次后，他耗光了所有支撑他保持微笑的能量。
最后接受交换请求的是位大连理工学院的女生，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有人愿意停下听自己的介绍，周勇以为可以大功告成。可报出20元的交换价后，对方竟毫不迟疑砍价：“2元。”爱心还能砍价？他愣住了。
“10元行不行？”他感觉到说不尽的疲惫，只想快点交换出去。“2元。”女生坚持。“5元行不？”
钉子最后以4元成交。有总比没有好，他安慰自己，用这笔钱换了四张孤独症患儿的画，想用这四幅画再换到80元。
周勇不想一开始就让交换人知道这些画的作者，利用孩子们的身份是一种侮辱。但那样幼稚的画，怎么让人接受？
又被拒绝多次后，他走进一家商场，驻足在某个手机柜台前。营业员小姑娘对他露出热情的职业微笑。周勇也笑笑，展开手里的画，“这幅画的是向日葵，颜色很鲜艳……”他不善言辞，绞尽脑汁挤出了这句话。
对方的笑勉强了几分：“你要买手机吗？”“它很特别，会给你带来好运。”“不买我也会有好运。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事，我可以找我们经理来。”
“连做爱心的事都要请示你们经理？”周勇苦笑，这样风牛马不相及的对话再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是骗子，我只是想为一些孩子做点事，你柜台里的手机，我确实买不起，因为我的钱用在了更有意义的地方。”
大实话让他松了口气，也奇迹般地打开了僵局。之后的谈话与画无关，也许谈了人心、谈了他自己，但他都不记得，只知道最后成功了。
一个人的力量，媒体的力量
从交换出第一枚钉子，当地媒体就一直追踪报道他。最初周勇很反感，过多曝光“钉子事件”背后的患儿家庭，有炒作和博取同情的嫌疑。 但媒体力量的介入，强势得超过了他的预计。大连市民通过报纸知道了周勇和他的执着，无数人主动联系上他，80元，竟然连买带送地“换”到了价值2000元的物品。
一个人的力量在庞大的公众媒体面前，就像80元与一幢大楼间的差距。整理好这些物品，周勇来到最早发现他的《半岛晨报》：我想用这些东西，换一次影响力非凡的报道。
这是他想到的两全之策，丢掉了独立交换的初衷，那就守住“交换”原则。第二天报纸上印出了参与交换行动的百余位记者的签名，没有出现一张孩子的照片。
然后是全国媒体的采访邀请，包括《鲁豫有约》和央视。一些艺术家、明星还自荐要为“钉子换大楼”公益行动代言、捐款……
他成了大连的名人，平均5个人里就有一个人知道他，并以各种方式加入行动中。私家车主们欣然同意周勇和志愿者们把“钉子换大楼”宣传单贴到自己后车窗，再后来，行人的衣服、沿街的摊贩推车甚至糖葫芦上，都贴上了这张宣传单。
2013年4月2日，在十几次的反复协商后，一家房地产商终于答应了他的“交换”：用他的影响力，换一层楼的终身免费使用权。
你要听故事的哪个版本？
这是人们想听的那種故事：一个人的不懈努力与一座城的齐心协力，爱心满满，交换成功。“可是我一点都不感到快乐。”
录制节目前，导演会善意地提醒他：“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心里明白。”他苦笑，该说的自然是善良如何被传播，而“星星的孩子”如何在正常学校被打被侮辱，是禁语。
还有那些骂他的声音。出名后，很多朋友打电话来：“你怎么是这样的人，为名为利，竟利用一群孩子炒作。”周勇解释不清，话憋在胸口，痛得他几度用头撞墙。
这算什么有名有利？“我就是个小人物，随便谁都可以威胁我。”一家红酒公司找到他谈交换。态度很强硬，不管他愿不愿意，对方换定了，还要把商标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我当时很生气，一口拒绝。”然后对方摞下一句话：“我知道你家住哪儿，不换就把你家砸了。”
“所以，你要听哪个版本？”他半开玩笑地问记者。公开的版本是他靠自己的影响力，一步步顺利完成交换;未公开版本是，他心灰意冷，常想去死。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自己成了一些患儿父母的发泄口，他接到浙江一位母亲的电话：“周勇，你怎么不去死？”
为什么要去死？他愕然。“只有你死了才会有人真正关注我们啊。”绝望的母亲大哭，“我的孩子天天揪我的头发，我要疯了……”
他也哭了。
最后的安慰
支撑他免于崩溃的还是家人。父母虽也抱怨，但还是在家里腾了个地方当做过渡期的“星星乐园”。而妻子珊珊，给了他所有的理解和包容。
两人相识在一所进修学校。那时，关于周勇的事争议很大。有人对珊珊说：“听说那个周勇就是炒作。”和周勇不过是泛泛之交的珊珊却回答：“他是真的，我能理解他。”
“她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周勇毫不吝惜地赞誉。“钉子换大楼”成功后，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在了“星星乐园”，当老师、筹集资金、组织活动。经营服装小生意的珊珊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每月不多的收入除生活开销，她还能挤出一部分钱来资助园区里的几个孩子。
2014年9月28日两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婚礼，一百多名孤独症孩子成为座上宾、组成“伴郎伴娘团”。那天所有人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欢笑，席后还一起踩爆了所有的气球。
“抱抱。”一个孩子主动走上前要他拥抱，与他亲昵地依偎。
“这个孩子刚来时是排斥身体接触的，我强行抱他，他的腿就会抵着我的膝盖，身体形成一个弓形。”他感动地笑道。
还有一次，一个男孩认真地为周勇拔下一根白头发，然后攥在手心，歪着头，笑颜纯真如向日葵。
“我跟他要他不给，然后笑着跑开了。”说到这儿，这个35岁的大男人终于忍不住哽咽起来。
想做的事、向自闭症家庭许下的承诺，都已圆满达成。乐观、向上，周身都散发着正能量，似乎是这个爱心青年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唯一形象。
但采访开始，他的开场白出乎意料：“我的故事，你要听哪个版本？”
同理心
“牙签不行吗？你非找钉子干嘛？”听着翻箱倒柜的“哗啦”声，母亲忍不住在厨房里唠叨，尽管她也习惯了儿子时不时会冒出些“不着落”的举动。
周勇最后在洗手间的工具箱里找出一根生锈的螺丝钉。2011年10月17日，这根螺丝钉成为他第一篇微博的主角，被拍了照，他附上一句慷慨激昂的宣言：“我要用这枚钉子为孤独症儿童换一座大楼！”
周勇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大事，这件事将改变孩子的未来，他踌躇满志。
而几个小时前，他还愣在大连和平广场上，电话那头一个家长在哭诉：“没有一个学校接受我的孩子，为什么？”他听着，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好像我和自闭症孩子很有缘，哪里都能看到他们。”他逛街，在商场门口看到一位母亲在打骂自己的儿子，上前询问后得知，孩子“脑子有病”。去肯德基吃饭，第一时间就注意到隔壁桌不停撕纸的孩子，身体东倒西歪，他上前扶了一把，目光对视的那一瞬，“我就知道他也是个自闭症患儿。”
心理学说，这叫“孕妇效应”，怀孕的人总会从人群里第一眼发现同类。他把这感觉归结于父母的遗传和童年经历：也许我的心要比别人更软一点。
父母爱好音乐的文艺情怀遗传给了他，令他自小就比旁人心思更細腻，这是其一;两岁时从双层床上掉下来的遭遇是其二。因为摔坏了一只眼睛，之后的十几年他都没敢抬头正视过别人，后来虽然治好了，那段自卑的经历却让他无法忘怀。“理解那种痛苦，所以我一定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不只是擦肩而过。”
求助与救助的逻辑
周勇很乐观。他从“曲别针换别墅”的故事得到启发，钉子与大楼的巨大差距以及一旦实现后的成就，让他想想就亢奋不已。
那时他在一家酒吧做调酒师，闲暇时自己也玩音乐，认识了许多满怀梦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和朋友去福利院当义工，觉得世界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复杂，“有人需要帮助，就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帮助。”
这个逻辑有时并不经得住验证。一次孤独症儿童家长联谊会，有四十多个患儿家庭参加，和热情洋溢的志愿者相比，这群本需要帮助的人，脸上更多的表情却是麻木、疲惫，甚至厌烦。“又是这样，最后什么都改变不了。”一位父亲抱怨。
气氛在尴尬中冷了场，周勇急了，他脱口而出：“我要带你们融进社会！”
然后他筹划了自己的第一个公益活动：3月5日那天，让每个自闭症患儿得到两到三名志愿者的点对点帮助，让他们像正常孩子一样在海滨路上玩耍、融进人群。
那天来了150多名志愿者，等待许久后，最后只等来了三个家庭。他永远都记得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一幕，“有人开始拍照，拉伸镜头时有‘吱吱’声，有两名家长听到这声音，立刻就像惊弓之鸟，那动作真的是条件反射，一把将孩子揽在怀里，转身就跑。”
150多人在海风中面面相觑，继而将目光齐刷刷射向最后一个家庭。对方没走，“我走了，你们怎么办？”这句话颠倒了求助者与救助者的位置。
爱心也能讨价还价？
但是钉子换大楼和这个事不一样，周勇反复强调。这次是要给孩子们建立一所属于自己的学校，“这才是家长们最迫切的需要。”
他的第一步是用钉子换20元“爱心启动金”。大连和平广场的人流熙熙攘攘，每一个人都是他潜在的交换者。但他拦下的200多个人，用实际行动打破了他的幻想。
拒绝得最多的话是“去去去”和“神经病”，还有人干脆不开口，以摆手示意“没兴趣”。“像赶苍蝇一样。”他回忆路人脸上的表情，“我只来得及说出前半句‘你好，我想用这根钉子’。”被拒绝200次后，他耗光了所有支撑他保持微笑的能量。
最后接受交换请求的是位大连理工学院的女生，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有人愿意停下听自己的介绍，周勇以为可以大功告成。可报出20元的交换价后，对方竟毫不迟疑砍价：“2元。”爱心还能砍价？他愣住了。
“10元行不行？”他感觉到说不尽的疲惫，只想快点交换出去。“2元。”女生坚持。“5元行不？”
钉子最后以4元成交。有总比没有好，他安慰自己，用这笔钱换了四张孤独症患儿的画，想用这四幅画再换到80元。
周勇不想一开始就让交换人知道这些画的作者，利用孩子们的身份是一种侮辱。但那样幼稚的画，怎么让人接受？
又被拒绝多次后，他走进一家商场，驻足在某个手机柜台前。营业员小姑娘对他露出热情的职业微笑。周勇也笑笑，展开手里的画，“这幅画的是向日葵，颜色很鲜艳……”他不善言辞，绞尽脑汁挤出了这句话。
对方的笑勉强了几分：“你要买手机吗？”“它很特别，会给你带来好运。”“不买我也会有好运。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事，我可以找我们经理来。”
“连做爱心的事都要请示你们经理？”周勇苦笑，这样风牛马不相及的对话再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是骗子，我只是想为一些孩子做点事，你柜台里的手机，我确实买不起，因为我的钱用在了更有意义的地方。”
大实话让他松了口气，也奇迹般地打开了僵局。之后的谈话与画无关，也许谈了人心、谈了他自己，但他都不记得，只知道最后成功了。
一个人的力量，媒体的力量
从交换出第一枚钉子，当地媒体就一直追踪报道他。最初周勇很反感，过多曝光“钉子事件”背后的患儿家庭，有炒作和博取同情的嫌疑。 但媒体力量的介入，强势得超过了他的预计。大连市民通过报纸知道了周勇和他的执着，无数人主动联系上他，80元，竟然连买带送地“换”到了价值2000元的物品。
一个人的力量在庞大的公众媒体面前，就像80元与一幢大楼间的差距。整理好这些物品，周勇来到最早发现他的《半岛晨报》：我想用这些东西，换一次影响力非凡的报道。
这是他想到的两全之策，丢掉了独立交换的初衷，那就守住“交换”原则。第二天报纸上印出了参与交换行动的百余位记者的签名，没有出现一张孩子的照片。
然后是全国媒体的采访邀请，包括《鲁豫有约》和央视。一些艺术家、明星还自荐要为“钉子换大楼”公益行动代言、捐款……
他成了大连的名人，平均5个人里就有一个人知道他，并以各种方式加入行动中。私家车主们欣然同意周勇和志愿者们把“钉子换大楼”宣传单贴到自己后车窗，再后来，行人的衣服、沿街的摊贩推车甚至糖葫芦上，都贴上了这张宣传单。
2013年4月2日，在十几次的反复协商后，一家房地产商终于答应了他的“交换”：用他的影响力，换一层楼的终身免费使用权。
你要听故事的哪个版本？
这是人们想听的那種故事：一个人的不懈努力与一座城的齐心协力，爱心满满，交换成功。“可是我一点都不感到快乐。”
录制节目前，导演会善意地提醒他：“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心里明白。”他苦笑，该说的自然是善良如何被传播，而“星星的孩子”如何在正常学校被打被侮辱，是禁语。
还有那些骂他的声音。出名后，很多朋友打电话来：“你怎么是这样的人，为名为利，竟利用一群孩子炒作。”周勇解释不清，话憋在胸口，痛得他几度用头撞墙。
这算什么有名有利？“我就是个小人物，随便谁都可以威胁我。”一家红酒公司找到他谈交换。态度很强硬，不管他愿不愿意，对方换定了，还要把商标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我当时很生气，一口拒绝。”然后对方摞下一句话：“我知道你家住哪儿，不换就把你家砸了。”
“所以，你要听哪个版本？”他半开玩笑地问记者。公开的版本是他靠自己的影响力，一步步顺利完成交换;未公开版本是，他心灰意冷，常想去死。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自己成了一些患儿父母的发泄口，他接到浙江一位母亲的电话：“周勇，你怎么不去死？”
为什么要去死？他愕然。“只有你死了才会有人真正关注我们啊。”绝望的母亲大哭，“我的孩子天天揪我的头发，我要疯了……”
他也哭了。
最后的安慰
支撑他免于崩溃的还是家人。父母虽也抱怨，但还是在家里腾了个地方当做过渡期的“星星乐园”。而妻子珊珊，给了他所有的理解和包容。
两人相识在一所进修学校。那时，关于周勇的事争议很大。有人对珊珊说：“听说那个周勇就是炒作。”和周勇不过是泛泛之交的珊珊却回答：“他是真的，我能理解他。”
“她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周勇毫不吝惜地赞誉。“钉子换大楼”成功后，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在了“星星乐园”，当老师、筹集资金、组织活动。经营服装小生意的珊珊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每月不多的收入除生活开销，她还能挤出一部分钱来资助园区里的几个孩子。
2014年9月28日两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婚礼，一百多名孤独症孩子成为座上宾、组成“伴郎伴娘团”。那天所有人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欢笑，席后还一起踩爆了所有的气球。
“抱抱。”一个孩子主动走上前要他拥抱，与他亲昵地依偎。
“这个孩子刚来时是排斥身体接触的，我强行抱他，他的腿就会抵着我的膝盖，身体形成一个弓形。”他感动地笑道。
还有一次，一个男孩认真地为周勇拔下一根白头发，然后攥在手心，歪着头，笑颜纯真如向日葵。
“我跟他要他不给，然后笑着跑开了。”说到这儿，这个35岁的大男人终于忍不住哽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