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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随医疗队到圭亚那乔治敦医院工作，分在重症监护室和麻醉科。这个医院重症监护室和麻醉是一个科，归属哈维博士领导。
我们这一期援外医疗队，新增了一名心血管医生，就把麻醉医生的名额由两个减为一个。过去麻醉医生都是男医生，因此当我第一天去科里的时候，外国同事风趣地说，“现在，一位女士相当于两位男士。”这是玩笑话，但工作量确实是增加了，本来是5个人排班，现在变成了4个人。
阿考斯塔是一个中美洲人，在古巴学习期间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随他一起来圭亚那工作，一干就是25年。她工作很认真，临床经验也很丰富，几乎没有脾气，爱院如家，事事都从病人的角度考虑。她分管麻醉科，负责每天的排班及监督。有时手术室夜班医生排不过来，她就去顶班，很辛苦。工作上她要求很严格，记得我第一次上夜班，她就告诉我，晚上出租车不方便，你住得又远，最好睡在医院值班室，如果有急诊不至于耽误。我想也是，刚来这里各方面比较陌生，还是谨慎些好，于是采纳了她的意见。这也使我对圭亚那医院值班室有了一次深刻的印象：值班室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两张破旧的行军床，没有任何床单和被单、枕头，灯光灰暗，连坐的凳子都没有。我看得头皮发麻，天啊，这也叫值班室。
安斯通是一个高年资的住院医生，黑人，英语发音很清晰，尤其和我讲话时更加注意放慢语速。她很好学，知道神经阻滞麻醉我做得好，就找机会让我教她。有一次我在重症监护室上班，临下班前她来找我，说有一个艾滋病病人要做手部外科手术，希望我帮助她为病人进行神经阻滞麻醉。我同意了，带着她一起做，麻醉效果很好，她很高兴。这里艾滋病发病率很高，出于为病人考虑，他们为这类病人手术尽量不选择全身麻醉。他们对艾滋病病人的态度是同等的，绝不会在言行上流露出歧视，就像这里的病人尊重医生一样，医生也很有礼貌地对待病人。我在那里工作两年，没有见过一个医务人员对病人表现出不耐烦。
平时除了临床麻醉外，我还有带教任务，教医学院医疗系的学生、麻醉专业的学生及医院的轮转医生。很多时候静脉穿刺要他们先去做，他们做不了，我就得上。带教的内容很多，主要是针对麻醉的各个环节，在操作和用药上给予指导。麻醉风险随时存在，要他们时刻记住麻醉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去维护，不能有一丝疏忽。
来异国他乡做麻醉医生两年，感触、体会蛮多，加上平时用的不是母语，增添了不少困难和无奈，但也有许多乐趣。我把这种生活称为旅医生涯，人在旅途嘛。 （编辑林妙）
我们这一期援外医疗队，新增了一名心血管医生，就把麻醉医生的名额由两个减为一个。过去麻醉医生都是男医生，因此当我第一天去科里的时候，外国同事风趣地说，“现在，一位女士相当于两位男士。”这是玩笑话，但工作量确实是增加了，本来是5个人排班，现在变成了4个人。
阿考斯塔是一个中美洲人，在古巴学习期间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随他一起来圭亚那工作，一干就是25年。她工作很认真，临床经验也很丰富，几乎没有脾气，爱院如家，事事都从病人的角度考虑。她分管麻醉科，负责每天的排班及监督。有时手术室夜班医生排不过来，她就去顶班，很辛苦。工作上她要求很严格，记得我第一次上夜班，她就告诉我，晚上出租车不方便，你住得又远，最好睡在医院值班室，如果有急诊不至于耽误。我想也是，刚来这里各方面比较陌生，还是谨慎些好，于是采纳了她的意见。这也使我对圭亚那医院值班室有了一次深刻的印象：值班室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两张破旧的行军床，没有任何床单和被单、枕头，灯光灰暗，连坐的凳子都没有。我看得头皮发麻，天啊，这也叫值班室。
安斯通是一个高年资的住院医生，黑人，英语发音很清晰，尤其和我讲话时更加注意放慢语速。她很好学，知道神经阻滞麻醉我做得好，就找机会让我教她。有一次我在重症监护室上班，临下班前她来找我，说有一个艾滋病病人要做手部外科手术，希望我帮助她为病人进行神经阻滞麻醉。我同意了，带着她一起做，麻醉效果很好，她很高兴。这里艾滋病发病率很高，出于为病人考虑，他们为这类病人手术尽量不选择全身麻醉。他们对艾滋病病人的态度是同等的，绝不会在言行上流露出歧视，就像这里的病人尊重医生一样，医生也很有礼貌地对待病人。我在那里工作两年，没有见过一个医务人员对病人表现出不耐烦。
平时除了临床麻醉外，我还有带教任务，教医学院医疗系的学生、麻醉专业的学生及医院的轮转医生。很多时候静脉穿刺要他们先去做，他们做不了，我就得上。带教的内容很多，主要是针对麻醉的各个环节，在操作和用药上给予指导。麻醉风险随时存在，要他们时刻记住麻醉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去维护，不能有一丝疏忽。
来异国他乡做麻醉医生两年，感触、体会蛮多，加上平时用的不是母语，增添了不少困难和无奈，但也有许多乐趣。我把这种生活称为旅医生涯，人在旅途嘛。 （编辑林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