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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学者、历史学家孔祥吉，原籍山西省洪洞县。他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成果，常被国内外同行赞赏传颂。30多年来，他推出一系列著作——《近代京华史迹》《光绪帝与戊戌维新》《康有为奏议研究》《清王朝亡国实录》《晚清佚闻丛考》等，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近代史研究力作，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普遍好评。《人民日报》曾刊登书评，称孔祥吉“写出了一篇篇令人信服的考证文字，勾画了一幅幅晚清政治舞台的动人画卷”，说他的考证“对于解开晚清的一些历史谜团，正确评价当时的历史人物，理清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孔祥吉出生于1943年，后移居美国。他在国内时，就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他的名字和事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载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大辞典》。
说起他步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和后来到海外发展的经历，还有些偶然的因素。孔祥吉的父亲长时间在运城（今运城市盐湖区）工作，所以他在念小学、中学期间都没有离开运城。运城市古称河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曾涌现出不少风云人物，留下了珍贵的遗迹。对于这些，孔祥吉自然是心有所感，情有所动。他在运城师范附小上学时，遇到一位从闻喜县来的女同学，其曾祖父就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因主张维新，支持光绪皇帝实行变法，被慈禧太后以“大逆不道”罪残酷杀害。这位女同学经常向孔祥吉讲述曾祖父的故事，并给他看曾祖父的遗物。孔祥吉内心被震撼了，不禁由衷佩服和崇拜那些为挽救国家危亡而抛头颅撒热血的先辈们，萌发了要研究和揭示历史谜团的念头。
1963年，孔祥吉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68年毕业分配到运城县工作。当时正值“文革”，他先被分到运城砖瓦厂去“锻炼”，后被调到县委写材料。对于历史，他情有独钟，虽不能进行系统研究，仍不时寻找有关图书资料进行阅读、思考。
1978年，“文革”后国家第一次招收研究生，他和爱人双双应试，一起被录取。孔祥吉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的是“戊戌变法”史。从此后，他纵情地在史海中奋力求索，并取得一项项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1988年，孔祥吉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室主任的身份，应邀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讲学和研究，后转赴美国，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教授。在海内外，孔祥吉被认为是清史研究的权威，美方对他更是欢迎和挽留，给予他优厚待遇，并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后居住在底特律城。
俗话说：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鳞角。孔祥吉以自己的不懈努力，跻身于成功者的行列。如果引用古人的话来概括他的成功之道，那就是：“志高者意必远”“唯陈言之务去”“自甘清苦苦为乐”。
首先，是“志高者意必远”。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他回国访问，在运城高专讲学时对师生们说：“一个人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首先要有攀登学术高峰的雄心壮志。特别是在美国，竞争十分激烈，优胜劣汰，不进则退。美国人一般比较务实、直率。你只要敢冲敢闯，成就突出，他们还是心悦诚服、敬重你的；如果你很平庸，胸无大志，一事无成，就别怪人家瞧不起你。”孔祥吉不愧是黄土地的优秀儿女、洪洞大槐树的杰出苗裔，在强手如林的学术界，他敢于独辟蹊径，独树一帜。至今已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上百篇，成为研究清史的为数不多的权威之一。在哈佛大学这所美国一流大学讲台上，人们时常看见孔祥吉的身影；在专心聆听他的讲演的同时，时时投去敬佩的目光。
其次，是“唯陈言之务去”。求真，求新，不拾别人牙慧。孔祥吉认为：历史就是历史，研究历史的基础就是史实，是千真万确的史实。他发现，有的历史工作者所依据的资料，是当事人回忆录式的东西，所见所闻均有局限，加上感情支配的作用，常常把“真迹”放大、缩小或歪曲，从而失去了历史的原貌。为了不重蹈别人的覆辙，他下决心从搜集第一手资料入手，进行史料的发掘、辨伪和考证工作。在北京工作时，他几乎每天都由北京西郊跑到故宫博物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去查阅那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在档案、官书、文集、方志中，特别是在朱批奏折中，找到了许多珍贵史料。在美国，他从满清朝廷和民国政府一些要员子弟那里，找到了十分重要的资料。例如《晚清佚闻丛考》所使用的许多资料，便是来自清朝军机大臣兼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私人档案。翁同龢在“戊戌变法”后的第4天，就被慈禧太后罢免并逐回原籍。翁同龢的后裔翁万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出国，携带了大量家族档案，在海外得以保存。在美国，孔祥吉得到翁万戈的慷慨帮助，使他能够亲眼看到清末要员往来信札《朴园越义》《翁文恭公日记》原稿本以及翁同龢从政之余所写的《随手密记》等十分重要的原始材料。由于他的考证和研究，是在发掘和掌握丰富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他发表的论文著作，甚有独到之处，可读可信，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最后一点，是“自甘清苦苦为乐”。史学家不如歌星影星，常有鲜花掌声做伴，史学家需要的是埋头钻研与苦干，甚至让人忘记他的存在。孔祥吉便是有恒心、能吃苦并且甘坐“冷板凳”的人。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时，他天天骑着自行车进城去查阅资料，一头扎进去就是一整天，吃的是方便面，喝的是白开水或自来水，数十年如一日。他说：“古人十年磨一剑，我呢，也可谓‘甘坐板凳十年冷’了！我曾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月写一篇论文，一年出版一部专著，自己给自己加压。”定居海外以后，他仍然潜心做学问，甚少交际，很少去游览和逛超市，而是利用国外的便利条件，搜集散佚的珍贵史料，继续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历史学家、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赞叹说：“一般说来，海外做学问的环境与国内是大不相同的。那里生活紧张，经济压力大，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能安下心来著书立说，自甘清苦，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运城学院中文系教授孟肇咏借用《尚书》的两句话，称孔祥吉“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是很中肯的概括。
孔祥吉经常回祖国讲学和交流学术，许多著作也是拿回国内出版。他说：“美国的生活、科研条件不能说不优越，但我觉得自己的‘根’还是在中国。那种魂牵梦萦的亲情，是千金难买的。”
多年来，孔祥吉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工作有多忙，每天都要抽时间坚持慢跑3000米。显然，除了健身外，他还在有意识地磨练和考验自己的毅力。他那充满活力的奋进身影，正是他孜孜不倦，坚韧不拔地在史海里矻矻求索的真实写照。
孔祥吉出生于1943年，后移居美国。他在国内时，就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他的名字和事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载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大辞典》。
说起他步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和后来到海外发展的经历，还有些偶然的因素。孔祥吉的父亲长时间在运城（今运城市盐湖区）工作，所以他在念小学、中学期间都没有离开运城。运城市古称河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曾涌现出不少风云人物，留下了珍贵的遗迹。对于这些，孔祥吉自然是心有所感，情有所动。他在运城师范附小上学时，遇到一位从闻喜县来的女同学，其曾祖父就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因主张维新，支持光绪皇帝实行变法，被慈禧太后以“大逆不道”罪残酷杀害。这位女同学经常向孔祥吉讲述曾祖父的故事，并给他看曾祖父的遗物。孔祥吉内心被震撼了，不禁由衷佩服和崇拜那些为挽救国家危亡而抛头颅撒热血的先辈们，萌发了要研究和揭示历史谜团的念头。
1963年，孔祥吉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68年毕业分配到运城县工作。当时正值“文革”，他先被分到运城砖瓦厂去“锻炼”，后被调到县委写材料。对于历史，他情有独钟，虽不能进行系统研究，仍不时寻找有关图书资料进行阅读、思考。
1978年，“文革”后国家第一次招收研究生，他和爱人双双应试，一起被录取。孔祥吉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的是“戊戌变法”史。从此后，他纵情地在史海中奋力求索，并取得一项项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1988年，孔祥吉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室主任的身份，应邀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讲学和研究，后转赴美国，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教授。在海内外，孔祥吉被认为是清史研究的权威，美方对他更是欢迎和挽留，给予他优厚待遇，并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后居住在底特律城。
俗话说：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鳞角。孔祥吉以自己的不懈努力，跻身于成功者的行列。如果引用古人的话来概括他的成功之道，那就是：“志高者意必远”“唯陈言之务去”“自甘清苦苦为乐”。
首先，是“志高者意必远”。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他回国访问，在运城高专讲学时对师生们说：“一个人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首先要有攀登学术高峰的雄心壮志。特别是在美国，竞争十分激烈，优胜劣汰，不进则退。美国人一般比较务实、直率。你只要敢冲敢闯，成就突出，他们还是心悦诚服、敬重你的；如果你很平庸，胸无大志，一事无成，就别怪人家瞧不起你。”孔祥吉不愧是黄土地的优秀儿女、洪洞大槐树的杰出苗裔，在强手如林的学术界，他敢于独辟蹊径，独树一帜。至今已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上百篇，成为研究清史的为数不多的权威之一。在哈佛大学这所美国一流大学讲台上，人们时常看见孔祥吉的身影；在专心聆听他的讲演的同时，时时投去敬佩的目光。
其次，是“唯陈言之务去”。求真，求新，不拾别人牙慧。孔祥吉认为：历史就是历史，研究历史的基础就是史实，是千真万确的史实。他发现，有的历史工作者所依据的资料，是当事人回忆录式的东西，所见所闻均有局限，加上感情支配的作用，常常把“真迹”放大、缩小或歪曲，从而失去了历史的原貌。为了不重蹈别人的覆辙，他下决心从搜集第一手资料入手，进行史料的发掘、辨伪和考证工作。在北京工作时，他几乎每天都由北京西郊跑到故宫博物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去查阅那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在档案、官书、文集、方志中，特别是在朱批奏折中，找到了许多珍贵史料。在美国，他从满清朝廷和民国政府一些要员子弟那里，找到了十分重要的资料。例如《晚清佚闻丛考》所使用的许多资料，便是来自清朝军机大臣兼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私人档案。翁同龢在“戊戌变法”后的第4天，就被慈禧太后罢免并逐回原籍。翁同龢的后裔翁万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出国，携带了大量家族档案，在海外得以保存。在美国，孔祥吉得到翁万戈的慷慨帮助，使他能够亲眼看到清末要员往来信札《朴园越义》《翁文恭公日记》原稿本以及翁同龢从政之余所写的《随手密记》等十分重要的原始材料。由于他的考证和研究，是在发掘和掌握丰富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他发表的论文著作，甚有独到之处，可读可信，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最后一点，是“自甘清苦苦为乐”。史学家不如歌星影星，常有鲜花掌声做伴，史学家需要的是埋头钻研与苦干，甚至让人忘记他的存在。孔祥吉便是有恒心、能吃苦并且甘坐“冷板凳”的人。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时，他天天骑着自行车进城去查阅资料，一头扎进去就是一整天，吃的是方便面，喝的是白开水或自来水，数十年如一日。他说：“古人十年磨一剑，我呢，也可谓‘甘坐板凳十年冷’了！我曾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月写一篇论文，一年出版一部专著，自己给自己加压。”定居海外以后，他仍然潜心做学问，甚少交际，很少去游览和逛超市，而是利用国外的便利条件，搜集散佚的珍贵史料，继续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历史学家、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赞叹说：“一般说来，海外做学问的环境与国内是大不相同的。那里生活紧张，经济压力大，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能安下心来著书立说，自甘清苦，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运城学院中文系教授孟肇咏借用《尚书》的两句话，称孔祥吉“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是很中肯的概括。
孔祥吉经常回祖国讲学和交流学术，许多著作也是拿回国内出版。他说：“美国的生活、科研条件不能说不优越，但我觉得自己的‘根’还是在中国。那种魂牵梦萦的亲情，是千金难买的。”
多年来，孔祥吉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工作有多忙，每天都要抽时间坚持慢跑3000米。显然，除了健身外，他还在有意识地磨练和考验自己的毅力。他那充满活力的奋进身影，正是他孜孜不倦，坚韧不拔地在史海里矻矻求索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