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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前的豫东韩朱岗村，邓孟兴家里格外热闹。大多是头发花白的父母领着腼腆的后生，话题只有一个：“他叔，俺儿子年纪不小了，你留意给寻个媳妇吧。”
56岁的邓孟兴嘴里应着，心里却直打鼓。他在镇上开了十年的婚介所早在2014年就关门了，附近十里八乡的男孩太多，女孩太少，介绍对象的活儿没法干。
“还有六个小妮儿。”老邓对村里谁家有适婚的女孩了如指掌，但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的姑娘，很难看得上村里那40多个未婚男青年。
2010年之前，老邓一年还能撮合成十几对，但似乎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曾经密密麻麻记录着男女青年信息的小本上，只有男孩儿的信息在不断增加，女孩儿的信息却越来越少。
老邓总结说，估摸着是20多年前出生的男孩远远多过女孩。其实，老邓这点朴素的认知早已经是人口学家研究的重点。
过去的十多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树茁和他的同事在不断对人口普查信息进行分析的同时，还对全国28个省（区、市）300多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调查。
他们给出的结论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复合影响，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整体失衡。
农村大龄剩男密集出现
相亲成为春节主旋律的远不止河南的韩朱岗村。鄂中柴湾村的王飞龙夫妇提起三个儿子的婚事也是长吁短叹。
王飞龙这辈有三兄弟，这三兄弟又分别有三个儿子，九个男孩都到了适婚年龄。这个家族近四五年来春节前后的主题就一个，拜托能找到的一切社会关系，安排一场又一场的相亲。
九个男孩的相亲波折几乎让这个家族每年春节都被愁云笼罩，大一点的那几个孩子已经奔着30岁去了。按农村习俗，过了30岁还没娶上媳妇，打光棍几乎就已成定局。
女孩稀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龄剩男密集出现，不少剩男多的地方被戴上了“光棍村”的帽子。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近年来在国内多个村庄做调查，他观察到，一些农村的光棍率之前较为平稳，但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急剧上升。他根据自己收集到的信息计算出，一些村里的剩男比例在3%左右，如果做个简单的估算，全国农村在峰值期大约有2000万左右的剩男，平均到68万个行政村，每个村就将有近30个剩男。
李树茁团队根据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
“如今，这一代人正不断进入适婚年龄，失衡后果逐渐显现。”李树茁的判断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被挤压”。“1980年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考虑到边远地区是婚姻被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失婚青年的比例要高得多。”李树茁说，“这轮危机规模大、来势猛，持续时间长，必将构成困扰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争夺新娘
王飞龙夫妇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下手晚了，大儿子24岁了才开始替他张罗婚事，这时绝大多数的同龄姑娘早已成婚。
王飞龙说，自己家经济条件不好，儿子们也没太大本事，媒人都不待见。媒人给王飞龙甩下过一句话，现在家里条件好的男孩，十七八岁就开始相亲了，像你家这样条件一般的，现在才动手，难啊！
王飞龙自己就是24岁结的婚：“那时候农村到处都是倡导晚婚的标语，乡上也得等你到24岁才给办证。可没想到，如今儿子这个年纪谈婚事就已经晚了。”
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轮回。王飞龙的父亲那一辈也是在十八九岁就得娶妻生子，那时候早婚是为了尽快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间的晚婚光荣之后，到了王飞龙儿子这一辈，又被“男多女少”的困境裹挟着回到早婚的路径。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夏柱智来自鄂东南的红村，他这几年回家过年时就发现，农村相亲订亲的时间大大提前，村里十七八岁的男孩就已加入相亲大军了。用当地媒婆的话说，“现在女孩那么少，必须早早给占上”。
在夏柱智的家乡，春节前后，青年们陆续回村，许多人在这一个月内把婚姻的所有程序——见面、定亲和认亲、结婚全部走完。“办完没有证的婚礼，就各自外出打工，谈不上了解，年轻人是完成个任务，老人则是卸下副重担”。
西安交通大学的百村调查印证了早婚回潮现象，其调研报告中写道：早婚回潮说明，在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大背景下，男性不得不采取早婚的策略來抢占稀缺的女性资源。
因为实在没有合适对象，一些贫穷农村男青年的择偶标准一降再降，“只要拣到碗里的都是菜，相貌、年龄、交流沟通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一个笑两个哭
王飞龙没想到，他们弟兄仨在给儿子张罗对象时，竟碰到一个同样的难题：当相亲的女方听说男方家里都是三个男孩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涨彩礼。
女方的解释是，你们家男孩多，负担重，结婚时不多要点彩礼，以后不可能再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了。
这样的解释让王飞龙哭笑不得。他年轻时候找媒婆介绍对象时，如果说谁家兄弟多，那绝对是加分项。
那时候，男孩多，壮劳力多，挣得也多，家境肯定更殷实。即便结婚分家了，那谁家的兄弟多，能帮衬的人多，在村里就有话语权。而如今，兄弟多的男孩居然在婚姻市场上要减分。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魏程琳在河南老家观察到的现象与柴湾村一致。同村的阿凌兄弟三个，阿凌是老大，相亲时，女方要12.8万元的彩礼，阿凌的父母也咬着牙同意了。可没几天，女方反悔了，理由是阿凌家兄弟太多，怕女儿嫁过去后过不上好日子。 魏程琳感慨说，也就这十来年工夫，时风就大逆转了。
中国农村子嗣观念历来很普遍。在豫东的孟庄村，记者在与一位老计生干部的聊天中得知，当年为生男孩，村民想出了各种极端做法，“有把全家口粮都拿去交罚款的，有躲在外地几年不回来的，有离婚重娶的……”
“子嗣观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当前剩男困境下，这种观念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魏程琳说，巨额的结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逻辑颠覆了。这也许就是农民的现实逻辑：必须要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但也拒绝更多男丁来增添负担。这种判断得到了那位老计生干部的验证：“前年村头老邓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全家乐得合不上嘴，今年又添了孩子，抱出来一看是个儿子，当爹的‘哇’地一声就哭了。”
风俗大挪移
“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女方已取得绝对优势，已经是完全的女尊男卑。”家乡在晋北的博士李顺观察到，许多千百年改不动的风俗现在也改变了。
“在我的家乡，婆媳地位大逆转，特别是条件不好的家庭，媳妇都得供着，婆婆得陪着小心，生怕哪点不如意，让媳妇跑了。” 李顺说，“婆婆疼的不是媳妇，疼的是钱呀。”
入赘为耻的观念也自然消解。“严峻现实让男人放下了面子，大家对倒插门也见怪不怪，甚至衍生出市场，山西吕梁就有专门介绍男性入赘到临近地区的媒婆”。
在皖南一个村庄，王大超家境贫穷，31岁那年，他几乎花光所有的积蓄，从广西买了一个媳妇回来。没想到的是，才过了一周，新媳妇就跑了。王大超欲哭无泪。
又过了两年，33岁的王大超遇到一个寡妇，对方要求他倒插门。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入赘。这一举动震动四邻，因为这个寡妇其实是他的表婶，也就是寡妇的前夫是王大超的表叔。“让人感慨的是，这一圈几近乱伦的关系，没有遭到村民责难，相反获得了大家的同情和祝福”。
“适龄女性的严重缺乏，让农村剩男饥不择食，饥不守道。”婚姻生态失衡对传统伦理的冲击，让在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们感到震惊。
在一些特别贫困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甚至会采取“转房”的方式来结束单身。“转房”最为常见的是同辈之间的收继。在贵州山区，陈姓人家有兄弟四人，三哥在一次矿难中死亡，此时四弟已31岁尚未成亲。为了不让三嫂改嫁带走赔偿，父母作主，让老四娶了自己的三嫂。
“‘转房’有违儒家传统道德，但在男性婚姻被挤压的最低端，这种形式又死灰复燃”。
中国近来的人口普查数据及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男性婚姻被挤压在中国绝非个案。更让人忧虑的是，“目前危机还只是初现，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的男性迈入婚龄，中国男性婚姻被挤压的程度还会加重。”已研究此问题十多年的李树茁警告说。（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
（王景義荐自2016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
56岁的邓孟兴嘴里应着，心里却直打鼓。他在镇上开了十年的婚介所早在2014年就关门了，附近十里八乡的男孩太多，女孩太少，介绍对象的活儿没法干。
“还有六个小妮儿。”老邓对村里谁家有适婚的女孩了如指掌，但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的姑娘，很难看得上村里那40多个未婚男青年。
2010年之前，老邓一年还能撮合成十几对，但似乎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曾经密密麻麻记录着男女青年信息的小本上，只有男孩儿的信息在不断增加，女孩儿的信息却越来越少。
老邓总结说，估摸着是20多年前出生的男孩远远多过女孩。其实，老邓这点朴素的认知早已经是人口学家研究的重点。
过去的十多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树茁和他的同事在不断对人口普查信息进行分析的同时，还对全国28个省（区、市）300多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调查。
他们给出的结论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复合影响，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整体失衡。
农村大龄剩男密集出现
相亲成为春节主旋律的远不止河南的韩朱岗村。鄂中柴湾村的王飞龙夫妇提起三个儿子的婚事也是长吁短叹。
王飞龙这辈有三兄弟，这三兄弟又分别有三个儿子，九个男孩都到了适婚年龄。这个家族近四五年来春节前后的主题就一个，拜托能找到的一切社会关系，安排一场又一场的相亲。
九个男孩的相亲波折几乎让这个家族每年春节都被愁云笼罩，大一点的那几个孩子已经奔着30岁去了。按农村习俗，过了30岁还没娶上媳妇，打光棍几乎就已成定局。
女孩稀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龄剩男密集出现，不少剩男多的地方被戴上了“光棍村”的帽子。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近年来在国内多个村庄做调查，他观察到，一些农村的光棍率之前较为平稳，但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急剧上升。他根据自己收集到的信息计算出，一些村里的剩男比例在3%左右，如果做个简单的估算，全国农村在峰值期大约有2000万左右的剩男，平均到68万个行政村，每个村就将有近30个剩男。
李树茁团队根据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
“如今，这一代人正不断进入适婚年龄，失衡后果逐渐显现。”李树茁的判断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被挤压”。“1980年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考虑到边远地区是婚姻被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失婚青年的比例要高得多。”李树茁说，“这轮危机规模大、来势猛，持续时间长，必将构成困扰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争夺新娘
王飞龙夫妇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下手晚了，大儿子24岁了才开始替他张罗婚事，这时绝大多数的同龄姑娘早已成婚。
王飞龙说，自己家经济条件不好，儿子们也没太大本事，媒人都不待见。媒人给王飞龙甩下过一句话，现在家里条件好的男孩，十七八岁就开始相亲了，像你家这样条件一般的，现在才动手，难啊！
王飞龙自己就是24岁结的婚：“那时候农村到处都是倡导晚婚的标语，乡上也得等你到24岁才给办证。可没想到，如今儿子这个年纪谈婚事就已经晚了。”
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轮回。王飞龙的父亲那一辈也是在十八九岁就得娶妻生子，那时候早婚是为了尽快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间的晚婚光荣之后，到了王飞龙儿子这一辈，又被“男多女少”的困境裹挟着回到早婚的路径。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夏柱智来自鄂东南的红村，他这几年回家过年时就发现，农村相亲订亲的时间大大提前，村里十七八岁的男孩就已加入相亲大军了。用当地媒婆的话说，“现在女孩那么少，必须早早给占上”。
在夏柱智的家乡，春节前后，青年们陆续回村，许多人在这一个月内把婚姻的所有程序——见面、定亲和认亲、结婚全部走完。“办完没有证的婚礼，就各自外出打工，谈不上了解，年轻人是完成个任务，老人则是卸下副重担”。
西安交通大学的百村调查印证了早婚回潮现象，其调研报告中写道：早婚回潮说明，在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大背景下，男性不得不采取早婚的策略來抢占稀缺的女性资源。
因为实在没有合适对象，一些贫穷农村男青年的择偶标准一降再降，“只要拣到碗里的都是菜，相貌、年龄、交流沟通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一个笑两个哭
王飞龙没想到，他们弟兄仨在给儿子张罗对象时，竟碰到一个同样的难题：当相亲的女方听说男方家里都是三个男孩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涨彩礼。
女方的解释是，你们家男孩多，负担重，结婚时不多要点彩礼，以后不可能再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了。
这样的解释让王飞龙哭笑不得。他年轻时候找媒婆介绍对象时，如果说谁家兄弟多，那绝对是加分项。
那时候，男孩多，壮劳力多，挣得也多，家境肯定更殷实。即便结婚分家了，那谁家的兄弟多，能帮衬的人多，在村里就有话语权。而如今，兄弟多的男孩居然在婚姻市场上要减分。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魏程琳在河南老家观察到的现象与柴湾村一致。同村的阿凌兄弟三个，阿凌是老大，相亲时，女方要12.8万元的彩礼，阿凌的父母也咬着牙同意了。可没几天，女方反悔了，理由是阿凌家兄弟太多，怕女儿嫁过去后过不上好日子。 魏程琳感慨说，也就这十来年工夫，时风就大逆转了。
中国农村子嗣观念历来很普遍。在豫东的孟庄村，记者在与一位老计生干部的聊天中得知，当年为生男孩，村民想出了各种极端做法，“有把全家口粮都拿去交罚款的，有躲在外地几年不回来的，有离婚重娶的……”
“子嗣观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当前剩男困境下，这种观念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魏程琳说，巨额的结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逻辑颠覆了。这也许就是农民的现实逻辑：必须要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但也拒绝更多男丁来增添负担。这种判断得到了那位老计生干部的验证：“前年村头老邓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全家乐得合不上嘴，今年又添了孩子，抱出来一看是个儿子，当爹的‘哇’地一声就哭了。”
风俗大挪移
“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女方已取得绝对优势，已经是完全的女尊男卑。”家乡在晋北的博士李顺观察到，许多千百年改不动的风俗现在也改变了。
“在我的家乡，婆媳地位大逆转，特别是条件不好的家庭，媳妇都得供着，婆婆得陪着小心，生怕哪点不如意，让媳妇跑了。” 李顺说，“婆婆疼的不是媳妇，疼的是钱呀。”
入赘为耻的观念也自然消解。“严峻现实让男人放下了面子，大家对倒插门也见怪不怪，甚至衍生出市场，山西吕梁就有专门介绍男性入赘到临近地区的媒婆”。
在皖南一个村庄，王大超家境贫穷，31岁那年，他几乎花光所有的积蓄，从广西买了一个媳妇回来。没想到的是，才过了一周，新媳妇就跑了。王大超欲哭无泪。
又过了两年，33岁的王大超遇到一个寡妇，对方要求他倒插门。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入赘。这一举动震动四邻，因为这个寡妇其实是他的表婶，也就是寡妇的前夫是王大超的表叔。“让人感慨的是，这一圈几近乱伦的关系，没有遭到村民责难，相反获得了大家的同情和祝福”。
“适龄女性的严重缺乏，让农村剩男饥不择食，饥不守道。”婚姻生态失衡对传统伦理的冲击，让在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们感到震惊。
在一些特别贫困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甚至会采取“转房”的方式来结束单身。“转房”最为常见的是同辈之间的收继。在贵州山区，陈姓人家有兄弟四人，三哥在一次矿难中死亡，此时四弟已31岁尚未成亲。为了不让三嫂改嫁带走赔偿，父母作主，让老四娶了自己的三嫂。
“‘转房’有违儒家传统道德，但在男性婚姻被挤压的最低端，这种形式又死灰复燃”。
中国近来的人口普查数据及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男性婚姻被挤压在中国绝非个案。更让人忧虑的是，“目前危机还只是初现，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的男性迈入婚龄，中国男性婚姻被挤压的程度还会加重。”已研究此问题十多年的李树茁警告说。（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
（王景義荐自2016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