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根据最新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新加坡在2014年已超越香港，在亚洲排名第一和全球排名第七。
与美国硅谷因政府不干预而闻名不同，新加坡的创业与创新发展获政府政策支持，优化了募资环境，建立起一套反映亚洲文化价值的企业文化体系，实现高科技之都的梦想。
新加坡的成功之道
与美国策略刚好相反
当美国硅谷的成功之道在于政府的不干预政策，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策略却刚好相反。天宝富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植伟超认为，政府近年推广创业与创新的措施为新加坡的募资环境带来一番新景象。他说：“不少创新企业在天使投资人、连续创业家、国际人才、企业加速器、风险资本和私募基金的支持下，令新加坡的募资环境变得越来越富动力。政府在过去10年推行的政策、提供的资金和建立的基础正不断优化新加坡的募资环境。”
早在2002年，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就发表报告，提出多项改善新加坡创业与创新环境的建议。其后狮城政府实行多项鼓励创业与创新的措施，如为企业家提供资金、工作环境和税务优惠等。
以新加坡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的种子基金为例，基金与独立投资者共同投资当地的创业公司，投资上限为80万美元。标新局亦另立基金，与政府认可的天使投资人合资，上限高达120万美元。新加坡信息通信发展管理局也与标新局合作，为创新企业提供赞助。
东南亚市场拥较大潜力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植伟超认为新加坡以外的东南亚国家拥有很大的潜力：“东南亚国家和新加坡的创业环境最大分别在于基建上的不同，而这个差异将影响不同的生意模式和创新的可能性。举例来说，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信用卡使用率较新加坡和西方经济低。这意味着这些经济体系的网购市场使用的缴费方法不同。另一方面，部分市场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拥有更大的市场，给予创新企业很大的发展空间。”
他补充说虽然新加坡的市场很小，但汇聚不少地区性基金和组合型基金，而营商环境能有效率地进行交易和实行地区性的业务计划。因此，他认为新加坡可扮演枢纽的角色。
除了提供资金以外，新加坡政府亦透过市区规划为企业家提供工作间，有意在市区打造一个“企业家小区”。政府将北部的一个工业村改建为“71楼”，以低价出租给企业家。目前“71楼”已出租办公室给约二百五十家创新企业。2014年4月，政府更计划将“71楼”扩充一倍，命名为“JTC Launchpad@one north”。
回避风险是亚洲创业文化
的绊脚石
Joyful Frog Digital Incubator（JFDI）是新加坡首个创业孵化器（即创业培育中心），而它的办公室正位处“71楼”。JFDI为企业家提供为期100日的培训，培训完成后，参加者可向约二百名投资者募资。募资成功率超过60%，而所募得的资金平均为51.5万美元。
虽然新加坡今年的全球创新指数在亚洲排名第一，但是专家认为狮城与硅谷仍相隔一段距离。JFDI创办人之一的休·梅森（Hugh Mason）表示，回避风险是亚洲发展创新与创业文化的绊脚石。他说：“不少来自亚洲的创业人士的首个问题是‘我怎样找到投资者’而不是‘我怎样找到顾客’。这意味着他们在找别人为自己承担风险。所有在硅谷的企业家也明白，虽然投资者为企业家提供支持，但是首当其冲面对创业风险的是企业家自己，而不是投资者。”
马来西亚的创业人士曾向他坦言家庭的压力，指不少家庭对创业持悲观的态度。梅森说这种家庭压力会令不少有意创业的人不敢尝试，或选择低风险的生意，而非创新主导的创业。
亚洲不应抄袭硅谷
要打造亚洲硅谷，梅森认为这非一朝一夕可达到的事：“硅谷建立超过40年，不单是商业基础，还有薪火相传的文化。在硅谷有一种很流行的做法：假如你的创业生意获利，你便马上投资到别的企业家身上。昨日的创新者成为今日的投资者，今日的企业家成为明日的创新企业的股东。”
不过，他就反对在亚洲彻底复制美国硅谷这样的做法：“我们不应抄袭硅谷。事实上，硅谷也有不少企业家来自亚洲。加上亚洲拥有资本、人才和机会，我相信我们可建立一套反映亚洲价值的企业家文化。”（编辑/袁红）
与美国硅谷因政府不干预而闻名不同，新加坡的创业与创新发展获政府政策支持，优化了募资环境，建立起一套反映亚洲文化价值的企业文化体系，实现高科技之都的梦想。
新加坡的成功之道
与美国策略刚好相反
当美国硅谷的成功之道在于政府的不干预政策，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策略却刚好相反。天宝富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植伟超认为，政府近年推广创业与创新的措施为新加坡的募资环境带来一番新景象。他说：“不少创新企业在天使投资人、连续创业家、国际人才、企业加速器、风险资本和私募基金的支持下，令新加坡的募资环境变得越来越富动力。政府在过去10年推行的政策、提供的资金和建立的基础正不断优化新加坡的募资环境。”
早在2002年，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就发表报告，提出多项改善新加坡创业与创新环境的建议。其后狮城政府实行多项鼓励创业与创新的措施，如为企业家提供资金、工作环境和税务优惠等。
以新加坡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的种子基金为例，基金与独立投资者共同投资当地的创业公司，投资上限为80万美元。标新局亦另立基金，与政府认可的天使投资人合资，上限高达120万美元。新加坡信息通信发展管理局也与标新局合作，为创新企业提供赞助。
东南亚市场拥较大潜力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植伟超认为新加坡以外的东南亚国家拥有很大的潜力：“东南亚国家和新加坡的创业环境最大分别在于基建上的不同，而这个差异将影响不同的生意模式和创新的可能性。举例来说，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信用卡使用率较新加坡和西方经济低。这意味着这些经济体系的网购市场使用的缴费方法不同。另一方面，部分市场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拥有更大的市场，给予创新企业很大的发展空间。”
他补充说虽然新加坡的市场很小，但汇聚不少地区性基金和组合型基金，而营商环境能有效率地进行交易和实行地区性的业务计划。因此，他认为新加坡可扮演枢纽的角色。
除了提供资金以外，新加坡政府亦透过市区规划为企业家提供工作间，有意在市区打造一个“企业家小区”。政府将北部的一个工业村改建为“71楼”，以低价出租给企业家。目前“71楼”已出租办公室给约二百五十家创新企业。2014年4月，政府更计划将“71楼”扩充一倍，命名为“JTC Launchpad@one north”。
回避风险是亚洲创业文化
的绊脚石
Joyful Frog Digital Incubator（JFDI）是新加坡首个创业孵化器（即创业培育中心），而它的办公室正位处“71楼”。JFDI为企业家提供为期100日的培训，培训完成后，参加者可向约二百名投资者募资。募资成功率超过60%，而所募得的资金平均为51.5万美元。
虽然新加坡今年的全球创新指数在亚洲排名第一，但是专家认为狮城与硅谷仍相隔一段距离。JFDI创办人之一的休·梅森（Hugh Mason）表示，回避风险是亚洲发展创新与创业文化的绊脚石。他说：“不少来自亚洲的创业人士的首个问题是‘我怎样找到投资者’而不是‘我怎样找到顾客’。这意味着他们在找别人为自己承担风险。所有在硅谷的企业家也明白，虽然投资者为企业家提供支持，但是首当其冲面对创业风险的是企业家自己，而不是投资者。”
马来西亚的创业人士曾向他坦言家庭的压力，指不少家庭对创业持悲观的态度。梅森说这种家庭压力会令不少有意创业的人不敢尝试，或选择低风险的生意，而非创新主导的创业。
亚洲不应抄袭硅谷
要打造亚洲硅谷，梅森认为这非一朝一夕可达到的事：“硅谷建立超过40年，不单是商业基础，还有薪火相传的文化。在硅谷有一种很流行的做法：假如你的创业生意获利，你便马上投资到别的企业家身上。昨日的创新者成为今日的投资者，今日的企业家成为明日的创新企业的股东。”
不过，他就反对在亚洲彻底复制美国硅谷这样的做法：“我们不应抄袭硅谷。事实上，硅谷也有不少企业家来自亚洲。加上亚洲拥有资本、人才和机会，我相信我们可建立一套反映亚洲价值的企业家文化。”（编辑/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