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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解读此类文章往往限于内容，忽略了形式。大而化之地把文章当作古典散文，泛泛论其抒情叙事议论。其实，忽略古典散文亚形式的间不容发的不同规范，很难洞悉文章的深邃内涵和微妙意味。海内大家周振甫先生论《与陈伯之书》，难得地注意到了中国古典散文的类别，将之归结为“檄文”，认为：
具有军队里发的檄文性质。檄文是讨伐敌人的，措辞要刚健。这封信除了讲明形势劝陈伯之回来，还要用江南的美好春景来打动他。所以这几句在文中有点缀映媚的作用。
说檄文具有讨伐性，措辞要刚健，这应该是有根据的，但是说“用江南的美好春景來打动”对方，“在文中有点缀映媚的作用”，却与檄文的性质发生了冲突。
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总结檄文的特点：“恭行天罚”“奉辞伐罪”“厉辞为武”“奋其武怒，总其罪人，惩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其植义飏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这里的关键是“奉辞伐罪”“厉辞为武”，义正辞严，雷厉风行，霸气凌人，豪情面敌。在文风上，刘勰还特别指出“不可使义隐”“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任何含糊、婉曲，都是没有才气的表现。实际上是说，一有含糊婉曲，如“点缀映媚”，就不称其为檄文了。
其实，只要看题目《与陈伯之书》，就不难明白，这不是檄文，而是“书”。书信是魏晋南北朝更为流行的文体，留下的经典不少，如孔融《论盛孝章书》、曹丕《与吴植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与朱元思书》等。
“书”是私人性质的，而“檄”则是公文。
与丘迟差不多同时，亦在梁朝为官的裴子野，奉梁武帝之命，为讨伐北魏，就写过《喻虏檄文》，那就是货真价实的奉辞伐罪，将其不可两立的敌意强化到极点：
今戎丑数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弥年，谷价腾踊，丁壮死于军旅，妇女疲于转输，虐政惨刑，曾无惩改。
这是典型的檄文：在内涵上是历数其罪，在风格上是“奋其武怒”。
丘迟在梁武帝任命的萧宏麾下北伐，也是奉命为文，对于这个投降了异族的叛徒，本可以奉辞伐罪，作雷霆万钧的檄文，但他没有，而是以私人性质的书信劝降。居然使之率领八千兵马归顺。这不仅是策略的成功，而且是文章的胜利。其原因首先在于，私人书信的性质，弱化了敌对性，突出了个人情谊。一开头是：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
从字面上看，“顿首”是不是太卑屈了？“将军足下”，毫无敌意，只有对朋友的客气。“无恙”，不但是客气，而且是亲切。哪里像面临冷兵器对抗的前锋。从实质上说，本文虽为书信，却具有公文性质，这些套话、空话为书信体格式所可容纳，是不可删节的，删节后就可能完全是私人性质的了。空话、套话在一般情况下是应该省略的，但这是书信体公文，套话却是必要的。其功能在于，第一，虽具公文性质，却须暂且回避檄文的威逼；第二，心照不宣的是，这里的“顿首”在实际上不会兑现，“无恙，幸甚，幸甚”也不代表真实情感。即使套话加倍，仍然是空的。一言不合，兵刃相加，血肉横飞，你死我活，不言而喻。
不但形式不能忽略，就连形式中的套话、空话也不能忽略，因为套话、空话并非没有内在意义，而是有心照不宣意味的。正像今日国际关系中哪怕是抗议的照会，最后也可能有“顺致崇高的敬意”之类。
空话讲完了，接下来，就要接触实质性问题。
目的是劝降，要化解敌意，但两军对垒，你死我活迫在眉睫，要化解敌意，必须委婉，关键在于找到切入点。丘迟不取径情直遂，而是分几个层次，委婉地逐步推进。
第一层次是将眼前的敌意放在一边，把对方过去的功业放在正面，存异求同：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
这就不但是求同，而且是赞之为“雄”了。把敌人的才华捧到足以匡时济世，把他当年弃齐投梁之举比喻为鸿鹄高翔（其实，这个家伙很草莽），对他曾经的功业不惜以当时最高的荣誉和排场（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来形容渲染，还要带上抒情性的赞叹（何其壮也）。
第二层次，不管多么溢美，还是要提示，获得这样的荣誉乃因为“遭遇明主”，也就是投靠梁武帝的结果。这从立意来说可谓“关锁”之语，为对方归顺埋下伏笔。但是，对方毕竟眼下投降敌人了，这个问题必须正面提出：
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此为第三层次，话语极其严厉，不但正面指出其奔亡之虏，而且指出其丑劣，特别点明对异族的“屈膝”，与前面所描写的溢美形成强烈对比。这样强的刺激性语言，不是不利于劝降对方吗？
第四层次，对其消极的一面轻描淡写，坏事往轻里说，坏话往好里说：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于此。
这是因果分析，不直说过去背叛的原因，用委婉语“去就之际”，固然有对方自己的过错——不能“内审诸己”，只是考虑不当。这已经很委婉了，还有更委婉的，那就是“外受流言”，为他从客观方面开脱：外部的“流言”即不实的消息，这是关锁的必要，否则把话说绝，就没有办法让他下台阶了。
第五层次，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交代投降的性质和宽大政策，不能不直接点到陈伯之的“罪”（赦罪责功）。“罪”这个字是无法委婉的，但旨在化消极为积极，“罪”是作为“赦”的宾语，旧罪可赦，辅之以“责功”，期在新功。逻辑推演理由是充分的，可光有逻辑推演不够雄辩，接着举出历史上人君宽大为怀，反复之人受到宽宥的故事，只要“迷途知返”，再大的过错也可以“屈法申恩”，保证祖坟、府第不变，亲属、妻妾安全。这是从正面展示归降的光明前景，用了相当华彩的语词——“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说的是宏图大展、建功立业的未来；“刑马作誓”，说的是得到梁武帝信任，光耀门楣。接着从反面，警示不顾羞耻苟活（“腼颜借命”）为敌酋卖命的可悲下场。当然这也不是空话吓唬，而是有事实有真相：历史上，不论南燕还是后秦，虽然强盛一时，但最终无不覆灭败亡；而眼前的北魏，正分崩离析、自相残杀，投靠他们，恰如鱼游沸鼎，燕巢飞幕，下场可想而知。这里，用了触及当时民族矛盾特点的话语“异类”“北虏”“伪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杂种”。从这样的词语中，可以看出当时民族血统融合阶段性的特点。 这一段的精彩有三：陈伯之要归顺，有百利而无一害；事情很简单，只是一念之间；作者似乎不是为梁武帝，而是为陈伯之的名节和子孙着想，如果他不听，完全为对方可惜（岂不哀哉）。
接下来是第六个层次：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用江南之风景来唤醒他对故乡的感情，为文章带来了亮点。首先，在春夏秋冬四季中选择了春，因为江南的夏秋与冬，与北方之差异不如春。其次，选择的不是早春，而是暮春，有草之长、花之杂、莺之乱一派春意正浓的景象。一切景语皆情语。这故国之景语，不是用来欣赏的。而是让对方与往昔对比，“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不是什么用“美好春景来打动他”起“点缀映媚的作用”，而是让对方感伤、惭愧。
这一段，明显与前几段不同。一是，前者皆是说理，这里突然转成完全是抒情（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这是檄文体裁所不能承担的，只有书信体才有这样的优长。二是，这种抒情不仅仅为唤醒情感，更重要的是归结为“早励良规”，这是很理性的。
当然，丘迟的胜利，不仅是文章，而且也是时代使然。南朝汉族政权与北方鲜卑政权军事对抗频仍，南朝屡次北伐，鲜有重大成果，南北长期僵持——其性质为民族矛盾。陈伯之投降北魏鲜卑，依民族大义，当视为汉贼，但是丘迟没有采取这样的态度，与当时民族文化矛盾已经缓和有关。战事发生于公元505年，北魏鲜卑孝文帝早已于十年前主动全盘汉化，习汉语，改汉姓，通汉婚，衣汉服，行汉仪，崇儒家，拜孔子。在文化上、血统上趋于融合，实际上是处于文化统一的进程之中。
二
本文以“书”为体，在风格上，与更早些时代的书信体有所继承和发展。建安时代，出了个“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他的文章清峻通脱，不拘一格，如“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率真任气，切直自然。这种风格，也表现在其后一些作家的书信中。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足下昔称吾于颖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知也……）以及刘琨、王羲之等人的书札短章等。
但另一面，当时的书信最负盛名者，如曹丕、曹植等人的书札，既慷慨任气，感情真挚，同时也讲究文采，多用骈句。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到了南北朝時，骈俪之风更成主流，即便书信，也未能免俗。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以大量骈句，将景物从四面八方写来：
向因涉顿，凭观川陆；遨神清渚，流睇方曛；东顾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长图大念，隐心者久矣。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北则陂池潜演，湖脉通连，苎蒿攸积，菰芦所繁，栖波之鸟，水化之虫，智吞愚，强捕小，号噪惊聒，纷乎其中；西则回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创古迄今，舳舻相接。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烟归八表，终为野尘。而是注集，长写不测，修灵浩荡，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
但是，这样的家书，后世却鲜有追随者。其原因乃在，首先，耽于平面铺陈，写景如画。画乃视觉之瞬间艺术，以一望尽收为长，而文乃时间艺术，其全貌须在延续性中呈现。丽语繁词，须前后照应，八百字之丰富，前读后忘，不能构成统一图画，难能如观画之瞬间一览。其次，真正富有感情的几句——“孤鹤寒啸，游鸿远吟，樵苏一叹，舟子再泣”，与前文之大笔浓墨渲染之壮丽、秀丽并不相称，“诚足悲忧”不知从何而来，故以鲍照之才也只好承认“不可说也”。至于对妹妹的感情，则不过几句安慰寒暄——“寒暑难适，汝专自慎，夙夜戒护，勿我为念”，与前文更不相关。最后，只是说“聊书所睹。临涂草蹙，辞意不周”。非常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大诗人，写到亲情居然没有多少词语，只剩下个“辞意不周”，给人以草草了事之感。
不难看出，鲍照将排比平行句法和滔滔滚滚的词语发挥到极致，缺乏控制的华赡文采窒息了抒情。这是鲍照的局限，也是平行句法的平面展示与抒情议论的文脉递进的矛盾。此等文体贵在以排比句丰其体，用散句以贯其脉，骈散兼备，方能气韵生动。
对偶句的局限，在南朝探索近体诗的过程中已有所体现，如律诗只规定当中两联属对，首联和尾联不对，一味对到几十句的排律，少有杰作。为了避免对仗的局限，乃有流水句（因果关系，或时间空间前后相随）以避免平面滑行，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骆宾王），“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散句朴质无华，然具文脉自由、情绪递进之长。
丘迟在诗歌上的成就跟鲍照相比不可望其项背，但《与陈伯之书》却远胜鲍照。虽亦多用华彩骈句：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于此。
这显然是骈散交织，就其骈句而言，并不限于自然景观之视觉美，皆非静止画面，而是想象性的概括，更重要的是，所有骈句都从属于散句的因果逻辑，作为对比和例证。“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为“何其壮也”的根据；“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乃“又何劣邪”的原因；“沉迷猖蹶，以至于此”，“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则是结果。 与鲍照局限于平面的视觉之画不同，丘迟的一系列骈句，仍然处于归降之理性逻辑中：“赦罪责功，弃瑕录用”以句中对，与句间对，双重骈句交代政策。“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则是历史典故，从逻辑上来说，则是类比推理。“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都是为了给“悠悠尔心，亦何可言”提供现实的理由。“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文脉推进，形象地说明归顺的好处。与之对照的是，不归降的后果——“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
接着是抒情，“暮春三月，江南草长”之语，不是风景的“点缀映媚”，而是归结到“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以故国之情达归顺之理。最后则是形势大好，八方来朝。如今大军压境，“吊民洛油，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这完全是威胁性的语言，但说得很客气：“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你看着办吧。
这层层递进的散句逻辑与骈句的华彩结合得天衣无缝，其檄文之威慑与书信之婉曲结合的分寸把握精准，有陈伯之归顺的实践可证明。
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丘迟之作，可为经典兵书提供一成功例证。
三
本文属于骈文，其特点除了前述多用对偶句法以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节奏。
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曰：“东顾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一连四句都是六言，与古文不拘长短之散句异趣，显然旨在追求句子节奏的统一。但是，也留下了人为痕迹，一连用了四个“之”字，后两句本来可以省略为“窥地门绝景，望天际孤云”，显然是为了避免出现五字句。同时也说明，这还不完全是对仗，而是平行句法。接下來的是：“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第一句为六言，其余皆为四言。除了最后的“带天有匝，横地无穷”外，句法和语义都不对称，还算不上对仗。这说明，作为骈文，鲍照的这篇文章还不算成熟。而在晚鲍照生半个世纪的丘迟《与陈伯之书》中，就比较可观了：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于此。
从节奏上讲，均为六言与四言，不过不像鲍照那样连续用四言和六言，而是四言六言交替。盖此时骈体四六格式已经定型。这样在节奏上，不但统一，而且有变化。这种统一，不但在节奏上，而且在句法上同构，在词义上同类。“弃燕雀”对“慕鸿鹄”，实词对实词，动物对动物。“之”对“以”，虚词对虚词。皆为严对。“小志”对“高翔”，皆为偏正结构。可见对称句法已经转化为对仗。这种统一并不单调，由于其问杂以变化，因而显得相当丰富。对仗句间，以不对仗的连接词（昔，如何，直以）贯穿文脉，又以感叹句（何其壮也！又何劣邪？）避免了一味对仗的板滞，在越来越严格的对仗（甚至讲究平仄）的潮流中，超越纯形式的空洞，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丰富的情感和思想得以展示。
骈文盛于南北朝，后世逐渐衰微，盖由其对仗过分严苛，形式窒息情志，激起了韩愈反骈文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散文史上，产生了唐宋八大家的辉煌。文起八代之衰之誉，当之无愧。但是，骈文并未完全绝灭，在诸多官方文书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如宋徽宗之“罪己诏”），在文人作品中偶尔出现经典之作（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至于骈文的对仗句法更不曾完全失去生命，相反在经典作品中，转化为骈散交织，显出神奇魅力，为后世散文增添文采，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之“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现代的散文家将骈句与散句结合，不限四六言，灵活运用，如鲁迅“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等，俯拾皆是，显其生命力不衰。
一般解读此类文章往往限于内容，忽略了形式。大而化之地把文章当作古典散文，泛泛论其抒情叙事议论。其实，忽略古典散文亚形式的间不容发的不同规范，很难洞悉文章的深邃内涵和微妙意味。海内大家周振甫先生论《与陈伯之书》，难得地注意到了中国古典散文的类别，将之归结为“檄文”，认为：
具有军队里发的檄文性质。檄文是讨伐敌人的，措辞要刚健。这封信除了讲明形势劝陈伯之回来，还要用江南的美好春景来打动他。所以这几句在文中有点缀映媚的作用。
说檄文具有讨伐性，措辞要刚健，这应该是有根据的，但是说“用江南的美好春景來打动”对方，“在文中有点缀映媚的作用”，却与檄文的性质发生了冲突。
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总结檄文的特点：“恭行天罚”“奉辞伐罪”“厉辞为武”“奋其武怒，总其罪人，惩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其植义飏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这里的关键是“奉辞伐罪”“厉辞为武”，义正辞严，雷厉风行，霸气凌人，豪情面敌。在文风上，刘勰还特别指出“不可使义隐”“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任何含糊、婉曲，都是没有才气的表现。实际上是说，一有含糊婉曲，如“点缀映媚”，就不称其为檄文了。
其实，只要看题目《与陈伯之书》，就不难明白，这不是檄文，而是“书”。书信是魏晋南北朝更为流行的文体，留下的经典不少，如孔融《论盛孝章书》、曹丕《与吴植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与朱元思书》等。
“书”是私人性质的，而“檄”则是公文。
与丘迟差不多同时，亦在梁朝为官的裴子野，奉梁武帝之命，为讨伐北魏，就写过《喻虏檄文》，那就是货真价实的奉辞伐罪，将其不可两立的敌意强化到极点：
今戎丑数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弥年，谷价腾踊，丁壮死于军旅，妇女疲于转输，虐政惨刑，曾无惩改。
这是典型的檄文：在内涵上是历数其罪，在风格上是“奋其武怒”。
丘迟在梁武帝任命的萧宏麾下北伐，也是奉命为文，对于这个投降了异族的叛徒，本可以奉辞伐罪，作雷霆万钧的檄文，但他没有，而是以私人性质的书信劝降。居然使之率领八千兵马归顺。这不仅是策略的成功，而且是文章的胜利。其原因首先在于，私人书信的性质，弱化了敌对性，突出了个人情谊。一开头是：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
从字面上看，“顿首”是不是太卑屈了？“将军足下”，毫无敌意，只有对朋友的客气。“无恙”，不但是客气，而且是亲切。哪里像面临冷兵器对抗的前锋。从实质上说，本文虽为书信，却具有公文性质，这些套话、空话为书信体格式所可容纳，是不可删节的，删节后就可能完全是私人性质的了。空话、套话在一般情况下是应该省略的，但这是书信体公文，套话却是必要的。其功能在于，第一，虽具公文性质，却须暂且回避檄文的威逼；第二，心照不宣的是，这里的“顿首”在实际上不会兑现，“无恙，幸甚，幸甚”也不代表真实情感。即使套话加倍，仍然是空的。一言不合，兵刃相加，血肉横飞，你死我活，不言而喻。
不但形式不能忽略，就连形式中的套话、空话也不能忽略，因为套话、空话并非没有内在意义，而是有心照不宣意味的。正像今日国际关系中哪怕是抗议的照会，最后也可能有“顺致崇高的敬意”之类。
空话讲完了，接下来，就要接触实质性问题。
目的是劝降，要化解敌意，但两军对垒，你死我活迫在眉睫，要化解敌意，必须委婉，关键在于找到切入点。丘迟不取径情直遂，而是分几个层次，委婉地逐步推进。
第一层次是将眼前的敌意放在一边，把对方过去的功业放在正面，存异求同：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
这就不但是求同，而且是赞之为“雄”了。把敌人的才华捧到足以匡时济世，把他当年弃齐投梁之举比喻为鸿鹄高翔（其实，这个家伙很草莽），对他曾经的功业不惜以当时最高的荣誉和排场（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来形容渲染，还要带上抒情性的赞叹（何其壮也）。
第二层次，不管多么溢美，还是要提示，获得这样的荣誉乃因为“遭遇明主”，也就是投靠梁武帝的结果。这从立意来说可谓“关锁”之语，为对方归顺埋下伏笔。但是，对方毕竟眼下投降敌人了，这个问题必须正面提出：
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此为第三层次，话语极其严厉，不但正面指出其奔亡之虏，而且指出其丑劣，特别点明对异族的“屈膝”，与前面所描写的溢美形成强烈对比。这样强的刺激性语言，不是不利于劝降对方吗？
第四层次，对其消极的一面轻描淡写，坏事往轻里说，坏话往好里说：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于此。
这是因果分析，不直说过去背叛的原因，用委婉语“去就之际”，固然有对方自己的过错——不能“内审诸己”，只是考虑不当。这已经很委婉了，还有更委婉的，那就是“外受流言”，为他从客观方面开脱：外部的“流言”即不实的消息，这是关锁的必要，否则把话说绝，就没有办法让他下台阶了。
第五层次，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交代投降的性质和宽大政策，不能不直接点到陈伯之的“罪”（赦罪责功）。“罪”这个字是无法委婉的，但旨在化消极为积极，“罪”是作为“赦”的宾语，旧罪可赦，辅之以“责功”，期在新功。逻辑推演理由是充分的，可光有逻辑推演不够雄辩，接着举出历史上人君宽大为怀，反复之人受到宽宥的故事，只要“迷途知返”，再大的过错也可以“屈法申恩”，保证祖坟、府第不变，亲属、妻妾安全。这是从正面展示归降的光明前景，用了相当华彩的语词——“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说的是宏图大展、建功立业的未来；“刑马作誓”，说的是得到梁武帝信任，光耀门楣。接着从反面，警示不顾羞耻苟活（“腼颜借命”）为敌酋卖命的可悲下场。当然这也不是空话吓唬，而是有事实有真相：历史上，不论南燕还是后秦，虽然强盛一时，但最终无不覆灭败亡；而眼前的北魏，正分崩离析、自相残杀，投靠他们，恰如鱼游沸鼎，燕巢飞幕，下场可想而知。这里，用了触及当时民族矛盾特点的话语“异类”“北虏”“伪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杂种”。从这样的词语中，可以看出当时民族血统融合阶段性的特点。 这一段的精彩有三：陈伯之要归顺，有百利而无一害；事情很简单，只是一念之间；作者似乎不是为梁武帝，而是为陈伯之的名节和子孙着想，如果他不听，完全为对方可惜（岂不哀哉）。
接下来是第六个层次：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用江南之风景来唤醒他对故乡的感情，为文章带来了亮点。首先，在春夏秋冬四季中选择了春，因为江南的夏秋与冬，与北方之差异不如春。其次，选择的不是早春，而是暮春，有草之长、花之杂、莺之乱一派春意正浓的景象。一切景语皆情语。这故国之景语，不是用来欣赏的。而是让对方与往昔对比，“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不是什么用“美好春景来打动他”起“点缀映媚的作用”，而是让对方感伤、惭愧。
这一段，明显与前几段不同。一是，前者皆是说理，这里突然转成完全是抒情（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这是檄文体裁所不能承担的，只有书信体才有这样的优长。二是，这种抒情不仅仅为唤醒情感，更重要的是归结为“早励良规”，这是很理性的。
当然，丘迟的胜利，不仅是文章，而且也是时代使然。南朝汉族政权与北方鲜卑政权军事对抗频仍，南朝屡次北伐，鲜有重大成果，南北长期僵持——其性质为民族矛盾。陈伯之投降北魏鲜卑，依民族大义，当视为汉贼，但是丘迟没有采取这样的态度，与当时民族文化矛盾已经缓和有关。战事发生于公元505年，北魏鲜卑孝文帝早已于十年前主动全盘汉化，习汉语，改汉姓，通汉婚，衣汉服，行汉仪，崇儒家，拜孔子。在文化上、血统上趋于融合，实际上是处于文化统一的进程之中。
二
本文以“书”为体，在风格上，与更早些时代的书信体有所继承和发展。建安时代，出了个“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他的文章清峻通脱，不拘一格，如“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率真任气，切直自然。这种风格，也表现在其后一些作家的书信中。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足下昔称吾于颖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知也……）以及刘琨、王羲之等人的书札短章等。
但另一面，当时的书信最负盛名者，如曹丕、曹植等人的书札，既慷慨任气，感情真挚，同时也讲究文采，多用骈句。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到了南北朝時，骈俪之风更成主流，即便书信，也未能免俗。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以大量骈句，将景物从四面八方写来：
向因涉顿，凭观川陆；遨神清渚，流睇方曛；东顾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长图大念，隐心者久矣。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北则陂池潜演，湖脉通连，苎蒿攸积，菰芦所繁，栖波之鸟，水化之虫，智吞愚，强捕小，号噪惊聒，纷乎其中；西则回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创古迄今，舳舻相接。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烟归八表，终为野尘。而是注集，长写不测，修灵浩荡，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
但是，这样的家书，后世却鲜有追随者。其原因乃在，首先，耽于平面铺陈，写景如画。画乃视觉之瞬间艺术，以一望尽收为长，而文乃时间艺术，其全貌须在延续性中呈现。丽语繁词，须前后照应，八百字之丰富，前读后忘，不能构成统一图画，难能如观画之瞬间一览。其次，真正富有感情的几句——“孤鹤寒啸，游鸿远吟，樵苏一叹，舟子再泣”，与前文之大笔浓墨渲染之壮丽、秀丽并不相称，“诚足悲忧”不知从何而来，故以鲍照之才也只好承认“不可说也”。至于对妹妹的感情，则不过几句安慰寒暄——“寒暑难适，汝专自慎，夙夜戒护，勿我为念”，与前文更不相关。最后，只是说“聊书所睹。临涂草蹙，辞意不周”。非常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大诗人，写到亲情居然没有多少词语，只剩下个“辞意不周”，给人以草草了事之感。
不难看出，鲍照将排比平行句法和滔滔滚滚的词语发挥到极致，缺乏控制的华赡文采窒息了抒情。这是鲍照的局限，也是平行句法的平面展示与抒情议论的文脉递进的矛盾。此等文体贵在以排比句丰其体，用散句以贯其脉，骈散兼备，方能气韵生动。
对偶句的局限，在南朝探索近体诗的过程中已有所体现，如律诗只规定当中两联属对，首联和尾联不对，一味对到几十句的排律，少有杰作。为了避免对仗的局限，乃有流水句（因果关系，或时间空间前后相随）以避免平面滑行，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骆宾王），“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散句朴质无华，然具文脉自由、情绪递进之长。
丘迟在诗歌上的成就跟鲍照相比不可望其项背，但《与陈伯之书》却远胜鲍照。虽亦多用华彩骈句：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于此。
这显然是骈散交织，就其骈句而言，并不限于自然景观之视觉美，皆非静止画面，而是想象性的概括，更重要的是，所有骈句都从属于散句的因果逻辑，作为对比和例证。“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为“何其壮也”的根据；“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乃“又何劣邪”的原因；“沉迷猖蹶，以至于此”，“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则是结果。 与鲍照局限于平面的视觉之画不同，丘迟的一系列骈句，仍然处于归降之理性逻辑中：“赦罪责功，弃瑕录用”以句中对，与句间对，双重骈句交代政策。“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则是历史典故，从逻辑上来说，则是类比推理。“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都是为了给“悠悠尔心，亦何可言”提供现实的理由。“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文脉推进，形象地说明归顺的好处。与之对照的是，不归降的后果——“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
接着是抒情，“暮春三月，江南草长”之语，不是风景的“点缀映媚”，而是归结到“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以故国之情达归顺之理。最后则是形势大好，八方来朝。如今大军压境，“吊民洛油，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这完全是威胁性的语言，但说得很客气：“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你看着办吧。
这层层递进的散句逻辑与骈句的华彩结合得天衣无缝，其檄文之威慑与书信之婉曲结合的分寸把握精准，有陈伯之归顺的实践可证明。
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丘迟之作，可为经典兵书提供一成功例证。
三
本文属于骈文，其特点除了前述多用对偶句法以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节奏。
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曰：“东顾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一连四句都是六言，与古文不拘长短之散句异趣，显然旨在追求句子节奏的统一。但是，也留下了人为痕迹，一连用了四个“之”字，后两句本来可以省略为“窥地门绝景，望天际孤云”，显然是为了避免出现五字句。同时也说明，这还不完全是对仗，而是平行句法。接下來的是：“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第一句为六言，其余皆为四言。除了最后的“带天有匝，横地无穷”外，句法和语义都不对称，还算不上对仗。这说明，作为骈文，鲍照的这篇文章还不算成熟。而在晚鲍照生半个世纪的丘迟《与陈伯之书》中，就比较可观了：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于此。
从节奏上讲，均为六言与四言，不过不像鲍照那样连续用四言和六言，而是四言六言交替。盖此时骈体四六格式已经定型。这样在节奏上，不但统一，而且有变化。这种统一，不但在节奏上，而且在句法上同构，在词义上同类。“弃燕雀”对“慕鸿鹄”，实词对实词，动物对动物。“之”对“以”，虚词对虚词。皆为严对。“小志”对“高翔”，皆为偏正结构。可见对称句法已经转化为对仗。这种统一并不单调，由于其问杂以变化，因而显得相当丰富。对仗句间，以不对仗的连接词（昔，如何，直以）贯穿文脉，又以感叹句（何其壮也！又何劣邪？）避免了一味对仗的板滞，在越来越严格的对仗（甚至讲究平仄）的潮流中，超越纯形式的空洞，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丰富的情感和思想得以展示。
骈文盛于南北朝，后世逐渐衰微，盖由其对仗过分严苛，形式窒息情志，激起了韩愈反骈文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散文史上，产生了唐宋八大家的辉煌。文起八代之衰之誉，当之无愧。但是，骈文并未完全绝灭，在诸多官方文书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如宋徽宗之“罪己诏”），在文人作品中偶尔出现经典之作（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至于骈文的对仗句法更不曾完全失去生命，相反在经典作品中，转化为骈散交织，显出神奇魅力，为后世散文增添文采，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之“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现代的散文家将骈句与散句结合，不限四六言，灵活运用，如鲁迅“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等，俯拾皆是，显其生命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