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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入狱。元丰三年二月，谪居黄州。黄州之第三年春上“三月七日”，“因往相田”，道中遇雨，触景生情，寄情于景，创作了贬谪黄州
又一名篇《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呈现了旷达（叶嘉莹先生赞之曰“超旷”）的艺术境界，被广为传诵。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1]
刘熙载评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2]在《定风波》中苏轼则以偶然之“无意不可入”而入之，以“道中遇雨”之“无事不可言”而言之，巧妙地将其半世飘零的况味借助行途中遇雨的景状，不落痕迹地柔和在一起，使读者如亲历一般感受着这别具情趣的“遭际”和旷达的艺术之境。
一、旷达词境的哲学基础
三教融合的思想浸染，是其旷达词境的哲学基础。叶嘉莹先生说，“我们看苏东坡不要只看他豪放，要看他忠义的持守，他的政治的理想，他的在失意挫折之中的旷逸的襟怀。”[3]她在读该词时指出，现在，他已经不只是达观，而且有了一种超然的旷观。
北宋建朝，一改前代的灭佛政策，对佛教采取了保护、鼓励措施，兼收并蓄，力求本土化，佛教因此兴盛起来了。而儒学，尤其是宋之理学，以二程、张载、朱熹为代表，亦是承续先秦儒家思想，并选择、吸收扬弃了道家、玄学、道教的思想，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三教融合，彼此之间不仅注重事功之用，而且更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的“修炼”，能够达到社会责任与个性追求的相融相契，而不至于时而仕、时而隐。故而宋人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人生追求，参政的指数很高，但同时又面对怀才不遇的境遇时心迹能够归于坦然、宁静的境界，进行人格的自我修复，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追求道德的自由。
在这浓郁思想文化环境的浸染中，“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人生观”[4]，迥异于先前读书人。他经世济时的入世精神和退归故乡的恋乡之情贯穿一生，守正不阿的人格力量之追求和自由不羁的个人主体价值之珍重贯穿一世，集中在苏轼身上，以无生的觉悟去实现“无待于外而有待于内”的人生理想与追求。“乌台诗案”等主体以外可怕和威胁之存在置之度外，其挫折、困境也越偏远，越苦涩，对其人生的感受和认知越发地刻骨。宋之文化政策、儒释道的思想精神透彻在苏轼一生之中，也透彻地表现在《定风波》之中，为其旷达词境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
二、旷达词境的生命观照
坎坷多舛的生命观照，是苏轼旷达词境的践悟条件。他“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朝代，这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时代，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反复多变、党争此起彼伏的时代。苏轼卷入这场党争，他的一生也就走着坎坷不平的道路”，[5]但为人坦荡，讲究气节，有志于政改，不畏权贵，敢于进言，故而屡受打击，屡遭贬谪，但其矢志不渝。杭州、密州、徐州、湖州，撸袖实干，政绩斐然;惠州之旅，初心不改，捐修河桥;“乌台诗案”，“魂飞汤火命如鸡”，险遭不测，几被处死，又谪海南。悲苦与旷达，出世与入世，消沉与豪迈，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与杨元素书》中苏轼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随一也。在新、旧党之间，他处于独立状态，绝无苟且附和之声，旷达而严正。尤其是谪居黄州之时，苦中作樂、言乐、享乐。
苏轼用儒固穷的坚毅精神、释宗的平常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来支撑心灵的遭际，涤荡现实的愤懑和不满，成就了其执着、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逆境里的情绪激发、保持着浓郁的生活情趣，真实、真切地将其坚定、沉着意志品质和乐观、旷达人文情怀隽透出来。
三、浑然天成的比兴应运
词人写景叙事状物，应运中国诗歌传统的比兴手法，以“吟啸”“烟雨”“竹杖”“芒鞋”等入词，实写之中外化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人生境遇。
“吟啸”，当是行进在山野里的“放歌”。这“放歌”式的“吟啸”，是古代隐士不求仕途于茂林修竹中常见的行外表征。“放歌”式的“吟啸”绝非是苏轼要做个隐士，而是羁绊于世俗中有所压抑之后的贴近自然、享受自然的个性解读，在其心路中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关心世事、抗言
直论、好不隐讳，凭借着超凡才德学识，无限地趋向“兼济天下”“为生民立命”之境界。
“烟雨”，山野之雨后的一种自然景观，词人却能以人生感悟加观照和升华，而成为诗词中常见的别具匠心的用字，一语双关，含蓄地给予读者心灵深处的扣问，达到审阅的契合和共鸣。“烟雨”蕴含了丰富的信息、情感及人生感悟和生活智慧：悲情与豁达，无奈与淡定，如涓涓细流，无声而出。
平生“烟雨”，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深沉地浸润出暂离宦海后的愉悦与自得。多少次历经，任凭“风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自经锻炼”，以事入词，以理化情，写出了沧桑人生的况味。
比兴手法的运用“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之“偶事”中，浑然天成，极大地丰富了该词的
思想内涵，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体现了东坡词旷达的艺术感染力。
四、自然通晓的语言表达
苏轼作《定风波》，选日常之语，无一字生僻晦涩，无一句用典、化典，字字随事而记，点铁成金，妙笔生出，见其旷达之性、旷达之境。
“莫听”很见性情。说“莫听”，且是要听的，在暗示、引导读者的视线和思路：“何妨吟啸且徐行。”雨中的舒徐行步，是一般人不想做，也不会做的，衬托出词人自己“不怕，不怕啦”！“何妨”带着苏轼本有的俏皮劲儿，为词情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无限的遐想。“盖当其开端之时，神完气足，愈不经意，愈臻自然”，顾随先生一语，全得精妙。 “竹杖”“芒鞋”则点出了行人悠闲和清贫，只字之间就将词人的生活窘状呈现了出来，从另一侧面，也表现了词人很是享受这般生活样态，“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南歌子》）者。
“一蓑烟雨”实写眼前之景状，更为“说尽心中无限事”。江湖上烟波浩渺、风片雨丝的景象。苏
轼着意行于江湖之上！六个月之后的《临江仙》词云：“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附着于心得负累决绝地表现了出来，“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的自觉可喜，心迹已然。用语虽有不同，但可彼此互证。即便一生遭际满布，也会从容待之，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故曰“不怕”！
天已晴了，回顾来程。遭受风吹雨打的人要释然、释怀，儒释道的精神在此刻支撑着苏轼：阴晴圆缺，观看秋月;宦途风雨，难以预料;雨过天晴，定有转圜。“风雨”与“晴”于无的佳境中，体验生活、体悟人生。
故而，苏轼与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4]苏轼对文字的驾驭力，到了纯熟境地，自然流畅，洗练简洁，充分体现了东坡词旷达的艺术生命力。
纵观宋之文化政策、儒释道的思想浸染和坎坷多舛的人生经历，使得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突破了个体生命的局限，摆脱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悲情，完成了自我的超脱，保持着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超乎尘垢之外的逸怀浩气，消解了佛老的消极作用，于人生的思考置于平淡、無奇的文字之中，表现了他洒脱的胸襟和亲近自然、险中作乐的生活情趣。能有此种情怀和追求，非经“炼狱”而不能得。给予读者醒醉、喜悲全无与胜败两忘的经世哲学的人生思考。《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之美，美在旷达之境。
参考文献：
[1]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月第一版.第29页.
[2]袁津琥校注.刘熙载撰.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第497.
[3]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62页.
[4]林语堂著.张振玉译.苏东坡传.湖南人民出版社.第9页.第12页.
[5]王水照.苏轼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5月版.第5页.第11、12页.
王晓文，甘肃庆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又一名篇《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呈现了旷达（叶嘉莹先生赞之曰“超旷”）的艺术境界，被广为传诵。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1]
刘熙载评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2]在《定风波》中苏轼则以偶然之“无意不可入”而入之，以“道中遇雨”之“无事不可言”而言之，巧妙地将其半世飘零的况味借助行途中遇雨的景状，不落痕迹地柔和在一起，使读者如亲历一般感受着这别具情趣的“遭际”和旷达的艺术之境。
一、旷达词境的哲学基础
三教融合的思想浸染，是其旷达词境的哲学基础。叶嘉莹先生说，“我们看苏东坡不要只看他豪放，要看他忠义的持守，他的政治的理想，他的在失意挫折之中的旷逸的襟怀。”[3]她在读该词时指出，现在，他已经不只是达观，而且有了一种超然的旷观。
北宋建朝，一改前代的灭佛政策，对佛教采取了保护、鼓励措施，兼收并蓄，力求本土化，佛教因此兴盛起来了。而儒学，尤其是宋之理学，以二程、张载、朱熹为代表，亦是承续先秦儒家思想，并选择、吸收扬弃了道家、玄学、道教的思想，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三教融合，彼此之间不仅注重事功之用，而且更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的“修炼”，能够达到社会责任与个性追求的相融相契，而不至于时而仕、时而隐。故而宋人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人生追求，参政的指数很高，但同时又面对怀才不遇的境遇时心迹能够归于坦然、宁静的境界，进行人格的自我修复，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追求道德的自由。
在这浓郁思想文化环境的浸染中，“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人生观”[4]，迥异于先前读书人。他经世济时的入世精神和退归故乡的恋乡之情贯穿一生，守正不阿的人格力量之追求和自由不羁的个人主体价值之珍重贯穿一世，集中在苏轼身上，以无生的觉悟去实现“无待于外而有待于内”的人生理想与追求。“乌台诗案”等主体以外可怕和威胁之存在置之度外，其挫折、困境也越偏远，越苦涩，对其人生的感受和认知越发地刻骨。宋之文化政策、儒释道的思想精神透彻在苏轼一生之中，也透彻地表现在《定风波》之中，为其旷达词境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
二、旷达词境的生命观照
坎坷多舛的生命观照，是苏轼旷达词境的践悟条件。他“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朝代，这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时代，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反复多变、党争此起彼伏的时代。苏轼卷入这场党争，他的一生也就走着坎坷不平的道路”，[5]但为人坦荡，讲究气节，有志于政改，不畏权贵，敢于进言，故而屡受打击，屡遭贬谪，但其矢志不渝。杭州、密州、徐州、湖州，撸袖实干，政绩斐然;惠州之旅，初心不改，捐修河桥;“乌台诗案”，“魂飞汤火命如鸡”，险遭不测，几被处死，又谪海南。悲苦与旷达，出世与入世，消沉与豪迈，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与杨元素书》中苏轼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随一也。在新、旧党之间，他处于独立状态，绝无苟且附和之声，旷达而严正。尤其是谪居黄州之时，苦中作樂、言乐、享乐。
苏轼用儒固穷的坚毅精神、释宗的平常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来支撑心灵的遭际，涤荡现实的愤懑和不满，成就了其执着、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逆境里的情绪激发、保持着浓郁的生活情趣，真实、真切地将其坚定、沉着意志品质和乐观、旷达人文情怀隽透出来。
三、浑然天成的比兴应运
词人写景叙事状物，应运中国诗歌传统的比兴手法，以“吟啸”“烟雨”“竹杖”“芒鞋”等入词，实写之中外化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人生境遇。
“吟啸”，当是行进在山野里的“放歌”。这“放歌”式的“吟啸”，是古代隐士不求仕途于茂林修竹中常见的行外表征。“放歌”式的“吟啸”绝非是苏轼要做个隐士，而是羁绊于世俗中有所压抑之后的贴近自然、享受自然的个性解读，在其心路中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关心世事、抗言
直论、好不隐讳，凭借着超凡才德学识，无限地趋向“兼济天下”“为生民立命”之境界。
“烟雨”，山野之雨后的一种自然景观，词人却能以人生感悟加观照和升华，而成为诗词中常见的别具匠心的用字，一语双关，含蓄地给予读者心灵深处的扣问，达到审阅的契合和共鸣。“烟雨”蕴含了丰富的信息、情感及人生感悟和生活智慧：悲情与豁达，无奈与淡定，如涓涓细流，无声而出。
平生“烟雨”，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深沉地浸润出暂离宦海后的愉悦与自得。多少次历经，任凭“风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自经锻炼”，以事入词，以理化情，写出了沧桑人生的况味。
比兴手法的运用“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之“偶事”中，浑然天成，极大地丰富了该词的
思想内涵，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体现了东坡词旷达的艺术感染力。
四、自然通晓的语言表达
苏轼作《定风波》，选日常之语，无一字生僻晦涩，无一句用典、化典，字字随事而记，点铁成金，妙笔生出，见其旷达之性、旷达之境。
“莫听”很见性情。说“莫听”，且是要听的，在暗示、引导读者的视线和思路：“何妨吟啸且徐行。”雨中的舒徐行步，是一般人不想做，也不会做的，衬托出词人自己“不怕，不怕啦”！“何妨”带着苏轼本有的俏皮劲儿，为词情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无限的遐想。“盖当其开端之时，神完气足，愈不经意，愈臻自然”，顾随先生一语，全得精妙。 “竹杖”“芒鞋”则点出了行人悠闲和清贫，只字之间就将词人的生活窘状呈现了出来，从另一侧面，也表现了词人很是享受这般生活样态，“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南歌子》）者。
“一蓑烟雨”实写眼前之景状，更为“说尽心中无限事”。江湖上烟波浩渺、风片雨丝的景象。苏
轼着意行于江湖之上！六个月之后的《临江仙》词云：“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附着于心得负累决绝地表现了出来，“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的自觉可喜，心迹已然。用语虽有不同，但可彼此互证。即便一生遭际满布，也会从容待之，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故曰“不怕”！
天已晴了，回顾来程。遭受风吹雨打的人要释然、释怀，儒释道的精神在此刻支撑着苏轼：阴晴圆缺，观看秋月;宦途风雨，难以预料;雨过天晴，定有转圜。“风雨”与“晴”于无的佳境中，体验生活、体悟人生。
故而，苏轼与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4]苏轼对文字的驾驭力，到了纯熟境地，自然流畅，洗练简洁，充分体现了东坡词旷达的艺术生命力。
纵观宋之文化政策、儒释道的思想浸染和坎坷多舛的人生经历，使得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突破了个体生命的局限，摆脱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悲情，完成了自我的超脱，保持着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超乎尘垢之外的逸怀浩气，消解了佛老的消极作用，于人生的思考置于平淡、無奇的文字之中，表现了他洒脱的胸襟和亲近自然、险中作乐的生活情趣。能有此种情怀和追求，非经“炼狱”而不能得。给予读者醒醉、喜悲全无与胜败两忘的经世哲学的人生思考。《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之美，美在旷达之境。
参考文献：
[1]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月第一版.第29页.
[2]袁津琥校注.刘熙载撰.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第497.
[3]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62页.
[4]林语堂著.张振玉译.苏东坡传.湖南人民出版社.第9页.第12页.
[5]王水照.苏轼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5月版.第5页.第11、12页.
王晓文，甘肃庆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