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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词学泰斗唐圭璋在国立中央大学度过了其六年大学生活和将近十年的任教生涯。在这段时光中，在治学方面，唐圭璋先生治学严谨，持之以恒，在辑佚、校勘、考证、编著等方面为词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比拟的突出贡献;在待人方面，唐圭璋先生虚怀若谷，宽慈谦和，乐于助人，又为培养词学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唐圭璋 中央大学 治学 待人
国立中央大学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四牌楼2号，其前身是张之洞在1902年署理两江总督时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后分为两江师范学堂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正式建立国立东南大学，成为南京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1927年5月东南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之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国立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后又在重庆嘉陵江上游的柏溪建设了新校区。一直到1946年八九月份才将中央大学重新迁回南京。1949年南京解放后改称国立南京大学，后去“国立”二字，称南京大学（老南京大学）。就在这个学府圣地，先后出现了众多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伟大人物，后来成为词学泰斗的唐圭璋就是其中的一员。
唐圭璋6岁就开始随父亲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10岁丧父，12岁母亲又不幸病故。13岁才考进南京市立奇望街小学（在今建康路市立医院前），三年后，在毕业会考上，勤奋好学的唐圭璋考了第一名。同年秋，考入南京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今太平路）读书，在校除读自然科学及英语以外，特别爱好古典文学，自《诗经》、《楚辞》以下，文史哲的书籍也都尽可能浏览。1922年夏天，唐圭璋考进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中文系。当时陈中凡担任东南大学的系主任，并给大一新生开设《国学入门》的课程。在其入学时，画家梁公约特地向陈中凡写信介绍了他的基本情况：“唐君圭璋，即在贵校肄业。此君孤露，志学甚坚。可否乞公设法，使每日写讲义二三张，为补助学费计，千万注意为祷！”于是，陈老先生就在学校安排他勤工俭学，并让他到自己家里给孩子做家教，以在经济上给予帮助。1922年夏天，与王国维并称为曲学研究巨擘的吴梅也从北京大学调到东南大学任教，唐圭璋就跟着吴梅学词曲，只要是吴梅先生开的课程，比如《词学通论》、《曲学通论》《词选》《专家词》等，他都选听，这不仅使其与词学结下不解之缘，还为其后来的词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吴梅弟子众多，其中任中敏、唐圭璋、卢前最为出色，人称“吴门三杰”。三人中任中敏、卢前专攻曲学，而唐圭璋却对词学情有独钟。吴梅经常带着学生一起外出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并让学生随即作词、作曲，进而让他们更深一步了解词曲的写作和运用。在授课之余，吴梅还教学生们吹笛唱曲，并带领学生建立了“潜社”词社，以鼓励学生潜心学术，唐圭璋与同学王季思、段熙仲、张世禄等皆是社中骨干，他们一块作词，还刻过《潜社词刊》以及《潜社曲刊》。这些经历对后来唐圭璋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产生了积极影响。
大学期间，唐圭璋的词学研究已初露锋芒，他汇集了《纳兰容若词》，并开始撰写《宋词三百首笺》。1928年，唐圭璋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之后在江苏省第一女子中学教语文，后又转到中央军校任国文教官，兼教历史。在教学之余，唐圭璋继续编作《宋词三百笺》、《南唐二主词汇笺》，并于1931年开始独自编纂《全宋词》。实际上，早在大学时期，唐圭璋与其同门任中敏一块商议做这个工作，并拟定了一个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的计划：一、综合诸家所刻词集;二、搜求宋集附词;三，汇列宋词选集;四，增补遗佚。并且旁采笔记小说、金石方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应酬翰墨及《永乐大典》诸书统汇为一编，钩沉表微，以存一代文献。但因任中敏专办教育，最后唐圭璋不得不一人独自完成这个艰巨的编纂任务。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为了能看到丁丙《八千卷楼》的善本词书，经常从早上到晚上一直泡在龙蟠里图书馆看书。为了节省时间，他中午就在图书馆里花两角钱吃顿午饭，以便吃过饭后可以继续投入到工作中，就这样一直工作到傍晚。晚上，他又在梧桐树下整理校勘抄录的资料，最后将看过的资料汇集一处，“俾承学之士，可以探源穷流，察其完缺，辨其优劣。若有未传之词，亦可以随时随地，接目寻访焉。”（《词学论丛》）唐圭璋不仅认真、刻苦查询资料，在考证方面也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譬如他在编《全宋词》时，由于宋人词集版本不同，卷数也迥异，如苏轼《东坡词》就有二十多种版本，秦观《淮海词》有三十多种版本，周邦彦《清真词》也有三十多种版本，这些版本有些是早期的，有的出现比较晚，有的比较精，有的却比较粗劣。为了校刊文献、辨别版本源流，唐圭璋潜心研究，在掌握大量相关版本目录的基础上，撰写了《宋词版本考》。另外，古籍记载中的宋人词作，模糊、错误的地方很多，一首词会有不同的作者出现，或是同名同姓，或是张冠李戴，犹如一团乱麻，为了辨别作品真实的作者情况，唐圭璋不厌其烦地查阅群书，撰写了《宋词互见考》，以“息前人之争，祛来学之惑。”同时，在引用别人的观点时，唐圭璋也总是竭尽全力找到原文，找到最好的善本，即便是别人已经注明的，他仍要亲自找到最原始的出处，一丝不苟的核对。为了查到最精确的资料，唐圭璋曾寻求国外朋友的帮助，那就是他在1935年写给中田勇次郎（1905—1998）的两封信，信里唐老希望中田先生能帮忙查询一些资料并邮寄给自己。现在这两封信连同中田先生生前的心爱藏书一并珍藏在日本立命馆大学词学文库。在面临文献资料不足，传世文献多有舛误，词人时代不明等诸多难题的情况下，唐圭璋凭着坚韧的学术毅力和严谨认真的学术风范，筚路蓝缕，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这部浩大的工程，成为百年来词学界最大的盛举。唐老后来精深厚重的学术修养正是在这种严谨求真的治学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1934年，唐圭璋编写的《宋词三百笺》、《南唐二主词汇笺》分别在神州国光社、正中书局得以出版，同年，又与吴梅、寥忏庵、林铁尊、仇述庵、石云轩、陈匪石、乔大壮、汪旭初、蔡嵩云诸位老前辈组织了“如社”，后来出版了词集《如社词钞》。唐圭璋不仅在大学时代从事词学研究，即使在工作的数十年中，仍矢志不渝，潜心研究。在独编《全宋词》时，又心无旁骛地搜集汇编《词话丛编》，并兼辑全元词汇。终于在1934年将《词话丛编》初稿完成，收词话六十种，吴梅为之作序，称“此书洵词林巨制，艺苑之功臣”。该书刻印后，他仍然不断搜集寻访，以继续修补增刊。 1935年，唐圭璋在汪辟畺先生的引荐下，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在此期间，《全宋词目录》先后三次印出，并先写成《宋六十家词跋尾》和《四十种词集跋尾》。1937年唐圭璋编纂的《全宋词》初稿完成，由编译馆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受抗日战争影响，上海商务印书馆移到香港排印，并于1940年出版线装本，书中辑录了约一千多家的两宋词人，其词作有二万多首。唐圭璋的恩师吴梅在书中作《序》称赞曰：“唐子以一人之耳目，十年之岁月，成此巨著，举凡山川琐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无不备采，已非馆阁诸臣所及。而《互见表》一卷，尤足息前人之争，祛来学之惑，此岂清代词臣得望其项背。近赵君万里尝辑宋词五十六家，多为选本所无，一时学子，莫不俯首。今唐子独能举其全，斯突过其上。”随着《全宋词》的完成，36岁的唐圭璋，大名已赫然载入《民国名人图鉴》。
1936年，唐圭璋的妻子病死，办完丧事后，便留下三个女儿在江苏仪征，由其外祖母抚养。唐圭璋妻子临终前曾嘱咐他：“他日再娶，切莫亏待三女。”当时唐圭璋年仅36岁，本可以续弦，然而为了不使孩子受委屈，他便未再娶。夫人离世后，唐圭璋每当闲暇时必到妻子的坟前吹笛陪伴，感情真切，令人为之动容。后来唐圭璋曾作了一首《忆江南》以悼念爱妻：“人声悄。夜读每忘疲。多恐过劳偏熄烛，为防寒袭替添衣。催道莫眠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圭璋随中央军校西迁成都任教，他的老师陈中凡也随校迁到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唐圭璋为了慰藉陈师客居他乡的寂寞，就经常去拜访老师，每次必带着笛子，为陈师伴唱。1938年，唐圭璋因为患偏头痛不能亲自去拜访陈中凡先生并为他吹笛，于是特约另一个人为陈师伴奏，并致书说：“下周星期三，生拟年蓉盘桓，约四时左右，当偕东大同学郑家俊兄同趋前一谈，惟不知届时彼有课与否耳？彼工京戏，吹笛亦佳，惟曲则生教之，仅能吹《游园》、《学堂》、《琴挑》三书。生自脑疼以后，并箫亦不敢多吹。”约1939年，唐圭璋的恩师吴梅在云南大姚县李旗屯逝世。当时仍在成都任教的唐圭璋，不顾山水相阻，兵荒马乱，依然赶到云南为恩师送行，并写下了令人哀思的《虞美人·悼瞿安师》和《吴先生哀词》。
1939年至1946年，唐圭璋在重庆中央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一面教学，一面继续从事词学研究，发表了《温韦词之比较》、《李后主评传》、《云谣集校释》、《敦煌词校释》、《词的做法》、《论梦窗词》、《姜白石评传》、《纳兰容若评传》、《评‘人间词话’》等论文。还收集抗战以来自己写的部分词作，辑为《南云小稿》，收入《雍园词钞》内。此时又编著《元人小令格律》一稿，同学卢前（冀野）为该稿作序。在教学的过程中，唐圭璋受恩师的影响，不仅认真编写词选，在教授宋词作品时，时常携长笛一支，在课堂上先按谱吹笛，或用昆腔唱词。不但把学生带进了一个艺术世界，还加深了学生对词曲意境的理解。唐圭璋对教学向来认真负责，批改学生作业更是细致入微。据40时代的学生王玉清回忆说：“圭璋老师在重庆中大任教授时，教读宋词。老师得知我是孤身流亡的学生，对我关怀备至，恩同慈父，不但在学业上耐心指导，严格要求，而且我经常到老师宿舍去问难求教，老师从无倦容，仔细为我讲解宋词的精微奥妙，并辛苦地为我修改词章习作，从章句、字、辞到句读一丝不苟。”直到晚年，唐老还依然保持着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大师风范。1940年，唐圭璋为中央大学学生开设“宋词选”，在其自编的教材中，唐老对具体词作的阐释，言简意赅，而多中肯，往往多发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在教学实践中又不断修改、充实，成为一部《唐宋词简释》专著，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数十万册，畅销国内外。
1945年日本投降，欣喜之余，唐圭璋于1946年从重庆飞回南京，与阔别了八年之久的亲人团聚。回宁之后，却不幸遭遇失业。该次遭遇的内幕，唐圭璋先生晚年约曹济平谈立遗嘱之事时才谈到其中鲜为人知的往事。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毛泽东在下榻之处宴请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人，席间柳亚子向他索要诗句，于是，毛泽东便把9年前旧作《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后来得以发表，引起轰动。蒋介石知道后，坐立不安，便下命令让手下人写文章反驳毛泽东，要求填一首词超过毛泽东。蒋介石手下的易君左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专员，又任《时事与政治》杂志社社长，曾相继写《沁园春》和《再谱沁园春》来反驳毛泽东的咏雪词，但都不敌毛词。当时，唐圭璋在中央军校任文史教官，不仅有军衔，还集体参加了国民党。而今又是中央大学知名的词学家兼教授，故国民党派易君左找到他，让他进行填词。唐圭璋感到此事不妙，于是找到在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陈中凡老师求教。在陈老的指导下，唐圭璋先后两次委婉回绝了易君左，但还是得罪了国民党当局。不久，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到南京。到了八月下旬，唐圭璋去看望陈老时得知自己被中央大学解聘，陈老让他去找系主任伍叔傥询问一下具体情况。见到伍叔傥后，伍的态度冷漠，扳着脸说：“现在二系合并，人员精简，讲授词学只留下陈匪石，你被解聘了。”唐圭璋知道这不过是打击报复的借口吧了，没有辩解就愤然离校了。幸在同门卢前的帮助下，才在南京通志馆任编纂，编辑出版了《南京文献》，然而收入微薄，再加上当时物价飞涨，生活艰难，唐圭璋不得不到处奔波兼课，其中有金陵大学和市一中等校，而户籍问题也托了一段时间才解决。直到1949年初才又回到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建国后唐圭璋历任南京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市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
在国立中央大学，唐圭璋度过了他的六年大学生活和将近十年的任教生涯。在这段时光中，先生在治学方面严谨，持之以恒，在辑佚、校勘、考证、编著等方面为词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比拟的突出贡献;在待人方面，他虚怀若谷，宽慈谦和，乐于助人，又为培养词学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综观唐圭璋一生的业绩，国家于1990年授予他“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为发掘我国珍贵的文学遗产，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历史贡献。他无愧于龙的子孙，无愧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无愧于恩师吴梅，无愧于自己。现在唐圭璋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创下的业绩却永远铭刻在众多学子们的心中。
如今以“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为校训的南京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九校联盟成员，“珠峰计划”首批11所名校之一，为中国最顶尖的著名学府之一。其包括鼓楼、浦口、仙林三个校区，学校风景优美，建筑规模宏大，教学、科研设施先进，已发展成为综合实力位居全国高校前列的一流大学。站在南京大学，你会情不自禁地又想到幼年失去父母、中年就丧偶的唐圭璋，想到他回到南京即遭遇失业的艰辛生活……。作为词学大师，唐圭璋对词学的杰出贡献，比如他编辑的《全宋词》、《词话丛编》等煌煌巨制都是他在中央大学学习或在中央大学任教前后的时期内完成的，这个地方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参考文献：
[1]吴智龙，钟振振. 词坛耆硕：唐圭璋[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唐圭璋.唐圭璋自传[J].文献，1981（2）.
[3]马兴荣.唐圭璋年谱[J].词学，2011（1）.
[资助项目：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北京水利水电学校立项课题“中职语文教学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水利水电学校）
关键词：唐圭璋 中央大学 治学 待人
国立中央大学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四牌楼2号，其前身是张之洞在1902年署理两江总督时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后分为两江师范学堂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正式建立国立东南大学，成为南京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1927年5月东南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之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国立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后又在重庆嘉陵江上游的柏溪建设了新校区。一直到1946年八九月份才将中央大学重新迁回南京。1949年南京解放后改称国立南京大学，后去“国立”二字，称南京大学（老南京大学）。就在这个学府圣地，先后出现了众多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伟大人物，后来成为词学泰斗的唐圭璋就是其中的一员。
唐圭璋6岁就开始随父亲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10岁丧父，12岁母亲又不幸病故。13岁才考进南京市立奇望街小学（在今建康路市立医院前），三年后，在毕业会考上，勤奋好学的唐圭璋考了第一名。同年秋，考入南京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今太平路）读书，在校除读自然科学及英语以外，特别爱好古典文学，自《诗经》、《楚辞》以下，文史哲的书籍也都尽可能浏览。1922年夏天，唐圭璋考进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中文系。当时陈中凡担任东南大学的系主任，并给大一新生开设《国学入门》的课程。在其入学时，画家梁公约特地向陈中凡写信介绍了他的基本情况：“唐君圭璋，即在贵校肄业。此君孤露，志学甚坚。可否乞公设法，使每日写讲义二三张，为补助学费计，千万注意为祷！”于是，陈老先生就在学校安排他勤工俭学，并让他到自己家里给孩子做家教，以在经济上给予帮助。1922年夏天，与王国维并称为曲学研究巨擘的吴梅也从北京大学调到东南大学任教，唐圭璋就跟着吴梅学词曲，只要是吴梅先生开的课程，比如《词学通论》、《曲学通论》《词选》《专家词》等，他都选听，这不仅使其与词学结下不解之缘，还为其后来的词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吴梅弟子众多，其中任中敏、唐圭璋、卢前最为出色，人称“吴门三杰”。三人中任中敏、卢前专攻曲学，而唐圭璋却对词学情有独钟。吴梅经常带着学生一起外出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并让学生随即作词、作曲，进而让他们更深一步了解词曲的写作和运用。在授课之余，吴梅还教学生们吹笛唱曲，并带领学生建立了“潜社”词社，以鼓励学生潜心学术，唐圭璋与同学王季思、段熙仲、张世禄等皆是社中骨干，他们一块作词，还刻过《潜社词刊》以及《潜社曲刊》。这些经历对后来唐圭璋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产生了积极影响。
大学期间，唐圭璋的词学研究已初露锋芒，他汇集了《纳兰容若词》，并开始撰写《宋词三百首笺》。1928年，唐圭璋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之后在江苏省第一女子中学教语文，后又转到中央军校任国文教官，兼教历史。在教学之余，唐圭璋继续编作《宋词三百笺》、《南唐二主词汇笺》，并于1931年开始独自编纂《全宋词》。实际上，早在大学时期，唐圭璋与其同门任中敏一块商议做这个工作，并拟定了一个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的计划：一、综合诸家所刻词集;二、搜求宋集附词;三，汇列宋词选集;四，增补遗佚。并且旁采笔记小说、金石方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应酬翰墨及《永乐大典》诸书统汇为一编，钩沉表微，以存一代文献。但因任中敏专办教育，最后唐圭璋不得不一人独自完成这个艰巨的编纂任务。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为了能看到丁丙《八千卷楼》的善本词书，经常从早上到晚上一直泡在龙蟠里图书馆看书。为了节省时间，他中午就在图书馆里花两角钱吃顿午饭，以便吃过饭后可以继续投入到工作中，就这样一直工作到傍晚。晚上，他又在梧桐树下整理校勘抄录的资料，最后将看过的资料汇集一处，“俾承学之士，可以探源穷流，察其完缺，辨其优劣。若有未传之词，亦可以随时随地，接目寻访焉。”（《词学论丛》）唐圭璋不仅认真、刻苦查询资料，在考证方面也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譬如他在编《全宋词》时，由于宋人词集版本不同，卷数也迥异，如苏轼《东坡词》就有二十多种版本，秦观《淮海词》有三十多种版本，周邦彦《清真词》也有三十多种版本，这些版本有些是早期的，有的出现比较晚，有的比较精，有的却比较粗劣。为了校刊文献、辨别版本源流，唐圭璋潜心研究，在掌握大量相关版本目录的基础上，撰写了《宋词版本考》。另外，古籍记载中的宋人词作，模糊、错误的地方很多，一首词会有不同的作者出现，或是同名同姓，或是张冠李戴，犹如一团乱麻，为了辨别作品真实的作者情况，唐圭璋不厌其烦地查阅群书，撰写了《宋词互见考》，以“息前人之争，祛来学之惑。”同时，在引用别人的观点时，唐圭璋也总是竭尽全力找到原文，找到最好的善本，即便是别人已经注明的，他仍要亲自找到最原始的出处，一丝不苟的核对。为了查到最精确的资料，唐圭璋曾寻求国外朋友的帮助，那就是他在1935年写给中田勇次郎（1905—1998）的两封信，信里唐老希望中田先生能帮忙查询一些资料并邮寄给自己。现在这两封信连同中田先生生前的心爱藏书一并珍藏在日本立命馆大学词学文库。在面临文献资料不足，传世文献多有舛误，词人时代不明等诸多难题的情况下，唐圭璋凭着坚韧的学术毅力和严谨认真的学术风范，筚路蓝缕，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这部浩大的工程，成为百年来词学界最大的盛举。唐老后来精深厚重的学术修养正是在这种严谨求真的治学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1934年，唐圭璋编写的《宋词三百笺》、《南唐二主词汇笺》分别在神州国光社、正中书局得以出版，同年，又与吴梅、寥忏庵、林铁尊、仇述庵、石云轩、陈匪石、乔大壮、汪旭初、蔡嵩云诸位老前辈组织了“如社”，后来出版了词集《如社词钞》。唐圭璋不仅在大学时代从事词学研究，即使在工作的数十年中，仍矢志不渝，潜心研究。在独编《全宋词》时，又心无旁骛地搜集汇编《词话丛编》，并兼辑全元词汇。终于在1934年将《词话丛编》初稿完成，收词话六十种，吴梅为之作序，称“此书洵词林巨制，艺苑之功臣”。该书刻印后，他仍然不断搜集寻访，以继续修补增刊。 1935年，唐圭璋在汪辟畺先生的引荐下，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在此期间，《全宋词目录》先后三次印出，并先写成《宋六十家词跋尾》和《四十种词集跋尾》。1937年唐圭璋编纂的《全宋词》初稿完成，由编译馆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受抗日战争影响，上海商务印书馆移到香港排印，并于1940年出版线装本，书中辑录了约一千多家的两宋词人，其词作有二万多首。唐圭璋的恩师吴梅在书中作《序》称赞曰：“唐子以一人之耳目，十年之岁月，成此巨著，举凡山川琐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无不备采，已非馆阁诸臣所及。而《互见表》一卷，尤足息前人之争，祛来学之惑，此岂清代词臣得望其项背。近赵君万里尝辑宋词五十六家，多为选本所无，一时学子，莫不俯首。今唐子独能举其全，斯突过其上。”随着《全宋词》的完成，36岁的唐圭璋，大名已赫然载入《民国名人图鉴》。
1936年，唐圭璋的妻子病死，办完丧事后，便留下三个女儿在江苏仪征，由其外祖母抚养。唐圭璋妻子临终前曾嘱咐他：“他日再娶，切莫亏待三女。”当时唐圭璋年仅36岁，本可以续弦，然而为了不使孩子受委屈，他便未再娶。夫人离世后，唐圭璋每当闲暇时必到妻子的坟前吹笛陪伴，感情真切，令人为之动容。后来唐圭璋曾作了一首《忆江南》以悼念爱妻：“人声悄。夜读每忘疲。多恐过劳偏熄烛，为防寒袭替添衣。催道莫眠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圭璋随中央军校西迁成都任教，他的老师陈中凡也随校迁到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唐圭璋为了慰藉陈师客居他乡的寂寞，就经常去拜访老师，每次必带着笛子，为陈师伴唱。1938年，唐圭璋因为患偏头痛不能亲自去拜访陈中凡先生并为他吹笛，于是特约另一个人为陈师伴奏，并致书说：“下周星期三，生拟年蓉盘桓，约四时左右，当偕东大同学郑家俊兄同趋前一谈，惟不知届时彼有课与否耳？彼工京戏，吹笛亦佳，惟曲则生教之，仅能吹《游园》、《学堂》、《琴挑》三书。生自脑疼以后，并箫亦不敢多吹。”约1939年，唐圭璋的恩师吴梅在云南大姚县李旗屯逝世。当时仍在成都任教的唐圭璋，不顾山水相阻，兵荒马乱，依然赶到云南为恩师送行，并写下了令人哀思的《虞美人·悼瞿安师》和《吴先生哀词》。
1939年至1946年，唐圭璋在重庆中央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一面教学，一面继续从事词学研究，发表了《温韦词之比较》、《李后主评传》、《云谣集校释》、《敦煌词校释》、《词的做法》、《论梦窗词》、《姜白石评传》、《纳兰容若评传》、《评‘人间词话’》等论文。还收集抗战以来自己写的部分词作，辑为《南云小稿》，收入《雍园词钞》内。此时又编著《元人小令格律》一稿，同学卢前（冀野）为该稿作序。在教学的过程中，唐圭璋受恩师的影响，不仅认真编写词选，在教授宋词作品时，时常携长笛一支，在课堂上先按谱吹笛，或用昆腔唱词。不但把学生带进了一个艺术世界，还加深了学生对词曲意境的理解。唐圭璋对教学向来认真负责，批改学生作业更是细致入微。据40时代的学生王玉清回忆说：“圭璋老师在重庆中大任教授时，教读宋词。老师得知我是孤身流亡的学生，对我关怀备至，恩同慈父，不但在学业上耐心指导，严格要求，而且我经常到老师宿舍去问难求教，老师从无倦容，仔细为我讲解宋词的精微奥妙，并辛苦地为我修改词章习作，从章句、字、辞到句读一丝不苟。”直到晚年，唐老还依然保持着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大师风范。1940年，唐圭璋为中央大学学生开设“宋词选”，在其自编的教材中，唐老对具体词作的阐释，言简意赅，而多中肯，往往多发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在教学实践中又不断修改、充实，成为一部《唐宋词简释》专著，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数十万册，畅销国内外。
1945年日本投降，欣喜之余，唐圭璋于1946年从重庆飞回南京，与阔别了八年之久的亲人团聚。回宁之后，却不幸遭遇失业。该次遭遇的内幕，唐圭璋先生晚年约曹济平谈立遗嘱之事时才谈到其中鲜为人知的往事。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毛泽东在下榻之处宴请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人，席间柳亚子向他索要诗句，于是，毛泽东便把9年前旧作《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后来得以发表，引起轰动。蒋介石知道后，坐立不安，便下命令让手下人写文章反驳毛泽东，要求填一首词超过毛泽东。蒋介石手下的易君左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专员，又任《时事与政治》杂志社社长，曾相继写《沁园春》和《再谱沁园春》来反驳毛泽东的咏雪词，但都不敌毛词。当时，唐圭璋在中央军校任文史教官，不仅有军衔，还集体参加了国民党。而今又是中央大学知名的词学家兼教授，故国民党派易君左找到他，让他进行填词。唐圭璋感到此事不妙，于是找到在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陈中凡老师求教。在陈老的指导下，唐圭璋先后两次委婉回绝了易君左，但还是得罪了国民党当局。不久，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到南京。到了八月下旬，唐圭璋去看望陈老时得知自己被中央大学解聘，陈老让他去找系主任伍叔傥询问一下具体情况。见到伍叔傥后，伍的态度冷漠，扳着脸说：“现在二系合并，人员精简，讲授词学只留下陈匪石，你被解聘了。”唐圭璋知道这不过是打击报复的借口吧了，没有辩解就愤然离校了。幸在同门卢前的帮助下，才在南京通志馆任编纂，编辑出版了《南京文献》，然而收入微薄，再加上当时物价飞涨，生活艰难，唐圭璋不得不到处奔波兼课，其中有金陵大学和市一中等校，而户籍问题也托了一段时间才解决。直到1949年初才又回到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建国后唐圭璋历任南京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市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
在国立中央大学，唐圭璋度过了他的六年大学生活和将近十年的任教生涯。在这段时光中，先生在治学方面严谨，持之以恒，在辑佚、校勘、考证、编著等方面为词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比拟的突出贡献;在待人方面，他虚怀若谷，宽慈谦和，乐于助人，又为培养词学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综观唐圭璋一生的业绩，国家于1990年授予他“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为发掘我国珍贵的文学遗产，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历史贡献。他无愧于龙的子孙，无愧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无愧于恩师吴梅，无愧于自己。现在唐圭璋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创下的业绩却永远铭刻在众多学子们的心中。
如今以“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为校训的南京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九校联盟成员，“珠峰计划”首批11所名校之一，为中国最顶尖的著名学府之一。其包括鼓楼、浦口、仙林三个校区，学校风景优美，建筑规模宏大，教学、科研设施先进，已发展成为综合实力位居全国高校前列的一流大学。站在南京大学，你会情不自禁地又想到幼年失去父母、中年就丧偶的唐圭璋，想到他回到南京即遭遇失业的艰辛生活……。作为词学大师，唐圭璋对词学的杰出贡献，比如他编辑的《全宋词》、《词话丛编》等煌煌巨制都是他在中央大学学习或在中央大学任教前后的时期内完成的，这个地方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参考文献：
[1]吴智龙，钟振振. 词坛耆硕：唐圭璋[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唐圭璋.唐圭璋自传[J].文献，1981（2）.
[3]马兴荣.唐圭璋年谱[J].词学，2011（1）.
[资助项目：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北京水利水电学校立项课题“中职语文教学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水利水电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