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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在调整灯光时，吴晓波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书架前。
他随手拿起桌上一本书，翻到后三分之一就开始读了起来。他曾因焦虑患上神经衰弱，白天必须把窗帘都拉起来才能写作，晚上无法入睡，甚至连看书都无法专注。但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怪毛病—车上、飞机上、咖啡馆，走在哪里都可以阅读。
他的“蓝狮子”在杭州城北，靠近运河，走廊尽头是个大办公室，左边有一整面墙的书柜，从入口一路延伸。书柜很深，可以放上里外两层，藏书的空间就多了一倍。与书柜对着的，是个榻榻米上的茶座，四人位，中间的小桌上放了茶具和书。
这边的书柜里存的大多是旧书，看过舍不得丢的书也放着—《李普曼传》、《平安心语》、《浪峰之巅》，还有一套关于朱 基的书。自己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大败局》也都存了一套，新书《历史经济变革得失》刚出版，样书就放在书桌上。翻开，第一页的导论“崛起或崩溃”开头就是 “关于中国经济变革的争论一直存在，但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两极化。”经济史、经济变革，是吴晓波一直以来在写作中最为关心的内容。但他发觉很多问题，比如国进民退、资本从实体经济的溢出等，在当代这个时间轴上难以解答，于是便一直往前推，推到洋务运动，再推到这本书中最早的时间点—“管仲变法”。为了写这本书，他看了上百本有关中国货币史、财政史的书，包括二十四史中讲经济的部分。他说自己现在的主力阅读是“被问题推着走”，关注哪个方面的内容，就找相关的书看。
年轻时的读书就像在播种
和吴晓波聊书是一件愉快的事。他阅读面很广，国学、历史、小说、哲学、纪实，什么都看。记忆力也好，即使是二十年前看过的书，他也记得确切的书名、作者和内容。谈到他1980年代买的一本茨威格的旧书，我问起封皮的颜色，他想了半秒，回答“灰色”。这样的聊天就像水流，不管聊到哪里，都能顺着缝隙流淌下去。
吴晓波办公室的书桌上摆着许多书，书堆最下面是《生活》月刊。书架上还有好几本张爱玲的小说，是吴晓波前几年才开始看的。“张爱玲是天才，她的文本很好。对人、对整个时代的理解，很灰暗、很冷酷。”在聊天中，吴晓波常常提到一个词—文本。他不太看当代小说，因为觉得文本不够精致，也缺乏想象力。从大学起，他喜欢的作家就没变过—沈从文、张承志、金庸、茨威格，但主要的阅读兴趣在于他们的非虚构写作。“文字很优美。”他很难说清为什么，“就像你觉得一个人美，这是心心相印的东西。”
近两年，他读了很多国外作家写的文学批评，包括苏珊·桑塔格、加缪、卡尔维诺，还有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那些文学批评的文笔特别好。”哈佛大学历史学与金融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写的《帝国》、《巨人》、《罗斯柴尔德的家族》等一系列书，也是吴晓波一直跟着阅读的。对他而言，这些书除了给自己阅读快感之外，还可以“学习文本结构”。
几个月前，吴晓波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想要尝试着读这本巨著。但看了两句就读不下去了，“好难读啊”，他抱怨道。俄国的小说家中，他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书他也看不下去，“我只能看看大仲马”。大学时，吴晓波看了很多通俗小说。他看民国“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都市小说，还看“鸳鸯蝴蝶派”。和那个时候的很多男生一样，他也看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吴晓波坐在办公桌前，笑着念出这个对联。
上世纪80年代，吴晓波在复旦大学念新闻系，这四年是被他称为“一锅粥”乱看书的过程，“主要是时间多”。80年代后期，一次大规模介绍西文哲学读物的翻译运动兴起。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作者队伍更集结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吴晓波和他的同学们从图书馆里大批地借阅，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的新鲜空气。吴晓波回忆，周国平翻译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那时也很流行，“尼采反权威，他的观点里对旧秩序的破坏对我们还是蛮震撼的”。
大学宿舍里一共住了七个人，“大家会比着看书”。假如宿舍里有同学说自己开始看黑格尔的《小逻辑》了，那吴晓波和其他同学就会紧张起来，抓紧去看更多更艰深的书。“年轻时候的阅读就像在广泛地播种。你把种子种下去，那会儿它可能不会发芽。但后来你遇到什么问题，回过头去再看这些书，种子就突然发芽了。”
写作和阅读是主要的生活状态
采访地点一路辗转，从大办公室换到编辑的小办公室，再换到吴晓波自己的办公室里。一本红色封皮的书摊开放在他办公桌上，在被上一个采访打断前，他一直在读。书签夹在中间的位置，读过的地方，用水笔写了书摘。
书是赵一凡的《西方文论讲稿续编》，吴晓波正在重读。写完新书，他开始对中国互联网公司进行调研和写作。重读赵一凡是想找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思潮与中国互联网时代之间的联系。“对旧秩序的瓦解，互联网就有这个特点。互联网发散性的信息传达方式，也和解构主义有很大关系。”
十三年记者生涯形成的本能至今保留在吴晓波身上。我们聊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时，他讲话讲到一半，大概突然感到奇怪，脱口而问，“你也读吗？你为什么读这个书？”而当他聊起自己阅读和写作的习惯时，又突然反问，“你写作时不会焦虑吗？”
吴晓波写作时的压力巨大。三十岁之前，他有很多坏毛病。白天写东西，“必须把窗帘都拉起来”。还要准备两大瓶热开水，一直喝。后来开始吃小包装的QQ软糖，还吃杨梅和橄榄，“后来把牙齿都吃坏了”。
1997年，不到三十岁的吴晓波得了神经衰弱，“晚上不能看书”。后来他主动改变作息，还专门到杭州武林门一个咖啡馆里写作。写作改在了白天，“现在基本晚上不写，早上九点半开始工作，晚上就让自己放松”。
“对我来讲，写作和阅读就是主要的生活状态。”吴晓波家里的书房就在客厅里，同时这也是他的工作室，除了出差调研，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自从搬进现在的家，每年家里都会增加一个书架，他并没有规划书架的安置，只是将新新旧旧的书架拼在一起。书桌被安放在朝东南的角落，正对着的是一面大窗户，能看到外面的高架的车流，右手边是以前阳台的大落地玻璃，正对着杭州的运河。 吴晓波的书桌很小，就和普通的办公桌一般大，因为他觉得大书桌“很麻烦”。“不可能把书都堆在书桌上。那样没办法写，根本找不到资料。”
他喜欢条理和规则。假如明天会在家里写作，前一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他就会整理好第二天要用的书和资料，堆放在书桌的右手边。左手边则“可能是一个月里面常备的一些资料”。写完以后，他把用过的书“丢回”书架，重新换新的一批下来。
吴晓波的写作也很讲究条理。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小说家麦家和自己书桌的不同 麦家只需要一支笔，而他需要大量的书籍和资料。这是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的不同，非虚构写作讲求“字字有出处”，每句话，每个人物，每个时间，每个数据都要有出处。还有个原则叫“孤例不立”，同一个历史案例，“最好有两本以上的书讲过”。
对吴晓波来讲，书房对写作的意义重大。不过，互联网让他的写作方便很多。“想到一个年份，我就可以查一下。”在那之前，如果有个细节查不出来，以他处女座追求完美的性格，他的写作便“往前走不下去”。
[对话吴晓波]
看书如同智力挑战
记者：看书给你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吴晓波：智力挑战。阅读最大的快乐是发觉这个世界上有比你更厉害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你没有看到过的，表达方式也是。你们看到同样的一个东西，比如一种植物也好，或者一片天空也好，但他的表达方式跟你的不一样，我对这个很好奇。
记者：看到一本好书，不管是因为文本还是思想，会和朋友分享吗？
吴晓波：也会，但不多。杭州不是处在一个很热闹的中心，没有很多社交的东西，我也不喜欢很热闹。我的写作和阅读，基本上还是很个人的行为，跟朋友推荐也不太多。
记者：哪本书或者某个作家是你看过最多遍的？
吴晓波：茨威格。他写过很多非虚构类，《异端的权利》、《人类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人类群星闪耀时》看了很多遍，它也有很多版本。我最早看的应该是八几年时候买的，现在应该还在家里，搬过三次家，一直都没有弄丢。我也买过一本新的，新的弄丢了，老的还在。这本书的写作很精致、很准确，历史的宽度很大。我不太喜欢柔软的写作。我所谓的柔软，是长句很多，没有细节，大量的是心理描写，或者文字到文字的推进。
记者：你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写作？
吴晓波：我特别不喜欢那种不读书的，纯粹靠天分的写作。每个人都有点写作的天分，但天分有点像短跑选手，60米、100米跑过去，或能到10万字就写不下去了。那是因为他阅读量不够，现在有些年轻人是阅读量有问题。但我们也有问题，掉书袋很厉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注重文本。不过也有些东西不是为了文本而存在的。有些搞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把它考据出一个事实来，事实本身很重要，他的乐趣就在这个地方，文本表达不是很重要。对我来讲，事实和文本表达都很重要。
记者：在写作新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时候，有遇到过什么瓶颈吗？
吴晓波：开始写作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大的困难，但关键在于针对由古到今经济变革的研究很少。所以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最注重的是方法论和研究的结构。为了让写作更有逻辑，我对一些研究内容下了定义。比如说第一个，从古代到现在都一样，中国的经济变革都是由几个利益集团所构成的。我把它定义成四个利益集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者、无产者。写作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经济博弈都放到这四个利益集团当中来。第二个，就是我去定义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四个基本制度，其中包括经济制度。通过些定义再往前面走，会让整个写作更加有序。
记者：你觉得现在这个朝南的大书房里还有哪些可以进步的地方？
吴晓波：还是有很多特别好的、牛逼的书没有读完，还会去读，继续读一些经典的书。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书。
他随手拿起桌上一本书，翻到后三分之一就开始读了起来。他曾因焦虑患上神经衰弱，白天必须把窗帘都拉起来才能写作，晚上无法入睡，甚至连看书都无法专注。但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怪毛病—车上、飞机上、咖啡馆，走在哪里都可以阅读。
他的“蓝狮子”在杭州城北，靠近运河，走廊尽头是个大办公室，左边有一整面墙的书柜，从入口一路延伸。书柜很深，可以放上里外两层，藏书的空间就多了一倍。与书柜对着的，是个榻榻米上的茶座，四人位，中间的小桌上放了茶具和书。
这边的书柜里存的大多是旧书，看过舍不得丢的书也放着—《李普曼传》、《平安心语》、《浪峰之巅》，还有一套关于朱 基的书。自己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大败局》也都存了一套，新书《历史经济变革得失》刚出版，样书就放在书桌上。翻开，第一页的导论“崛起或崩溃”开头就是 “关于中国经济变革的争论一直存在，但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两极化。”经济史、经济变革，是吴晓波一直以来在写作中最为关心的内容。但他发觉很多问题，比如国进民退、资本从实体经济的溢出等，在当代这个时间轴上难以解答，于是便一直往前推，推到洋务运动，再推到这本书中最早的时间点—“管仲变法”。为了写这本书，他看了上百本有关中国货币史、财政史的书，包括二十四史中讲经济的部分。他说自己现在的主力阅读是“被问题推着走”，关注哪个方面的内容，就找相关的书看。
年轻时的读书就像在播种
和吴晓波聊书是一件愉快的事。他阅读面很广，国学、历史、小说、哲学、纪实，什么都看。记忆力也好，即使是二十年前看过的书，他也记得确切的书名、作者和内容。谈到他1980年代买的一本茨威格的旧书，我问起封皮的颜色，他想了半秒，回答“灰色”。这样的聊天就像水流，不管聊到哪里，都能顺着缝隙流淌下去。
吴晓波办公室的书桌上摆着许多书，书堆最下面是《生活》月刊。书架上还有好几本张爱玲的小说，是吴晓波前几年才开始看的。“张爱玲是天才，她的文本很好。对人、对整个时代的理解，很灰暗、很冷酷。”在聊天中，吴晓波常常提到一个词—文本。他不太看当代小说，因为觉得文本不够精致，也缺乏想象力。从大学起，他喜欢的作家就没变过—沈从文、张承志、金庸、茨威格，但主要的阅读兴趣在于他们的非虚构写作。“文字很优美。”他很难说清为什么，“就像你觉得一个人美，这是心心相印的东西。”
近两年，他读了很多国外作家写的文学批评，包括苏珊·桑塔格、加缪、卡尔维诺，还有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那些文学批评的文笔特别好。”哈佛大学历史学与金融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写的《帝国》、《巨人》、《罗斯柴尔德的家族》等一系列书，也是吴晓波一直跟着阅读的。对他而言，这些书除了给自己阅读快感之外，还可以“学习文本结构”。
几个月前，吴晓波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想要尝试着读这本巨著。但看了两句就读不下去了，“好难读啊”，他抱怨道。俄国的小说家中，他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书他也看不下去，“我只能看看大仲马”。大学时，吴晓波看了很多通俗小说。他看民国“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都市小说，还看“鸳鸯蝴蝶派”。和那个时候的很多男生一样，他也看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吴晓波坐在办公桌前，笑着念出这个对联。
上世纪80年代，吴晓波在复旦大学念新闻系，这四年是被他称为“一锅粥”乱看书的过程，“主要是时间多”。80年代后期，一次大规模介绍西文哲学读物的翻译运动兴起。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作者队伍更集结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吴晓波和他的同学们从图书馆里大批地借阅，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的新鲜空气。吴晓波回忆，周国平翻译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那时也很流行，“尼采反权威，他的观点里对旧秩序的破坏对我们还是蛮震撼的”。
大学宿舍里一共住了七个人，“大家会比着看书”。假如宿舍里有同学说自己开始看黑格尔的《小逻辑》了，那吴晓波和其他同学就会紧张起来，抓紧去看更多更艰深的书。“年轻时候的阅读就像在广泛地播种。你把种子种下去，那会儿它可能不会发芽。但后来你遇到什么问题，回过头去再看这些书，种子就突然发芽了。”
写作和阅读是主要的生活状态
采访地点一路辗转，从大办公室换到编辑的小办公室，再换到吴晓波自己的办公室里。一本红色封皮的书摊开放在他办公桌上，在被上一个采访打断前，他一直在读。书签夹在中间的位置，读过的地方，用水笔写了书摘。
书是赵一凡的《西方文论讲稿续编》，吴晓波正在重读。写完新书，他开始对中国互联网公司进行调研和写作。重读赵一凡是想找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思潮与中国互联网时代之间的联系。“对旧秩序的瓦解，互联网就有这个特点。互联网发散性的信息传达方式，也和解构主义有很大关系。”
十三年记者生涯形成的本能至今保留在吴晓波身上。我们聊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时，他讲话讲到一半，大概突然感到奇怪，脱口而问，“你也读吗？你为什么读这个书？”而当他聊起自己阅读和写作的习惯时，又突然反问，“你写作时不会焦虑吗？”
吴晓波写作时的压力巨大。三十岁之前，他有很多坏毛病。白天写东西，“必须把窗帘都拉起来”。还要准备两大瓶热开水，一直喝。后来开始吃小包装的QQ软糖，还吃杨梅和橄榄，“后来把牙齿都吃坏了”。
1997年，不到三十岁的吴晓波得了神经衰弱，“晚上不能看书”。后来他主动改变作息，还专门到杭州武林门一个咖啡馆里写作。写作改在了白天，“现在基本晚上不写，早上九点半开始工作，晚上就让自己放松”。
“对我来讲，写作和阅读就是主要的生活状态。”吴晓波家里的书房就在客厅里，同时这也是他的工作室，除了出差调研，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自从搬进现在的家，每年家里都会增加一个书架，他并没有规划书架的安置，只是将新新旧旧的书架拼在一起。书桌被安放在朝东南的角落，正对着的是一面大窗户，能看到外面的高架的车流，右手边是以前阳台的大落地玻璃，正对着杭州的运河。 吴晓波的书桌很小，就和普通的办公桌一般大，因为他觉得大书桌“很麻烦”。“不可能把书都堆在书桌上。那样没办法写，根本找不到资料。”
他喜欢条理和规则。假如明天会在家里写作，前一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他就会整理好第二天要用的书和资料，堆放在书桌的右手边。左手边则“可能是一个月里面常备的一些资料”。写完以后，他把用过的书“丢回”书架，重新换新的一批下来。
吴晓波的写作也很讲究条理。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小说家麦家和自己书桌的不同 麦家只需要一支笔，而他需要大量的书籍和资料。这是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的不同，非虚构写作讲求“字字有出处”，每句话，每个人物，每个时间，每个数据都要有出处。还有个原则叫“孤例不立”，同一个历史案例，“最好有两本以上的书讲过”。
对吴晓波来讲，书房对写作的意义重大。不过，互联网让他的写作方便很多。“想到一个年份，我就可以查一下。”在那之前，如果有个细节查不出来，以他处女座追求完美的性格，他的写作便“往前走不下去”。
[对话吴晓波]
看书如同智力挑战
记者：看书给你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吴晓波：智力挑战。阅读最大的快乐是发觉这个世界上有比你更厉害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你没有看到过的，表达方式也是。你们看到同样的一个东西，比如一种植物也好，或者一片天空也好，但他的表达方式跟你的不一样，我对这个很好奇。
记者：看到一本好书，不管是因为文本还是思想，会和朋友分享吗？
吴晓波：也会，但不多。杭州不是处在一个很热闹的中心，没有很多社交的东西，我也不喜欢很热闹。我的写作和阅读，基本上还是很个人的行为，跟朋友推荐也不太多。
记者：哪本书或者某个作家是你看过最多遍的？
吴晓波：茨威格。他写过很多非虚构类，《异端的权利》、《人类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人类群星闪耀时》看了很多遍，它也有很多版本。我最早看的应该是八几年时候买的，现在应该还在家里，搬过三次家，一直都没有弄丢。我也买过一本新的，新的弄丢了，老的还在。这本书的写作很精致、很准确，历史的宽度很大。我不太喜欢柔软的写作。我所谓的柔软，是长句很多，没有细节，大量的是心理描写，或者文字到文字的推进。
记者：你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写作？
吴晓波：我特别不喜欢那种不读书的，纯粹靠天分的写作。每个人都有点写作的天分，但天分有点像短跑选手，60米、100米跑过去，或能到10万字就写不下去了。那是因为他阅读量不够，现在有些年轻人是阅读量有问题。但我们也有问题，掉书袋很厉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注重文本。不过也有些东西不是为了文本而存在的。有些搞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把它考据出一个事实来，事实本身很重要，他的乐趣就在这个地方，文本表达不是很重要。对我来讲，事实和文本表达都很重要。
记者：在写作新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时候，有遇到过什么瓶颈吗？
吴晓波：开始写作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大的困难，但关键在于针对由古到今经济变革的研究很少。所以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最注重的是方法论和研究的结构。为了让写作更有逻辑，我对一些研究内容下了定义。比如说第一个，从古代到现在都一样，中国的经济变革都是由几个利益集团所构成的。我把它定义成四个利益集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者、无产者。写作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经济博弈都放到这四个利益集团当中来。第二个，就是我去定义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四个基本制度，其中包括经济制度。通过些定义再往前面走，会让整个写作更加有序。
记者：你觉得现在这个朝南的大书房里还有哪些可以进步的地方？
吴晓波：还是有很多特别好的、牛逼的书没有读完，还会去读，继续读一些经典的书。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