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骆以军，1967年生于台北，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著有小说集《红字团》、《遣悲怀》、《月球姓氏》、《第三个舞者》等。《西夏旅馆》是骆以军耗时4年，在三度遭受忧郁症侵袭的情况下写就的杰作。2010年获得华文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红楼梦奖”，组委会认为这部小说“以十一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为历史托喻，以一座颓废怪诞的旅馆作为空间符号，写出一部关于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传奇故事。”
6月上旬，这部长达40万言的小说简体中文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台湾“外省第二代”骆以军重回大陆，先后与文化人梁文道、80后作家张悦然展开了三场对话，主题分别为:“六个抬棺人——经验匮乏世代的小说幻术”、“经验匮乏与穷而后工”和“铸风成形、编沙为绳”。骆以军以自己和父辈的故事作为讲述重点，非常精彩地阐释了《西夏旅馆》的创作意图和主旨。以下内容以这三次对话为底本，本刊重新进行了编辑整理。
“五年级生”骆以军
生于50年代（民国40年代）的张大春，朱天文、天心姐妹是台湾文坛“四年级”，60年代的骆以军自然是“五年级生”。他自己觉得“四年级”混得特好，“五年级”混得特差，很调皮，很虚无，很无赖。但在很多人眼里，他是最好的台湾五年级生。
梁文道: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为了要吸引电视观众对骆以军的注意，所以特别强调骆以军小说的特点就是很黄、很暴力。我介绍骆以军主要写的就是乱伦、杂交、大屠杀、奸杀，等等。但是我想这么讲，三个同年生的，骆以军、香港作家董启章，还有另外一位我心仪已久，恨今未识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黄锦树，在我心目中，他们是这三个地方中生代里面最出色的作家。
张悦然:我跟骆以军的友情主要是建立在一个相同的爱好上，那就是我们都是同样的迷信，相信各种算命系统，从塔罗、占星、紫薇斗数、八字、古卦各种乱七八糟所有的全部都相信。
骆以军的星盘跟他的《西夏旅馆》有个一致的地方，就是他的审美倾向。他喜欢那种破的、烂的、喜欢那种倒霉的、短命的，然后那种动物性的、野蛮的、蒙昧的、未开化的。就像他在《西夏旅馆》里面写过的，他说那个文字是长着毛的文字，这种审美倾向常常在他讲故事当中带出来。他当然希望他的命好，每次总是问我，我的运气怎么样？我后面有没有更好？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是那个最倒霉的人，扫把星的角色，到哪里，哪里一片人倒霉的人。骆以军常常想象自己有这样一种破坏力:他上过的学校都关门，他出过书的出版社也都关门。这种想象，我觉得是他的一种美学倾向。
除了隐喻，还有其他
《西夏旅馆》所讲述的故事很难用简单的几句去总结，线索庞杂，结构疏离，是一个巨大的“歧路花园”。小说一方面是讲古国“西夏”最后的逃亡历史，另一方面又是发生在现代“旅馆”这个局促空间中的想象。作家黄锦树曾经写了一篇论文来探讨这部小说，认为“西夏”和“旅馆”拼贴在一起有深层的隐喻，是在暗示台湾“外省第二代”的命运、历史和身份认同。作为“外省第二代”的骆以军，后代会彻底成为本省人，外省人这样一个族群迟早会消融，而这样一种命运就像中国历史上曾经创建西夏的党项人。骆以军不否认这种说法，但他和梁文道都认为除了隐喻，小说本身更复杂，有外省人及第二代的影子，还有本省族群的内心焦虑，以及其他若干等待读者去发现的东西。
骆以军:我父亲是很典型当时国民党打输了跑到台湾去的。这一整批外省的迁移者，他们其实很像这些西夏被灭绝掉以后的人，其实他们是跑到别人的土地上，别人的梦是完整的，他是听不懂别人的。
像李元昊（西夏开国皇帝）一样，蒋介石会骗他们说，有一天我们可以统一中国，我们可以反攻大陆，就像我写西夏人，是活在李元昊一个人的梦境里，我们父亲这一辈是这样的，他们始终没有在台湾真正的生活，我觉得我父亲后来到他快80岁过世，其实他几乎后半辈子是活在他人的梦境，就是很奇怪、很困惑，他听不懂旁人的语言，他始终是这样。
我父亲晚年在中风以前，就有阿兹海默症，我那时候不懂。他特别糊涂，困在一个东西里，永远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永远他跟我们回忆，他20岁逃离南京之前，所有他童年发生的非常细节、非常细的往事。他不断的在讲，像一个坏掉的录音机。夸张到什么地步？我爸每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跟我讲两个小时，重复的讲那些老人的往事。我常常会不耐烦，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带小孩从台北回去。那个年代有一种答录机，里面装一个很小的录音带，一面录满是一小时，两面录满是两小时，我发觉那个灯在亮，我发觉是我爸爸打电话给我，对着那个答录机讲满两个小时。他像一个爬虫类，活在一个不知道怎样孤独的世界里。
梁文道:这是骆以军讲话的方式，总是在讲故事，好像很难懂，其实要看你听进去多少，因为这些都是他小说里在说的东西。
说《西夏旅馆》之前要先说一下民国，是今年非常热门的话题。我在台湾成长，对我们这些外省二、三代的人来讲，所谓的民国是个虚幻不可及的东西，很多朋友误以为在台湾能够找到民国。但是，在我们的经验里，民国是什么？民国是个影像而已。20多年前第一次来北京，按照书中看到的北京来寻索那个所谓的北平，我到琉璃厂以为就像当年鲁迅他们那样的在旧书摊翻书，翻累了就到信远斋喝冰镇酸梅汤，那个酸梅汤应该是放在一个大瓮里面，舀出来一碗里面浮着一层冰渣，入口即化，传说是这样的。传说早餐应该吃豆汁配焦圈，我去找，结果当时的北京人问我说的是不是酸奶。
我们那个民国早就不见了，它是一个我们父辈告诉我们的记忆、传说，这个消失掉了。大家于是就想骆以军是不是要用这个来暗喻，用西夏，一个最后曾经强盛，但是终于消失在历史中，到了今天大家能读西夏文的人并不多。西夏的遗迹被破坏得很厉害，用这个状态来讲所谓的“外省第二代”在台湾？
但是我个人以为他的小说之所以有价值，并不在于他要比前辈写出一种不同的这种外省二代的经验，而是要把这个经验上升到某一种审美上的、历史哲学上的一个构想的层次。所以，我曾经开玩笑跟他说，看完《西夏旅馆》，我说原来西夏旅馆，大家都以为西夏是为了要来写这个民国，其实不是，恰恰相反，我觉得他是要用这个消失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来写西夏，是反过来，其实西夏才是重点。是要用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外省二代”在台湾的离散经验，来写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西夏，当这么写起来之后，这个西夏就不是真正的西夏，西夏是一种人类历史中不断出现的状态，那个状态是什么？就是所有曾经在旷野建立起来古怪的王朝忽然又被黄沙掩埋，终于消失无影无踪这样一种状态，历史中消失掉的、离散掉的、被伤害的，这种种的记忆经验，西夏旅馆是关于这种经验的一种沉思跟探索。
孤独的现代主义书写
骆以军师承以后现代主义风格闻名的张大春，处女作《红字团》深受其影响，被认为带着张大春的腔调写成。所以在后来的创作中，骆以军刻意与张大春文风相疏离，渗透进诗意成分在小说中，转而形成自己夹带戏谑与自嘲的蒙太奇叙事风格，然而孤独是他写作永远的母题。
骆以军:我们这一代文学刚启蒙的时刻，基本直接进门的就是读西方经典现代主义作品，像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还有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这些拉美的作家，这一批小说其实最核心的关注是在一个单一的个人的绝对的孤独，和在这种绝对孤独下的绝望。所以我们初期的小说写的都是很像，都是这样一个孤独的人，他在一个密室里，他在一个空房子里，或者困在一个公寓里，大家都是这样。
这和个人经验有关。我这一代创作者，特别是这种外省第二代的背景，从小成长的客厅不存在亲属的树枝状的脉络。我父亲20多岁自己跑到台湾去，到快40岁娶了我妈妈，前半生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孤儿，我妈妈是一个养女。从小到大在老房子里，我见到的亲戚只有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哥哥、我姐姐，还有家里的一些狗，我没有见过其他亲戚。一直到我结婚以后，我太太是台湾澎湖人，家族非常庞大，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亲属。我所以我没有办法写出像张爱玲，或者是《红楼梦》那样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理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二十几岁，快速的进入到孤独的现代主义式的书写。
《西夏旅馆》里面有一段叫《洗梦人》，那句话太棒了，它说“神，不愿意再到你的梦里来，是因为你的梦太脏了。”我觉得这特别棒，洗梦对我这个“外省第二代“，很像聚斯金德写《香水》里的格雷诺耶，我是没有故事的，我是一个没有身世的，就像那个家伙是一个没有气味的人，可是他可以透过他对于各种香水的专业技术，萃取的方式，最后可以伪造出一个让所有人疯掉的香水。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变成说故事的人的过程。
（叶莺/编辑整理）
6月上旬，这部长达40万言的小说简体中文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台湾“外省第二代”骆以军重回大陆，先后与文化人梁文道、80后作家张悦然展开了三场对话，主题分别为:“六个抬棺人——经验匮乏世代的小说幻术”、“经验匮乏与穷而后工”和“铸风成形、编沙为绳”。骆以军以自己和父辈的故事作为讲述重点，非常精彩地阐释了《西夏旅馆》的创作意图和主旨。以下内容以这三次对话为底本，本刊重新进行了编辑整理。
“五年级生”骆以军
生于50年代（民国40年代）的张大春，朱天文、天心姐妹是台湾文坛“四年级”，60年代的骆以军自然是“五年级生”。他自己觉得“四年级”混得特好，“五年级”混得特差，很调皮，很虚无，很无赖。但在很多人眼里，他是最好的台湾五年级生。
梁文道: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为了要吸引电视观众对骆以军的注意，所以特别强调骆以军小说的特点就是很黄、很暴力。我介绍骆以军主要写的就是乱伦、杂交、大屠杀、奸杀，等等。但是我想这么讲，三个同年生的，骆以军、香港作家董启章，还有另外一位我心仪已久，恨今未识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黄锦树，在我心目中，他们是这三个地方中生代里面最出色的作家。
张悦然:我跟骆以军的友情主要是建立在一个相同的爱好上，那就是我们都是同样的迷信，相信各种算命系统，从塔罗、占星、紫薇斗数、八字、古卦各种乱七八糟所有的全部都相信。
骆以军的星盘跟他的《西夏旅馆》有个一致的地方，就是他的审美倾向。他喜欢那种破的、烂的、喜欢那种倒霉的、短命的，然后那种动物性的、野蛮的、蒙昧的、未开化的。就像他在《西夏旅馆》里面写过的，他说那个文字是长着毛的文字，这种审美倾向常常在他讲故事当中带出来。他当然希望他的命好，每次总是问我，我的运气怎么样？我后面有没有更好？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是那个最倒霉的人，扫把星的角色，到哪里，哪里一片人倒霉的人。骆以军常常想象自己有这样一种破坏力:他上过的学校都关门，他出过书的出版社也都关门。这种想象，我觉得是他的一种美学倾向。
除了隐喻，还有其他
《西夏旅馆》所讲述的故事很难用简单的几句去总结，线索庞杂，结构疏离，是一个巨大的“歧路花园”。小说一方面是讲古国“西夏”最后的逃亡历史，另一方面又是发生在现代“旅馆”这个局促空间中的想象。作家黄锦树曾经写了一篇论文来探讨这部小说，认为“西夏”和“旅馆”拼贴在一起有深层的隐喻，是在暗示台湾“外省第二代”的命运、历史和身份认同。作为“外省第二代”的骆以军，后代会彻底成为本省人，外省人这样一个族群迟早会消融，而这样一种命运就像中国历史上曾经创建西夏的党项人。骆以军不否认这种说法，但他和梁文道都认为除了隐喻，小说本身更复杂，有外省人及第二代的影子，还有本省族群的内心焦虑，以及其他若干等待读者去发现的东西。
骆以军:我父亲是很典型当时国民党打输了跑到台湾去的。这一整批外省的迁移者，他们其实很像这些西夏被灭绝掉以后的人，其实他们是跑到别人的土地上，别人的梦是完整的，他是听不懂别人的。
像李元昊（西夏开国皇帝）一样，蒋介石会骗他们说，有一天我们可以统一中国，我们可以反攻大陆，就像我写西夏人，是活在李元昊一个人的梦境里，我们父亲这一辈是这样的，他们始终没有在台湾真正的生活，我觉得我父亲后来到他快80岁过世，其实他几乎后半辈子是活在他人的梦境，就是很奇怪、很困惑，他听不懂旁人的语言，他始终是这样。
我父亲晚年在中风以前，就有阿兹海默症，我那时候不懂。他特别糊涂，困在一个东西里，永远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永远他跟我们回忆，他20岁逃离南京之前，所有他童年发生的非常细节、非常细的往事。他不断的在讲，像一个坏掉的录音机。夸张到什么地步？我爸每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跟我讲两个小时，重复的讲那些老人的往事。我常常会不耐烦，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带小孩从台北回去。那个年代有一种答录机，里面装一个很小的录音带，一面录满是一小时，两面录满是两小时，我发觉那个灯在亮，我发觉是我爸爸打电话给我，对着那个答录机讲满两个小时。他像一个爬虫类，活在一个不知道怎样孤独的世界里。
梁文道:这是骆以军讲话的方式，总是在讲故事，好像很难懂，其实要看你听进去多少，因为这些都是他小说里在说的东西。
说《西夏旅馆》之前要先说一下民国，是今年非常热门的话题。我在台湾成长，对我们这些外省二、三代的人来讲，所谓的民国是个虚幻不可及的东西，很多朋友误以为在台湾能够找到民国。但是，在我们的经验里，民国是什么？民国是个影像而已。20多年前第一次来北京，按照书中看到的北京来寻索那个所谓的北平，我到琉璃厂以为就像当年鲁迅他们那样的在旧书摊翻书，翻累了就到信远斋喝冰镇酸梅汤，那个酸梅汤应该是放在一个大瓮里面，舀出来一碗里面浮着一层冰渣，入口即化，传说是这样的。传说早餐应该吃豆汁配焦圈，我去找，结果当时的北京人问我说的是不是酸奶。
我们那个民国早就不见了，它是一个我们父辈告诉我们的记忆、传说，这个消失掉了。大家于是就想骆以军是不是要用这个来暗喻，用西夏，一个最后曾经强盛，但是终于消失在历史中，到了今天大家能读西夏文的人并不多。西夏的遗迹被破坏得很厉害，用这个状态来讲所谓的“外省第二代”在台湾？
但是我个人以为他的小说之所以有价值，并不在于他要比前辈写出一种不同的这种外省二代的经验，而是要把这个经验上升到某一种审美上的、历史哲学上的一个构想的层次。所以，我曾经开玩笑跟他说，看完《西夏旅馆》，我说原来西夏旅馆，大家都以为西夏是为了要来写这个民国，其实不是，恰恰相反，我觉得他是要用这个消失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来写西夏，是反过来，其实西夏才是重点。是要用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外省二代”在台湾的离散经验，来写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西夏，当这么写起来之后，这个西夏就不是真正的西夏，西夏是一种人类历史中不断出现的状态，那个状态是什么？就是所有曾经在旷野建立起来古怪的王朝忽然又被黄沙掩埋，终于消失无影无踪这样一种状态，历史中消失掉的、离散掉的、被伤害的，这种种的记忆经验，西夏旅馆是关于这种经验的一种沉思跟探索。
孤独的现代主义书写
骆以军师承以后现代主义风格闻名的张大春，处女作《红字团》深受其影响，被认为带着张大春的腔调写成。所以在后来的创作中，骆以军刻意与张大春文风相疏离，渗透进诗意成分在小说中，转而形成自己夹带戏谑与自嘲的蒙太奇叙事风格，然而孤独是他写作永远的母题。
骆以军:我们这一代文学刚启蒙的时刻，基本直接进门的就是读西方经典现代主义作品，像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还有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这些拉美的作家，这一批小说其实最核心的关注是在一个单一的个人的绝对的孤独，和在这种绝对孤独下的绝望。所以我们初期的小说写的都是很像，都是这样一个孤独的人，他在一个密室里，他在一个空房子里，或者困在一个公寓里，大家都是这样。
这和个人经验有关。我这一代创作者，特别是这种外省第二代的背景，从小成长的客厅不存在亲属的树枝状的脉络。我父亲20多岁自己跑到台湾去，到快40岁娶了我妈妈，前半生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孤儿，我妈妈是一个养女。从小到大在老房子里，我见到的亲戚只有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哥哥、我姐姐，还有家里的一些狗，我没有见过其他亲戚。一直到我结婚以后，我太太是台湾澎湖人，家族非常庞大，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亲属。我所以我没有办法写出像张爱玲，或者是《红楼梦》那样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理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二十几岁，快速的进入到孤独的现代主义式的书写。
《西夏旅馆》里面有一段叫《洗梦人》，那句话太棒了，它说“神，不愿意再到你的梦里来，是因为你的梦太脏了。”我觉得这特别棒，洗梦对我这个“外省第二代“，很像聚斯金德写《香水》里的格雷诺耶，我是没有故事的，我是一个没有身世的，就像那个家伙是一个没有气味的人，可是他可以透过他对于各种香水的专业技术，萃取的方式，最后可以伪造出一个让所有人疯掉的香水。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变成说故事的人的过程。
（叶莺/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