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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西北郊的堪培乌孜山下，有一座贡巴萨寺，它曾经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寺庙。隔着拉萨湿地往南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布达拉宫，背后山沟里生长着繁茂的绿树鲜花，山下有大片的寺属土地。第四世贡巴萨活佛在这里生养了五个子女。丹增朗杰是他的长子，生于1950年。熟悉他的朋友及同仁都称呼他为丹朗。丹朗一岁的时候，西藏历史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丹朗说，那时候他太小，但还隐约有一点印象。他家别墅旁的平房里，住进了八九十个士兵，那是首批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应当是进军西藏部队的先遣队。
贡巴萨寺始建于七世班禅时期即公元十八世纪，其最大的主寺在现在的外蒙古地区。贡巴萨·土登吉扎是这座寺院的第四世活佛，1917年生于朗县，5岁时被认定为贡巴萨活佛转世。贡巴萨·土登吉扎19岁时，蒙古贡巴萨寺院大管家多次来函，要求贡巴萨活佛到蒙古接管寺院事宜。此时恰逢喜饶嘉措大师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邀请，于是贡巴萨·土登吉扎陪同大师，由拉萨出发，取道印度，途经香港、上海到达南京。贡巴萨·土登吉扎准备借此机会前往蒙古处理在蒙古的贡巴萨寺院一事。然而，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华全面战争，国民政府即派出一个护卫队，将喜饶嘉措大师、贡巴萨活佛一行辗转护送至西宁，交马步芳部护送回藏。贡巴萨活佛在内地的经历和喜饶嘉措大师的教诲，使他对西藏与祖国关系有了最初的感知和认识。
丹增朗杰后来才知道，《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张经武将军受中央委派，作为中央代表，一行共计十二人，绕行香港、印度，从亚东进入西藏，会见了当时正在那里准备出走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两人见面后，张经武介绍了协议签订的经过和具体内容，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随后十四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接受了《十七条协议》。张经武也进入了拉萨，当时住在一处叫赤莫的院落里，但由于藏军严格把守，外人不得与之接触。贡巴萨活佛得知，张代表的藏文翻译叫朋措扎西（即彭哲），是青海人，曾经受教于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而贡巴萨活佛也曾是喜饶嘉措大师的大弟子，因此，可以算是同门弟子。贡巴萨活佛便以探望师兄为名，带着当时拉萨少有的水果和蔬菜，来到赤莫尼巴大院，见到了他的同学朋措扎西，并由他引荐拜会了张经武代表。此后，贡巴萨与十八军首长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因此，首批进藏的先遣人员，最早就在贡巴萨大院落脚。不久，又进来四五百人，可能是一个团，房屋住不下这么多人，贡巴萨活佛便请部队在自家寺庙前的草地上扎下帐篷。那块草地邻近拉萨湿地，与布达拉宫遥遥相望。据说，当时噶厦政府的人还拿着望远镜监视这边的动静。在西藏尚未进行民主改革、仍然是旧政权时，如此厚待“红汉人”，把解放军迎进自己家中，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甚至是杀头之罪。
丹朗记得，他四五岁的时候，驻藏人民解放军还会派出吉普车，来接他们家人到营地去参加节日联欢。在他父亲的协调和支持下，哲蚌寺将西郊诺堆林卡的闲置土地卖给解放军，建立了现在的“七一”农场和“八一”农场。解放军官兵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在购买的这片土地上开展生产自给。贡巴萨活佛随后就到解放军的“七一”农场里，教授解放军藏语文，成了一名藏文教师。贡巴萨也会在休息日或节日，把十八军首长请到家里来做客，客人们还会给丹增朗杰这样的孩子一些小礼物。
在丹朗9岁时，拉萨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即使他只是一个孩子，也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白色恐怖。1959年3月，事态一触即发。派出的侦察人员，其实就是丹增朗杰的侍佣，从八廓街打探返回，带来的都是外面叛乱人员集结闹事的消息，气焰十分嚣张。当时，贡巴萨一家住在临近拉萨河的藏族干部学校，贡巴萨活佛担任了藏干校的总务处长。丹朗说，那几天，解放军全副武裝，严阵以待，父亲贡巴萨活佛也是枪不离身。除了长枪短枪外，藏干校的干部还每人配发了两枚手榴弹。因为一时找不到手榴弹袋，父亲让丹朗骑着很罕见的三枪牌自行车，当时丹朗个子还小，只能斜蹬着自行车架，到藏干校马车队缝纫处，用白色帆布做了一个简易的弹袋，装上那两枚手榴弹挎在腰间。丹朗在外面沿街看到的状况非常恐怖，正如他父亲所说，如果让叛乱分子得逞，他们全家肯定都要遭殃。
应该是3月19号那天夜间，解放军通知藏干校所有家属人员，晚上睡觉不能脱衣服，随时可能有情况发生。丹朗说，那会儿是小孩，不懂得害怕，反而很兴奋，等待着情况的出现。可没熬多大一会儿，还是睡着了。大概是午夜，被一阵激烈的枪声惊醒了，解放军把所有家属人员全部带进事先挖好的战壕。丹朗他们还会偶尔伸着脑袋向外探看，但马上就被流弹吓得缩回来。紧张的局势没有持续超过两天，拉萨的叛乱基本被平息，丹朗他们走出壕沟，感觉天已经变了，叛军已经撤逃，胜利的旗帜在飘扬。父亲贡巴萨活佛则带领着解放军部队去往墨竹工卡一带，继续平息叛乱的战斗了。
1964年，刚过13岁的丹朗，坐着汽车从拉萨出发，经过十几天的颠簸，到柳园换乘火车，终于来到陕西咸阳西藏公学，成为预科班的一名学生。他喜好绘画，成为预科班学生中的美术爱好者，后来就成了学校美术组一员了。民族学院的正规学习不到两年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丹朗记得，那天发“红卫兵”袖章，全班的人都有，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出身贵族，没有得到红袖章。为此，他十分沮丧。但后来群众分成两大派组织，也就不管什么出身了，他参加了“农奴戟”，算是一个“保皇派”吧。他的美术天份，在“文革”当中的黑板报、墙报、专栏上得到了发挥。丹朗由此也与同学当中的美术爱好者结成了朋友，后来一起在西藏从事美术工作。
1965年，西藏公学改为西藏民族学院。1970年8月，丹朗毕业回到西藏。毕业分配时，他主动向学校申请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于是被分配到拉萨汽车修配厂，当上了一名翻砂工，浇铸汽车的配件。据说，他一天能浇铸12个配件，每个配件能卖1000块钱左右，但他每月的工资只有42元，丹朗感觉到产业工人是特别能够创造效益的。翻砂工没干多久，丹朗被抽调到厂里的“大批判组”，还是做他的美术工作。他画得最多的是毛主席像，后来还画过华主席像。
贡巴萨寺始建于七世班禅时期即公元十八世纪，其最大的主寺在现在的外蒙古地区。贡巴萨·土登吉扎是这座寺院的第四世活佛，1917年生于朗县，5岁时被认定为贡巴萨活佛转世。贡巴萨·土登吉扎19岁时，蒙古贡巴萨寺院大管家多次来函，要求贡巴萨活佛到蒙古接管寺院事宜。此时恰逢喜饶嘉措大师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邀请，于是贡巴萨·土登吉扎陪同大师，由拉萨出发，取道印度，途经香港、上海到达南京。贡巴萨·土登吉扎准备借此机会前往蒙古处理在蒙古的贡巴萨寺院一事。然而，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华全面战争，国民政府即派出一个护卫队，将喜饶嘉措大师、贡巴萨活佛一行辗转护送至西宁，交马步芳部护送回藏。贡巴萨活佛在内地的经历和喜饶嘉措大师的教诲，使他对西藏与祖国关系有了最初的感知和认识。
丹增朗杰后来才知道，《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张经武将军受中央委派，作为中央代表，一行共计十二人，绕行香港、印度，从亚东进入西藏，会见了当时正在那里准备出走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两人见面后，张经武介绍了协议签订的经过和具体内容，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随后十四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接受了《十七条协议》。张经武也进入了拉萨，当时住在一处叫赤莫的院落里，但由于藏军严格把守，外人不得与之接触。贡巴萨活佛得知，张代表的藏文翻译叫朋措扎西（即彭哲），是青海人，曾经受教于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而贡巴萨活佛也曾是喜饶嘉措大师的大弟子，因此，可以算是同门弟子。贡巴萨活佛便以探望师兄为名，带着当时拉萨少有的水果和蔬菜，来到赤莫尼巴大院，见到了他的同学朋措扎西，并由他引荐拜会了张经武代表。此后，贡巴萨与十八军首长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因此，首批进藏的先遣人员，最早就在贡巴萨大院落脚。不久，又进来四五百人，可能是一个团，房屋住不下这么多人，贡巴萨活佛便请部队在自家寺庙前的草地上扎下帐篷。那块草地邻近拉萨湿地，与布达拉宫遥遥相望。据说，当时噶厦政府的人还拿着望远镜监视这边的动静。在西藏尚未进行民主改革、仍然是旧政权时，如此厚待“红汉人”，把解放军迎进自己家中，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甚至是杀头之罪。
丹朗记得，他四五岁的时候，驻藏人民解放军还会派出吉普车，来接他们家人到营地去参加节日联欢。在他父亲的协调和支持下，哲蚌寺将西郊诺堆林卡的闲置土地卖给解放军，建立了现在的“七一”农场和“八一”农场。解放军官兵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在购买的这片土地上开展生产自给。贡巴萨活佛随后就到解放军的“七一”农场里，教授解放军藏语文，成了一名藏文教师。贡巴萨也会在休息日或节日，把十八军首长请到家里来做客，客人们还会给丹增朗杰这样的孩子一些小礼物。
在丹朗9岁时，拉萨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即使他只是一个孩子，也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白色恐怖。1959年3月，事态一触即发。派出的侦察人员，其实就是丹增朗杰的侍佣，从八廓街打探返回，带来的都是外面叛乱人员集结闹事的消息，气焰十分嚣张。当时，贡巴萨一家住在临近拉萨河的藏族干部学校，贡巴萨活佛担任了藏干校的总务处长。丹朗说，那几天，解放军全副武裝，严阵以待，父亲贡巴萨活佛也是枪不离身。除了长枪短枪外，藏干校的干部还每人配发了两枚手榴弹。因为一时找不到手榴弹袋，父亲让丹朗骑着很罕见的三枪牌自行车，当时丹朗个子还小，只能斜蹬着自行车架，到藏干校马车队缝纫处，用白色帆布做了一个简易的弹袋，装上那两枚手榴弹挎在腰间。丹朗在外面沿街看到的状况非常恐怖，正如他父亲所说，如果让叛乱分子得逞，他们全家肯定都要遭殃。
应该是3月19号那天夜间，解放军通知藏干校所有家属人员，晚上睡觉不能脱衣服，随时可能有情况发生。丹朗说，那会儿是小孩，不懂得害怕，反而很兴奋，等待着情况的出现。可没熬多大一会儿，还是睡着了。大概是午夜，被一阵激烈的枪声惊醒了，解放军把所有家属人员全部带进事先挖好的战壕。丹朗他们还会偶尔伸着脑袋向外探看，但马上就被流弹吓得缩回来。紧张的局势没有持续超过两天，拉萨的叛乱基本被平息，丹朗他们走出壕沟，感觉天已经变了，叛军已经撤逃，胜利的旗帜在飘扬。父亲贡巴萨活佛则带领着解放军部队去往墨竹工卡一带，继续平息叛乱的战斗了。
1964年，刚过13岁的丹朗，坐着汽车从拉萨出发，经过十几天的颠簸，到柳园换乘火车，终于来到陕西咸阳西藏公学，成为预科班的一名学生。他喜好绘画，成为预科班学生中的美术爱好者，后来就成了学校美术组一员了。民族学院的正规学习不到两年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丹朗记得，那天发“红卫兵”袖章，全班的人都有，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出身贵族，没有得到红袖章。为此，他十分沮丧。但后来群众分成两大派组织，也就不管什么出身了，他参加了“农奴戟”，算是一个“保皇派”吧。他的美术天份，在“文革”当中的黑板报、墙报、专栏上得到了发挥。丹朗由此也与同学当中的美术爱好者结成了朋友，后来一起在西藏从事美术工作。
1965年，西藏公学改为西藏民族学院。1970年8月，丹朗毕业回到西藏。毕业分配时，他主动向学校申请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于是被分配到拉萨汽车修配厂，当上了一名翻砂工，浇铸汽车的配件。据说，他一天能浇铸12个配件，每个配件能卖1000块钱左右，但他每月的工资只有42元，丹朗感觉到产业工人是特别能够创造效益的。翻砂工没干多久，丹朗被抽调到厂里的“大批判组”，还是做他的美术工作。他画得最多的是毛主席像，后来还画过华主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