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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17日晚，在秘鲁首都利马，恐怖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恐怖分子袭击了日本驻秘鲁大使馆。劫持了包括秘鲁高层领导人和数十名外国高级外交官在内的数百名人质。秘鲁政府和警方坚持不向恐怖分子妥协的原则，巧妙地与恐怖分子周旋，严谨细密地进行各种准备，终于在1997年4月22日，出其不意地实施武力突击，成功地解救了全部人质。此次秘鲁日本使馆人质事件历时126天，被劫人质层次之高，人数之多，涉及国家之多，国际影响之大，恐怖分子与政府对峙时间之长，均为国际反恐史上所罕见。秘鲁政府和警方在这一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坚定与耐心、勇敢与智谋，为国际反恐斗争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招待会上的枪声
1996年12月17日晚，秘鲁首都利马。
日本驻秘鲁使馆灯火辉煌，时任日本大使青木森久正为日本明仁天皇的寿辰举行一年一度的庆祝宴会，秘鲁政府高级官员、知名人士和各国外交使节800多人应邀参加。在热烈的气氛中，大家丝毫没有想到恐怖组织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使馆。
此时，22名“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恐怖组织成员在韦尔塔司令(化名)的指挥下，兵分三路行动：一路化装成侍者，将大批武器及弹药隐藏在蛋糕里，骗过使馆外围警察的检查，混入使馆内，一路潜伏在使馆外，准备接应；一路搭乘一辆救护车，在距使馆不远处伺机而动。
20时30分，大厅内招待晚会正进入佳境之时，混入使馆内的14名恐怖分子首先发难。他们投掷烟雾弹，造成一片混乱。潜伏在使馆外的恐怖分子在围墙处炸开了一个缺口，借着弥漫的硝烟，迅速从缺口冲入大厅，手持冲锋枪疯狂扫射，几乎同一时间，大厅内的几个“侍者”像变戏法似地从蛋糕里取出武器，对如梦初醒的警察和保安人员发起攻击。在弥漫的烟雾和混乱的人群中，恐怖分子里应外合，与使馆内的警察和保安人员短暂地交火后，迅速控制了使馆两层楼的所有出口，将馆内540余人(800余名来宾中，有200余人因公务提前退场)扣为人质。
在被劫人质中，有秘鲁外交部长、农业部长、最高法院法官、反恐警察司令以及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等高层要员；时任总统藤森的母亲、妹妹、弟弟也在其中；除中国、美国、墨西哥等国大使因公事提前十余分钟退场外，前来出席招待会的德国、法国、巴西、玻利维亚、古巴、委内瑞拉、韩国等18个国家的大使、代办以及外国驻秘鲁的跨国公司的代表，也一起成了恐怖分子的“囊中之物”。
恐怖分子在劫持人质后。遂要求秘鲁当局释放在押的460名“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成员，并声称，若政府不答应其要求，他们将杀害人质。
对峙中的周密准备
人质事件发生后，秘鲁政府立刻出动大批军警，对日本大使馆进行了严密封控。使馆附近的街道俨然成了壁垒森严的作战前线：武装直升机在低空盘旋；使馆被由沙包、铁簇篱交织构成的封锁线包围；身着防弹衣、头戴钢盔的军警将大使馆围得水泄不通，使馆附近的制高点上，秘鲁警方狙击手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使馆内的一举一动。
然而，封控只是解决事件的开始。诉诸武力，攻其不备，虽不失为解决人质危机的“速效药”，但风险极大，而且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如果向恐怖分子妥协，释放在押的460名恐怖分子，轻易得逞的恐怖分子必将更加肆无忌惮，秘鲁社会将永无宁日。
为了避免付出惨痛代价，次日(18日)，秘鲁政府委任其卫生部长多明戈明·帕莱莫作为政府代表前去与恐怖分子谈判，但遭到拒绝，恐怖分子坚持要藤森总统亲自出面谈判。
18日夜间，在国际红十字会的斡旋之下，恐怖分子首先释放了包括外交官夫人在内的约40名妇女和老人，其中包括藤森总统的母亲和妹妹。
21日，在人质危机进入第4天时，藤森总统直接对公众公开讲话，表示十分关心人质的生命安全，称政府将尽全力争取和平解决人质危机，但断然拒绝恐怖分子的要求，并严正要求恐怖分子“立即放下武器、释放人质”。由于秘鲁政府与恐怖分子在释放在押的“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人员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议。致使谈判屡屡陷入僵局。秘鲁政府与恐怖组织之间艰难而漫长的对峙一直持续到1997年4月。在此期间，秘鲁政府既坚持了不向恐怖分子妥协，又保持了相当的灵活性，不断派出代表与恐怖分子谈判，并通过国际社会向恐怖分子施压，迫使恐怖分子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杀害人质，并且还分几批释放了大批人质，到最后只剩下72人被扣。
不过在这4个多月漫长对峙过程中，秘鲁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决人质危机的准备：
第一，事件发生后，秘鲁投入了900多名警察和特种部队成员对日本大使馆实施严密封控。
第二，竭尽一切可能掌握情报信息。当得知一个恐怖分子脚踝受伤后，秘鲁警方应其要求为他准备了一副拐杖，趁机在里面安装了一个精巧的窃听器。这个窃听器为了解使馆内的情况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好景不长，那个恐怖分子腿伤好后，拐杖便被丢弃。后来秘鲁警方又利用国际红十字会向使馆内送食品、药品、医生给人质检查身体等一切可乘之机，想方设法将多个火柴头大小的窃听器放进了使馆内。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满足人质中一名神父胡里奥·维希特的特别要求，同时也考虑到神父在人质中的精神稳定作用，恐怖分子同意当局为神父特送一具十字架。于是秘鲁情报部门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十字架中安装了窃听器。当这具特制的十字架被送进关押人质的房间时，被扣为人质的“内线”人物路易斯·詹彼得终于与秘鲁情报机构取得了联系。此外，还在使馆外使用了先进的激光窃听器、红外夜视仪，长焦距摄像机等器材，多种侦察手段的运用，使秘鲁警方及时掌握了官邸内的情况，为正确决策提供了基本依据。
第三，争取国际支持。藤森总统及时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分析、处理来自各国反恐机构提出的建议和措施，并与美国、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等国的特殊机构进行紧急磋商，还邀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专家飞抵利马，为其特种部队出谋划策。
第四，将特种部队调往利马郊区，进行武力解救人质的模拟训练。针对使馆的地形和建筑特点，特种部队反复演练了潜入、突击，射击和救治等各个环节。为了协调各方力量，统一营救行动，藤森总统命令秘鲁国家情报署特别行动组统一协调军警和特种部队的行动。
第五，自1997年3月开始，特种部队秘密挖掘了5条通向大使馆的地道。地道深3m，最长的一条长达80m，内有照明、空调、通信设备以及充足的食品和水，可供人员在里面潜伏多天。
突击行动终于展开
1997年4月21日凌晨6时30分，所有队员进入地道待命。
下午15时15分，藤森总统接到“内
招待会上的枪声
1996年12月17日晚，秘鲁首都利马。
日本驻秘鲁使馆灯火辉煌，时任日本大使青木森久正为日本明仁天皇的寿辰举行一年一度的庆祝宴会，秘鲁政府高级官员、知名人士和各国外交使节800多人应邀参加。在热烈的气氛中，大家丝毫没有想到恐怖组织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使馆。
此时，22名“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恐怖组织成员在韦尔塔司令(化名)的指挥下，兵分三路行动：一路化装成侍者，将大批武器及弹药隐藏在蛋糕里，骗过使馆外围警察的检查，混入使馆内，一路潜伏在使馆外，准备接应；一路搭乘一辆救护车，在距使馆不远处伺机而动。
20时30分，大厅内招待晚会正进入佳境之时，混入使馆内的14名恐怖分子首先发难。他们投掷烟雾弹，造成一片混乱。潜伏在使馆外的恐怖分子在围墙处炸开了一个缺口，借着弥漫的硝烟，迅速从缺口冲入大厅，手持冲锋枪疯狂扫射，几乎同一时间，大厅内的几个“侍者”像变戏法似地从蛋糕里取出武器，对如梦初醒的警察和保安人员发起攻击。在弥漫的烟雾和混乱的人群中，恐怖分子里应外合，与使馆内的警察和保安人员短暂地交火后，迅速控制了使馆两层楼的所有出口，将馆内540余人(800余名来宾中，有200余人因公务提前退场)扣为人质。
在被劫人质中，有秘鲁外交部长、农业部长、最高法院法官、反恐警察司令以及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等高层要员；时任总统藤森的母亲、妹妹、弟弟也在其中；除中国、美国、墨西哥等国大使因公事提前十余分钟退场外，前来出席招待会的德国、法国、巴西、玻利维亚、古巴、委内瑞拉、韩国等18个国家的大使、代办以及外国驻秘鲁的跨国公司的代表，也一起成了恐怖分子的“囊中之物”。
恐怖分子在劫持人质后。遂要求秘鲁当局释放在押的460名“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成员，并声称，若政府不答应其要求，他们将杀害人质。
对峙中的周密准备
人质事件发生后，秘鲁政府立刻出动大批军警，对日本大使馆进行了严密封控。使馆附近的街道俨然成了壁垒森严的作战前线：武装直升机在低空盘旋；使馆被由沙包、铁簇篱交织构成的封锁线包围；身着防弹衣、头戴钢盔的军警将大使馆围得水泄不通，使馆附近的制高点上，秘鲁警方狙击手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使馆内的一举一动。
然而，封控只是解决事件的开始。诉诸武力，攻其不备，虽不失为解决人质危机的“速效药”，但风险极大，而且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如果向恐怖分子妥协，释放在押的460名恐怖分子，轻易得逞的恐怖分子必将更加肆无忌惮，秘鲁社会将永无宁日。
为了避免付出惨痛代价，次日(18日)，秘鲁政府委任其卫生部长多明戈明·帕莱莫作为政府代表前去与恐怖分子谈判，但遭到拒绝，恐怖分子坚持要藤森总统亲自出面谈判。
18日夜间，在国际红十字会的斡旋之下，恐怖分子首先释放了包括外交官夫人在内的约40名妇女和老人，其中包括藤森总统的母亲和妹妹。
21日，在人质危机进入第4天时，藤森总统直接对公众公开讲话，表示十分关心人质的生命安全，称政府将尽全力争取和平解决人质危机，但断然拒绝恐怖分子的要求，并严正要求恐怖分子“立即放下武器、释放人质”。由于秘鲁政府与恐怖分子在释放在押的“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人员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议。致使谈判屡屡陷入僵局。秘鲁政府与恐怖组织之间艰难而漫长的对峙一直持续到1997年4月。在此期间，秘鲁政府既坚持了不向恐怖分子妥协，又保持了相当的灵活性，不断派出代表与恐怖分子谈判，并通过国际社会向恐怖分子施压，迫使恐怖分子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杀害人质，并且还分几批释放了大批人质，到最后只剩下72人被扣。
不过在这4个多月漫长对峙过程中，秘鲁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决人质危机的准备：
第一，事件发生后，秘鲁投入了900多名警察和特种部队成员对日本大使馆实施严密封控。
第二，竭尽一切可能掌握情报信息。当得知一个恐怖分子脚踝受伤后，秘鲁警方应其要求为他准备了一副拐杖，趁机在里面安装了一个精巧的窃听器。这个窃听器为了解使馆内的情况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好景不长，那个恐怖分子腿伤好后，拐杖便被丢弃。后来秘鲁警方又利用国际红十字会向使馆内送食品、药品、医生给人质检查身体等一切可乘之机，想方设法将多个火柴头大小的窃听器放进了使馆内。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满足人质中一名神父胡里奥·维希特的特别要求，同时也考虑到神父在人质中的精神稳定作用，恐怖分子同意当局为神父特送一具十字架。于是秘鲁情报部门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十字架中安装了窃听器。当这具特制的十字架被送进关押人质的房间时，被扣为人质的“内线”人物路易斯·詹彼得终于与秘鲁情报机构取得了联系。此外，还在使馆外使用了先进的激光窃听器、红外夜视仪，长焦距摄像机等器材，多种侦察手段的运用，使秘鲁警方及时掌握了官邸内的情况，为正确决策提供了基本依据。
第三，争取国际支持。藤森总统及时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分析、处理来自各国反恐机构提出的建议和措施，并与美国、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等国的特殊机构进行紧急磋商，还邀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专家飞抵利马，为其特种部队出谋划策。
第四，将特种部队调往利马郊区，进行武力解救人质的模拟训练。针对使馆的地形和建筑特点，特种部队反复演练了潜入、突击，射击和救治等各个环节。为了协调各方力量，统一营救行动，藤森总统命令秘鲁国家情报署特别行动组统一协调军警和特种部队的行动。
第五，自1997年3月开始，特种部队秘密挖掘了5条通向大使馆的地道。地道深3m，最长的一条长达80m，内有照明、空调、通信设备以及充足的食品和水，可供人员在里面潜伏多天。
突击行动终于展开
1997年4月21日凌晨6时30分，所有队员进入地道待命。
下午15时15分，藤森总统接到“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