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关东军的杀子之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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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夫妇和孩子们在一起
  
  世人皆知张学良因“皇姑屯事件”与日本关东军结下杀父之仇,但是,极少有人知道张少帅与日本关东军还曾有过一段“杀子之恨”。这段几近被历史湮没的沉重记忆,也是张学良将军倾心抗日、继而发动“西安事变”的另一重要原因。
  1928年,张学良在其父张作霖遇害身亡不久,即极力主张与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易帜统一。可是,出乎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意料的是,日本关东军阻止“东北易帜”的阴谋失败之后,竟然利用张学良爱子张闾琪病重之机,悍然制造了又一起与“皇姑屯事件”同样臭名昭著的爆炸杀人事件。正是这一事件,残酷地夺去了张学良刚刚9岁的爱子性命。
  
  张闾琪:张家子女中的佼佼者
  
  1920年春天,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第三个儿子出世了,张作霖亲自为这个孙子取名为张闾琪。这个孩子不但深得祖父张作霖的青睐,同时也为张学良伉俪引为至爱。原因是张闾琪长得与张学良酷肖,清秀而斯文,老实厚道,才华横溢,比他两个兄长更为聪明。
  张闾琪6岁时就在沈阳大南门帅府内宅启蒙读书,张作霖亲自为张闾琪延请一位家庭教师,名叫邹鹤雕。张闾琪在邹鹤雕的精心教育下,很快熟读了《四书》,唐诗宋词也能朗朗上口。更让张学良惊喜的是,张闾琪还随邹鹤雕学会了书法。1925年二次奉直战后,三子张闾琪随父母进京,张学良特意为邹鹤雕在万字廊东侧辟一幽静小院,专为他教三子功课所用。在北京时张闾琪的功课也越见优势,甚至连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自愧不如。张闾琪在京城读书,直至1928年其祖父张作霖返回奉天在皇姑屯遇难身亡为止。
  张闾琪回到沈阳后,继续由邹鹤雕亲授功课,这时他已经8岁。见他学业斐然,张学良对他也越加寄予厚望,这年冬天,张学良见闾琪的学业日渐长进,不但中英两文过目不忘,小小年纪还受其父母的影响,对大帅府“定远斋”内的书画情有独钟。更让张学良颇感欣慰的是,张闾琪仿效明代画家徐渭《葡萄图》所绘的《墨葡萄卷》,其笔法娴熟已到几可乱真的地步。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张学良夫妇对张闾琪充满厚望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
  
  爱子染重病,张学良拒绝日医上门
  
  1929年秋天,学业上进的张闾琪忽然染上了重病。初是咳嗽,后来发热,严重时高烧到39度。
  张学良夫妇为了救治张闾琪,不惜在东北三省遍请名医,前往大帅府多方调治。
  沈阳城里的中外名医几乎都请到了,唯独不请日本医师。然而这些医生们用遍所有办法,张闾琪不见好转,反而转危,在接连月余的高烧不退之后,又陷入了昏迷状态。
  这时东北军政要人纷纷进府探病,有人向张氏夫妇建议请日本医生治疗。对此,张学良因对日有心理上的戒备,所以力排众议,坚决反对请日本人进府治病。因为他永远不能忘记父亲张作霖系死于日本关东军一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
  
  决定去日本医院照X光片
  
  然而因张闾琪的病情危重,尤其是经过一个多月缠绵病榻的折腾,本来体质清瘦的闾琪如今变得越加孱弱,11月初,一位名叫马二琴的沈阳老中医,因有军医官马际宇介绍(他是马医官的本家叔叔),亲自上门为张学良的爱子治病。马二琴认为年将9岁的张闾琪很可能染患了可怕的肺伤寒。不过,经马二琴几服中药的调治,病体危重的张闾琪居然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出现了转机,随着高烧的逐渐转轻,进入腊月的张闾琪已能少量进食,这给困境中的张学良夫妇以极大的安慰。由于张学良当时身居东三省军政要职,身边簇拥众多关心张闾琪疾病的军政要人,这些人的初衷当然都为张学良爱子早日康复尽一份心力,然而谁也不会想到,本来已有痊愈希望的张闾琪,竟因为这官场上过分热心的关怀而蒙受了不该发生的灾祸。
  当年12月初,由于张闾琪尚有咳嗽症状,而中医通过诊脉又不能正确诊断其咳嗽久治不愈的症结所在。于是一位深得张学良信赖的奉系旧臣,极力主张送张闾琪到“仰德医院”(当地人称“南满医院”)去照肺部X光片。
  “仰德医院”是日本医生开办的洋医院,院长名叫广野三田,来奉天行医后名气较大。于凤至听说要把她心爱的三子张闾琪送到日本医院照X光,心里不安,马上表示反对。张学良初时也心存疑虑,他虽对广野三田的医名素有耳闻,但因他是日本医生,所以也心戒三分。就在张学良举棋不定之时,那位素与广野三田有私交的奉系旧将再次陈词,并为广野三田的医德和为人拍胸作保。
  对于是否前去日本“仰德医院” 求诊,张学良仍然举棋不定,他忽然询问帅府内的军医官马际宇:“到广野三田的医院里照片子是否有危险?”深得张学良和于凤至信任的马际宇当场表示:“广野三田行医多年,医德民望甚高,而且此人的医术也值得称道。至于他是否可靠?我不敢说,不过我敢肯定他和关东军没有任何关系。广野先生只是一个日本医生,相信他绝不会利用给孩子治病之机暗做什么不光彩之事。”这样一来,张学良心存的戒意消除了,作出了送爱子张闾琪进“仰德医院”照X光片的决定。
  
  胸透时X光机突然爆炸
  
  12月上旬的一个上午,张学良派军医官马际宇等五人,乘两辆汽车前往位于南满铁路地区的“仰德医院”。由于求诊之前已经派人通知了广野三田,所以那天上午当张闾琪前来就诊之时,南满医院已经作好准备。当天上午除接待张学良三子之外,所有求诊人员均作了延期诊治的处理。整个胸透室只接待张闾琪一位患者。
  上午9时,主治医生川岛治重和一位女护士(也是日本人)将张闾琪推进胸透室,并安排坐在X光机前。所有陪同人员都被劝阻在胸透室外间等候。就在马际宇医官和几位侍卫在胸透室外等候得心绪焦急之时,蓦然听到胸透室内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好像室内有颗定时炸弹发生了爆炸,顿时室内外一派沉寂。
  胸透室内响起一声尖厉的孩子哭叫,接着有人在室内惊恐地奔走叫喊。等马医官和几个侍卫推开仍在阻拦的日本医生撞开内室玻璃门扑进去时,才惊愕地看见烟雾弥漫之中,胸透机的主机玻璃板已炸成碎片,张闾琪此时已经扑倒在那架炸裂的胸透机前,脸部胸部均有淋漓的鲜血,陷入了昏迷。再看那两个日本男女,虽然也是满脸恐慌,但却没有在爆炸之中受到致命的伤害,仅仅是雪白大褂上沾些爆炸的粉尘罢了。
  马际宇和一群武装侍卫慌乱中抱起已经昏死的张闾琪,向广野三田等日本医护人员发出质问。可是,广野三田解释说是刚购进的胸透机突然遇冷而发生玻璃板爆炸。张闾琪被送回府后,虽经府内医生们的连夜紧急抢救,终因被玻璃碎片击中要害,当天夜里便在帅府溘然而亡!
  
  70年后寻找到历史答案
  
  张闾琪之死与张作霖之死同样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事后张学良虽然派人去沈阳日本领事馆彻查“仰德医院”胸透机爆炸的原因,并要求该院院长广野三田提出有说服力的事故报告,严肃追究肇事责任人。但日本领事馆和南满医院均以种种借口推卸罪责。他们一面派人前往帅府吊唁,一面故作姿态地对此不幸事件表示遗憾,却迟迟不肯提交爆炸的原因报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虽已猜测爱子的猝死与日本关东军有关,但日本关东军始终不肯承认此案是他们造成。1989年,张学良历经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恢复自由后,在台北会见了一位名叫池宫城晃的日本记者。来台湾和张学良会面之前,这位《每日新闻》的著名摄影记者,数十年来始终关心着张学良的安全,他把多年搜集的关东军秘密档案复印件拿给张学良亲阅。张学良通过这些与他有关的日本绝密档案资料,惊愕地找到了历史的答案。
  原来1929年冬天惨死在沈阳南满医院的三子张闾琪,就是日本关东军在事前获悉张学良将要送爱子前往“仰德医院”求医时,连夜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出面,以威逼利诱的手段,收买了“仰德医院”的广野三田,然后暗中布置日本特务在X光胸透机内密装炸弹,届时由特务幕后操纵引爆致死!可叹的是,张学良在解开这血腥之谜的时候,已是耄耋之年。
  (寒江雪摘自《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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