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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日本男女关系的记者型作家白河桃子有个有趣的观察：日本的工作女性，无论是传统OL（办公室女郎）还是超级女强人，到头来钟情同一类型的男性。
传统OL型女性一向奉行的择偶标准是“年收两倍法则”，也就是丈夫的收入达到自己的两倍以上。这样的话，在结婚初期两人可以同时工作；生下孩子后，妻子在家里相夫教子，丈夫的收入双倍于妻子，一家人的生活可以维持在妻子结婚前的水平上。
女强人不会把择偶条件的重点放在对方的收入上。她们自己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所以更在意对方的言谈举止（比如能否用英语与外国朋友自由交谈）、社交圈子是否匹配等等。而能达到这些“非物质”要求的男性，年收入多半在600万日元以上。
在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2002年进行的调查中，四成日本未婚女性的理想对象是年收入在600万日元左右的男性。然而25至35岁的未婚男性中，只有3.5%的年收入超过600万。结果在该类型“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女青年们好梦难圆。
以上几段文字，是对汤祯兆《日本中毒》一书中某篇文章的缩写和改编——而这，几乎也是他向读者引介日本文化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汤祯兆，香港出生，知名文化学者，人送外号“阿汤”。以其文集《全身文化人》中所列的身份而言，他至少是一个小说家、足球迷、文学批评家、电影解读人。不过这些仍然不包括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日本流行文化的重要研究、引介者。要知道，在他已经出版的二十多本（包括不同版本）书中，关于日本流行文化的竟占到了3/4——《整形日本》、《命名日本》、《日本中毒》、《日本变容》、《日本进化》，堪称日本文化爱好者“居家旅行，必备良品”。
据他学妹、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邓小桦说，阿汤当年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如假包换、一时无两的才子。他也曾在文章中说自己的日本研究、流行文化研究，理论底子也是念中文系时打下的。他的文字原本相当犀利——“自杀是一种创作……寻死容易，控制死后的‘装置’却有点困难……踌躇满志的死者，败在神经兮兮的观众手上……意义或在瞬间生成，或在一星期之内生成，不会再长，观众会忘了看过的演出。”（写中学的师兄师弟自杀）他写过内敛淡然的小说《我与久美子》、《大雄与静怡》，也写过动人心魄的散文《生病志愿》。
不过在高中时，写作只是他的“第三手准备”。“第二手”是桥牌，他拿过学界的冠军。“第一手”，不，“第一脚”当然是足球。以暂取生身份进入中大之后，他仍然每周回中学上体育课，百分百“有球必应”，出场率比中大的必修科目还要高。
足球和电影都是在慈云山屋邨的青春期成为生活一部分的。他们家的两间房全盛时期有9-10人居住。架起3张上下两层的床，加上厅里的流动床位才勉强应付下来。他赶上家庭手工业的末班车，串过胶花弄过表带。那时满山黑社会小喽罗，好像一层楼没几个学坏的人，整栋大厦都会丢脸。“老笠”（抢劫）是慈云山少年的共同经验，不是你“老笠”别人就是别人“老笠”了你。印象最深的一次，他被“笠”去12个橙子。最痛心的不是“财物”的损失，而是人家连切口都念得结结巴巴，自己却连这种窝囊废都对付不了。
香港经济起飞，一家人陆续迁出。由大学时期开始，阿汤住到新界的沙田第一城。香港人爱用“上车”来指代拥有第一栋私人物业，第一城是由底层向上移至中层的“上车”热点。
在媒体打滚了近十年，他发觉再逗留下去一定会讨厌自己：重复乏味的工作消磨了大部分精力，因为热爱写作而入行，不料反而令自己与出版梦愈行愈远。1998年完成世界杯报道之后，他转去一间普通中学任教。期间虽曾回到中大教授“创意媒体写作”，却从未想过拿个博士学位回大学发展。行政教学之余，继续往来于熟悉的天地，在各类媒体自由跑马。香港可以发表电影评论的报纸、杂志已日渐稀少，他却逆势成为有见地而具影响力的少数。也许那是留学那两年打的底子太好了，“每逢周末都通宵看电影，仍然好像未能够把想看的尽收眼帘下”。
总之阿汤是从电影开始，对日本文化萌生浓厚兴趣。但即便如今写过那么多书，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是日本文化“达人”。他说，他会在书里反复提到感兴趣的话题，但也会有意去发掘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我不是专家，我跟读者站的是同一个位置。我觉得这才有意思呵。”
有没有意思，请读者翻阅他一系列解读日本文化的著作，看他怎么谈论“援助交际”、“少子化”、“结婚难民”、“制服诱惑”、“偶像制造术”、“便利店世代”……某种意义上说，每个概念背后都存在至少一个问题，比如“为什么日本会出现结婚难现象”、“为什么日本女人都是美肌至上主义，而在男人眼里发型更影响美貌程度”。
香港文化人李照兴在《日本中毒》的序言中说，“中国的层出不穷的新现象，需要‘命名’。怪人怪事，急待‘整形’，经历差不多同样开始变态的社会，更慎防‘中毒’。”“……参考不同的文化……这是一个急速变化、急欲寻找自己出路的社会的必然现象。”
诚哉斯言。
对不认同的事情不要“Say No”
人物周刊：《日本中毒》提到日本的一些“文明病”。从“病”来讲，日本的“文明病”有什么特别之处？
汤祯兆：其实，叫“文明病”不过是市场策略，大家都说这些是问题嘛。说得极端一点，无差别杀人、禁室培欲、做AV女郎、援交，这些是不是匪夷所思的事呢？大佬，你说我们就没有吗？
人物周刊：禁室培育、援交……，日本人为什么那么爱命名？
汤祯兆：我觉得这是日本人“叻”（聪明，厉害）的地方，用命名的方法吸引关注。没有援交、卖春这些词，可能大家不当一回事。这么命名，引起关注之后，大家就可以从不同角度讨论，就有不同的可能出现。
在华人社会这是不行的，通常出现那些东西我们很快就会下道德判断。尽管也有那样的事发生，我们没有胆量挺身而出，一说出来就会遭到惩罚，又或者很多人左右了你，让你不敢站出来。但在日本出现一个现象，判断是延后的。变性也好什么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现在最流行的《深夜食堂》，里面有不少是黑帮老大、人妖或者奇形怪状的人。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因为这么多流行文本都在说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大家对跟自己不同的人也许会多一些尊重。而华人社会对跟自己不同的人的容忍度，其实是很低的。
人物周刊：我们称之为异端。
汤祯兆：把人说成异端就很负面。可能那个人做的事跟你没什么关系。比如我是同性恋你不是，我没有影响到你，但在华人社会里好像是我冒犯了你似的。日本社会也用了很长时间，最后大家成为比较开放的人。对自己不认同的事情，麻烦不要“say no”，你要接受别人，或者给予别人空间做他自己想做的。在这个意义上，流行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教育。为什么日本漫画、电视题材会那么丰富？就是因为观众愿意出钱看一些跟自己不同的人的生活嘛。中国人很多时候喜欢看自己猜得到的。就算无线拍一个医生，他也不是真实的医生，是我想象他有钱，他去酒吧，认识很多美女，这其实不是真实的生活，只不过是我们对这个阶层有一种向往，就把他拍成是这样了。
人物周刊：就好像无线剧里面那种特别大的房子。
汤祯兆：其实全香港没有几个人有这么大的房间，根本就是笑话来的。我们满足于从有钱人、中产阶层、穷人这样的经济层面去分类，在每一个阶层里面有我们固定的想象，一旦超出这些想象，我们就会反感和不认同。
人物周刊：这样增加了重新认识的负担。
汤祯兆：对，所以最简单的戏看5分钟就知道结果了，吸引力一定来自明星，制作成本一定是在明星上面，超过一半或更高。但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明星他可以控制在三成左右，因为他要把钱平衡地分配给不同的制作部门。我们不太认真看那个剧本怎么样，只是关心哪个人在演，很满足那个人在演的时候，对我们视觉上的刺激。所以我们流行文化水准跟日本差很远是应该的。如果我们有好的作品，反倒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人物周刊：按你刚才的说法，命名是一件好事。但是否也会有一些消极的影响，比如有的人欠缺社交的能力，也许就因为“宅人”概念的流行而更加自我封闭呢？
汤祯兆：某个人群有命名之后会不会比较封闭，我觉得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其实很多人正在这么做，但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宅女、腐女的名字出来后，她就好像对号入座那样，安定在里面。有些人觉得安定是因为有人跟他们一样。
人物周刊：所谓找到组织了。但这是一个群体的自我，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我。
汤祯兆：很多人达到这个地步就够了。他找到了这个人群，找到一部分认同自己的人，有了安全感，再按这个人群的态度生活下去，这已经很成功了。一个社会就应该有许多不同人群，有不同生活空间，这其实已经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喜欢吃料理不等于欣赏日本文化
人物周刊：日本的城市文化可能是亚洲最发达的，台湾、香港、大陆，现在可能都在某些方面接受日本流行文化。在你看来，这3个地方接受日本文化的方式和深度有什么不同，对日本文化的了解程度怎么样？
汤祯兆：了解程度依然是台湾最好。在我印象中，香港喜欢日本的人，也很少会去看日文书，台湾人是认真看的。这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
很多人会告诉你他喜欢日本文化，比如喜欢吃日式料理的人。但那其实不是文化，只是消费社会里很受欢迎的东西。当大部分商场都有三四间日本饭馆，你一定会进去吃的，那其实谈不上是喜欢，只不过是因为方便。大家都在说，那我就去啰。而台湾人真的是在付出。日本的经典文学、漫画、电视……他们什么都出，出了数十年了。很多人长年累月、不辞劳苦地努力，才可以积累下来这些东西。
人物周刊：大陆的情况你了解吗？
汤祯兆：我知道大陆有许多人去日本旅行什么的，但更多的是纯文本性的接触，可能是动漫，或者影视。网络传播很快嘛，日本在播些什么，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会给人一个错觉，以为自己跟他们处于相同的世界。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能看到当然是好事，但看完之后你用什么心态去消化？很多时候，我们在内地所看到的日本，是一个个的点，你会用内地的观点、自己熟悉的方法去理解。你去看内地的论坛，有些人认为自己看得很多，觉得同步了，就会用自己的标准去说其实不那么熟悉的事情。所以网络上的东西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看待，即便想认真也很难。
在香港想找什么资料都不会太难，成本也不高。我常常跟一些年轻朋友开玩笑，说我家的日文书更新的情况应该比大学图书馆快很多。许多书出来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放在我家的书架上了。我写有关日本文化的东西，要求自己了解同一个话题日本现在谈到什么程度了。我一方面介绍他们的进展，然后尽量从自己的角度，和他们做一个对照。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大陆仍然不具备足够的条件，培育日本流行文化的同步跟进观察者。
人物周刊：我知道你还出过一本深入观察日本AV界的书，当时怎么会去做这个题目？
汤祯兆：一些内地朋友常常开玩笑，说那本书如果可以在内地出，版税应该能拿来买一套房子了，哈哈。其实最初是一家叫CUP的公司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开了一个从香港出版角度来说蛮高的价钱就答应了。我们一共去了3个人，还有摄影师以及中间人。日本人的习惯是哪怕你能讲日文，他们也不会跟你交涉，只相信跟他们有关系的日本人。所以要找会讲粤语的日本人帮忙安排好所有中间环节。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拍了一家大制作公司，访问了AV公司老板、男明星女明星、制作人、宣传，很多部门。
你从纪录片的角度来看，也许很普通，但是从书的角度来讲，代价就非常高了。我们过去的时候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包胶袋，因为里面有色情图片时就要包胶袋。很多书店不太敢放，发行网络要怎么配合，有很多这类顾虑，全是未知之数。回来之后觉得图片不放进去书就没意思了。算啦，卖不卖就看运气了。结果做得比较漂亮，卖得也不错。
很多东西，我觉得不像他们讲的那样，表面上漂漂亮亮，背后很黑暗。你以为她是最红的大明星，其实制作条件也是破破烂烂的。算一下女优的回报，跟她们的付出相比，真的是微不足道。很多人不愿说出一个事实：其实有不少AV女优还在夜总会，在其他风俗场所打工。如果不是这样，有些人的收入很难维持她们的生活。那个中间人就问我，要不要试试AV女优的功夫怎么样？你给几万日元就可以，其实也不是很贵。我说不用了，我只是做采访就可以了。对我来讲，能够从比较社会学的角度去处理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也是蛮不错的经验。
人物周刊：你那么喜欢日本文化，当年也曾去留学，为什么没有选择在那边生活？
汤祯兆：啊，不可以的。日本只可以旅游的时候过去。在东京生活精神压力太大，要用尽所有办法。随便找个洞睡，只要饿不死，当然很容易生活。但是想要过和现在同等的生活，在东京的话我想会很辛苦的。要付出比现在多一倍的努力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所以还是算了吧。虽然香港是一个保守的城市，但我原本就不是异端分子，在这里可以自由地过喜欢的生活。
汤祯兆
香港学者、作家。长期从事文化写作，兴趣由文学而电影，再扩展至文化研究。主要写作领域有日本文化研究、社会文化观察、电影解读、文学创作及评论等。著有《命名日本》、《整形日本》、《日剧最前线》、《日本中毒》、《AV现场》等。
传统OL型女性一向奉行的择偶标准是“年收两倍法则”，也就是丈夫的收入达到自己的两倍以上。这样的话，在结婚初期两人可以同时工作；生下孩子后，妻子在家里相夫教子，丈夫的收入双倍于妻子，一家人的生活可以维持在妻子结婚前的水平上。
女强人不会把择偶条件的重点放在对方的收入上。她们自己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所以更在意对方的言谈举止（比如能否用英语与外国朋友自由交谈）、社交圈子是否匹配等等。而能达到这些“非物质”要求的男性，年收入多半在600万日元以上。
在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2002年进行的调查中，四成日本未婚女性的理想对象是年收入在600万日元左右的男性。然而25至35岁的未婚男性中，只有3.5%的年收入超过600万。结果在该类型“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女青年们好梦难圆。
以上几段文字，是对汤祯兆《日本中毒》一书中某篇文章的缩写和改编——而这，几乎也是他向读者引介日本文化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汤祯兆，香港出生，知名文化学者，人送外号“阿汤”。以其文集《全身文化人》中所列的身份而言，他至少是一个小说家、足球迷、文学批评家、电影解读人。不过这些仍然不包括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日本流行文化的重要研究、引介者。要知道，在他已经出版的二十多本（包括不同版本）书中，关于日本流行文化的竟占到了3/4——《整形日本》、《命名日本》、《日本中毒》、《日本变容》、《日本进化》，堪称日本文化爱好者“居家旅行，必备良品”。
据他学妹、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邓小桦说，阿汤当年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如假包换、一时无两的才子。他也曾在文章中说自己的日本研究、流行文化研究，理论底子也是念中文系时打下的。他的文字原本相当犀利——“自杀是一种创作……寻死容易，控制死后的‘装置’却有点困难……踌躇满志的死者，败在神经兮兮的观众手上……意义或在瞬间生成，或在一星期之内生成，不会再长，观众会忘了看过的演出。”（写中学的师兄师弟自杀）他写过内敛淡然的小说《我与久美子》、《大雄与静怡》，也写过动人心魄的散文《生病志愿》。
不过在高中时，写作只是他的“第三手准备”。“第二手”是桥牌，他拿过学界的冠军。“第一手”，不，“第一脚”当然是足球。以暂取生身份进入中大之后，他仍然每周回中学上体育课，百分百“有球必应”，出场率比中大的必修科目还要高。
足球和电影都是在慈云山屋邨的青春期成为生活一部分的。他们家的两间房全盛时期有9-10人居住。架起3张上下两层的床，加上厅里的流动床位才勉强应付下来。他赶上家庭手工业的末班车，串过胶花弄过表带。那时满山黑社会小喽罗，好像一层楼没几个学坏的人，整栋大厦都会丢脸。“老笠”（抢劫）是慈云山少年的共同经验，不是你“老笠”别人就是别人“老笠”了你。印象最深的一次，他被“笠”去12个橙子。最痛心的不是“财物”的损失，而是人家连切口都念得结结巴巴，自己却连这种窝囊废都对付不了。
香港经济起飞，一家人陆续迁出。由大学时期开始，阿汤住到新界的沙田第一城。香港人爱用“上车”来指代拥有第一栋私人物业，第一城是由底层向上移至中层的“上车”热点。
在媒体打滚了近十年，他发觉再逗留下去一定会讨厌自己：重复乏味的工作消磨了大部分精力，因为热爱写作而入行，不料反而令自己与出版梦愈行愈远。1998年完成世界杯报道之后，他转去一间普通中学任教。期间虽曾回到中大教授“创意媒体写作”，却从未想过拿个博士学位回大学发展。行政教学之余，继续往来于熟悉的天地，在各类媒体自由跑马。香港可以发表电影评论的报纸、杂志已日渐稀少，他却逆势成为有见地而具影响力的少数。也许那是留学那两年打的底子太好了，“每逢周末都通宵看电影，仍然好像未能够把想看的尽收眼帘下”。
总之阿汤是从电影开始，对日本文化萌生浓厚兴趣。但即便如今写过那么多书，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是日本文化“达人”。他说，他会在书里反复提到感兴趣的话题，但也会有意去发掘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我不是专家，我跟读者站的是同一个位置。我觉得这才有意思呵。”
有没有意思，请读者翻阅他一系列解读日本文化的著作，看他怎么谈论“援助交际”、“少子化”、“结婚难民”、“制服诱惑”、“偶像制造术”、“便利店世代”……某种意义上说，每个概念背后都存在至少一个问题，比如“为什么日本会出现结婚难现象”、“为什么日本女人都是美肌至上主义，而在男人眼里发型更影响美貌程度”。
香港文化人李照兴在《日本中毒》的序言中说，“中国的层出不穷的新现象，需要‘命名’。怪人怪事，急待‘整形’，经历差不多同样开始变态的社会，更慎防‘中毒’。”“……参考不同的文化……这是一个急速变化、急欲寻找自己出路的社会的必然现象。”
诚哉斯言。
对不认同的事情不要“Say No”
人物周刊：《日本中毒》提到日本的一些“文明病”。从“病”来讲，日本的“文明病”有什么特别之处？
汤祯兆：其实，叫“文明病”不过是市场策略，大家都说这些是问题嘛。说得极端一点，无差别杀人、禁室培欲、做AV女郎、援交，这些是不是匪夷所思的事呢？大佬，你说我们就没有吗？
人物周刊：禁室培育、援交……，日本人为什么那么爱命名？
汤祯兆：我觉得这是日本人“叻”（聪明，厉害）的地方，用命名的方法吸引关注。没有援交、卖春这些词，可能大家不当一回事。这么命名，引起关注之后，大家就可以从不同角度讨论，就有不同的可能出现。
在华人社会这是不行的，通常出现那些东西我们很快就会下道德判断。尽管也有那样的事发生，我们没有胆量挺身而出，一说出来就会遭到惩罚，又或者很多人左右了你，让你不敢站出来。但在日本出现一个现象，判断是延后的。变性也好什么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现在最流行的《深夜食堂》，里面有不少是黑帮老大、人妖或者奇形怪状的人。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因为这么多流行文本都在说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大家对跟自己不同的人也许会多一些尊重。而华人社会对跟自己不同的人的容忍度，其实是很低的。
人物周刊：我们称之为异端。
汤祯兆：把人说成异端就很负面。可能那个人做的事跟你没什么关系。比如我是同性恋你不是，我没有影响到你，但在华人社会里好像是我冒犯了你似的。日本社会也用了很长时间，最后大家成为比较开放的人。对自己不认同的事情，麻烦不要“say no”，你要接受别人，或者给予别人空间做他自己想做的。在这个意义上，流行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教育。为什么日本漫画、电视题材会那么丰富？就是因为观众愿意出钱看一些跟自己不同的人的生活嘛。中国人很多时候喜欢看自己猜得到的。就算无线拍一个医生，他也不是真实的医生，是我想象他有钱，他去酒吧，认识很多美女，这其实不是真实的生活，只不过是我们对这个阶层有一种向往，就把他拍成是这样了。
人物周刊：就好像无线剧里面那种特别大的房子。
汤祯兆：其实全香港没有几个人有这么大的房间，根本就是笑话来的。我们满足于从有钱人、中产阶层、穷人这样的经济层面去分类，在每一个阶层里面有我们固定的想象，一旦超出这些想象，我们就会反感和不认同。
人物周刊：这样增加了重新认识的负担。
汤祯兆：对，所以最简单的戏看5分钟就知道结果了，吸引力一定来自明星，制作成本一定是在明星上面，超过一半或更高。但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明星他可以控制在三成左右，因为他要把钱平衡地分配给不同的制作部门。我们不太认真看那个剧本怎么样，只是关心哪个人在演，很满足那个人在演的时候，对我们视觉上的刺激。所以我们流行文化水准跟日本差很远是应该的。如果我们有好的作品，反倒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人物周刊：按你刚才的说法，命名是一件好事。但是否也会有一些消极的影响，比如有的人欠缺社交的能力，也许就因为“宅人”概念的流行而更加自我封闭呢？
汤祯兆：某个人群有命名之后会不会比较封闭，我觉得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其实很多人正在这么做，但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宅女、腐女的名字出来后，她就好像对号入座那样，安定在里面。有些人觉得安定是因为有人跟他们一样。
人物周刊：所谓找到组织了。但这是一个群体的自我，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我。
汤祯兆：很多人达到这个地步就够了。他找到了这个人群，找到一部分认同自己的人，有了安全感，再按这个人群的态度生活下去，这已经很成功了。一个社会就应该有许多不同人群，有不同生活空间，这其实已经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喜欢吃料理不等于欣赏日本文化
人物周刊：日本的城市文化可能是亚洲最发达的，台湾、香港、大陆，现在可能都在某些方面接受日本流行文化。在你看来，这3个地方接受日本文化的方式和深度有什么不同，对日本文化的了解程度怎么样？
汤祯兆：了解程度依然是台湾最好。在我印象中，香港喜欢日本的人，也很少会去看日文书，台湾人是认真看的。这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
很多人会告诉你他喜欢日本文化，比如喜欢吃日式料理的人。但那其实不是文化，只是消费社会里很受欢迎的东西。当大部分商场都有三四间日本饭馆，你一定会进去吃的，那其实谈不上是喜欢，只不过是因为方便。大家都在说，那我就去啰。而台湾人真的是在付出。日本的经典文学、漫画、电视……他们什么都出，出了数十年了。很多人长年累月、不辞劳苦地努力，才可以积累下来这些东西。
人物周刊：大陆的情况你了解吗？
汤祯兆：我知道大陆有许多人去日本旅行什么的，但更多的是纯文本性的接触，可能是动漫，或者影视。网络传播很快嘛，日本在播些什么，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会给人一个错觉，以为自己跟他们处于相同的世界。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能看到当然是好事，但看完之后你用什么心态去消化？很多时候，我们在内地所看到的日本，是一个个的点，你会用内地的观点、自己熟悉的方法去理解。你去看内地的论坛，有些人认为自己看得很多，觉得同步了，就会用自己的标准去说其实不那么熟悉的事情。所以网络上的东西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看待，即便想认真也很难。
在香港想找什么资料都不会太难，成本也不高。我常常跟一些年轻朋友开玩笑，说我家的日文书更新的情况应该比大学图书馆快很多。许多书出来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放在我家的书架上了。我写有关日本文化的东西，要求自己了解同一个话题日本现在谈到什么程度了。我一方面介绍他们的进展，然后尽量从自己的角度，和他们做一个对照。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大陆仍然不具备足够的条件，培育日本流行文化的同步跟进观察者。
人物周刊：我知道你还出过一本深入观察日本AV界的书，当时怎么会去做这个题目？
汤祯兆：一些内地朋友常常开玩笑，说那本书如果可以在内地出，版税应该能拿来买一套房子了，哈哈。其实最初是一家叫CUP的公司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开了一个从香港出版角度来说蛮高的价钱就答应了。我们一共去了3个人，还有摄影师以及中间人。日本人的习惯是哪怕你能讲日文，他们也不会跟你交涉，只相信跟他们有关系的日本人。所以要找会讲粤语的日本人帮忙安排好所有中间环节。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拍了一家大制作公司，访问了AV公司老板、男明星女明星、制作人、宣传，很多部门。
你从纪录片的角度来看，也许很普通，但是从书的角度来讲，代价就非常高了。我们过去的时候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包胶袋，因为里面有色情图片时就要包胶袋。很多书店不太敢放，发行网络要怎么配合，有很多这类顾虑，全是未知之数。回来之后觉得图片不放进去书就没意思了。算啦，卖不卖就看运气了。结果做得比较漂亮，卖得也不错。
很多东西，我觉得不像他们讲的那样，表面上漂漂亮亮，背后很黑暗。你以为她是最红的大明星，其实制作条件也是破破烂烂的。算一下女优的回报，跟她们的付出相比，真的是微不足道。很多人不愿说出一个事实：其实有不少AV女优还在夜总会，在其他风俗场所打工。如果不是这样，有些人的收入很难维持她们的生活。那个中间人就问我，要不要试试AV女优的功夫怎么样？你给几万日元就可以，其实也不是很贵。我说不用了，我只是做采访就可以了。对我来讲，能够从比较社会学的角度去处理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也是蛮不错的经验。
人物周刊：你那么喜欢日本文化，当年也曾去留学，为什么没有选择在那边生活？
汤祯兆：啊，不可以的。日本只可以旅游的时候过去。在东京生活精神压力太大，要用尽所有办法。随便找个洞睡，只要饿不死，当然很容易生活。但是想要过和现在同等的生活，在东京的话我想会很辛苦的。要付出比现在多一倍的努力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所以还是算了吧。虽然香港是一个保守的城市，但我原本就不是异端分子，在这里可以自由地过喜欢的生活。
汤祯兆
香港学者、作家。长期从事文化写作，兴趣由文学而电影，再扩展至文化研究。主要写作领域有日本文化研究、社会文化观察、电影解读、文学创作及评论等。著有《命名日本》、《整形日本》、《日剧最前线》、《日本中毒》、《AV现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