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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6日，有媒体以《梁启超故居“饮冰室”因不够文物级别面临拆迁》为题，报道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粉房社区琉璃街115号的新会会馆旧址将要被拆迁。文中说包括梁启超故居“饮冰室”在内的位于粉房琉璃街、潘家胡同的30余家会馆，将彻底湮没在拆迁扬起的尘土中。此报道一出，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再联系最近各地发生的类似事件，很多网友都在为会馆这类近古建筑的命运扼腕叹息。
第二天，西城区政府新闻办公室迅速做出回应，发表情况说明，指出该报道有三处失实，第一，“饮冰室”不在新会会馆；第二，新会会馆将原址保留；第三，粉房琉璃街上的会馆遗存大部分不具备文物保护价值。
新闻办相关负责人还对城区内的会馆保护工作做出解释：建筑遗迹已经消失的会馆和无法再单独重建的会馆，将采取在原址新建筑上刻印符号、挂牌标注等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文化信息；迁建的会馆，则最大限度地保存原有建筑和文化信息；对于目前基本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会馆，将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完成腾退修缮工作。
事件看起来已经得到解决，报道有失实偏颇之处，政府也明确表示，虽然新会会馆并不是“饮冰室”，但仍将原址保留。然而，见证了科举考试制度兴衰的会馆在一片鳞次栉比的高楼建筑中，将如何承载过往的历史，又将以什么样的风貌体现自己的价值？
会馆的现状
会馆产生于明末清初，繁盛于清朝，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最早也叫“试馆”，大多是由在京的同乡士绅集资为进京赶考的举子（注：科举时代被推荐参加考试的读书人）设立的京城暂住地。后来，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仍有大批知识分子、商人、学生，借会馆居住、集会。会馆也成了这些在京人员联络乡谊和商讨事情的地点。可以说，这些会馆见证了很多重要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始末。
虽然新会会馆并不是真正的“饮冰室”，但这里却实实在在是“饮冰室主人”居住了八年的地方，也是戊戌变法重要的策划地之一。
见证了中国朝代更迭历史的新会会馆，历经百年沧桑变幻之后，还保持着原本的样子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了粉房琉璃街115号。
已经不能算琉璃街完整意义上的胡同，一面是现代化的高楼小区，一面是待拆迁中的大片杂乱平房，两面呈现的是一种极端的不对称。顺路向南走，就可以看到用红漆写在院墙上的“115号”，穿过还有木架门框遗存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密布的自建平房。被占据了大部分的通道只勉强能容纳两人并肩行走。院子中间有一间房屋已经被完全拆掉了，只余下一些断墙碎砖。当记者敲开门口一户住家的房门时，主人指着旁边的三间紧邻的平房说：“梁启超在那里住过，别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里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我们）住了这么多年，还能有什么原貌留下啊。”主人所指的三间平房，门房紧锁，房后搭建了两个简易的平房，堆满了杂货。
如今的院子已经很难看出会馆当年的风貌，本应该错落有致的房屋格局也被密集的简易房填满，整个院落只给人一种拥挤、逼仄的感觉。就连院子中间的一棵古树，也隐约透出破败的意味。
会馆的存废
新会会馆位置属于正在实施的大吉危改项目用地范围内，会馆被列为区级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即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据西城区宣传办公室介绍，在2004年，“大吉危改项目”总体规划方案及专门编制的历史风貌保护方案，已经通过专家论证并经市政府批准，在最终的规划方案中，新会会馆确定原址保留。
西城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图书馆馆长李金龙教授说，“单就新会会馆来说，出现了著名的人物梁启超，是康梁二人谋划重要历史事件戊戌变法的重要地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会馆曾经住过梁启超，而忽略现在居住在里面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指数的高低，作为这样一个复杂的院落，还是应该面对现实。当然，新会会馆作为梁启超的居室还是值得保留。”
除了新会会馆，还有30余处会馆被纳入了拆迁范围，对于这类会馆，李馆长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物是一定要保护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保护的方式和方法，面对复杂凌乱的老旧的院落，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百姓生活的方便程度，如果不方便那就要腾退修缮，不具备文物保护价值的要纳入到城市规划管理范围之内。”
针对一些专家提出的“拆掉会馆很容易，再想找回来就相当困难了”的说法，李馆长表示，住在舒适的住房中来谈论平房、危旧房，只考虑建筑本身的文物保护，不考虑居民的生活环境问题是很滑稽的事情。“保护的过程和办法才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要有相应的对策和资金来解决实际上的矛盾。”在李馆长看来，现实的过程中，的确拆掉了很多建筑，有很多建筑也让人感叹惋惜。“但是这种拆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解决百姓的生活就应该拆，提升南城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是应该的。如果是为了别的，假如说要盖商品楼，那就值得商榷。”
围绕着有些会馆面临的迁建问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曾一智认为，建筑是历史的见证，具有不可再生和复制的特点。不能盲目对会馆进行迁建，因为房屋的朝向、位置，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信息。“一旦对会馆进行迁建就必然对建筑造成影响。”
对此，李馆长提出了不同观点：“用传承和延续的眼光看，南城历史人物众多，可资观览的历史事件很多，是可以综合利用的。但我们更倾向于把重要的、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会馆集中保护，采取异地重建和原址保留相结合的方式建成一个会馆村落，向人们集中展示曾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发生和出现过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的节奏越来越快，如何让这些为数不多的会馆在历经百年的轮回之后，重新焕发光彩，能够从容优雅地继续伫立在繁忙都市中？
“文化和产业相结合，是非常可行的一个办法。”在李馆长看来，如今会馆的经营发展，既然是企业运营、自负盈亏，就不可避免也完全无需回避商业化。在谈到私人资本是否可以进驻到会馆开发的领域时，李馆长认为，“可以合作，但是不能归属，还是应该由政府承担其管理责任，包括文物的修缮、运维，还要有热爱历史文化的人参与到其中工作，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是国家的事业，而不是赚钱的产物。”
具体怎么保护这类近古建筑，李馆长表示，文物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既要考虑到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又要考虑到文物的价值和保护，两者之间确实是有很现实的矛盾。“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比较成功的例子，比如说晋阳饭庄，纪晓岚的故居‘阅微草堂’与其仅一墙之隔，就由晋阳饭庄负责统一管理，这种模式是值得借鉴的。”
在谈到如何让古建筑和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完美融合时，李馆长指出，“我们保护历史文物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即使一个断壁、一个墙面，都可以传达几百年前的一个信息，这个元素在新的博物馆，或者我们保护起来的会馆故居是可以体现的。不一定要修成过去的四合院，不一定要复原，也许就是一个门鼻儿，也许就是一扇涂着老漆上书‘忠厚传家久，诗书纪事长’的大门，文化符号的作用，有时比一个整体建筑更能传递信息，更加具有穿透力。”
第二天，西城区政府新闻办公室迅速做出回应，发表情况说明，指出该报道有三处失实，第一，“饮冰室”不在新会会馆；第二，新会会馆将原址保留；第三，粉房琉璃街上的会馆遗存大部分不具备文物保护价值。
新闻办相关负责人还对城区内的会馆保护工作做出解释：建筑遗迹已经消失的会馆和无法再单独重建的会馆，将采取在原址新建筑上刻印符号、挂牌标注等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文化信息；迁建的会馆，则最大限度地保存原有建筑和文化信息；对于目前基本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会馆，将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完成腾退修缮工作。
事件看起来已经得到解决，报道有失实偏颇之处，政府也明确表示，虽然新会会馆并不是“饮冰室”，但仍将原址保留。然而，见证了科举考试制度兴衰的会馆在一片鳞次栉比的高楼建筑中，将如何承载过往的历史，又将以什么样的风貌体现自己的价值？
会馆的现状
会馆产生于明末清初，繁盛于清朝，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最早也叫“试馆”，大多是由在京的同乡士绅集资为进京赶考的举子（注：科举时代被推荐参加考试的读书人）设立的京城暂住地。后来，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仍有大批知识分子、商人、学生，借会馆居住、集会。会馆也成了这些在京人员联络乡谊和商讨事情的地点。可以说，这些会馆见证了很多重要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始末。
虽然新会会馆并不是真正的“饮冰室”，但这里却实实在在是“饮冰室主人”居住了八年的地方，也是戊戌变法重要的策划地之一。
见证了中国朝代更迭历史的新会会馆，历经百年沧桑变幻之后，还保持着原本的样子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了粉房琉璃街115号。
已经不能算琉璃街完整意义上的胡同，一面是现代化的高楼小区，一面是待拆迁中的大片杂乱平房，两面呈现的是一种极端的不对称。顺路向南走，就可以看到用红漆写在院墙上的“115号”，穿过还有木架门框遗存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密布的自建平房。被占据了大部分的通道只勉强能容纳两人并肩行走。院子中间有一间房屋已经被完全拆掉了，只余下一些断墙碎砖。当记者敲开门口一户住家的房门时，主人指着旁边的三间紧邻的平房说：“梁启超在那里住过，别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里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我们）住了这么多年，还能有什么原貌留下啊。”主人所指的三间平房，门房紧锁，房后搭建了两个简易的平房，堆满了杂货。
如今的院子已经很难看出会馆当年的风貌，本应该错落有致的房屋格局也被密集的简易房填满，整个院落只给人一种拥挤、逼仄的感觉。就连院子中间的一棵古树，也隐约透出破败的意味。
会馆的存废
新会会馆位置属于正在实施的大吉危改项目用地范围内，会馆被列为区级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即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据西城区宣传办公室介绍，在2004年，“大吉危改项目”总体规划方案及专门编制的历史风貌保护方案，已经通过专家论证并经市政府批准，在最终的规划方案中，新会会馆确定原址保留。
西城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图书馆馆长李金龙教授说，“单就新会会馆来说，出现了著名的人物梁启超，是康梁二人谋划重要历史事件戊戌变法的重要地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会馆曾经住过梁启超，而忽略现在居住在里面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指数的高低，作为这样一个复杂的院落，还是应该面对现实。当然，新会会馆作为梁启超的居室还是值得保留。”
除了新会会馆，还有30余处会馆被纳入了拆迁范围，对于这类会馆，李馆长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物是一定要保护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保护的方式和方法，面对复杂凌乱的老旧的院落，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百姓生活的方便程度，如果不方便那就要腾退修缮，不具备文物保护价值的要纳入到城市规划管理范围之内。”
针对一些专家提出的“拆掉会馆很容易，再想找回来就相当困难了”的说法，李馆长表示，住在舒适的住房中来谈论平房、危旧房，只考虑建筑本身的文物保护，不考虑居民的生活环境问题是很滑稽的事情。“保护的过程和办法才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要有相应的对策和资金来解决实际上的矛盾。”在李馆长看来，现实的过程中，的确拆掉了很多建筑，有很多建筑也让人感叹惋惜。“但是这种拆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解决百姓的生活就应该拆，提升南城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是应该的。如果是为了别的，假如说要盖商品楼，那就值得商榷。”
围绕着有些会馆面临的迁建问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曾一智认为，建筑是历史的见证，具有不可再生和复制的特点。不能盲目对会馆进行迁建，因为房屋的朝向、位置，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信息。“一旦对会馆进行迁建就必然对建筑造成影响。”
对此，李馆长提出了不同观点：“用传承和延续的眼光看，南城历史人物众多，可资观览的历史事件很多，是可以综合利用的。但我们更倾向于把重要的、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会馆集中保护，采取异地重建和原址保留相结合的方式建成一个会馆村落，向人们集中展示曾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发生和出现过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的节奏越来越快，如何让这些为数不多的会馆在历经百年的轮回之后，重新焕发光彩，能够从容优雅地继续伫立在繁忙都市中？
“文化和产业相结合，是非常可行的一个办法。”在李馆长看来，如今会馆的经营发展，既然是企业运营、自负盈亏，就不可避免也完全无需回避商业化。在谈到私人资本是否可以进驻到会馆开发的领域时，李馆长认为，“可以合作，但是不能归属，还是应该由政府承担其管理责任，包括文物的修缮、运维，还要有热爱历史文化的人参与到其中工作，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是国家的事业，而不是赚钱的产物。”
具体怎么保护这类近古建筑，李馆长表示，文物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既要考虑到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又要考虑到文物的价值和保护，两者之间确实是有很现实的矛盾。“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比较成功的例子，比如说晋阳饭庄，纪晓岚的故居‘阅微草堂’与其仅一墙之隔，就由晋阳饭庄负责统一管理，这种模式是值得借鉴的。”
在谈到如何让古建筑和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完美融合时，李馆长指出，“我们保护历史文物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即使一个断壁、一个墙面，都可以传达几百年前的一个信息，这个元素在新的博物馆，或者我们保护起来的会馆故居是可以体现的。不一定要修成过去的四合院，不一定要复原，也许就是一个门鼻儿，也许就是一扇涂着老漆上书‘忠厚传家久，诗书纪事长’的大门，文化符号的作用，有时比一个整体建筑更能传递信息，更加具有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