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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生态民生论”“生态红线论”“生态全球论”等诸多见解独到、论述精辟的新思想、新理论，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31-0001-02
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习近平结合世情、国情、民情变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诸多见解独到、论述精辟的新思想、新理论，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在理论上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现实上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高瞻远瞩的指导意义。
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
自从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许多精彩的阐述。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客观的，同样，自然规律也是客观的，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们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人们应尊重自然规律。因为，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世界上是先有了宇宙万物，有了自然界，后来才產生人类，人类只是自然界后来逐步进化发展的产物。其次，人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自然界有其自身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自然不需要人类，人类却需要大自然。人类必须依赖从大自然中获取空气、阳光、水等自然产品，通过实践获得劳动产品才能生存下来。人类在进行实践的时候，必须遵循自然所固有的规律，一旦违背了自然界的规律，最终会被自然界处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1]所以，人类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理念，认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阐明了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兴衰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说明人类文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注重生态，只有生态与文明统一协调，内在有机融合，人类文明才能够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且着重强调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因此，只有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事实证明，如果不尊重自然规律，片面强调索取，就很容易导致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失衡，也会最终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比如，在中国地图上，现在的黄土高原、楼兰、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方，实质上在历史上都曾经是森林茂密、物草丰美、河流清澈，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但是，由于人们不注重尊重自然规律，对大自然过度开发利用，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导致土地荒漠化，很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变得极为恶劣，不适宜人类生存。习近平多次在国内外的不同场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阐释，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0年1月，在给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的学生代表回信中，习近平提到了自己青年时代对生态文明的思考。他说：“40多年前，我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劳动生活多年，当时那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曾因过度开发而受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生活也陷于贫困。我从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
习近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反映了我们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对大自然怀有敬畏之心，保护大自然实质上就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己，人与大自然是和谐相处的统一整体。习近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创新，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辟诠释，更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我们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遵循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抛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顺应大自然，保护大自然，保持大自然的自我生态平衡和自我修复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二、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为基础，提出了“生态民生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它是究竟为谁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因此，共产党的核心的价值追求是为人民服务，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以人为本”，这是由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决定的。这也决定了我们党所有的工作和目标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引申到民生领域，就是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生态民生论”，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理念赋予了新时期的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其实现的基础和条件就是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
习近平指出，“以人为本，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在发展过程中摧残人自身生存的环境”[3]，“环境就是民生”[4]。
2005年8月，在浙江省安吉县考察时，习近平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的生态文明理念，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是相矛盾的，相反，而是相互协调、相互统一的。2015年3月，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再次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5]2020年3月，习近平主席再回浙江余村，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习近平曾经多次在国内外不同的场合阐述关于生态与民生的关系，认为生态环境与民生福祉相互交织，其中生态是民生的保障，而民生是生态的价值所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具体地讲，那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成果与人民共享，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一理论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发展了我们党的民生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
三、以马克思主义量变质变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生态红线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存在两种形态，即质变和量变。而事物的量变是其在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质变则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事物的变化首先只是数量的增减，即量变，当量变慢慢地日积月累，发展到一定阶段，事物就会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即质变。因此，量变是以质变为基础的，质变则是量变积累到一定阶段后的结果。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也积累了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例如雾霾开始大范围出现、水的质量变差、河水断流、土壤沙化及酸碱化等等，这也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量变的过程。若不及时控制和扭转，必将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将会发生质变，影响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多次做出指示和强调。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指出：“生态保护的红线就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生态环境的损害绝不能够突破底线，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控制线的划定工作。2017年出台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提出我们生态保护红线的核心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主线是保障和维护生态功能，要把山水林田湖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保护，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严防死守，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反复强调：“这个红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必将危及生态安全、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质变与量变的前因后果关系，从源头上防止質变的发生。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坚持量的积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改善生态环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项长期工作，是世纪任务，我们要重视量的积累，在变化中寻求质的飞跃。”[6]
习近平“生态红线论”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质量与量变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揭示了我国发展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必须将环境保护严格控制在生态环境承受的范围内，实行严格的空间边界与管理限值，具有深刻的辩证法底蕴，从红线原则确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强调了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不可逾越性，有利于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双生共赢，是从中国生态安全实际出发，对于我国的美丽中国梦的实现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以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理论为底蕴，提出了“生态全球论”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性原理认为，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普遍联系之外。
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联系的理论运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实际问题上，认为生态环境也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以此为基点，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7]。因为“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6]。该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理论的延续与拓展，表明了人与自然中其他生物体的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关系，说明环境保护不能孤立地、片面地进行，山、水、林、田、湖、草等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如果不能以普遍联系的观念看待，在环境保护或环境治理时，应该把种树、治水、护田等等作为整个生态环境的一个环节，要着眼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通盘考虑，整体规划，注重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平衡好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平衡好生态环境和社会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我们只有遵循普遍联系的原理，各要素兼顾，协调发展，才能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
特别是在现代，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变成了一个彼此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此背景之下，生态环境问题更是成为了一个超越国家、历史、种族、民族、信仰、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的全球性问题，更应树立整体自然观，保障人类长远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在生态环境问题面前明哲保身，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独善其身。因此，全球共同协作、共同治理环境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选择。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有的国家将一些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图以此转嫁或缓解自己本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没有认识到整个地球、整个人类、整个环境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而这种做法实质上反而使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更加难以治理，更加复杂化，导致生态环境更加恶化，从而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为看茫茫宇宙，适应人类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地球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地球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也可以说，整个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一个共同的未来。
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已日益成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所说：“仰望夜空，繁星闪烁。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因此，人类只有团结一心，共同合作，才能保证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和繁荣。
习近平“生态全球论”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理论，是习近平持续思考、探索的成果，他认为在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应该形成全球共同治理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加强共同合作。此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综上所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底蕴，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立足于当代中国的背景条件和生态环境问题，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生态民生论”“生态红线论”“生态全球论”等思想，回答了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经济与民生、环境保护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全球整体性等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理论上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现实上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提供了行动准则和科学指南，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高瞻远瞩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2] 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J].求是，2003，（13）.
[3]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190.
[4]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33.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8-47.
[6]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26.
[7]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用户网站，2017-09-26.
关键词：生态文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31-0001-02
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习近平结合世情、国情、民情变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诸多见解独到、论述精辟的新思想、新理论，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在理论上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现实上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高瞻远瞩的指导意义。
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
自从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许多精彩的阐述。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客观的，同样，自然规律也是客观的，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们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人们应尊重自然规律。因为，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世界上是先有了宇宙万物，有了自然界，后来才產生人类，人类只是自然界后来逐步进化发展的产物。其次，人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自然界有其自身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自然不需要人类，人类却需要大自然。人类必须依赖从大自然中获取空气、阳光、水等自然产品，通过实践获得劳动产品才能生存下来。人类在进行实践的时候，必须遵循自然所固有的规律，一旦违背了自然界的规律，最终会被自然界处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1]所以，人类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理念，认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阐明了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兴衰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说明人类文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注重生态，只有生态与文明统一协调，内在有机融合，人类文明才能够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且着重强调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因此，只有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事实证明，如果不尊重自然规律，片面强调索取，就很容易导致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失衡，也会最终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比如，在中国地图上，现在的黄土高原、楼兰、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方，实质上在历史上都曾经是森林茂密、物草丰美、河流清澈，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但是，由于人们不注重尊重自然规律，对大自然过度开发利用，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导致土地荒漠化，很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变得极为恶劣，不适宜人类生存。习近平多次在国内外的不同场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阐释，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0年1月，在给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的学生代表回信中，习近平提到了自己青年时代对生态文明的思考。他说：“40多年前，我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劳动生活多年，当时那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曾因过度开发而受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生活也陷于贫困。我从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
习近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反映了我们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对大自然怀有敬畏之心，保护大自然实质上就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己，人与大自然是和谐相处的统一整体。习近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创新，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辟诠释，更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我们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遵循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抛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顺应大自然，保护大自然，保持大自然的自我生态平衡和自我修复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二、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为基础，提出了“生态民生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它是究竟为谁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因此，共产党的核心的价值追求是为人民服务，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以人为本”，这是由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决定的。这也决定了我们党所有的工作和目标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引申到民生领域，就是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生态民生论”，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理念赋予了新时期的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其实现的基础和条件就是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
习近平指出，“以人为本，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在发展过程中摧残人自身生存的环境”[3]，“环境就是民生”[4]。
2005年8月，在浙江省安吉县考察时，习近平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的生态文明理念，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是相矛盾的，相反，而是相互协调、相互统一的。2015年3月，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再次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5]2020年3月，习近平主席再回浙江余村，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习近平曾经多次在国内外不同的场合阐述关于生态与民生的关系，认为生态环境与民生福祉相互交织，其中生态是民生的保障，而民生是生态的价值所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具体地讲，那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成果与人民共享，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一理论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发展了我们党的民生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
三、以马克思主义量变质变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生态红线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存在两种形态，即质变和量变。而事物的量变是其在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质变则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事物的变化首先只是数量的增减，即量变，当量变慢慢地日积月累，发展到一定阶段，事物就会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即质变。因此，量变是以质变为基础的，质变则是量变积累到一定阶段后的结果。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也积累了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例如雾霾开始大范围出现、水的质量变差、河水断流、土壤沙化及酸碱化等等，这也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量变的过程。若不及时控制和扭转，必将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将会发生质变，影响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多次做出指示和强调。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指出：“生态保护的红线就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生态环境的损害绝不能够突破底线，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控制线的划定工作。2017年出台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提出我们生态保护红线的核心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主线是保障和维护生态功能，要把山水林田湖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保护，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严防死守，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反复强调：“这个红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必将危及生态安全、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质变与量变的前因后果关系，从源头上防止質变的发生。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坚持量的积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改善生态环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项长期工作，是世纪任务，我们要重视量的积累，在变化中寻求质的飞跃。”[6]
习近平“生态红线论”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质量与量变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揭示了我国发展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必须将环境保护严格控制在生态环境承受的范围内，实行严格的空间边界与管理限值，具有深刻的辩证法底蕴，从红线原则确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强调了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不可逾越性，有利于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双生共赢，是从中国生态安全实际出发，对于我国的美丽中国梦的实现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以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理论为底蕴，提出了“生态全球论”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性原理认为，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普遍联系之外。
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联系的理论运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实际问题上，认为生态环境也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以此为基点，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7]。因为“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6]。该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理论的延续与拓展，表明了人与自然中其他生物体的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关系，说明环境保护不能孤立地、片面地进行，山、水、林、田、湖、草等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如果不能以普遍联系的观念看待，在环境保护或环境治理时，应该把种树、治水、护田等等作为整个生态环境的一个环节，要着眼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通盘考虑，整体规划，注重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平衡好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平衡好生态环境和社会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我们只有遵循普遍联系的原理，各要素兼顾，协调发展，才能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
特别是在现代，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变成了一个彼此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此背景之下，生态环境问题更是成为了一个超越国家、历史、种族、民族、信仰、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的全球性问题，更应树立整体自然观，保障人类长远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在生态环境问题面前明哲保身，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独善其身。因此，全球共同协作、共同治理环境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选择。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有的国家将一些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图以此转嫁或缓解自己本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没有认识到整个地球、整个人类、整个环境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而这种做法实质上反而使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更加难以治理，更加复杂化，导致生态环境更加恶化，从而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为看茫茫宇宙，适应人类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地球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地球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也可以说，整个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一个共同的未来。
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已日益成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所说：“仰望夜空，繁星闪烁。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因此，人类只有团结一心，共同合作，才能保证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和繁荣。
习近平“生态全球论”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理论，是习近平持续思考、探索的成果，他认为在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应该形成全球共同治理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加强共同合作。此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综上所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底蕴，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立足于当代中国的背景条件和生态环境问题，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生态民生论”“生态红线论”“生态全球论”等思想，回答了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经济与民生、环境保护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全球整体性等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理论上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现实上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提供了行动准则和科学指南，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高瞻远瞩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2] 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J].求是，2003，（13）.
[3]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190.
[4]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33.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8-47.
[6]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26.
[7]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用户网站，2017-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