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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公共文化建设中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效率问题。要想让一个制度持之以恒，一定 要有效率，但目前最缺少的就是绩效标杆。一个50万人的社区，它应该达到怎样的一个服务水平，该由多少人来从事服务，从事哪些服务，配备多少政策工具，开展哪些活动就算达到了服务标准，这些都需要标杆。
二是文化预算问题。现在我们的文化支出并不是文化预算部门经过科学测算出来的，而是财政部门根据情况先行安排的。文 化机构在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监管这些方面都缺位，使得公共文化支出缺乏规范性的预算约束。”
今年2月10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出台文件，要求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在2011年底前向公众全部实施免费开放。这一举措是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又一落在实处的 “文化惠民”工程。
免费开放对百姓来说究竟能够获得哪些文化实惠？如何更好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带着对这些问题的疑问，《民生周刊》记者走进文化部下属的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邀请该院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列生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民生周刊》：我国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如何？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王列生：目前我们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做了许多惠民工作，比如广播电视总局的村村通、信息共享工程，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但如果客观评价，由于历史欠账太多，这种实惠与老百姓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要求相比，还是不足的。不能说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已经得到了很大满足。现在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求关系结构中，总量不足、供给不足仍然是主要矛盾。
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对位效应，即我们提供的服务不见得是百姓真正需要的。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所有的政策工具（图书馆、文化馆等）一定要功能化。功能化则意味着供求关系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对位效应，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我们所做的，正好发生完全一致的对位关系。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并没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效地回答和破解一个难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究竟何在？
群众的文化需求是多元的、复合型的、多向度的，而且还有人群、地区、层次等不同的差异状态，所以未来要想文化惠民，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加强公共文化支出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法制化。比如，博物馆就应该有博物馆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应该有公共文化服务法。所以说现在的公共文化服务还不能完全成为政府的行政治理意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有行政强制性。
《民生周刊》：现阶段全国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免费开放政策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有何种意义？
王列生：免费开放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政策完全可以上升到文化惠民、文化自信的高度，但是也要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目前我们的开放还是粗线条的，没有规划、业务预算、绩效测评、制度安排和针對性。这些馆所是公共文化的政策工具，是政府文化工作的抓手，但当前这些工具的功能化程度较低，它的凝聚力和辐射力仍然不足。要想推进免费开放政策，使之在中国社会具有支撑意义，就要最大程度地解放传统政策工具的文化生产力，使它和这个社会的可接受性、可持续性相适应。
在现代生活转型和现代生活方式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在公共文化服务工程中仅仅依靠这些传统的工具是满足不了现代人的社会需求的。在激活传统文化政策工具的同时，应最大限度地汇集民智，创造出新的公共文化服务工具。比如说调动第三方，即更多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空间、文化服务组织，由他们来组织公共文化服务，形成全国范围内文化服务的共建、共享。
其次，要实现制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结合，充分吸纳现代技术手段，实现现代技术与公共文化生活形态的高度融合。比如说将来建立带有公共开放意义的、具有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能够最大限度激活社会成员参与的公共网络服务平台，使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等新兴的技术方式为公共文化服务，被更多的社会群体接受。
《民生周刊》：国家级的文化机构和地方级的文化机构在“文化惠民”工程中，该怎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王列生：“文化惠民”工程主要涉及的是地方级文化机构，国家级文化机构除了一定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外，应在更高平台上着力于国家文化身份的建构。因此，基层文化机构是“文化惠民”的主体，二者的角色、身份是有差异的。
“文化惠民”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地方各级文化机构的积极性。要加强地方文化机构的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历史原因，基层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二是人才队伍建设。现在某些文化站的工作人员比服务对象的水平还差。由于这些年教育的发展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对我们提供文化文化服务的水平形成了倒逼机制，迫使我们提高服务水平。
《民生周刊》：针对城市和农村，如何分别做好这两个区域的文化建设？
王列生：由于中国有东、中、西的发展差距，还有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要想做好农村的文化建设，第一，要做好城乡统筹工作。让城市的文化资源最大程度地反哺农村文化建设，城市的文化服务要向农村流动，在资源的统筹配置过程中，形成一个缩小文化落差的流动过程。
第二，要最大限度地扩大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一是要保持中央财政在文化领域转移支付的增量，尤其是对西部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二是要改变这种转移支付的结构。在保持现在的项目转移（中央财政拨款跟着文化项目走）的同时，增强转移支付的经常性安排，使地方文化机构在提供文化服务的过程中有更大的自主权和调配能力。
《民生周刊》：百姓在“文化惠民”中应该得到怎样的实惠？
王列生：在“文化惠民”的过程中，政府应努力兑现自己的文化承诺。百姓应获得的文化实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要从刚性指标上解决公共文化支出在国家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合理性问题。这实际上是要解决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诉求。比如，现在公共文化支出仅占整个财政支出的0.5%左右。而就是这0.5%（的拨款）能够真正用到百姓公共文化服务上的就更少，老百姓在文化利益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老百姓在文化利益分配上的利益份额不足。我们在为老百姓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缺乏计量体系，比如公共卫生服务，国家每年给老百姓的标准是量化的，而在文化服务上，这个标准还没有。所以应该通过精密测算，得出老百姓获得文化福利的精密指标。
第三，目前我们将公民的“文化实惠”过多地理解为娱乐需求，但公共文化需求主要不是指娱乐需要，而是人的人格塑造、精神需要。公共文化建构的是日常文化理性、文化秩序、文化伦理、文化人格，能够使老百姓在文化生活中净化心灵、弘扬理性，使老百姓的公共生活空间更加和谐。
《民生周刊》：在文化机构免费开放之后，您觉得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王列生：我觉得下一步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包括免费开放在内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设计，解决测算技术化和服务制度化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不把制度的漏洞补上，文化机构的免费开放也是进行不下去的。
二是文化预算问题。现在我们的文化支出并不是文化预算部门经过科学测算出来的，而是财政部门根据情况先行安排的。文 化机构在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监管这些方面都缺位，使得公共文化支出缺乏规范性的预算约束。”
今年2月10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出台文件，要求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在2011年底前向公众全部实施免费开放。这一举措是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又一落在实处的 “文化惠民”工程。
免费开放对百姓来说究竟能够获得哪些文化实惠？如何更好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带着对这些问题的疑问，《民生周刊》记者走进文化部下属的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邀请该院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列生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民生周刊》：我国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如何？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王列生：目前我们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做了许多惠民工作，比如广播电视总局的村村通、信息共享工程，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但如果客观评价，由于历史欠账太多，这种实惠与老百姓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要求相比，还是不足的。不能说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已经得到了很大满足。现在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求关系结构中，总量不足、供给不足仍然是主要矛盾。
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对位效应，即我们提供的服务不见得是百姓真正需要的。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所有的政策工具（图书馆、文化馆等）一定要功能化。功能化则意味着供求关系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对位效应，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我们所做的，正好发生完全一致的对位关系。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并没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效地回答和破解一个难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究竟何在？
群众的文化需求是多元的、复合型的、多向度的，而且还有人群、地区、层次等不同的差异状态，所以未来要想文化惠民，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加强公共文化支出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法制化。比如，博物馆就应该有博物馆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应该有公共文化服务法。所以说现在的公共文化服务还不能完全成为政府的行政治理意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有行政强制性。
《民生周刊》：现阶段全国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免费开放政策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有何种意义？
王列生：免费开放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政策完全可以上升到文化惠民、文化自信的高度，但是也要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目前我们的开放还是粗线条的，没有规划、业务预算、绩效测评、制度安排和针對性。这些馆所是公共文化的政策工具，是政府文化工作的抓手，但当前这些工具的功能化程度较低，它的凝聚力和辐射力仍然不足。要想推进免费开放政策，使之在中国社会具有支撑意义，就要最大程度地解放传统政策工具的文化生产力，使它和这个社会的可接受性、可持续性相适应。
在现代生活转型和现代生活方式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在公共文化服务工程中仅仅依靠这些传统的工具是满足不了现代人的社会需求的。在激活传统文化政策工具的同时，应最大限度地汇集民智，创造出新的公共文化服务工具。比如说调动第三方，即更多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空间、文化服务组织，由他们来组织公共文化服务，形成全国范围内文化服务的共建、共享。
其次，要实现制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结合，充分吸纳现代技术手段，实现现代技术与公共文化生活形态的高度融合。比如说将来建立带有公共开放意义的、具有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能够最大限度激活社会成员参与的公共网络服务平台，使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等新兴的技术方式为公共文化服务，被更多的社会群体接受。
《民生周刊》：国家级的文化机构和地方级的文化机构在“文化惠民”工程中，该怎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王列生：“文化惠民”工程主要涉及的是地方级文化机构，国家级文化机构除了一定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外，应在更高平台上着力于国家文化身份的建构。因此，基层文化机构是“文化惠民”的主体，二者的角色、身份是有差异的。
“文化惠民”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地方各级文化机构的积极性。要加强地方文化机构的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历史原因，基层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二是人才队伍建设。现在某些文化站的工作人员比服务对象的水平还差。由于这些年教育的发展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对我们提供文化文化服务的水平形成了倒逼机制，迫使我们提高服务水平。
《民生周刊》：针对城市和农村，如何分别做好这两个区域的文化建设？
王列生：由于中国有东、中、西的发展差距，还有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要想做好农村的文化建设，第一，要做好城乡统筹工作。让城市的文化资源最大程度地反哺农村文化建设，城市的文化服务要向农村流动，在资源的统筹配置过程中，形成一个缩小文化落差的流动过程。
第二，要最大限度地扩大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一是要保持中央财政在文化领域转移支付的增量，尤其是对西部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二是要改变这种转移支付的结构。在保持现在的项目转移（中央财政拨款跟着文化项目走）的同时，增强转移支付的经常性安排，使地方文化机构在提供文化服务的过程中有更大的自主权和调配能力。
《民生周刊》：百姓在“文化惠民”中应该得到怎样的实惠？
王列生：在“文化惠民”的过程中，政府应努力兑现自己的文化承诺。百姓应获得的文化实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要从刚性指标上解决公共文化支出在国家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合理性问题。这实际上是要解决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诉求。比如，现在公共文化支出仅占整个财政支出的0.5%左右。而就是这0.5%（的拨款）能够真正用到百姓公共文化服务上的就更少，老百姓在文化利益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老百姓在文化利益分配上的利益份额不足。我们在为老百姓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缺乏计量体系，比如公共卫生服务，国家每年给老百姓的标准是量化的，而在文化服务上，这个标准还没有。所以应该通过精密测算，得出老百姓获得文化福利的精密指标。
第三，目前我们将公民的“文化实惠”过多地理解为娱乐需求，但公共文化需求主要不是指娱乐需要，而是人的人格塑造、精神需要。公共文化建构的是日常文化理性、文化秩序、文化伦理、文化人格，能够使老百姓在文化生活中净化心灵、弘扬理性，使老百姓的公共生活空间更加和谐。
《民生周刊》：在文化机构免费开放之后，您觉得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王列生：我觉得下一步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包括免费开放在内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设计，解决测算技术化和服务制度化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不把制度的漏洞补上，文化机构的免费开放也是进行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