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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协和医院近百年的历史中，曾发生过一起非常著名的“医疗事故”：错割梁启超的右肾。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住进协和医院。经医生检查确定为右肾肿瘤，建议割除。当时许多人对西医还不认可，进行外科手术还是不多的。梁启超不顾朋友的反对，毅然决定接受手术治疗。3月16日，协和医院为梁启超做了肾切除手术。但术后检查，切下的右肾并无明显病变。梁启超仍然时轻时重地尿血，稍一劳累病情就会加重。
这事让一些社会文化名流十分火大。陈西滢、徐志摩先后撰文，对协和医院和医生进行谴责。两位文学大家的如椽之笔挥舞起来，上挂下联，左譬右喻，气势十分吓人。
但是梁启超本人不但没有应和，却十分通情达理并不苛责。在他看来，协和医院和医生并非有意为之，医疗事故无法绝对避免。协和是当时西医医学界的权威，梁启超不愿因为自己的手术失误而使国人怀疑医学的科学性。于是，他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经过，替协和医院和医生进行辩解：“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此后三年时间，梁启超仍然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梁启超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仍然是在协和度过的。
梁启超为何不当“医闹”？因为他对医学和医生保持着基本的信任，纯粹从技术角度看待自身遭遇的不幸。协和出现误诊，发生医疗事故，是医学发展水平的问题，医生业务水平的问题，不是由于主观故意或责任心不强而草菅人命。
医疗行业与其他服务行业和消费产品有很大不同。我们购买任何生产出的商品，都可以要求其保证百分之百的合格，绝无次品。但是，我们不论花多少钱，都难以购买到成功率百分之百的医疗服务。简单地以“消费者权利”比附“患者权利”，以一般商品及服务的卖方责任比附医疗服务的卖方责任，将制造出大量无解的纷争。
医者有仁心，患者有恕道。医生不应提防患者，患者应对医者有信任。病人去医院请医生看病，就应该选择信任的医院、信任的医生。在诊治的过程中，给予医生以信任，相信他即使做不到“药到病除”，总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是患者最明智的选择。如果患者都怀里揣着录音机去和医生交流，随时复印每一份病历、检查化验单和药方准备打官司；医生则认为自己是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因为害怕医闹而把自保放在第一位。为了自保，就只能把一切检查都交给机器了，让病人做越来越多的检查，拿出一叠又一叠标准格式的“免责声明”要求患者及家属签字，千方百计躲避收治疑难、危重病人，不敢尝试任何一种新的诊疗手段。那么患者还可能得到最好最快的治疗吗？医学还有可能进步和发展吗？
再好的医院，再优秀的大夫，都不能完全避免误诊误治。梁启超误诊事件已经过去80多年，医学进步，科学普及，旧事重提，只问，每个人应该如何从自身做起，重新建立起医患之间的真诚信任？（编辑林妙）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住进协和医院。经医生检查确定为右肾肿瘤，建议割除。当时许多人对西医还不认可，进行外科手术还是不多的。梁启超不顾朋友的反对，毅然决定接受手术治疗。3月16日，协和医院为梁启超做了肾切除手术。但术后检查，切下的右肾并无明显病变。梁启超仍然时轻时重地尿血，稍一劳累病情就会加重。
这事让一些社会文化名流十分火大。陈西滢、徐志摩先后撰文，对协和医院和医生进行谴责。两位文学大家的如椽之笔挥舞起来，上挂下联，左譬右喻，气势十分吓人。
但是梁启超本人不但没有应和，却十分通情达理并不苛责。在他看来，协和医院和医生并非有意为之，医疗事故无法绝对避免。协和是当时西医医学界的权威，梁启超不愿因为自己的手术失误而使国人怀疑医学的科学性。于是，他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经过，替协和医院和医生进行辩解：“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此后三年时间，梁启超仍然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梁启超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仍然是在协和度过的。
梁启超为何不当“医闹”？因为他对医学和医生保持着基本的信任，纯粹从技术角度看待自身遭遇的不幸。协和出现误诊，发生医疗事故，是医学发展水平的问题，医生业务水平的问题，不是由于主观故意或责任心不强而草菅人命。
医疗行业与其他服务行业和消费产品有很大不同。我们购买任何生产出的商品，都可以要求其保证百分之百的合格，绝无次品。但是，我们不论花多少钱，都难以购买到成功率百分之百的医疗服务。简单地以“消费者权利”比附“患者权利”，以一般商品及服务的卖方责任比附医疗服务的卖方责任，将制造出大量无解的纷争。
医者有仁心，患者有恕道。医生不应提防患者，患者应对医者有信任。病人去医院请医生看病，就应该选择信任的医院、信任的医生。在诊治的过程中，给予医生以信任，相信他即使做不到“药到病除”，总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是患者最明智的选择。如果患者都怀里揣着录音机去和医生交流，随时复印每一份病历、检查化验单和药方准备打官司；医生则认为自己是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因为害怕医闹而把自保放在第一位。为了自保，就只能把一切检查都交给机器了，让病人做越来越多的检查，拿出一叠又一叠标准格式的“免责声明”要求患者及家属签字，千方百计躲避收治疑难、危重病人，不敢尝试任何一种新的诊疗手段。那么患者还可能得到最好最快的治疗吗？医学还有可能进步和发展吗？
再好的医院，再优秀的大夫，都不能完全避免误诊误治。梁启超误诊事件已经过去80多年，医学进步，科学普及，旧事重提，只问，每个人应该如何从自身做起，重新建立起医患之间的真诚信任？（编辑林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