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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视频搅起了轩然大波——现代搏击手徐晓冬瞬间击败太极拳高手魏雷——将传说中的“武林争霸”展示在世人面前。一向以高超而又神秘著称的传统拳术的落败，引发了公众对以太极拳为代表的“中国功夫”之实用性功效的质疑，进而导致对传统文化中神秘成分的质疑。这对于正在兴起的传统文化学习热潮，无疑是当头一瓢冷水。我并不谙功夫，亦无意探讨拳脚功夫中的文化得失，但在我看来，这一事件确实是突显了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身体认知的差异，以及当下中国身体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难处境。
太极拳是古老东方身体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命题之一“修身”，其所涉及的“身”的概念，与现代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身体”相去甚远。“太极化”的身体是一个整体。太极拳是单个个体的整体化的身体的运动，肢体不过是这一整体的“动”（或“静”）的完成者和外部表征。但“太極化”的身体主权与其说属于单个个人，不如说属于那个无所不在的“气”及其间所包含的融汇万物的“道”。单个个人面对外部世界，顺应天时，同时又回归内心，顺应内在的“气”。身体从属于心，从属于内在的“气”。身体的运动和变化，需要首先调匀内在的“气”，并顺应它。太极拳消融了肢体与心灵的界限，肢体的屈折与伸展，与呼吸吐纳相呼应，也与内心的动和静向谐调。即使是最直接关涉身体的运动——武术，其文化地位并不像如今这般彰显。华佗的“五禽戏”是古代中国身体的自我训导范式。而现代“奥林匹克化”的身体认知则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物质直观，关涉力量、速度、灵活性等运动性指标的运动器官系统。
被如今称之为“中国功夫”的武术，首先被当作一种特殊的身体技能。如同其他手工艺一样，它是身体技能的一种，只不过这种技能的对象是身体。由于这种手工业性质，武术的传授也也会受到行会规则的约束。同时，它又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依靠一种古老的伦理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依据自然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父子关系，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的服从。所以，武术的传承常常是家族性的，如果缺乏自然血缘纽带的有力维系，师徒关系在学徒对师父的人身依附的要求方面，则要求得更显苛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谚语，表达了对这种关系高度肯定的强烈愿望。
师父根据他从自己的师父那里习得的身体技术，对徒弟的身体加以管束、训练和改造。身体经过武功的重塑，被训练成为拳师自我意志自由支配的、具有高效的攻击性的身体机器。训练有素的身体搏击术中所包含的暴力化倾向，始终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因素。必须对其加以道德化的约束，方能将武术纳入到正常的社会秩序当中。在身体获得了超出常人的攻击性技能的情况下，必须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予以约束。如果缺乏这一约束，肌肉听命于本能冲动，就有可能沦为单纯的暴力，并被“恶”的势力所利用。因此，在武侠故事中，最常见的叙事模式就是“正—邪”对抗。身体及其功夫在此结构中，扮演了正或邪的斗争工具。对身体技能诉诸更高级的支配——武德，成为必要。通过武德，将功夫这一身体技术上升到形上层面，赋予肉体活动以精神性。功夫因此完成了由“术”向“道”的飞跃。
值得关注的是，武术传承过程中所透露出来的家族式身体归属关系，表明了古老的中国身体的文化属性。而在现代大众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作品——中，则将身体纳入民族国家叙事的结构，把身体的超级技能放大到国族主权的伸张的高度。身体对抗的胜负，转化为国家之间对抗状况的隐喻，并从中得到民族心理的象征性的满足。“黄飞鸿系列”电影最巧妙地把家族性的身体认同与现代国家的文化认同糅合在一起，完成了古老身体神话的现代转型。
在当下语境中，虽然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对武术、气功、民间秘技的容忍，乃至把他们作为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推向世界。但在现代身体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太极化”的身体必须面临着来自现代身体文化的强制性的改造。它首先被简化为中华武术的一种，并在更多的时候只能在民间以若隐若现的形式存在。进而，通过外部形态规约和改造，使之迅速“奥林匹克化”。 在现代运动规则的制约和规训之下，由于长期缺乏对抗性的实战训练，偏重于套路表演，导致现代武术虽然也能够将身体技能的灵巧性和可观赏性发挥到极至，但更多地是用于表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现代搏击术的实战性功能。现代太极运动把个人化的应天时而动的心身活动，化约为可从外形上简单模仿的肢体动作。在祛除了其间玄奥的神秘主义文化色彩之后，太极运动能在统一的背景音乐的指示下，付诸团体的整齐划一的动作表演，看上去不过是节奏较为缓慢、动作不那么剧烈的一种体操。作为技击的武术，却不敷实用。徐晓冬与魏雷的交战，真正揭示的是现代中国身体文化的这种迷失困境。
太极拳是古老东方身体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命题之一“修身”，其所涉及的“身”的概念，与现代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身体”相去甚远。“太极化”的身体是一个整体。太极拳是单个个体的整体化的身体的运动，肢体不过是这一整体的“动”（或“静”）的完成者和外部表征。但“太極化”的身体主权与其说属于单个个人，不如说属于那个无所不在的“气”及其间所包含的融汇万物的“道”。单个个人面对外部世界，顺应天时，同时又回归内心，顺应内在的“气”。身体从属于心，从属于内在的“气”。身体的运动和变化，需要首先调匀内在的“气”，并顺应它。太极拳消融了肢体与心灵的界限，肢体的屈折与伸展，与呼吸吐纳相呼应，也与内心的动和静向谐调。即使是最直接关涉身体的运动——武术，其文化地位并不像如今这般彰显。华佗的“五禽戏”是古代中国身体的自我训导范式。而现代“奥林匹克化”的身体认知则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物质直观，关涉力量、速度、灵活性等运动性指标的运动器官系统。
被如今称之为“中国功夫”的武术，首先被当作一种特殊的身体技能。如同其他手工艺一样，它是身体技能的一种，只不过这种技能的对象是身体。由于这种手工业性质，武术的传授也也会受到行会规则的约束。同时，它又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依靠一种古老的伦理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依据自然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父子关系，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的服从。所以，武术的传承常常是家族性的，如果缺乏自然血缘纽带的有力维系，师徒关系在学徒对师父的人身依附的要求方面，则要求得更显苛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谚语，表达了对这种关系高度肯定的强烈愿望。
师父根据他从自己的师父那里习得的身体技术，对徒弟的身体加以管束、训练和改造。身体经过武功的重塑，被训练成为拳师自我意志自由支配的、具有高效的攻击性的身体机器。训练有素的身体搏击术中所包含的暴力化倾向，始终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因素。必须对其加以道德化的约束，方能将武术纳入到正常的社会秩序当中。在身体获得了超出常人的攻击性技能的情况下，必须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予以约束。如果缺乏这一约束，肌肉听命于本能冲动，就有可能沦为单纯的暴力，并被“恶”的势力所利用。因此，在武侠故事中，最常见的叙事模式就是“正—邪”对抗。身体及其功夫在此结构中，扮演了正或邪的斗争工具。对身体技能诉诸更高级的支配——武德，成为必要。通过武德，将功夫这一身体技术上升到形上层面，赋予肉体活动以精神性。功夫因此完成了由“术”向“道”的飞跃。
值得关注的是，武术传承过程中所透露出来的家族式身体归属关系，表明了古老的中国身体的文化属性。而在现代大众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作品——中，则将身体纳入民族国家叙事的结构，把身体的超级技能放大到国族主权的伸张的高度。身体对抗的胜负，转化为国家之间对抗状况的隐喻，并从中得到民族心理的象征性的满足。“黄飞鸿系列”电影最巧妙地把家族性的身体认同与现代国家的文化认同糅合在一起，完成了古老身体神话的现代转型。
在当下语境中，虽然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对武术、气功、民间秘技的容忍，乃至把他们作为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推向世界。但在现代身体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太极化”的身体必须面临着来自现代身体文化的强制性的改造。它首先被简化为中华武术的一种，并在更多的时候只能在民间以若隐若现的形式存在。进而，通过外部形态规约和改造，使之迅速“奥林匹克化”。 在现代运动规则的制约和规训之下，由于长期缺乏对抗性的实战训练，偏重于套路表演，导致现代武术虽然也能够将身体技能的灵巧性和可观赏性发挥到极至，但更多地是用于表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现代搏击术的实战性功能。现代太极运动把个人化的应天时而动的心身活动，化约为可从外形上简单模仿的肢体动作。在祛除了其间玄奥的神秘主义文化色彩之后，太极运动能在统一的背景音乐的指示下，付诸团体的整齐划一的动作表演，看上去不过是节奏较为缓慢、动作不那么剧烈的一种体操。作为技击的武术，却不敷实用。徐晓冬与魏雷的交战，真正揭示的是现代中国身体文化的这种迷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