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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如巴金所说，是“留给后人的遗嘱”。从第一篇《谈望乡》到最后一篇《怀念胡风》写成，已是1986年的事了，此时已过了8年。
文章发表遭来许多非议，一是文章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有“卖身”之嫌；二是文中用了太多“四人帮”之词；三是巴金的大胆言论。巴金是诚实的勇者，在古稀之年，在假话、空话横飞之际，率先立出，解剖自己，令许多人汗颜。
其实，初始写《随想录》，巴金并没有完整的计划，只是受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的主编潘际坰之约，将看了影片《望乡》的一篇随感《谈望乡》寄去。不想此后一发不可收，才有了150篇，继而5本集子。“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5卷《随想录》。”巴金就此说。这与一些人的“阴谋”论，根本不符。后来“从无标题到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
《随想录》成书也是由香港三联书店最先出版，每30篇结集一本。1979年12月出版第一集，1981年4月第二集，1982年10月第三集，1984年10月第四集，1986年12月出完了第五集。每集前有“总序”，后有“后记”。“后记”是作者各個时期的创作经历，不可不读。如果说发文于香港《大公报》上，是出于偶然，那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就是顺理成章了。
此套书为特殊的长32开本。书前有巴金的生活照数幅，分精装、平装两种。但是唯有第三集中《鹰的歌》一文，却采用了“开天窗”存目的方式，留了下来，就像留下了一块伤疤，佐证了昨天的历史。
就在登出第七十二篇《怀念鲁迅先生》一文时，被删掉了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同时也删掉了鲁迅的名言：“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原因是“牛”和“牛棚”有关。巴金一气之下，写了《鹰的歌》予以驳斥：“我的《随想录》好比一只飞鸟。鸟生双翼，就是为了展翅高飞。”“到了不能高飞的时候，”也会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鹰一样，“滚下海去”。第七十二篇，直到成书时才恢复原文。可想而知，在当时，鼎鼎大名的巴金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巴金早在第二十七篇《要不要制订“文艺法”》中就说过：“那些给蛇咬过，见了绳子也害怕的人最好不要再搞文艺创作。”
1980年6月，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各集均迟港版三、四个月不等，唯独少了第五集。按推论，也许是最后一集《无题》于1986年9月才载完，未来得及编印吧。因为，随即1986年12月，又一次性出齐了新版书。内地版与港版最大不同是增收了《鹰的歌》，列为第七十三篇。有别的是，其他文都仅标日期，唯有《鹰的歌》落款为“十一月下旬，未发表”。是文是与《怀念鲁迅先生》同年写出的。《怀念鲁迅先生》是7月，《鹰的歌》是11月，也就是1981年的最后一篇。其间几个月，一定发生了“争战”，最终得以继续发表下去直到完结，真乃不幸中之大幸。
单行本反映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最令巴金高兴的是北京三联书店于1987年8月出版的精装合订本。装帧设计极有特色，外套书衣，笺稿式，封面为天蓝色，上中是方形烫银，衬以凸面书名，由叶雨设计。叶雨，即范用，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责任编辑冬晓，就是后来继任总经理的董秀玉。巴金在收到书后写信给范用：“《随想录》能够出合订本，合订本能够印得这么漂亮，我得感谢你和秀玉同志。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文章，正如对巴金所承诺的那样，一字未改、一字未删，完整地保留了巴金的原作风貌。
《随想录》自出版始，就备受关注，有“反”的一面，也有“正”的一面，当然“正”的占大多数，故而一版再版，至9版，仍有人感叹“买不到书”。在华夏出版社的朋友要求下，1993年又出版了5册一函的影印线装本，冰心题签，巴金为此新写了一篇《后记》，另外，又增补了《怀念从文》、《怀念二叔》两篇，是它的关键，这样，总数就是152篇。
（摘自《中华读书报》 作者： 马榕）
文章发表遭来许多非议，一是文章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有“卖身”之嫌；二是文中用了太多“四人帮”之词；三是巴金的大胆言论。巴金是诚实的勇者，在古稀之年，在假话、空话横飞之际，率先立出，解剖自己，令许多人汗颜。
其实，初始写《随想录》，巴金并没有完整的计划，只是受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的主编潘际坰之约，将看了影片《望乡》的一篇随感《谈望乡》寄去。不想此后一发不可收，才有了150篇，继而5本集子。“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5卷《随想录》。”巴金就此说。这与一些人的“阴谋”论，根本不符。后来“从无标题到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
《随想录》成书也是由香港三联书店最先出版，每30篇结集一本。1979年12月出版第一集，1981年4月第二集，1982年10月第三集，1984年10月第四集，1986年12月出完了第五集。每集前有“总序”，后有“后记”。“后记”是作者各個时期的创作经历，不可不读。如果说发文于香港《大公报》上，是出于偶然，那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就是顺理成章了。
此套书为特殊的长32开本。书前有巴金的生活照数幅，分精装、平装两种。但是唯有第三集中《鹰的歌》一文，却采用了“开天窗”存目的方式，留了下来，就像留下了一块伤疤，佐证了昨天的历史。
就在登出第七十二篇《怀念鲁迅先生》一文时，被删掉了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同时也删掉了鲁迅的名言：“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原因是“牛”和“牛棚”有关。巴金一气之下，写了《鹰的歌》予以驳斥：“我的《随想录》好比一只飞鸟。鸟生双翼，就是为了展翅高飞。”“到了不能高飞的时候，”也会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鹰一样，“滚下海去”。第七十二篇，直到成书时才恢复原文。可想而知，在当时，鼎鼎大名的巴金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巴金早在第二十七篇《要不要制订“文艺法”》中就说过：“那些给蛇咬过，见了绳子也害怕的人最好不要再搞文艺创作。”
1980年6月，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各集均迟港版三、四个月不等，唯独少了第五集。按推论，也许是最后一集《无题》于1986年9月才载完，未来得及编印吧。因为，随即1986年12月，又一次性出齐了新版书。内地版与港版最大不同是增收了《鹰的歌》，列为第七十三篇。有别的是，其他文都仅标日期，唯有《鹰的歌》落款为“十一月下旬，未发表”。是文是与《怀念鲁迅先生》同年写出的。《怀念鲁迅先生》是7月，《鹰的歌》是11月，也就是1981年的最后一篇。其间几个月，一定发生了“争战”，最终得以继续发表下去直到完结，真乃不幸中之大幸。
单行本反映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最令巴金高兴的是北京三联书店于1987年8月出版的精装合订本。装帧设计极有特色，外套书衣，笺稿式，封面为天蓝色，上中是方形烫银，衬以凸面书名，由叶雨设计。叶雨，即范用，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责任编辑冬晓，就是后来继任总经理的董秀玉。巴金在收到书后写信给范用：“《随想录》能够出合订本，合订本能够印得这么漂亮，我得感谢你和秀玉同志。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文章，正如对巴金所承诺的那样，一字未改、一字未删，完整地保留了巴金的原作风貌。
《随想录》自出版始，就备受关注，有“反”的一面，也有“正”的一面，当然“正”的占大多数，故而一版再版，至9版，仍有人感叹“买不到书”。在华夏出版社的朋友要求下，1993年又出版了5册一函的影印线装本，冰心题签，巴金为此新写了一篇《后记》，另外，又增补了《怀念从文》、《怀念二叔》两篇，是它的关键，这样，总数就是152篇。
（摘自《中华读书报》 作者： 马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