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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瑞典骚乱虽然已经平息，但瑞典还在反思。
这场骚乱始于斯德哥尔摩郊外移民占全部居民80%的胡斯比区，起因是当地警察5月13日击毙了一名持刀威胁他人的69岁男子。19日晚，50多名年轻人在胡斯比聚集，向警方抗议并点燃街边汽车，随后与警察发生冲突，
分析人士称，骚乱表面缘起一名外籍移民遭警察射杀，而青年高失业率和种族歧视是引发骚乱的深层动因。统计显示，骚乱地区失业率相当高。
更可怕的是骚乱蔓延
瑞典是欧洲的异类，这个北欧国家固然不像欧洲“三剑客”那么强，但该国是全球著名的幸福之国——幸福指数全球排名前十，以“三高”（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闻名于世。这样的“天堂国”很难同骚乱联系起来，但现实就是那么的吊诡。瑞典没有像“欧猪五国”（“PIIGS”，分别指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那般深陷危机，甚至比英法两国情况都好，但因为这场还在持续的街头骚乱，打破了幸福之国的神话，也映照出欧洲不堪的另一面。
比瑞典街头骚乱还要悲催的蔓延性骚乱，近年来在英法两国都發生过。危机缠身的欧洲国家，看不到希望的民众也屡屡走上街头，以打砸抢释怨泄愤。就在瑞典骚乱的同时，一名英国军人和一名法国巡逻警也喋血街头。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却有着必然的逻辑，那就是祥和安宁的欧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社会逆转，经济危机引发的欧洲人心灵深处的惊恐，开始以暴力宣泄的非理性表现出来。来自社会底层，被边缘化的移民社区，则成为诱发此类暴力事件的导火索。
瑞典一直实行较为宽松的移民与难民政策，外来移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5%，这是瑞典社会开放宽容的一面。但如此多的移民在瑞典并未好好“消化”，并融入主流社会，而是成为散布于各城各地的移民聚集区。这些聚集区是游离于瑞典社会的孤岛，虽然瑞典给予其不菲的福利待遇，但相较于土生土长的瑞典人，在工作、教育等各个方面，依然属于“第二等级”。以本次骚乱源头的胡思比郊区为例，其人口的80%为移民，他们对警察特别反感，更对来自各方面的种族主义有着切肤之痛。据英国《经济学家》，这个区域的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数两倍。长期的社会不公待遇，现实的生活困境，已经让这些移民社区忍无可忍。
欧洲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也使得瑞典政府不得不消减开支，以往从摇篮保障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正在缩水，移民社区受到的影响更大。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这是瑞典不得不承受的社会之痛。正如一位德国专家所论，“闪光的并非都是金子”，“瑞典模式”的光鲜依然离不开内外两个环境。
整个欧洲的困境
可以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系统性的，作为这个系统中的一员，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高福利政策打折，就受大环境的影响。就内部环境而言，瑞典民众早就习惯了这种高福利的幸福生活，但辩证地看，国民的幸福也造成了集体无意识的国民性慵懒。而一旦政策转圜，就会引发民怨。把瑞典当成天堂的移民阶层最先感受到不安，从而成为街头骚乱的发起者。
何止瑞典，整个欧洲都面临着如此的困境。除了制造业发达和创新意识强的德国，整个欧洲在战后高福利的安乐中变得暮气沉沉，经济失去活力，国民变得懒惰，而且在民主的熏陶下，欧洲人变得更为脆弱和敏感。一旦政府动了他们的蛋糕，哪怕只有些微点点，都会走上街头抗议。在这种“高纯度”的民主下，欧洲各国政府也变得庸俗投机，以迎合民意来攫取权力的手段。这一点，在希腊表现得异常明显，即使危机让整个国家处于濒临破产，国民也要死死抓住原来的幸福。这和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韩国国民卖掉首饰以助国家熬过难关相比，文明的欧洲人其实显得相当自私。
古罗马帝国曾因骄奢淫靡而亡，历史的辩证法也适用于现在的欧洲。如果说在权威人治的中华文明中，兴勃亡忽的责任人是统治者，现代欧洲的危险要素恐怕源自国民性。只知索取而无奉献精神的国民性，与统治者的治政无能同样可怕。
当瑞典政府对移民骚乱感到不解甚至委屈时，当希腊人自己走上街头时，当英国和法国发生袭击军警的接头事件时，欧洲应该反思整个社会的机构性弊端。高福利是个好东西，民主更是好东西，但如果这两个好东西异化为溺爱与惯性，国民就变得脆弱敏感和充满戾气。当美国要重振制造业和实施出口倍增计划时，欧洲面临着比美国更为艰巨的振兴任务：既要实业救欧洲，还要更新国民性。
CFP/图
高福利是个好东西，民主更是好东西，但如果这两个好东西异化为溺爱与惯性，国民就变得脆弱敏感和充满戾气。
这场骚乱始于斯德哥尔摩郊外移民占全部居民80%的胡斯比区，起因是当地警察5月13日击毙了一名持刀威胁他人的69岁男子。19日晚，50多名年轻人在胡斯比聚集，向警方抗议并点燃街边汽车，随后与警察发生冲突，
分析人士称，骚乱表面缘起一名外籍移民遭警察射杀，而青年高失业率和种族歧视是引发骚乱的深层动因。统计显示，骚乱地区失业率相当高。
更可怕的是骚乱蔓延
瑞典是欧洲的异类，这个北欧国家固然不像欧洲“三剑客”那么强，但该国是全球著名的幸福之国——幸福指数全球排名前十，以“三高”（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闻名于世。这样的“天堂国”很难同骚乱联系起来，但现实就是那么的吊诡。瑞典没有像“欧猪五国”（“PIIGS”，分别指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那般深陷危机，甚至比英法两国情况都好，但因为这场还在持续的街头骚乱，打破了幸福之国的神话，也映照出欧洲不堪的另一面。
比瑞典街头骚乱还要悲催的蔓延性骚乱，近年来在英法两国都發生过。危机缠身的欧洲国家，看不到希望的民众也屡屡走上街头，以打砸抢释怨泄愤。就在瑞典骚乱的同时，一名英国军人和一名法国巡逻警也喋血街头。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却有着必然的逻辑，那就是祥和安宁的欧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社会逆转，经济危机引发的欧洲人心灵深处的惊恐，开始以暴力宣泄的非理性表现出来。来自社会底层，被边缘化的移民社区，则成为诱发此类暴力事件的导火索。
瑞典一直实行较为宽松的移民与难民政策，外来移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5%，这是瑞典社会开放宽容的一面。但如此多的移民在瑞典并未好好“消化”，并融入主流社会，而是成为散布于各城各地的移民聚集区。这些聚集区是游离于瑞典社会的孤岛，虽然瑞典给予其不菲的福利待遇，但相较于土生土长的瑞典人，在工作、教育等各个方面，依然属于“第二等级”。以本次骚乱源头的胡思比郊区为例，其人口的80%为移民，他们对警察特别反感，更对来自各方面的种族主义有着切肤之痛。据英国《经济学家》，这个区域的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数两倍。长期的社会不公待遇，现实的生活困境，已经让这些移民社区忍无可忍。
欧洲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也使得瑞典政府不得不消减开支，以往从摇篮保障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正在缩水，移民社区受到的影响更大。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这是瑞典不得不承受的社会之痛。正如一位德国专家所论，“闪光的并非都是金子”，“瑞典模式”的光鲜依然离不开内外两个环境。
整个欧洲的困境
可以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系统性的，作为这个系统中的一员，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高福利政策打折，就受大环境的影响。就内部环境而言，瑞典民众早就习惯了这种高福利的幸福生活，但辩证地看，国民的幸福也造成了集体无意识的国民性慵懒。而一旦政策转圜，就会引发民怨。把瑞典当成天堂的移民阶层最先感受到不安，从而成为街头骚乱的发起者。
何止瑞典，整个欧洲都面临着如此的困境。除了制造业发达和创新意识强的德国，整个欧洲在战后高福利的安乐中变得暮气沉沉，经济失去活力，国民变得懒惰，而且在民主的熏陶下，欧洲人变得更为脆弱和敏感。一旦政府动了他们的蛋糕，哪怕只有些微点点，都会走上街头抗议。在这种“高纯度”的民主下，欧洲各国政府也变得庸俗投机，以迎合民意来攫取权力的手段。这一点，在希腊表现得异常明显，即使危机让整个国家处于濒临破产，国民也要死死抓住原来的幸福。这和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韩国国民卖掉首饰以助国家熬过难关相比，文明的欧洲人其实显得相当自私。
古罗马帝国曾因骄奢淫靡而亡，历史的辩证法也适用于现在的欧洲。如果说在权威人治的中华文明中，兴勃亡忽的责任人是统治者，现代欧洲的危险要素恐怕源自国民性。只知索取而无奉献精神的国民性，与统治者的治政无能同样可怕。
当瑞典政府对移民骚乱感到不解甚至委屈时，当希腊人自己走上街头时，当英国和法国发生袭击军警的接头事件时，欧洲应该反思整个社会的机构性弊端。高福利是个好东西，民主更是好东西，但如果这两个好东西异化为溺爱与惯性，国民就变得脆弱敏感和充满戾气。当美国要重振制造业和实施出口倍增计划时，欧洲面临着比美国更为艰巨的振兴任务：既要实业救欧洲，还要更新国民性。
CFP/图
高福利是个好东西，民主更是好东西，但如果这两个好东西异化为溺爱与惯性，国民就变得脆弱敏感和充满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