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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传媒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以至有学者惊呼“媒治”时代来临,虽然这一说法不可取,却可见媒体在当今时代的社会影响力之一斑,加之近年来发生的“周久耕手表门”、“日记门”等事件,使“如何应对媒体”成为各级领导,甚至普通群众都十分关注的话题,许多单位还专门就此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讲课,以期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
关键词传媒业 媒体监督 媒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G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7-204-02
6月1日上午10点左右,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发生一起恶性枪击事件,一名男子携枪支闯入法院办公室扫射,当场造成3名法官死亡……枪击案后,湖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李江就此案要求永州市“尽快查明案情,安抚死者亲属,正确引导舆论”。(摘自新华网湖南频道,2010年6月1日电)“正确引导舆论”——虽然文中没有进一步的阐述,但是,这句话的字里行间却让我们看到了相关领导的“媒体意识”。笔者以为,这既是媒体影响力使然,也是各级政府领导媒体应对能力提高的一个表现。
作为一名记者,在一个个被采访对象的接触中,笔者发现,一些人之所以会在面对媒体、特别是面对媒体监督时不知所措,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媒体的认识在存在一定的盲区,二是缺乏正确的心态,或者说缺少一些心理上的准备。
一、应对媒体中的“盲点”
有这样一句顺口溜:“防火、防盗、防记者”。出现“防记者”之说,除个别情况是有猫腻害怕被记者发现外,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对媒体的“误读”,存在一些盲点。
(一)对媒体的社会监督功能认识不足
今年4月,记者就“昆明市将省广电小区列入城中村改造”一事,想采访相关部门,可是“记者在4月9日向五华区宣传部发去了采访提纲,但至今没有回应。以此同时,记者几次到五华区拆迁办采访,都被办公室人员以领导不在或不方便接受采访回绝了。”(摘自2010年4月23日《云南法制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对媒体的所具有的社会监督的功能认识不到位。实践中,当事人如果认为事件“不是好事”、或者可能会对自身造成不利影响时,往往会错误地认为:“记者是来找茬的”、“是来曝光的”。
其实,监督职责从来就是媒体的社会职责之一。2009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第十届中国记者节暨颁奖报告会上的讲话指出,新闻工作“要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坚持准确监督、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建设性监督,推动解决那些中央三令五申而一直得不到很好落实、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开展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职责之一,正如“抓小偷”是警察的职责一样,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并不是媒体或记者与某人某事“过不去”,实则是“责无旁贷”。有人说:“新闻监督对于社会,如同啄木鸟之于森林一样”——啄木鸟并不是要毁林而是要让树木更健康,媒体开展新闻监督也是为了抨击时弊、抑恶扬善,从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如果,我们对媒体的这一职责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那么“骂记者”“砸相机”之类的事件就可能避免了。
(二)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认识不足
笔者有位朋友曾经因一桩纠纷被记者采访,他事后问笔者:“他(记者)会不会乱写?”……其实,有这样担心的又何止一人。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指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按照事实本来面目進行报道,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是一定要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人物或事件;同时,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必须尽量真实地呈现事实,“用事实说话”。
在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期就提出了“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及报刊“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等论断。“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的新闻原则,强调的正是新闻的事实性真实,新闻必须完全立足事实、引用事实,并以事实为根据进行判断,得出的结论仍然是明显的事实。而记者、媒体的社会公信力也正是来源于此。
当然由于记者水平所限或是客观因素影响,记者在报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或失误,但这些不是记者,更不是媒体的本意。如果是记者故意制造假新闻,那也不用担心,在法治社会中,任何故意的违法犯罪都是会受到惩处的。
(三)误认为的是新闻报道使事态扩大化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对当今时代的信息发布和传播不了解所至。2009年2月9日晚,中央电视台在建的附属文化中心大楼发生火灾。当晚,来自央视官方的信息却显得颇为简单。而众多目击者对这个国家电视台所发生的灾难予以极大的关注:当天21:04,人民网有火灾消息发布,Gmail邮件组里最早有报道是21:04,天涯社区文字直播是21:10,优酷21:15……不出半个小时,整个事件的各处细节成了网络报道的重点。甚至房地产商潘石屹在自己的博客里也以《我在CCTV新址火灾现场》为题发表了大量拍自火灾现场的图片。大约有数千市民,通过手机和网络博客、播客等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事实上,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时,即使媒体不报道,信息也通过网络、手机进行了广泛传播,而火灾并没有因报道多少而烧得更大更小——是否报道并不能改变事实。
记者仅仅是事件的记录者,媒体传播信息旨在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新闻报道有时会给当事者带来一定的压力,有个别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被“处理比较重”,但这“罪”不在媒体,毕竟,媒体本身是没有“执法权”或“处分权”的。退一步说,即使有些“处理比较重”的“重度”也是在法律法规范围之内的,因为对于媒体关注的事件,谁又会在“处理上”去超过“界限”呢?
二、应对媒体的四个“装备”
随着现代传播的高速发展,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自如地“应对媒体”,除了对媒体有比较的全面正确的了解外,还要有正确的心态。这里笔者认为,面对媒体应当有无私、开放、主动、宽容的心态。这四种心态,尤如四种“心理装备”,能让我们在应对媒体时不手忙脚乱,能保证信息能被客观公正地传播。
(一)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以无私的态度面对媒体
2010年2月4日,在昆明市举行“中央驻昆、省市新闻媒体座谈会”会上,仇和书记说,“新闻监督机制,能够直接及时反映群众呼声”,具有快速,影响力大的特点。所以理解媒体,就是理解人民群众;尊重媒体,就是尊重人民群众;接受媒体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摘自2010年2月5日《中国日报》)
笔者以为,当“家丑”发生时,当出现“重大失误”时,一定要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从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面对媒体时,切忌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不能因为这件事、这个问题可能会给自己或是单位造成不利的影响,或者可能会受到上级的批评、处分,就回避媒体或是隐瞒真相,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的利益来考虑问题。
(二)开放的心态是应对媒体的重要“装备”
当今时代信息传播不仅是快捷,而且是开放的,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一味地只想想“捂住”新闻“捂住”事实,其结果只级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2009年6月17日,郑州市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商建起连体别墅和楼中楼。面对记者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发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质问。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缺乏一个开放的心态。
也有些人,在面对记者时,要么不接受采访,要么一言不发或一问三不知。其实这些“回避”的态度根本不会对“难住”记者,因为不论“侃侃而谈”或者是“沉默不语”,对记者而言,都可以成为新闻的一部分。相反,这样的做法是放弃“话语权”,在浪费可以向公众进行解释、说明的机会。
如果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态,那么即便是对事件一无所知,也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协助记者开展工作。在面对媒体时,一个开放的心态,从小处说可以是尽一个现代公民的个人素养和心胸,从大处说,也可以度量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
(三)主动“出击”胜于被动“应对”
今年5月,昆明市城市轨道建设1、2号线全面开工,因施工路段位于昆明市的交通大动脉——北京路,地铁开工后,主城区交通又出现了大面积拥堵,但是在媒体上、网络上并没有出现两年前昆明因修建二环高速施工,引发城市交通拥堵而被媒体大量曝光、甚至出现了网络歌曲《昆明欢迎你》的情况。两者对比,笔者以为,主要是今年,昆明市在采取了“主动”——早在地铁论证时,就及时将这一信息进行了通报,今年4月底,在城轨开工前,又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将城轨建设中会给市民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有关部门采取了那些解堵措施等相关情况进行了多次的通报。这样一来,市民也好、媒体也罢,都对这一工作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也有思想上的准备,所以当交通拥堵发生时,并没有引来“一片骂声”,相反,很多人自觉错峰出行,即使被堵在路上也心平气和多了。
事实上,如果对关系公众的事情或者可能对公众造成影响的事件,只是“埋头拉车”还是不够的,在信息化时代,在信息的处理上一定要主动。主动,既能表明积极的态度和立场,也更能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因为“了解”是“理解”的前提。
(四)对媒体要有一颗宽容之心
近十年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速猛,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其从业人员中也同其他行业一样,难免良莠不齐,加之记者水平有高低,在报道中出现些失误或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笔者以为,只要不是有意为之,就应当“宽容”对之,不能求全责备。
同时,由于工作方法所限,媒体进行报道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瑕疵。熟悉法律的人都知道,案件中的“事实”是指通过已经掌握的证据还原的“事实”,这一“事实”是否还原了事件的真实情况,完全是依赖于证据的真实性。在政法机关办案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掌握着各种执法权的政法部门有时也可能对个别案件做出不正确的判断。相对于政法机关,媒体即没有执法权,也没有种种执法的设备或“手段”用以调查真相,虽然许多媒体采取了录像、录音等进行采访,但这样的办法与各种侦查手段相比,依然是“小儿科”。正是如此,记者只可能根据听见的、看见的、掌握的情况进行报道,而这样的报道在某些时候可能就会是不全面的、甚至是不完全客观的。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时,相关单位和部门应该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因为,对于媒体而言,出现任何的差错或是不全面的报道,都是“悲剧”。众所周知,公信力是媒体“立足”之重要基石,失去公信力的媒體必然被淘汰,报道失误或不全面,都是对媒体公信力的伤害,是任何媒体都不愿意看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媒体可以以此为借口逃避责任。相反这也正是媒体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努力提高和改进的。
“应对”,看似简单的两个字里却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既是对媒体和采访对象的考验,也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试纸。当时光之针指在二十一世纪时、当地球上的信息在以秒为单位瞬间传播时,应对媒体,一定要有无私、开放、主动、宽容的心态,带好这四项“装备”,在面对媒体时也许就会多一些从容和明智。
关键词传媒业 媒体监督 媒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G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7-204-02
6月1日上午10点左右,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发生一起恶性枪击事件,一名男子携枪支闯入法院办公室扫射,当场造成3名法官死亡……枪击案后,湖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李江就此案要求永州市“尽快查明案情,安抚死者亲属,正确引导舆论”。(摘自新华网湖南频道,2010年6月1日电)“正确引导舆论”——虽然文中没有进一步的阐述,但是,这句话的字里行间却让我们看到了相关领导的“媒体意识”。笔者以为,这既是媒体影响力使然,也是各级政府领导媒体应对能力提高的一个表现。
作为一名记者,在一个个被采访对象的接触中,笔者发现,一些人之所以会在面对媒体、特别是面对媒体监督时不知所措,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媒体的认识在存在一定的盲区,二是缺乏正确的心态,或者说缺少一些心理上的准备。
一、应对媒体中的“盲点”
有这样一句顺口溜:“防火、防盗、防记者”。出现“防记者”之说,除个别情况是有猫腻害怕被记者发现外,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对媒体的“误读”,存在一些盲点。
(一)对媒体的社会监督功能认识不足
今年4月,记者就“昆明市将省广电小区列入城中村改造”一事,想采访相关部门,可是“记者在4月9日向五华区宣传部发去了采访提纲,但至今没有回应。以此同时,记者几次到五华区拆迁办采访,都被办公室人员以领导不在或不方便接受采访回绝了。”(摘自2010年4月23日《云南法制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对媒体的所具有的社会监督的功能认识不到位。实践中,当事人如果认为事件“不是好事”、或者可能会对自身造成不利影响时,往往会错误地认为:“记者是来找茬的”、“是来曝光的”。
其实,监督职责从来就是媒体的社会职责之一。2009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第十届中国记者节暨颁奖报告会上的讲话指出,新闻工作“要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坚持准确监督、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建设性监督,推动解决那些中央三令五申而一直得不到很好落实、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开展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职责之一,正如“抓小偷”是警察的职责一样,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并不是媒体或记者与某人某事“过不去”,实则是“责无旁贷”。有人说:“新闻监督对于社会,如同啄木鸟之于森林一样”——啄木鸟并不是要毁林而是要让树木更健康,媒体开展新闻监督也是为了抨击时弊、抑恶扬善,从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如果,我们对媒体的这一职责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那么“骂记者”“砸相机”之类的事件就可能避免了。
(二)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认识不足
笔者有位朋友曾经因一桩纠纷被记者采访,他事后问笔者:“他(记者)会不会乱写?”……其实,有这样担心的又何止一人。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指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按照事实本来面目進行报道,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是一定要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人物或事件;同时,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必须尽量真实地呈现事实,“用事实说话”。
在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期就提出了“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及报刊“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等论断。“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的新闻原则,强调的正是新闻的事实性真实,新闻必须完全立足事实、引用事实,并以事实为根据进行判断,得出的结论仍然是明显的事实。而记者、媒体的社会公信力也正是来源于此。
当然由于记者水平所限或是客观因素影响,记者在报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或失误,但这些不是记者,更不是媒体的本意。如果是记者故意制造假新闻,那也不用担心,在法治社会中,任何故意的违法犯罪都是会受到惩处的。
(三)误认为的是新闻报道使事态扩大化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对当今时代的信息发布和传播不了解所至。2009年2月9日晚,中央电视台在建的附属文化中心大楼发生火灾。当晚,来自央视官方的信息却显得颇为简单。而众多目击者对这个国家电视台所发生的灾难予以极大的关注:当天21:04,人民网有火灾消息发布,Gmail邮件组里最早有报道是21:04,天涯社区文字直播是21:10,优酷21:15……不出半个小时,整个事件的各处细节成了网络报道的重点。甚至房地产商潘石屹在自己的博客里也以《我在CCTV新址火灾现场》为题发表了大量拍自火灾现场的图片。大约有数千市民,通过手机和网络博客、播客等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事实上,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时,即使媒体不报道,信息也通过网络、手机进行了广泛传播,而火灾并没有因报道多少而烧得更大更小——是否报道并不能改变事实。
记者仅仅是事件的记录者,媒体传播信息旨在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新闻报道有时会给当事者带来一定的压力,有个别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被“处理比较重”,但这“罪”不在媒体,毕竟,媒体本身是没有“执法权”或“处分权”的。退一步说,即使有些“处理比较重”的“重度”也是在法律法规范围之内的,因为对于媒体关注的事件,谁又会在“处理上”去超过“界限”呢?
二、应对媒体的四个“装备”
随着现代传播的高速发展,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自如地“应对媒体”,除了对媒体有比较的全面正确的了解外,还要有正确的心态。这里笔者认为,面对媒体应当有无私、开放、主动、宽容的心态。这四种心态,尤如四种“心理装备”,能让我们在应对媒体时不手忙脚乱,能保证信息能被客观公正地传播。
(一)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以无私的态度面对媒体
2010年2月4日,在昆明市举行“中央驻昆、省市新闻媒体座谈会”会上,仇和书记说,“新闻监督机制,能够直接及时反映群众呼声”,具有快速,影响力大的特点。所以理解媒体,就是理解人民群众;尊重媒体,就是尊重人民群众;接受媒体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摘自2010年2月5日《中国日报》)
笔者以为,当“家丑”发生时,当出现“重大失误”时,一定要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从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面对媒体时,切忌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不能因为这件事、这个问题可能会给自己或是单位造成不利的影响,或者可能会受到上级的批评、处分,就回避媒体或是隐瞒真相,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的利益来考虑问题。
(二)开放的心态是应对媒体的重要“装备”
当今时代信息传播不仅是快捷,而且是开放的,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一味地只想想“捂住”新闻“捂住”事实,其结果只级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2009年6月17日,郑州市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商建起连体别墅和楼中楼。面对记者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发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质问。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缺乏一个开放的心态。
也有些人,在面对记者时,要么不接受采访,要么一言不发或一问三不知。其实这些“回避”的态度根本不会对“难住”记者,因为不论“侃侃而谈”或者是“沉默不语”,对记者而言,都可以成为新闻的一部分。相反,这样的做法是放弃“话语权”,在浪费可以向公众进行解释、说明的机会。
如果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态,那么即便是对事件一无所知,也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协助记者开展工作。在面对媒体时,一个开放的心态,从小处说可以是尽一个现代公民的个人素养和心胸,从大处说,也可以度量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
(三)主动“出击”胜于被动“应对”
今年5月,昆明市城市轨道建设1、2号线全面开工,因施工路段位于昆明市的交通大动脉——北京路,地铁开工后,主城区交通又出现了大面积拥堵,但是在媒体上、网络上并没有出现两年前昆明因修建二环高速施工,引发城市交通拥堵而被媒体大量曝光、甚至出现了网络歌曲《昆明欢迎你》的情况。两者对比,笔者以为,主要是今年,昆明市在采取了“主动”——早在地铁论证时,就及时将这一信息进行了通报,今年4月底,在城轨开工前,又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将城轨建设中会给市民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有关部门采取了那些解堵措施等相关情况进行了多次的通报。这样一来,市民也好、媒体也罢,都对这一工作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也有思想上的准备,所以当交通拥堵发生时,并没有引来“一片骂声”,相反,很多人自觉错峰出行,即使被堵在路上也心平气和多了。
事实上,如果对关系公众的事情或者可能对公众造成影响的事件,只是“埋头拉车”还是不够的,在信息化时代,在信息的处理上一定要主动。主动,既能表明积极的态度和立场,也更能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因为“了解”是“理解”的前提。
(四)对媒体要有一颗宽容之心
近十年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速猛,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其从业人员中也同其他行业一样,难免良莠不齐,加之记者水平有高低,在报道中出现些失误或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笔者以为,只要不是有意为之,就应当“宽容”对之,不能求全责备。
同时,由于工作方法所限,媒体进行报道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瑕疵。熟悉法律的人都知道,案件中的“事实”是指通过已经掌握的证据还原的“事实”,这一“事实”是否还原了事件的真实情况,完全是依赖于证据的真实性。在政法机关办案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掌握着各种执法权的政法部门有时也可能对个别案件做出不正确的判断。相对于政法机关,媒体即没有执法权,也没有种种执法的设备或“手段”用以调查真相,虽然许多媒体采取了录像、录音等进行采访,但这样的办法与各种侦查手段相比,依然是“小儿科”。正是如此,记者只可能根据听见的、看见的、掌握的情况进行报道,而这样的报道在某些时候可能就会是不全面的、甚至是不完全客观的。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时,相关单位和部门应该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因为,对于媒体而言,出现任何的差错或是不全面的报道,都是“悲剧”。众所周知,公信力是媒体“立足”之重要基石,失去公信力的媒體必然被淘汰,报道失误或不全面,都是对媒体公信力的伤害,是任何媒体都不愿意看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媒体可以以此为借口逃避责任。相反这也正是媒体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努力提高和改进的。
“应对”,看似简单的两个字里却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既是对媒体和采访对象的考验,也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试纸。当时光之针指在二十一世纪时、当地球上的信息在以秒为单位瞬间传播时,应对媒体,一定要有无私、开放、主动、宽容的心态,带好这四项“装备”,在面对媒体时也许就会多一些从容和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