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仲文:高职教育的“探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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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仲文,1947年生于上海,1968年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工作,1978年考入牡丹江师范学院,1979年跳级考入华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82年被分配到同济大学任教,1984年6月调至深圳大学,1991年9月任深圳师专、教育学院副院长,1992年7月被任命为筹备小组组长开始筹建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1997年正式命名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其后被任命为党委书记、院长,2007年7月,任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这就是俞仲文简单的履历,尤其是在深圳的24年中,他参加了两所大学的建设,见证了深圳高等职业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辉煌历史。现如今在广州的他,又一心一意地扑在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发展上。
  1992年,一纸调令,俞仲文开始了自己的职业教育生涯。他一手创办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并仅用10多年的时间就使其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旗舰”。
  最意外: 突然接到新任命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谈话。离开深圳时,小平对时任市委书记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怎样才可以搞得再快一点?如何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答案是:人才是一切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大批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更是当务之急。
  随即,李灏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深圳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等问题。会议仅用20多分钟,就一致决定成立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当时俞仲文是教育学院的副院长,对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创办进程很关注,但从没有把这件事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林祖基同志在1992年6月29日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时,我感到非常意外。他开宗明义地对我说:为了适应深圳未来的发展,我们决定再办一所大学,叫做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市委已决定让你当筹备组组长。你是一位有能力、有思想的同志,相信你一定不辱使命,将这所大学办出与深大不同的特点。”7月3日,市委正式下文,任命俞仲文为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筹备组组长,全面负责学院的筹建工作。
  只有亲历了那段历史的人才知道,创办深职院这个决策的落实过程,曾经承受过多大的压力:高等职业教育从1978年改革后兴起,最高峰时全国约有126所职业高校,但由于政策不稳定和恶性竞争等原因,1990年前后,许多职业高校纷纷“下马”,全国职业教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之中。深圳要在“逆势”中创办一所职业教育学院,当然会引起激烈争议。
  “平息争议的最好方法,是做出一番实绩。我开始了45岁之后的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奋斗新阶段——创办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俞仲文坦言。
  最辛苦:先做三个月“光杆司令”
  俞仲文刚走马上任时,“深职院”仅仅是一个构想,既没有人员编制,也没有校舍、经费,仅有原教育学院的10位“拓荒牛”与他一起创业。他们是吴明新、戴士弘、陈柏松、何锡斌、卢湛常、赤瑛、杨伟、杨路、陆万伟、钟惠贤。
  “如何‘无中生有’地办好这所学院,我们这‘十一罗汉’既有很大的决心,也有很大的担心。大家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普通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所不同,对于‘不同’在哪里,没有人能答得上来。我们决定到企业去寻找答案,因为,企业才是未来学院学生们走上工作岗位的最后‘考官’。”俞仲文如是说。
  1992年7月,天气异常炎热,俞仲文和吴明新(后任学院党委副书记)等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开始到深圳各个企业进行调查。在一次次与企业的交流和调查分析中,他们对学院初期的办学思路和办学目标逐渐清晰: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必须走一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根本的新路子,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必须是既要懂得理论、又懂得实践的复合型人才。
  随后,这“十一罗汉”利用暑假,赶出了一份《关于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筹建初步方案》,方案论证了办学的可行性、专业设置、办学模式等。8月初,俞仲文把这个方案呈送给李灏,李灏阅后在方案上批示:“大体可以,开始时专业设置不宜太多,从建校开始,一切均须讲质量、效益,着眼于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当年10月20日,市委、市政府就下发《关于成立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筹备组的通知》,俞仲文等11名同志才正式从深圳教育学院调出,成为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最早的一批创业者。“有意思的是,按发文顺序,是先有我这个筹备组长,后再成立筹备组。也就是说我做了3个多月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谈笑间能看出俞仲文对那段岁月的珍视。
  最感动: 各级领导关怀与支持
  深职院刚刚创办时,深圳财政远无今日这般富足,加之当时全国高等职业教育行业普遍不景气。“幸运的是,从起步至今,我们在遇到困难时总是能得到各级领导的热情关怀与大力支持。”俞仲文颇為感激。
  深职院遇到的第一个“生死劫”是差点被兼并。1993年春,深职院的筹建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有关部门突然提出,将学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并入深圳大学,理由是深圳已有深圳大学,没必要再多花钱办一所职业教育学院。对于这个提议俞仲文感到非常吃惊,因为综合性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两个概念,深圳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普通的大学生,也需要其他多种规格、多种层次的技术人才。2月6日,他给李灏写信,申明不宜将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并入深圳大学的意见。李灏和其他市领导充分讨论后,决定顶住舆论压力成立这所学院。
  紧接着,第二个“生死劫”降临。那是1993年5月21日,广东省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召开“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建校论证会”。由于当时的“深职院”还只是一片荒地,既没有教学楼的影子,也没有可盖楼的资金,专家们纷纷对学院的办学规模、投资计划、建校用地等问题提出质疑,首次建校评审没有通过。这个结论对俞仲文打击很大,担心没法实现当年招生的既定目标。会后,俞仲文马上将专家们的意见向时任副市长李容根汇报,希望市政府采取一些紧急对策,加快学院筹建步伐。李容根听完汇报马上表态说:“老俞,我们不是争取1993年招生,而是必须在1993年招生,市里面的问题我来协调解决,招生问题你想办法解决。”   市政府说到做到。6月23日,时任市委书记、市长厉有为同志签署了《关于请求正式批准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建校的请示》,向省政府承诺了保证学院办学条件的几点意见。有了市政府的承诺,深职院才在复议中通过评审,算是拿到了“准生证”。
  可是,如何招生又遇上了难题。当时教育部明文规定高职院院校不能招录职业高中、技校、中专的学生;即使能破例招录,这些学生又将以何种方式录取?让他们参加高考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的知识结构和课程内容是不同的……
  种种层出不穷的实际操作难题,让俞仲文焦头烂额。这时候,市政府再次出面与市内一所院校协商,希望能以他们的名义帮忙招生,结果却遭到拒绝。最后,还是时任省高教局副局长周鹤鸣同志和规划处的何玉芝主任帮助协调,才争取到以省里大专班的名义进行招生。
  1994年1月,为了使深职院的招生合法化,俞仲文与筹备组的吴明新、卢湛常又前往广州拜访当时分管教育的卢钟鹤副省长,就学院单独招生问题请求他的支持。卢副省长听完他们的汇报后,立即拍板同意以后由深职院单独命题、单独招生,并在学院关于改革招生办法的报告中做了“让深圳先做实验,以后再逐步完善”的批示——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单独命题仍算是一个“新鲜事物”,在10多年前,这是一个多么需要胆略与远见的决定啊!
  “今天深职院已经向社会输送了数万名毕业生。每每忆及这些往事,我内心的感激和震撼都只会增加,而不会因为光阴的流逝而有所消退——改革的成功和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一批老前辈敢于打破体制禁锢,毅然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没有他们的勇气,没有他们的创新,也就不会有深职院今天的成就。”俞仲文如是说。
  最自豪: “深职院”模式风靡全国
  1994年之后,深职院的招生规模呈现跳跃式发展,1995年800人,1999年2020人……当在校生只有三四千人的时候,学院就鲜明地提出要搞万人大学。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建校以来学院的毕业生平均就业率高达96.86%,来登门取经的已达到近4万人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也纷纷来校视察。
  总结深职院创校十几年的成功经验,首先要提的就是俞仲文等“十一罗汉”为学院定的办学定位。“当时我们认为,从深职院走出去的学生,必须是既有很强专业基础,又有很强动手能力的实用型人才。我们培养的主要不是‘白领’,那是本科院校的任务;我们培养的也不只是体能意义上的‘蓝领’,那是中职学校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培养善于将工程图纸转化为实物的‘灰领’人才。”
  “十一罗汉”为深职院定下四个任务:第一个是学校成为培养“能工巧匠的基地”;第二个是成为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培训、考评基地;第三个是成为中等职业教育专业老师的培养基地;第四个是成为现代化学校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的生产力促进中心。这样,学校的功能就非常清晰了,成为区别于普通大学的一种新型的高等院校。
  深职院在创立之初,就锐意进行了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改革。学院的很多教育理念和做法,在当时就准确地回答了什么是高等职业教育以及中国如何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等许多重大问题,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成为众多职业院校的效仿对象。例如,他们率先提出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六大基本特征;率先与企业共同建立专业管理委员会;率先建立了从岗位需求出发、以能力为本的教学设计方案;率先建立了独特的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率先建立了高标准、严要求、大剂量的实训课模式;率先提出了诸如“灰领”人才、教学设计、说课、新“三明治”教学方式、双师素质、职业素质的训导方式等一大批崭新的教育理念。他们最早提出“教授手上要有油”的理念,要求专业教师必须深入企业调查,同时也邀请业界人士加入专业管理委员会,对课程设置进行论证,尽量做到企业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我们还要求所有学生必须持有“双证”才能毕业,即学生不仅要拿到学习成绩的合格证,还必须拿到一项技能考核或技术等级的合格证书。
  对于如何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俞仲文等更是倾注了大量的资金和心血。创校之初,他们的教学资金非常紧张,但仍拿出8万元“巨款”,为环境设计专业的学生购买了一套电脑设计软件,使学生在社会上很多人还不知道电脑是什么“脑”的时候,就掌握了用电脑设计、制图的技能。这样的学生怎么可能不受企业的欢迎呢?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吸收了新加坡、香港一些职业院校的成功经验,建立了设施齐全的实训基地——工业训练中心,并建立了校企合作共建工业中心的模式。
  客观地说,俞仲文们虽然自称为是职业教育的“后来者”,却因为敢于探索、敢于开风气之先,而在很多方面成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探路人”。他们不仅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贡献了一个又一个新颖的理念,更以过人的胆识、领先的市场战略见解、踏实苦干的作风闯出了一条新路。
  俞仲文回忆起创建深职院的燃情岁月时依旧很激动:“我最想表达的是感谢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支持与关怀,正是这些决策者的高瞻远瞩和坚定不移,讓我在深职院书记、校长这个岗位干了15年零7个月。我要感谢当年在一起拼搏,承受了巨大改革压力和工作任务的广大教职员工们,是他们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也正是他们成为这所学校的脊梁骨,共同缔造了这段浓墨重彩的辉煌历史”。
  最期待:岭南职院领航民办高职
  “退休后就没有闲过,参与广东省、全国示范校的评估等工作,还有全国十几个学校邀请我去当顾问,过去为深圳服务,现在为全国服务,比以前更忙了。”现在,身为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院长,他最期待的是能带领学校成为民办高职的领跑者,再续辉煌。
  任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伊始,俞仲文就感觉到了民办职业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冰火两重天,无论是从政策还是资金上,都要差很多。“但民办高职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为了学生,我们只能借助现有的条件,改革学校的发展思路,努力提升自己。”
  俞仲文上任后,对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教学改革、学生工作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管理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在今天看来都是成功的,4年多的时间,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已经迈上了新台阶。
  “首先要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我从经费制度、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开始了改革的步伐”。
  对于经费,俞仲文进行了切块包干的改革,与董事会协商,把学费的60%用于学校自身的发展费用,这60%中,有一半确保人员的工资,以稳定教师队伍;8%~15%用于购买教学设备……切块包干后每笔费用都有去向,有指标。
  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度也进行了完善,董事会的职权是什么?校长的职权是什么?可以说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同时为了完善这个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实施了开放办学,建立了由31家单位组成的理事会。31家理事会有企业、工商联单位等。
  第二项改革是人事制度改革,在人事薪酬制度上,分成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基本工资根据教师的工作年限、职称等评定。对于绩效工资,俞仲文带领学校设计了一个五大能力模块,几十项指标,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每项能力指标达标就算分数,最后累计分数与工资挂钩。这样,一个教师最高一个月拿到一千多,最少的拿到二百多。“不管多少,大家都没有怨言,这就是活力。”
  第三项大的改革是放权给二级学院,使二级学院从教学单位变为办学单位。“我把这些人、财、物按照一定的份额下放给二级学院,让他们自主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独立来办学。如果二级学院在完成计划之后还有创收,那么创收的大部分留给二级学院自己支配,他们有了活钱,办事空间就大了,积极性也高了。”俞仲文如是说。
  当然接二连三的还有第四项、第五项改革……不管哪项改革,都是俞仲文对岭南职院的期待,他期待岭南职院教职员工越来越好,每年的年终奖励,他都亲自发给每个员工,包括后勤人员、司机班人员;他期待岭南职院的学生有更好的前途,每年他都引进创新教育项目,给学生充分展示才华的机会;他期待学院能够领航民办高职的发展,每年他都带领学院牵头承办几个知名会议,打造学院的品牌。
  俞仲文的不懈努力,终于让梦想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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