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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而散，散而聚”，中国古代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终结或告别一个时代，总是以毁书来“助兴”。政权更迭，输家的书必定遭殃。
虽然历史上出现过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样的悲剧，但总的看来，历朝历代基本上是爱护并保存文献的。历代帝室无不访求遗书，充实秘府藏书，更有编纂图书巨制，致力于文化政策之同文同轨，以襄治国。尤其是清朝以非汉民族得天下大统，深知采取以汉治汉之政策。清初治国，对降臣采取利用政策，对汉民则用怀柔政策，更知振兴风俗、宣扬礼教对治国之重要。乾隆王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转折期。乾嘉时期考据学勃兴，学者致力于校雠、疏释古代典籍，溯本清源地整理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这是文网严密的政治环境所致;从学术坐标的全景来看，更像一场总结和告别：堆叠的古书考证真实、拣择辑佚后留存后世，接下来时不我与，一个更为多元、风云际会的学术时代即将到来。而此时，站在时代巅峰关口的又是气魄宏大且骄傲喜功的乾隆皇帝。“朕在潜邸，六经诸史，皆尝诵习。自承大统，劫毖万几，少有余闲，未尝不稽经读礼。”这位饱学儒学经典的皇帝，深知稽古右文、以史为鉴方能成就千秋之伟业。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皇帝下诏令各省官员广泛搜集前代遗书及本朝人著作。这已是乾隆皇帝第三次下达征书谕旨，由此揭开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序幕。
“……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往）今來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乾隆皇帝的这道谕旨，讲明了搜辑古今群书的原因、标准和范围，并就如何办理等问题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乾隆皇帝所要编的这部丛书，第一步先要收集天下逸书，为研讨愈精提供条件，其志向超过其祖、父二帝所编《古今图书集成》，力求实现“以彰千古同文之盛”的文治伟业。
接下来，他先后下达了数十道谕旨，督促各省总督、巡抚、学政想方设法收集典籍，有功者奖，延宕者斥。
征书之前，乾隆就已经四次南巡，对江浙一带藏书家情况以及书肆书、贾、书船等情况都了如指掌，对当地文化的分布要素可谓了然于胸。启动征书预案以后，乾隆向地方官发布的谕旨中对江南的藏书状况就有这样的描述：“且江浙诸大省，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过转落入手。闻之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更无难于物色。”在另一份谕旨中，他更具体地说到书贾、书船的活动状态，甚至能说出某些著名书商的姓名：“又闻苏州有一种贾船，惟事收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他闻听扬州商人马裕家内藏书颇富，便传谕两淮盐政李质颖，令其就近访问借抄，商人马裕因心存畏惧，开始只呈报有书159种。乾隆皇帝得知此情后，谕军机大臣：“马裕家夙称善于收藏，何所存仅止于此，必系地方官办理欠妥，其家未免心存畏惧，又惮将善本远借，故所开书目不精不备。着该盐政善为询觅，务祈多多益善。”后来马裕感激帝恩，呈报并进献书五六百种。此后不少藏书家遵奉帝旨，踊跃献书，愿以家藏旧书，上充秘府。乾隆皇帝十分高兴，予以嘉奖。在征书活动中，乾隆还制定了对献书者的奖励措施，对献书500种以上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献书100种以上的奖《佩文韵府》一部。对进书100种以上的，选精本由乾隆亲自题诗，置于卷首，而且收入《四库全书》中，并在书名下注名献书者的姓名。这对于献书者来说，可谓莫大的荣耀，视其为传家之宝加以珍藏。乾隆皇帝还下谕鼓励藏书家进献典籍。在皇帝诏令的号召下，各藏书家纷纷献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十四日，他特降专谕说：“国家当文治修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充策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送，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者种数尤多，廷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因命词臣分别校勘应刊应录，以广流传。其进书百种以上者，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朕几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明年月姓名于面页，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经题咏诸本，并令书馆先行录副，即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弃藏，子孙恪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书，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贻。鲍世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进书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蒋曾，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一李质颖所上奏折云，两淮盐政除3次奏进马氏藏书776种外，又选“晓事总商”江春等八人，“令其因亲及友，广为访觅，并向书贾广行购取。据该商等将觅得书籍陆续拣送来署，臣随到随阅，将流传尚少之书开单进呈5次，共送过932种”。两项相加，共计1708种。据统计资料，在乾隆亲自过问和施压下，征书终于取得了巨大成效，各省进呈之书共计12237种，其中江浙两省为最多，江苏4808种，浙江4600种，几乎占全国征书量的80%。江苏省4808种中，包括苏州书局1726种、江宁书局1374种、两淮盐政1708种。两淮盐政所征书仅比素称“藏书之乡”的苏州少18种，超过除江浙两省之外的任何一个省所征进之书。 狂热的献书、征书活动所造成的表面繁荣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一些书中“违碍悖逆”的文字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关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一道谕旨下到了各督抚的文案上，这道谕旨表面上是督促督抚加快收集各地捐书的速度，可是后半部分在涉及江浙一带的书籍流通状况时，却已稍稍流露出拔剑出鞘的口吻：“以书中或有忌讳诞妄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厚学者，进到时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至督抚等经手汇送，更无关碍。”这段文字标志着乾隆征书的真实目的开始若隐若现，只不过尚披着一层薄薄的温情面纱。在这副面纱的后面，乾隆直指“江南”的剑锋刃气已隐约可见了。果然，不久这暗示就急不可待地转成了明谕：“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抑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
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清朝统治不满、对明代有所怀念或是保留清军入关后屠城杀虐的历史原貌的书籍被禁被毁，而且连抵触程朱理学的书籍也不得幸免。为了彻底消灭这些书籍，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复杂的查办机构，中央分为3个部门：红本处，审查内阁固有书籍;办理《四库全书》处，查办各省采进遗书;军机处，负责审核各省督抚进呈的违碍书籍。各地则由省、府、州、县衙门内所设的收书局负责审核本地藏书和出版的书籍，凡违碍书籍均转呈布政使，交由督抚酌定。初步确定应属违碍，即开列书单进呈中央，书籍同时送达。总纂官纪昀等人协同纂修官承办此事，将违碍之处用黄签逐条标明，贴于书眉，乾隆皇帝本人亲阅之后，“将书籍送到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在军机满汉司员监视下点火销毁，并将奏准销毁的书单照知各省，有私藏者一律治罪。
什么是“违碍悖逆”？一是有种族思想，流露所谓华夷之别的书;二是所记史实对清朝不利的书;三是与清朝对立，或者乾隆爷不喜欢的作者著作;四是有伤风化之作。
有学者统计，长达19年的禁书，使得3000多种、10多万部书被毁，连带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仅1774年至1778年间，乾隆就下达了24次禁书令，焚毁图书13862部。
看来，乾隆皇帝真是既爱书又怕书。因为对书爱不释手，所以要征集、汇编、利用、保存;因为有的书有“危险”，所以要查禁、销毁和删改。而乾隆帝却非常清楚文字的颠覆力量。他知道讀什么样的书造就什么样的人。书既树立权力的威信，也质疑权力的威信。所以有学者认定，《四库全书》的编修目的就是“寓禁于征”。通过编书，达到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澄清天下、一统宇内的目的。
虽然历史上出现过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样的悲剧，但总的看来，历朝历代基本上是爱护并保存文献的。历代帝室无不访求遗书，充实秘府藏书，更有编纂图书巨制，致力于文化政策之同文同轨，以襄治国。尤其是清朝以非汉民族得天下大统，深知采取以汉治汉之政策。清初治国，对降臣采取利用政策，对汉民则用怀柔政策，更知振兴风俗、宣扬礼教对治国之重要。乾隆王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转折期。乾嘉时期考据学勃兴，学者致力于校雠、疏释古代典籍，溯本清源地整理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这是文网严密的政治环境所致;从学术坐标的全景来看，更像一场总结和告别：堆叠的古书考证真实、拣择辑佚后留存后世，接下来时不我与，一个更为多元、风云际会的学术时代即将到来。而此时，站在时代巅峰关口的又是气魄宏大且骄傲喜功的乾隆皇帝。“朕在潜邸，六经诸史，皆尝诵习。自承大统，劫毖万几，少有余闲，未尝不稽经读礼。”这位饱学儒学经典的皇帝，深知稽古右文、以史为鉴方能成就千秋之伟业。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皇帝下诏令各省官员广泛搜集前代遗书及本朝人著作。这已是乾隆皇帝第三次下达征书谕旨，由此揭开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序幕。
“……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往）今來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乾隆皇帝的这道谕旨，讲明了搜辑古今群书的原因、标准和范围，并就如何办理等问题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乾隆皇帝所要编的这部丛书，第一步先要收集天下逸书，为研讨愈精提供条件，其志向超过其祖、父二帝所编《古今图书集成》，力求实现“以彰千古同文之盛”的文治伟业。
接下来，他先后下达了数十道谕旨，督促各省总督、巡抚、学政想方设法收集典籍，有功者奖，延宕者斥。
征书之前，乾隆就已经四次南巡，对江浙一带藏书家情况以及书肆书、贾、书船等情况都了如指掌，对当地文化的分布要素可谓了然于胸。启动征书预案以后，乾隆向地方官发布的谕旨中对江南的藏书状况就有这样的描述：“且江浙诸大省，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过转落入手。闻之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更无难于物色。”在另一份谕旨中，他更具体地说到书贾、书船的活动状态，甚至能说出某些著名书商的姓名：“又闻苏州有一种贾船，惟事收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他闻听扬州商人马裕家内藏书颇富，便传谕两淮盐政李质颖，令其就近访问借抄，商人马裕因心存畏惧，开始只呈报有书159种。乾隆皇帝得知此情后，谕军机大臣：“马裕家夙称善于收藏，何所存仅止于此，必系地方官办理欠妥，其家未免心存畏惧，又惮将善本远借，故所开书目不精不备。着该盐政善为询觅，务祈多多益善。”后来马裕感激帝恩，呈报并进献书五六百种。此后不少藏书家遵奉帝旨，踊跃献书，愿以家藏旧书，上充秘府。乾隆皇帝十分高兴，予以嘉奖。在征书活动中，乾隆还制定了对献书者的奖励措施，对献书500种以上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献书100种以上的奖《佩文韵府》一部。对进书100种以上的，选精本由乾隆亲自题诗，置于卷首，而且收入《四库全书》中，并在书名下注名献书者的姓名。这对于献书者来说，可谓莫大的荣耀，视其为传家之宝加以珍藏。乾隆皇帝还下谕鼓励藏书家进献典籍。在皇帝诏令的号召下，各藏书家纷纷献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十四日，他特降专谕说：“国家当文治修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充策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送，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者种数尤多，廷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因命词臣分别校勘应刊应录，以广流传。其进书百种以上者，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朕几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明年月姓名于面页，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经题咏诸本，并令书馆先行录副，即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弃藏，子孙恪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书，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贻。鲍世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进书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蒋曾，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一李质颖所上奏折云，两淮盐政除3次奏进马氏藏书776种外，又选“晓事总商”江春等八人，“令其因亲及友，广为访觅，并向书贾广行购取。据该商等将觅得书籍陆续拣送来署，臣随到随阅，将流传尚少之书开单进呈5次，共送过932种”。两项相加，共计1708种。据统计资料，在乾隆亲自过问和施压下，征书终于取得了巨大成效，各省进呈之书共计12237种，其中江浙两省为最多，江苏4808种，浙江4600种，几乎占全国征书量的80%。江苏省4808种中，包括苏州书局1726种、江宁书局1374种、两淮盐政1708种。两淮盐政所征书仅比素称“藏书之乡”的苏州少18种，超过除江浙两省之外的任何一个省所征进之书。 狂热的献书、征书活动所造成的表面繁荣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一些书中“违碍悖逆”的文字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关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一道谕旨下到了各督抚的文案上，这道谕旨表面上是督促督抚加快收集各地捐书的速度，可是后半部分在涉及江浙一带的书籍流通状况时，却已稍稍流露出拔剑出鞘的口吻：“以书中或有忌讳诞妄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厚学者，进到时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至督抚等经手汇送，更无关碍。”这段文字标志着乾隆征书的真实目的开始若隐若现，只不过尚披着一层薄薄的温情面纱。在这副面纱的后面，乾隆直指“江南”的剑锋刃气已隐约可见了。果然，不久这暗示就急不可待地转成了明谕：“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抑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
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清朝统治不满、对明代有所怀念或是保留清军入关后屠城杀虐的历史原貌的书籍被禁被毁，而且连抵触程朱理学的书籍也不得幸免。为了彻底消灭这些书籍，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复杂的查办机构，中央分为3个部门：红本处，审查内阁固有书籍;办理《四库全书》处，查办各省采进遗书;军机处，负责审核各省督抚进呈的违碍书籍。各地则由省、府、州、县衙门内所设的收书局负责审核本地藏书和出版的书籍，凡违碍书籍均转呈布政使，交由督抚酌定。初步确定应属违碍，即开列书单进呈中央，书籍同时送达。总纂官纪昀等人协同纂修官承办此事，将违碍之处用黄签逐条标明，贴于书眉，乾隆皇帝本人亲阅之后，“将书籍送到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在军机满汉司员监视下点火销毁，并将奏准销毁的书单照知各省，有私藏者一律治罪。
什么是“违碍悖逆”？一是有种族思想，流露所谓华夷之别的书;二是所记史实对清朝不利的书;三是与清朝对立，或者乾隆爷不喜欢的作者著作;四是有伤风化之作。
有学者统计，长达19年的禁书，使得3000多种、10多万部书被毁，连带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仅1774年至1778年间，乾隆就下达了24次禁书令，焚毁图书13862部。
看来，乾隆皇帝真是既爱书又怕书。因为对书爱不释手，所以要征集、汇编、利用、保存;因为有的书有“危险”，所以要查禁、销毁和删改。而乾隆帝却非常清楚文字的颠覆力量。他知道讀什么样的书造就什么样的人。书既树立权力的威信，也质疑权力的威信。所以有学者认定，《四库全书》的编修目的就是“寓禁于征”。通过编书，达到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澄清天下、一统宇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