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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20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论探讨中，形成了一些富有建设性和具有指导意义的见解，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理论成果。但是，也应该充分看到，以往的讨论尚存在一些局限的问题和一些不能苟同的看法。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理解的歧义性在理论上无法统一。最初，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前苏联的教科书哲学，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以“教科书哲学”为蓝本，由中国人写一部中国人能够看懂和喜闻乐见的、最具理论权威的、通用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后来，随着对马克思早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重要著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新的认识，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实践基础上的哲学人类学”等。由此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如实践哲学、人的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交往理论等。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科学的、普遍适用的真理，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普遍的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来自毛泽东的观点。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但是，由于人们后来对这个问题的政治化，使得本来是理论和学术的问题，变成了纯粹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变成了一种由领袖去完成、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的活動或过程。由此，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就变成了检讨和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所产生的若干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总结、理论概括的活动。这种观点显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简单化了。
总之，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上述问题探讨的理论视野和方法的局限。如果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系列概念、范畴构成的思辨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西方的文化精神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形态与其精神实质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视野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开放化和自我更新、转型过程割裂开来，概言之，不突破原有的对“哲学”理解的理论范式，不了解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和不顾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就难以对这一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解答。
从文化哲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哲学是西方文化模式下的产物，具有西方文化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性。从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积淀性等特性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的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谱系”关系和“家族相似性”。马克思哲学是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的犹太—基督教为核心的“两希”文化之河哺育的结果，马克思的思想中蕴涵着深刻的西方文化基因，这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自觉和不自觉地体现出来。
从理论上看，这种文化哲学视角符合马克思思想的本意。马克思自己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任何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是植根于某种文化传统土壤之上的，都是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任何离开人的生活世界——文化世界的哲学都是无根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19世纪西方文化的精华之一，是西方工业社会文化精神的体现，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在20世纪，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人类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历经1个半世纪全球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1点。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无论是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还是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世界格局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现实来看，中国社会过去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和必然性都不容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结果，是各种理论、学说、流派、思潮竞相交锋、较量后的结果。
首先，要防止跌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论陷阱”而不能自拔。第一，狭隘的民族主义对西方文化的道德义愤。近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的毁灭”等，都是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口实，主要根据是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不同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点，而且每1民族的文化是不可更改和代替的。第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对待外来文化的崇洋媚外心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论，历史虚无主义，教条主义和“洋8股”等都是其表现形式。
其次，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本土化”。具体而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优秀的西方文化结晶补充到中国文化中去，使马克思哲学代表的西方文化精神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精神实现融会贯通，最后形成1种融中西方文化之优长的更为先进的中国文化。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化交流的形式具有多样性，道路具有曲折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与西方文化互补、共生的过程，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文化差异、文化间距是文化交流和文化结合的基本前提，而哲学作为文化精神的表层和最集中的体现，正表征和反映了文化的异同。没有差异就不存在交流和融合，没有差异就不存在吸引力。正因为存在着不同哲学之间的差异，才有“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可能和必要。
总之，我们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文化哲学视野和层面的把握，才能够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和本真内涵，才能够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前提。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理论上的无谓争论和思想混乱，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特征和精神实质，有助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论探讨引入正确的轨道和方向。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理解的歧义性在理论上无法统一。最初，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前苏联的教科书哲学，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以“教科书哲学”为蓝本，由中国人写一部中国人能够看懂和喜闻乐见的、最具理论权威的、通用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后来，随着对马克思早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重要著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新的认识，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实践基础上的哲学人类学”等。由此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如实践哲学、人的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交往理论等。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科学的、普遍适用的真理，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普遍的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来自毛泽东的观点。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但是，由于人们后来对这个问题的政治化，使得本来是理论和学术的问题，变成了纯粹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变成了一种由领袖去完成、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的活動或过程。由此，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就变成了检讨和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所产生的若干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总结、理论概括的活动。这种观点显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简单化了。
总之，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上述问题探讨的理论视野和方法的局限。如果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系列概念、范畴构成的思辨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西方的文化精神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形态与其精神实质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视野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开放化和自我更新、转型过程割裂开来，概言之，不突破原有的对“哲学”理解的理论范式，不了解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和不顾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就难以对这一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解答。
从文化哲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哲学是西方文化模式下的产物，具有西方文化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性。从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积淀性等特性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的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谱系”关系和“家族相似性”。马克思哲学是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的犹太—基督教为核心的“两希”文化之河哺育的结果，马克思的思想中蕴涵着深刻的西方文化基因，这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自觉和不自觉地体现出来。
从理论上看，这种文化哲学视角符合马克思思想的本意。马克思自己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任何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是植根于某种文化传统土壤之上的，都是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任何离开人的生活世界——文化世界的哲学都是无根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19世纪西方文化的精华之一，是西方工业社会文化精神的体现，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在20世纪，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人类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历经1个半世纪全球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1点。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无论是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还是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世界格局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现实来看，中国社会过去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和必然性都不容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结果，是各种理论、学说、流派、思潮竞相交锋、较量后的结果。
首先，要防止跌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论陷阱”而不能自拔。第一，狭隘的民族主义对西方文化的道德义愤。近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的毁灭”等，都是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口实，主要根据是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不同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点，而且每1民族的文化是不可更改和代替的。第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对待外来文化的崇洋媚外心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论，历史虚无主义，教条主义和“洋8股”等都是其表现形式。
其次，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本土化”。具体而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优秀的西方文化结晶补充到中国文化中去，使马克思哲学代表的西方文化精神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精神实现融会贯通，最后形成1种融中西方文化之优长的更为先进的中国文化。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化交流的形式具有多样性，道路具有曲折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与西方文化互补、共生的过程，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文化差异、文化间距是文化交流和文化结合的基本前提，而哲学作为文化精神的表层和最集中的体现，正表征和反映了文化的异同。没有差异就不存在交流和融合，没有差异就不存在吸引力。正因为存在着不同哲学之间的差异，才有“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可能和必要。
总之，我们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文化哲学视野和层面的把握，才能够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和本真内涵，才能够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前提。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理论上的无谓争论和思想混乱，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特征和精神实质，有助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论探讨引入正确的轨道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