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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恐怖袭击离中国人有多近？最近在德国南部火车上“持斧砍人”事件的4名受伤者，就都是中国香港人；而在法国国庆日尼斯市“飙车碾人”事件的上百位死伤者中，也有两名中国公民（已无生命危险）。
“伊斯兰国”认领的这两起袭击事件，作案者都很年轻，一个是刚到德国不久的17岁阿富汗/巴基斯坦难民，一个是31岁的突尼斯裔法国尼斯本地人。他们在滥杀时并不区分你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而对有“欧拉伯”谑称的欧洲来说，要从上千万阿拉伯移民后裔和上百万穆斯林难民当中，甄别出已被极端组织洗脑、并且具有袭击能力的人，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尽管可以重点盯梢那些从叙、伊战场回国的西方籍圣战士，但他们只是潜在恐怖分子的一小部分。
如果恐怖袭击发生在土耳其这样接纳了多达250万叙利亚难民的发展中国家，世人可能会谈论一下，但不会太震惊。事实上，相比法国一年半内遭遇6次恐袭（含未遂恐袭），土耳其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了4起人弹袭击。其中6月末的伊斯坦布尔机场恐袭造成约280人死伤，伤亡规模仅次于去年第二次大选前三周发生在首都安卡拉火车站附近的连环恐袭。
土耳其真正让世人震惊的是，它刚刚上演了一场貌似“例行”却又空前失败的军事政变，而且政府的打击报复面过宽，已有9000多人被拘留和逮捕，还有公务员、警察、法官、宗教和教育人士在内的近5万人被停职，包括要求全国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全部系主任辞职，并禁止所有学者出国。
自1960年以来，土耳其军方有4次政变取得成功（另有3次未遂，包括这次），其中前三次都发生在国内政治、经济或社会危机的临界点，第四次是1997年军方迫使伊斯兰主义的总理埃尔巴坎下台，带有防患于未然的味道。
这4次成功政变中，除了第三次的政变首领埃夫伦事后当了7年总统（此公在两年前被判无期，去年病逝）外，军方出马安定局面后都能及时退居幕后，因此总体口碑尚可。
但这次由军内一小撮将校“挟持总参谋长”仓促发动的政变，涂炭生灵不谈，最后落得个鸡飞蛋打，还把军方最大的后盾美国给拖下水，对于土耳其国内安定和中东反恐协作来说，都是大不祥之事。
土耳其虽然近两年恐袭频发、难民危机焦头，但经济仍处中低速增长区间，执政党也还一呼百应。政变分子连世俗反对党都争取不到，做一种近乎“政治自杀”的攻击，只能说这背后水很深，不是寻常框架可以解释。
土耳其官方指责政变由旅居美国的75岁宗教领袖居伦策划，遭后者否认并反讥是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美国也否认插手政变，但参与政变的F-16战机曾借助北约在土的加油机“空中加油”，是一个硬伤。
一种偏重权斗视角的解释是，1999年赴美避风头的居伦，与2003年在土上台的埃尔多安渐行渐远。尤其，居伦在司法系统的追随者，曾集中攻击埃尔多安政府的贪腐问题。埃尔多安“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想对居伦的追随者先下手为强。所以前一段时期，埃尔多安政府把之前指控军方涉嫌政变的一些旧案给销了，说是居伦集团搞的栽赃阴谋，以安抚军方。这引起了居伦追随者的危机感，加上政变计划泄露，所以提前举事，导致“反对埃尔多安的政变最终变成了埃尔多安的政变”。
另一种解释是，美国之难脱干系，可以追溯到当年美国“倒萨”后在伊拉克纵容库尔德势力崛起，得罪了有着新奥斯曼主义野心、“视库尔德独立为眼中钉”的埃尔多安政府这段“黑历史”。虽然2011年后，基于共同的反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目的，美、土又走到一块，策划了让美国军方不满的代理人战争—让曾在伊拉克与美军作战的极端分子，用卡塔尔、沙特等国出的钱，从利比亚买来武器和兵员，去“厮杀”叙利亚政府军—但这种模式随着两年前“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并在近一年美俄法等国空袭下被迫转到外围制造恐袭，而逐渐寿终正寝；美国（尤其五角大楼）改以支持库尔德人打击“伊斯兰国”为优先，与土耳其的关系再度紧张。埃尔多安不得已，才在近期缓和了与俄罗斯和以色列的关系。
还有一种政治动力学的解释，侧重于阶层利益分析。即在近年一系列内政外交危机面前，埃尔多安不肯放弃和新兴资本家的联盟，也不敢大幅削减给基层的福利，还不敢抛弃对西方的经济改革承诺，只能对城市中间阶层下刀。从2013年开始，城市中产和埃尔多安政府屡屡爆发大规模冲突，一度导致全国前十大城市一齐瘫痪。已故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伊斯兰的市民社会”，在土耳其逐渐坐大，冲击威权政府管治，让埃尔多安的党内外反对者中的冒险分子，找到了扳倒这个“当代素丹”的一线机会。
上述解释中，无论哪种更接近事实真相，土耳其涉及数千人身家性命的政治剧变，都让德、法刚刚遭受的恐袭变成小菜一碟。不过，这三件事都有一个共同的外围影响因素，即叙利亚北部的“微型世界大战”。
值得警惕的是，正如2013年～2014年乌克兰政治剧变让“伊斯兰国”获得做大的时间窗口，现在土耳其进入3个月的全国紧急状态，土方就引渡居伦与美方僵持，让北约利用在土基地空袭“伊斯兰国”的部署无法展开，给了“伊斯兰国”又一个喘息之机。
如果形势照此恶化下去，更多人会成为土耳其政变的输家。
“伊斯兰国”认领的这两起袭击事件，作案者都很年轻，一个是刚到德国不久的17岁阿富汗/巴基斯坦难民，一个是31岁的突尼斯裔法国尼斯本地人。他们在滥杀时并不区分你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而对有“欧拉伯”谑称的欧洲来说，要从上千万阿拉伯移民后裔和上百万穆斯林难民当中，甄别出已被极端组织洗脑、并且具有袭击能力的人，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尽管可以重点盯梢那些从叙、伊战场回国的西方籍圣战士，但他们只是潜在恐怖分子的一小部分。
如果恐怖袭击发生在土耳其这样接纳了多达250万叙利亚难民的发展中国家，世人可能会谈论一下，但不会太震惊。事实上，相比法国一年半内遭遇6次恐袭（含未遂恐袭），土耳其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了4起人弹袭击。其中6月末的伊斯坦布尔机场恐袭造成约280人死伤，伤亡规模仅次于去年第二次大选前三周发生在首都安卡拉火车站附近的连环恐袭。
土耳其真正让世人震惊的是，它刚刚上演了一场貌似“例行”却又空前失败的军事政变，而且政府的打击报复面过宽，已有9000多人被拘留和逮捕，还有公务员、警察、法官、宗教和教育人士在内的近5万人被停职，包括要求全国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全部系主任辞职，并禁止所有学者出国。
自1960年以来，土耳其军方有4次政变取得成功（另有3次未遂，包括这次），其中前三次都发生在国内政治、经济或社会危机的临界点，第四次是1997年军方迫使伊斯兰主义的总理埃尔巴坎下台，带有防患于未然的味道。
这4次成功政变中，除了第三次的政变首领埃夫伦事后当了7年总统（此公在两年前被判无期，去年病逝）外，军方出马安定局面后都能及时退居幕后，因此总体口碑尚可。
但这次由军内一小撮将校“挟持总参谋长”仓促发动的政变，涂炭生灵不谈，最后落得个鸡飞蛋打，还把军方最大的后盾美国给拖下水，对于土耳其国内安定和中东反恐协作来说，都是大不祥之事。
土耳其虽然近两年恐袭频发、难民危机焦头，但经济仍处中低速增长区间，执政党也还一呼百应。政变分子连世俗反对党都争取不到，做一种近乎“政治自杀”的攻击，只能说这背后水很深，不是寻常框架可以解释。
土耳其官方指责政变由旅居美国的75岁宗教领袖居伦策划，遭后者否认并反讥是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美国也否认插手政变，但参与政变的F-16战机曾借助北约在土的加油机“空中加油”，是一个硬伤。
一种偏重权斗视角的解释是，1999年赴美避风头的居伦，与2003年在土上台的埃尔多安渐行渐远。尤其，居伦在司法系统的追随者，曾集中攻击埃尔多安政府的贪腐问题。埃尔多安“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想对居伦的追随者先下手为强。所以前一段时期，埃尔多安政府把之前指控军方涉嫌政变的一些旧案给销了，说是居伦集团搞的栽赃阴谋，以安抚军方。这引起了居伦追随者的危机感，加上政变计划泄露，所以提前举事，导致“反对埃尔多安的政变最终变成了埃尔多安的政变”。
另一种解释是，美国之难脱干系，可以追溯到当年美国“倒萨”后在伊拉克纵容库尔德势力崛起，得罪了有着新奥斯曼主义野心、“视库尔德独立为眼中钉”的埃尔多安政府这段“黑历史”。虽然2011年后，基于共同的反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目的，美、土又走到一块，策划了让美国军方不满的代理人战争—让曾在伊拉克与美军作战的极端分子，用卡塔尔、沙特等国出的钱，从利比亚买来武器和兵员，去“厮杀”叙利亚政府军—但这种模式随着两年前“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并在近一年美俄法等国空袭下被迫转到外围制造恐袭，而逐渐寿终正寝；美国（尤其五角大楼）改以支持库尔德人打击“伊斯兰国”为优先，与土耳其的关系再度紧张。埃尔多安不得已，才在近期缓和了与俄罗斯和以色列的关系。
还有一种政治动力学的解释，侧重于阶层利益分析。即在近年一系列内政外交危机面前，埃尔多安不肯放弃和新兴资本家的联盟，也不敢大幅削减给基层的福利，还不敢抛弃对西方的经济改革承诺，只能对城市中间阶层下刀。从2013年开始，城市中产和埃尔多安政府屡屡爆发大规模冲突，一度导致全国前十大城市一齐瘫痪。已故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伊斯兰的市民社会”，在土耳其逐渐坐大，冲击威权政府管治，让埃尔多安的党内外反对者中的冒险分子，找到了扳倒这个“当代素丹”的一线机会。
上述解释中，无论哪种更接近事实真相，土耳其涉及数千人身家性命的政治剧变，都让德、法刚刚遭受的恐袭变成小菜一碟。不过，这三件事都有一个共同的外围影响因素，即叙利亚北部的“微型世界大战”。
值得警惕的是，正如2013年～2014年乌克兰政治剧变让“伊斯兰国”获得做大的时间窗口，现在土耳其进入3个月的全国紧急状态，土方就引渡居伦与美方僵持，让北约利用在土基地空袭“伊斯兰国”的部署无法展开，给了“伊斯兰国”又一个喘息之机。
如果形势照此恶化下去，更多人会成为土耳其政变的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