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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原本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意为“物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作用力”，而在哲学中，张力则是表示事物的矛盾或不相容。但是在文学作品中，那些看似矛盾或不相容的人或事物在一起作用所产生的力量，却让文本中许多潜在的信息得以彰显，使得文本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文学作品中文本张力产生的最大来源，莫不在于作者对叙事手法的巧妙运用。在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运用了一些相似的叙事技巧，扩大了其文本张力，丰富了其内涵。
一、对话复调性彰显文本张力
巴赫金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谈到小说对话艺术的深层内涵，“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1]小说中的对话不仅存在于各种不同的人物之间，也存在于人物自己与自己之间。对话的产生使作品呈现出各种不同思想的交汇，从而构成文本张力。
在《活着》一书中，作者在双层叙事的框架下使两位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展开对话。虽然小说主体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福贵将自己四十年人生歷程缓缓叙述出来，但是其中采风者“我”却是一位倾听者，这位倾听者前后出现六次，引出福贵的故事和使福贵的叙述中断，都在客观上营造出人物对话的效果。采风者“我”了解到福贵的故事是在“十年前”，十年前的采风者“我”在福贵自述过程中插入对福贵现状的描述，将故事的叙述由福贵对过去四十年的回忆不断拉回到十年前的现实当中，而读者品读故事时又与文本的叙述时间存在“十年”的间隔。这两段时间跨度让作品呈现出时间上的“审美距离”，自然而然呈现出历史感和沧桑感，也让人物的对话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在采风者和读者这些旁观者看来，福贵自述的故事充满着生离死别的苦难和悲伤，但是当福贵叙述中断时，现实中的老年福贵在采风者的客观叙述中却又是那样安详乐观、悠闲自在。余华曾在《活着》日文版自序中说道“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的福贵虽然经历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有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2]由此，采风者“我”、福贵、读者之间产生了复调，犹如一曲音乐中的和弦，在同一时间奏发出各自的声音，这些声音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力，激发出强烈的文本张力，让人不得不深思文本中人物的经历和话语间所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
除了人物之间、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产生出思维碰撞的火花，人物在回忆往昔时，现在与过去的自我产生了时空距离，也会存在自我交流。“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3]因此人物在回忆中进行的自我对话也能够产生出对话的复调性，激发出文本张力。《活着》中福贵在自述人生经历的过程中，会时不时跳出回忆，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自我评价，对过往的人和事进行评价。如对自己败光家产的评价——“我是我们徐家的败家子，用我爹的话说，我是他的孽子。”[4]对自己没有让儿子有庆过上好日子的评价——“有庆苦啊，他姐姐还过了四五年好日子，有庆才在城里待了半年，就到我身边来受苦了，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5]对已经去世的妻子家珍的评价——“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不像村里有些女人，死了还有人说闲话。”[6]这些自我评价与回忆的话语构成了人物对话的复调性，让我们看到了福贵前后的人生态度发生剧烈的变化，从而使文本张力凸显出来。
在《许三观卖血记》一书中，对话特征更为明显。小说总体上是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展开，人物的个人经历、时代背景、内心活动等全部呈现在外显的语言对话中。如第二章许三观第次卖血后再田地里吃完西瓜，然后摸着肚子对他的叔叔说：“我要去结婚了。”又如第十八章五次“许三观对许玉兰说”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时代的历史背景一一呈现出来。[7]许三观十一次成功卖血的经历，饱含着城市底层百姓生活的辛酸史，这部以卖血化解困厄的辛酸史不是由长篇大论式的语言叙述出来的，而是在许三观与许玉兰、三个孩子以及阿方、根龙、李血头、何小勇等人物的对话中展开，由此让文本在多声部的对话中充满了复调的活力，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从而彰显了文本张力。
除了小说人物之间的对话让这部小说显现出强烈的文本张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亦能够让自己解读的话语与之形成复调。《许三观卖血记》的叙述者显然有意克制了自己的叙述参与程度，全文中几乎没有深入到人物内心世界的心理描写，叙述者犹如一位十分克制冷静的旁观者，只愿意透露出“冰山”一角。全文虽然是以第三人称展开，但却是以内视角的方式呈现出来，叙述者像是一个对内情毫无所知的人，仅仅在人物的后面向读者叙述人物的行为和语言，从不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叙述者冷静客观的叙述中，读者只能够从人物对话和人物观察中了解人物性格、周围环境、事件发展、时代特征等。于是读者会自然而然地由文本出发展开联想，思考小说人物背后的辛酸苦辣，思考许三观十一次卖血背后所隐含的内心挣扎和时代困境。由此，小说深层的复调性就体现出来了，小说的文本张力也在读者的解读中彰显出来。
二、重复化叙事彰显文本张力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都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化叙事，重复化叙事让文本形成自己内在的互文特征。前文出现过的话语、场景、情节等在后文中多次出现，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其背后的象征含义，从而加深了小说的内涵和文本张力。
首先是人物语言的重复。在《活着》中，福贵的父亲曾多次对其强调徐家的发家史：“鸡变成鹅，鹅变成羊，羊变成牛，徐家就是这样发起来的。”[8]福贵也将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并告诉给自己的孩子和外孙。当我们多次读到这句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话语时，我们知道这是福贵在历经人生各种挫折之后，仍然保持乐观、坚强的精神支柱和生活动力。在《许三观卖血记》第五章、第八章中，当人们议论一乐的身世时，作者一再采用城里人议论一乐长相的形式，将人们的闲言碎语不断地呈现在许三观面前，这些尖锐的话语犹如漫天雪花纷纷扬扬，冰冷地刺进许三观的耳膜和心中，也刺激着读者的眼球和心灵。终于在这些话语多次重复之后，许三观按捺不住怀疑的心情，就一乐身世问题与妻子许玉兰爆发出激烈的家庭矛盾。重复化的人物语言凸显了人物内心的期望、焦虑等心情，也让简单的话语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 其次是场景的重复。《活着》中医院这一场景出现至少三次，第一次是儿子有庆在医院献血过多而亡，第二次是凤霞在医院难产而亡，第三次是女婿二喜遭遇意外后送到医院不治身亡。尤其是第三次二喜被送进医院时，福贵马上哭了出来，并大喊：“快把二喜抬出去，不能去医院。二喜一进那家医院，命就难保了。”[9]亲人接二连三地在同一家医院离世，让福贵内心对医院充满了恐惧之情，也让读者一看到医院这一场景出现，就能够预料到不幸即将发生。同样在《许三观买血记》中相似的场景一再出现，那就是许三观在卖血之后总是要去往胜利饭店。胜利饭店似乎成了他渡过难关的一个象征性场景。只要是能够在胜利饭店吃上一顿炒猪肝，喝上二两温了一温的黄酒，就意味着家庭困境即将得到解除，“胜利”二字的寓意也不言自明。余华曾在自己的散文中谈到对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等的崇敬之情，“我曾经迷恋于川端康成的描述，那些用纤维连接起来的细部……”[10]这些场景的重复出现无不体现着作家对小说细节的精准的把握。重复化的场景让人物存在的空间有了不言而喻的氛围，作者不用再多费笔墨，便将环境氛围营造出来。在重复化场景所营造出的氛围的影响下，读者自然而然会随着人物的情绪而走入其中，文本张力便在简洁的场景重复里得到极大伸展。
第三是情节的重复。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都采用了相似的写作技巧，那就是让苦难不断重复上演，让人间温情不断来化解苦难。余华曾说：“《乡村医生》中的医生检查到患者身上溃烂的伤口时，他看到了一朵玫瑰红色的花朵。这是我最初体验到的阅读，生在死之后出现，花朵长在溃烂的伤口上。对抗中的事物没有经历缓和的过程，直接就是汇合，然后同时拥有了多重品质。”[11]余华的这一说法印证了两种互相矛盾对抗的力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强烈的文本张力。《活着》中七位亲人相继离开，让福贵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生死别离的考验。当我们都以为福贵难以承受这一桩又一桩的巨大痛苦时，福贵却以一种痛定思痛、乐观豁达、隐忍坚韧的人生态度来化解他所承受的一切苦难，让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深受感动。如，当家珍身患软骨病不能下地的时候，福贵每天干完农活后回家背着家珍在村里散步，夫妻二人耳鬓厮磨说着悄悄话，这样的情景虽然让人叹惋，却又温暖人心。同样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当家里陷入困境时，许三观都以卖血的方式将困厄一一化解。卖血在某種意义上就是在透支生命。在前后十一次的卖血过程中，许三观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与命运抗争。在那些艰苦岁月中，许三观和家人不离不弃，如三年困难时期，一家人挤在床上用嘴炒菜;许三观背着饥饿乏力的一乐去吃面;文革时期许三观悄悄给妻子送肉吃等等。抗争的结果是渡过了那一段又一段难熬的岁月后，许三观和妻子许玉兰终于能够安享晚年了。这两部作品中重复的困境情节让我们看到了人物身上面对坎坷命运时隐忍豁达、坚韧不拔的毅力，而不断交织的人间温情又让那接连不断的悲情化解为生命的动力。这种情节上的重复，让小说人物的精神高度一次又一次螺旋上升，也让读者感受到生命与亲情的可贵。
重复化叙事的手法，让作品以简洁的语言创造出丰富的文本内涵。《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正是运用了重复的语言对话、重复的场景以及重复的情节安排等，让读者于通俗的话语中体悟到小说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饱满的人物精神，增强了其文本张力。
三、先抑后扬彰显文本张力
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主人公徐福贵和许三观一开始登场都呈现出一幅具有人格缺陷的形象。徐福贵嗜赌成性，挥霍家产，有孕在身的家珍好言相劝，烹制含义丰富的菜肴求他浪子回头，可是福贵不仅视而不见，还殴打妻子，最终被龙二算计，败光了家产，不得不向龙二低声下气租来五亩土地，起早贪黑下地耕作维持一家生活。可以说福贵的前半生是一个妥妥的纨绔子弟、社会蛀虫。许三观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不通情理，迎娶许玉兰之前给她买了8块多钱的吃食时，就谋划着要让许玉兰嫁给自己，否则就要对方偿还买东西的钱;当许三观得知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时，对待一乐的吃穿用度一律扣减;许三观一生11次成功卖血的经历中，第一章至第二十一章中出现的前四次卖血更多的是为了他自己，一是娶妻，二是赎回家当，三是满足与林芬芳的私欲，四是维护除一乐之外的小家。可以说前四次卖血过程中家庭矛盾突出，争吵不休，尽显底层人物许三观人性中自私、狭隘、丑陋的一面。小说的前半部分中，这两个主要人物呈现出来的精神品质与周围其他人相比或许居于其下。读者在阅读到前半部分时，或多或少都会对这两个人物产生一种怒其不争的愤慨之情。
然而这两个人物都拥有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妻子与他们同甘共苦。在妻子不离不弃的感化之下，在生活无休无止的磨难之中，他们身上如披沙拣金一般，逐渐显露出一些闪光的品质。如福贵在妻子家珍回来之后，懂得疼爱妻子了，关心家珍干活是否累着，不让家珍干重活;在有庆的学校当众打骂了有庆之后，知道自己行为失当了，买来小羊给有庆养，主动修复父子关系;对于亲人接连去世的不幸人生，福贵显露出坚忍豁达的一面。同样许三观也是如此，那份来自心底的善良让他最终无法割舍与一乐超越血缘的父子亲情;那份来自心底的责任感让他在文革时期对遭遇批斗的妻子不离不弃;那份因童年失怙而对家庭完整的渴望之情，让他千方百计地克服一切困难将家人维护到底。在小说第二十二章至第二十八章中，许三观后七次卖血更多的是为他人，为下乡的一乐添补生活费，为二乐早日回城而请队长吃饭，为一乐的肝炎而筹钱。虽然世道艰难，但许三观的一家潜藏已久的人情温暖却犹如喷泉一样喷薄而出。无不彰显出许三观人性中坚忍乐观、无私奉献、善良有责任感的一面。
余华在这两部作品中都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让人物性格在前后矛盾中走向了饱满丰盈，立体真实，从而彰显出了强烈的文本张力。让我们看到了世情百态中身处社会底层的乡村和城市平民更为全面的人格品质。
总而言之，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创作手法和人物塑造方法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对话的复调性、重复化叙事、先抑后扬的人物塑造方法等都让作品的文本张力得到极大伸展。作为高中语文教师在完成高中整本书阅读和现当代作家作品研读的任务群设计时，有必要带领学生深入文本内部，分析人物，赏析艺术手法，从而把握作品主旨。
注释：
[1]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4][5][6][8][9]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第3版.
[3]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
[10][11]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第2版.
陈晨晨，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光谷分校教师。
一、对话复调性彰显文本张力
巴赫金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谈到小说对话艺术的深层内涵，“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1]小说中的对话不仅存在于各种不同的人物之间，也存在于人物自己与自己之间。对话的产生使作品呈现出各种不同思想的交汇，从而构成文本张力。
在《活着》一书中，作者在双层叙事的框架下使两位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展开对话。虽然小说主体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福贵将自己四十年人生歷程缓缓叙述出来，但是其中采风者“我”却是一位倾听者，这位倾听者前后出现六次，引出福贵的故事和使福贵的叙述中断，都在客观上营造出人物对话的效果。采风者“我”了解到福贵的故事是在“十年前”，十年前的采风者“我”在福贵自述过程中插入对福贵现状的描述，将故事的叙述由福贵对过去四十年的回忆不断拉回到十年前的现实当中，而读者品读故事时又与文本的叙述时间存在“十年”的间隔。这两段时间跨度让作品呈现出时间上的“审美距离”，自然而然呈现出历史感和沧桑感，也让人物的对话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在采风者和读者这些旁观者看来，福贵自述的故事充满着生离死别的苦难和悲伤，但是当福贵叙述中断时，现实中的老年福贵在采风者的客观叙述中却又是那样安详乐观、悠闲自在。余华曾在《活着》日文版自序中说道“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的福贵虽然经历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有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2]由此，采风者“我”、福贵、读者之间产生了复调，犹如一曲音乐中的和弦，在同一时间奏发出各自的声音，这些声音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力，激发出强烈的文本张力，让人不得不深思文本中人物的经历和话语间所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
除了人物之间、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产生出思维碰撞的火花，人物在回忆往昔时，现在与过去的自我产生了时空距离，也会存在自我交流。“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3]因此人物在回忆中进行的自我对话也能够产生出对话的复调性，激发出文本张力。《活着》中福贵在自述人生经历的过程中，会时不时跳出回忆，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自我评价，对过往的人和事进行评价。如对自己败光家产的评价——“我是我们徐家的败家子，用我爹的话说，我是他的孽子。”[4]对自己没有让儿子有庆过上好日子的评价——“有庆苦啊，他姐姐还过了四五年好日子，有庆才在城里待了半年，就到我身边来受苦了，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5]对已经去世的妻子家珍的评价——“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不像村里有些女人，死了还有人说闲话。”[6]这些自我评价与回忆的话语构成了人物对话的复调性，让我们看到了福贵前后的人生态度发生剧烈的变化，从而使文本张力凸显出来。
在《许三观卖血记》一书中，对话特征更为明显。小说总体上是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展开，人物的个人经历、时代背景、内心活动等全部呈现在外显的语言对话中。如第二章许三观第次卖血后再田地里吃完西瓜，然后摸着肚子对他的叔叔说：“我要去结婚了。”又如第十八章五次“许三观对许玉兰说”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时代的历史背景一一呈现出来。[7]许三观十一次成功卖血的经历，饱含着城市底层百姓生活的辛酸史，这部以卖血化解困厄的辛酸史不是由长篇大论式的语言叙述出来的，而是在许三观与许玉兰、三个孩子以及阿方、根龙、李血头、何小勇等人物的对话中展开，由此让文本在多声部的对话中充满了复调的活力，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从而彰显了文本张力。
除了小说人物之间的对话让这部小说显现出强烈的文本张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亦能够让自己解读的话语与之形成复调。《许三观卖血记》的叙述者显然有意克制了自己的叙述参与程度，全文中几乎没有深入到人物内心世界的心理描写，叙述者犹如一位十分克制冷静的旁观者，只愿意透露出“冰山”一角。全文虽然是以第三人称展开，但却是以内视角的方式呈现出来，叙述者像是一个对内情毫无所知的人，仅仅在人物的后面向读者叙述人物的行为和语言，从不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叙述者冷静客观的叙述中，读者只能够从人物对话和人物观察中了解人物性格、周围环境、事件发展、时代特征等。于是读者会自然而然地由文本出发展开联想，思考小说人物背后的辛酸苦辣，思考许三观十一次卖血背后所隐含的内心挣扎和时代困境。由此，小说深层的复调性就体现出来了，小说的文本张力也在读者的解读中彰显出来。
二、重复化叙事彰显文本张力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都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化叙事，重复化叙事让文本形成自己内在的互文特征。前文出现过的话语、场景、情节等在后文中多次出现，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其背后的象征含义，从而加深了小说的内涵和文本张力。
首先是人物语言的重复。在《活着》中，福贵的父亲曾多次对其强调徐家的发家史：“鸡变成鹅，鹅变成羊，羊变成牛，徐家就是这样发起来的。”[8]福贵也将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并告诉给自己的孩子和外孙。当我们多次读到这句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话语时，我们知道这是福贵在历经人生各种挫折之后，仍然保持乐观、坚强的精神支柱和生活动力。在《许三观卖血记》第五章、第八章中，当人们议论一乐的身世时，作者一再采用城里人议论一乐长相的形式，将人们的闲言碎语不断地呈现在许三观面前，这些尖锐的话语犹如漫天雪花纷纷扬扬，冰冷地刺进许三观的耳膜和心中，也刺激着读者的眼球和心灵。终于在这些话语多次重复之后，许三观按捺不住怀疑的心情，就一乐身世问题与妻子许玉兰爆发出激烈的家庭矛盾。重复化的人物语言凸显了人物内心的期望、焦虑等心情，也让简单的话语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 其次是场景的重复。《活着》中医院这一场景出现至少三次，第一次是儿子有庆在医院献血过多而亡，第二次是凤霞在医院难产而亡，第三次是女婿二喜遭遇意外后送到医院不治身亡。尤其是第三次二喜被送进医院时，福贵马上哭了出来，并大喊：“快把二喜抬出去，不能去医院。二喜一进那家医院，命就难保了。”[9]亲人接二连三地在同一家医院离世，让福贵内心对医院充满了恐惧之情，也让读者一看到医院这一场景出现，就能够预料到不幸即将发生。同样在《许三观买血记》中相似的场景一再出现，那就是许三观在卖血之后总是要去往胜利饭店。胜利饭店似乎成了他渡过难关的一个象征性场景。只要是能够在胜利饭店吃上一顿炒猪肝，喝上二两温了一温的黄酒，就意味着家庭困境即将得到解除，“胜利”二字的寓意也不言自明。余华曾在自己的散文中谈到对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等的崇敬之情，“我曾经迷恋于川端康成的描述，那些用纤维连接起来的细部……”[10]这些场景的重复出现无不体现着作家对小说细节的精准的把握。重复化的场景让人物存在的空间有了不言而喻的氛围，作者不用再多费笔墨，便将环境氛围营造出来。在重复化场景所营造出的氛围的影响下，读者自然而然会随着人物的情绪而走入其中，文本张力便在简洁的场景重复里得到极大伸展。
第三是情节的重复。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都采用了相似的写作技巧，那就是让苦难不断重复上演，让人间温情不断来化解苦难。余华曾说：“《乡村医生》中的医生检查到患者身上溃烂的伤口时，他看到了一朵玫瑰红色的花朵。这是我最初体验到的阅读，生在死之后出现，花朵长在溃烂的伤口上。对抗中的事物没有经历缓和的过程，直接就是汇合，然后同时拥有了多重品质。”[11]余华的这一说法印证了两种互相矛盾对抗的力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强烈的文本张力。《活着》中七位亲人相继离开，让福贵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生死别离的考验。当我们都以为福贵难以承受这一桩又一桩的巨大痛苦时，福贵却以一种痛定思痛、乐观豁达、隐忍坚韧的人生态度来化解他所承受的一切苦难，让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深受感动。如，当家珍身患软骨病不能下地的时候，福贵每天干完农活后回家背着家珍在村里散步，夫妻二人耳鬓厮磨说着悄悄话，这样的情景虽然让人叹惋，却又温暖人心。同样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当家里陷入困境时，许三观都以卖血的方式将困厄一一化解。卖血在某種意义上就是在透支生命。在前后十一次的卖血过程中，许三观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与命运抗争。在那些艰苦岁月中，许三观和家人不离不弃，如三年困难时期，一家人挤在床上用嘴炒菜;许三观背着饥饿乏力的一乐去吃面;文革时期许三观悄悄给妻子送肉吃等等。抗争的结果是渡过了那一段又一段难熬的岁月后，许三观和妻子许玉兰终于能够安享晚年了。这两部作品中重复的困境情节让我们看到了人物身上面对坎坷命运时隐忍豁达、坚韧不拔的毅力，而不断交织的人间温情又让那接连不断的悲情化解为生命的动力。这种情节上的重复，让小说人物的精神高度一次又一次螺旋上升，也让读者感受到生命与亲情的可贵。
重复化叙事的手法，让作品以简洁的语言创造出丰富的文本内涵。《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正是运用了重复的语言对话、重复的场景以及重复的情节安排等，让读者于通俗的话语中体悟到小说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饱满的人物精神，增强了其文本张力。
三、先抑后扬彰显文本张力
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主人公徐福贵和许三观一开始登场都呈现出一幅具有人格缺陷的形象。徐福贵嗜赌成性，挥霍家产，有孕在身的家珍好言相劝，烹制含义丰富的菜肴求他浪子回头，可是福贵不仅视而不见，还殴打妻子，最终被龙二算计，败光了家产，不得不向龙二低声下气租来五亩土地，起早贪黑下地耕作维持一家生活。可以说福贵的前半生是一个妥妥的纨绔子弟、社会蛀虫。许三观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不通情理，迎娶许玉兰之前给她买了8块多钱的吃食时，就谋划着要让许玉兰嫁给自己，否则就要对方偿还买东西的钱;当许三观得知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时，对待一乐的吃穿用度一律扣减;许三观一生11次成功卖血的经历中，第一章至第二十一章中出现的前四次卖血更多的是为了他自己，一是娶妻，二是赎回家当，三是满足与林芬芳的私欲，四是维护除一乐之外的小家。可以说前四次卖血过程中家庭矛盾突出，争吵不休，尽显底层人物许三观人性中自私、狭隘、丑陋的一面。小说的前半部分中，这两个主要人物呈现出来的精神品质与周围其他人相比或许居于其下。读者在阅读到前半部分时，或多或少都会对这两个人物产生一种怒其不争的愤慨之情。
然而这两个人物都拥有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妻子与他们同甘共苦。在妻子不离不弃的感化之下，在生活无休无止的磨难之中，他们身上如披沙拣金一般，逐渐显露出一些闪光的品质。如福贵在妻子家珍回来之后，懂得疼爱妻子了，关心家珍干活是否累着，不让家珍干重活;在有庆的学校当众打骂了有庆之后，知道自己行为失当了，买来小羊给有庆养，主动修复父子关系;对于亲人接连去世的不幸人生，福贵显露出坚忍豁达的一面。同样许三观也是如此，那份来自心底的善良让他最终无法割舍与一乐超越血缘的父子亲情;那份来自心底的责任感让他在文革时期对遭遇批斗的妻子不离不弃;那份因童年失怙而对家庭完整的渴望之情，让他千方百计地克服一切困难将家人维护到底。在小说第二十二章至第二十八章中，许三观后七次卖血更多的是为他人，为下乡的一乐添补生活费，为二乐早日回城而请队长吃饭，为一乐的肝炎而筹钱。虽然世道艰难，但许三观的一家潜藏已久的人情温暖却犹如喷泉一样喷薄而出。无不彰显出许三观人性中坚忍乐观、无私奉献、善良有责任感的一面。
余华在这两部作品中都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让人物性格在前后矛盾中走向了饱满丰盈，立体真实，从而彰显出了强烈的文本张力。让我们看到了世情百态中身处社会底层的乡村和城市平民更为全面的人格品质。
总而言之，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创作手法和人物塑造方法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对话的复调性、重复化叙事、先抑后扬的人物塑造方法等都让作品的文本张力得到极大伸展。作为高中语文教师在完成高中整本书阅读和现当代作家作品研读的任务群设计时，有必要带领学生深入文本内部，分析人物，赏析艺术手法，从而把握作品主旨。
注释：
[1]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4][5][6][8][9]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第3版.
[3]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
[10][11]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第2版.
陈晨晨，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光谷分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