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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慈善事业尚未进入世界先进之列，许多企业家还没有进入角色，许多官员还没有将社会慈善意识看作为官所必具的内在精神，更多的人还没有把社会慈善意识视为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究其原因，正如小平同志所言：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与其同时，也有消极作用。市场经济需要法制，更需要道德。市场经济能够诱导人们的效率观念，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倘若法制和道德建设跟不上，它的强烈的趋利性和投机性会使不少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欲望得到极大的张扬，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导致损人利己、诚信缺失、欺诈蒙骗、道德失范、物欲主义横流。更有甚者，市场交换原则或多或少地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把人生价值、人的尊严都变成可以明码标价买卖的商品，诱发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以牟利为目标的品位低俗的书报，传递给人们的心灵，弱化“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判断，陷入对金钱的迷幻。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批评美国时说：“我们的道德软弱，造成了只崇拜成功这个邪痞女神的现象，而只以金钱来解释成功，乃是我们的国家之病。”我们国家是不是也多少罹患了这种病?许多人在疯狂地享受生活，觥筹交错、莺歌燕舞的时候，大概是无暇瞅一眼那关注弱势群体的慈善事业的。物质文明建设代替了精神文明建设。君不见，许多人不知为何而活，对真理与金钱取舍颠倒，做人标准模糊，信仰迷失，是非不分，正邪不分，善恶不分，美丑不分，陷入价值困惑的迷惘之中，而部分官员和富人尤为突出。一手硬一手软可能使物质文明建设挤压，乃至吞食精神文明建设。近年来，不少学者、教师呼吁加强人文主义的教育，克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过度偏重智育的弊病。教育要重在精神价值的引导。我们不能过多责怪富人、企业家缺少社会责任感。诚然，他们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但他们缺失，主要原因是相关的社会教育不到位。我们当教师的，为此深感惭愧。
我国有“以教为先”的传统，它强调首先进行教育。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人类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表现出来的博爱精神，都是教化的结果，并非与生俱来的。当前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教育与文化的发展能否引人趋向真善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教育与文化发展中人文主义占多大比重，能否将对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马克思说，古代人的生产目的是培养“最好的国家公民”，把具有优秀素质的人视为最宝贵的财富。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人的生产目的是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把金钱视为宝贵的财富。马克思认为，相比之下，古代人的生产目的、财富观比现代人“就显得崇高得多”。因此，他主张，未来社会应像古代那样把培养优秀的人作为生产目的，把人本身视为最宝贵的财产。不过，古代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得到培养，而未来社会是全社会的人有机会得到全面发展。早在20世纪下半叶，许多国家开始重视把提高公民的素质列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教育界提出“学会生存”的口号，重点是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自我保护和发展的意识和能力。90年代又提出“学会做人，学会关心”的口号，教育应该从知识技能学习为主让位于以道德熏陶为主的模式。
人文主义教育是帮助人们提取人生精华的过程，是关注生命，提升精神，重塑信仰。它启迪人们的荣辱观念，告诉人们，自古至今，自私、贪婪、堕落都是可耻的，在人们内心中灌注祛恶从善的力量。人知耻才知自尊，知自尊才懂得推己及人，去尊重别人。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精神性存在。精神是人类灵魂的家园。精神的贫乏必将导致道德沦丧。这势必造成一种人的意义和丧失。人文主义教育追求的就是提升人们的精神。以增强社会慈善意识为目标的社会教育就是一种极重要的人文主义教育。这种教育不是靠搞一个专门的课程所能承栽的，它应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去做。所以它是一种社会教育。慈善社会教育是非常艰巨的，它不仅仅是关于慈善的知识或有关法律等的知识的普及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人生取向等的培养问题，是塑造人们的美丽的灵魂。倘若像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话，则慈善社会教育是唤醒人们休眠的悲悯情怀，激发人们的慈悲潜能。因此社会慈善意识是一种超越自私，而源于人类本性的崇高的、永恒的理性。
增强社会慈善意识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关心爱护，如同爱护自己的父母或子女。因此本质上，它是超越血缘关系的；二是人人都敬业乐群，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这就是对社会和人民的慈善服务；三是对慈善事业的关心，视其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并通过一项项慈善捐赠或慈善服务的实践活动，提升为对祖国和谐事业和人类和平的关心，并不断使之更为博大，更为深邃。这样，慈悲捐赠或服务充满了人性的光芒，富有生命的律动，会体验到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极大的人生乐趣。因此，社会慈善意识作为一种人类智慧，是一种理性智慧，是最能吻合人类生存愿望和可持续发展的理想，能体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推动人际关系、人与环境、人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慈善社会教育表面上看似乎不能直接解决慈善捐赠的免税问题、善款使用的透明度问题，乃至困扰慈善家的“索捐”问题等等。但是，这种社会教育是旨在使仁爱、慈悲、博爱精神成为举国人民的整体精神、人生价值、精神追求和理想人格。它所思考的不是人类的某一侧面、某一环节、某种关系，而是从根本上、整体上把握人类世界。有了慈善素养做平台，人们的眼光、人们的思路、人们的能力都会出类拔萃，从而积极能动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包括上述问题。慈善意识是以对生命的敬畏与关注为起点和归宿的。当前我们的慈善社会教育和慈善事业面临着难以言表的艰辛和沉重，任重道远，但支撑这事业前进的，也是有关生命的真理，因此我们会有足够的耐心、坚韧的意志、悲悯的情怀，为之献身。
媒体上讨论慈善捐赠问题的时候，比较普遍地谈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这虽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他们的社会责任的缺失是因为有关社会教育不到位，固然也有相关法律、制度滞后等次要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以世界上慈善事业最发达的美国而论，无论是慈善捐赠的有关法律、抑或有关的社会教育，也是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行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把美国作为参照是会有启迪的。美国是在19世纪下半叶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其时，大企业家如约翰·洛克菲勒等多为“强盗贵族”(Robber Bamn)。从速一恶名，我们不难窥见其时美国企业家在美国 人民心目中的丑陋形象。美国企业家的慈善捐赠的常规化、法制化大概经历了半个世纪，即自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托马斯·斯坦利教授的《百万富翁的头脑》一书中，对当代美国富人有一个统计。他说，美国富翁中约90％系大学毕业，52％为硕士以上学历，64％乐善好施。他说，美国富翁十分努力工作，十分理性地消费，十分谨慎地珍惜家庭，处处表现出贵族式的风度与涵养。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一夜之间可以出一个暴发户，而出一个绅士则需要三十年。”因为暴发户可以凭金钱铸成，而绅士的培养却需要长期教育来成就。美国的富翁的绅士风度的养成大概用了少则半个世纪、多则一个世纪的时间。人的自私大概是与生俱来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外思想家提出“人性恶”的论断。
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小组证实，当人一心“向钱看”的时候，在工作中会表现得更为独立，很少向人求助，也不会给予人帮助。当这种人被要求捐钱于某项公益事业时，他们会表现得情非所愿，甚至有些吝啬。能是以改变他们的“向钱看”的心理倾向的，只有长期的慈善社会教育。柏拉图曾说，人的行为可比喻为一辆由两匹马拉的马车，一匹马代表理智，另一匹马代表情感。马有这样的社会教育可以使理智成为高头大马，使情感、肉欲像小马驹一样顺从理智这匹骏马。在西方的涉及慈善意识的社会教育中，我们不难看到许多发人深省的哲理名言。比如有的思想家说，富裕与肥胖没有什么两样，也不过是获得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罢了。有的说，财富如水。如果是一杯水，你可以独自享用；如果是一桶水，你可以存放在家里；但如果是一条河，你就要学会与人分享。有的说，财富是你创造的，如果它们能提高你给予他人的能力，就是好的；如果它使你更关注自己，就是坏的。如果你确实为周围的人作出了贡献，你所谋求的自身利益也就得到平衡，只有这种平衡才能推动整个世界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别人的成长。正是长期的这种社会教育，使西方许多富翁感悟到，不仅创造财富，更应该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慈善这种公益事业已是那些富人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视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也从中获得对幸福的深层感觉。
据报载，目前我国的富人已有五千万左右，承担着国家三分之一的税收．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大凡一个公正的人。对于通过正当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致富者，都会表示由衷的敬佩。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的热播，正是因为该剧传达出“在世言德，在商言信，在人服义，在友认情”的商业道义力量。钱来得干净不干净非常重要。人们对靠贪污收贿致富的人，对靠勾结官府进行钱权交易而大发横财的人，自然不会有好感。一个人有利己之心是正常的，但不能为谋一己之私利而不择手段，否则就会沦为粗鄙的利己主义而具有反人道的性质。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是不合适的。但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不怨恨非法暴富是不正常的。人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不择手段地敛钱、为钱活着，这样的人生是不幸的。这样的富翁欲要消解人们的怨恨，不妨读一读约翰·洛克菲勒的传记。
洛克菲勒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是犯有种种“原罪”的。人们在街头烧他的模拟人像来泄恨，新闻记者写出他的发家史，历数他的致富劣迹。其时正值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正掀起“进步主义运动”这样的反垄断运动，与其同时，文化界人士纷纷讨论财富时，更多涉及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包括思维方式、人生取向、价值原则等等，这对于美国社会具有内在范导意义。有可能洛克菲勒在这一运动中反省了，感受到一种特殊的鞭策，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他开始进行巨额慈善捐赠，成为大慈善家，并与卡耐基一起开启了美国大企业家慈善捐赠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初期，“索捐”现象也很严重，读大慈善家卡耐基传记可知，他每天会接到各种索捐信件，但他有一定之规，不符合他的捐赠标准和原则的任何索捐均一概拒绝，对痞子索捐，则讼之官府。洛克菲勒的180度转变，使他走出了“心灵被财富捆缚”的怪圈。他自己摆脱了孤独，最后享年90多岁。这启迪我们，富人眼里不能仅仅以“成本一收益”来权衡取舍，追求的利益不能只有物质和金钱一种形式，还有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说的尊重的需求、爱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等。人类社会的价值是多元的，这才会有人类社会的丰富多彩。慈善是一种超越市场原则的活动。一个企业家捐赠超越了市场原则，才真正符合慈善的原旨。
人类的文化是一个金字塔，慈善是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慈善家攀缘到塔顶，高瞻远瞩之时，塔下粗俗的欲望自然淡褪了。慈善表达的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一种思考，不仅指向现实，也指向未知的将来。我们一些现实的困惑可以在慈善的信念中得到澄清。我国的富翁、企业家都很忙，不可能要求他们多读一些经典文化著作，但读一些传之久远的格言总是有时间的，诸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正如王安石在《石榴》诗中说的，“万绿丛中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一些格言倘若能触动我们反省，在我们的心灵上产生共鸣，就会逐渐有高远境界，创造有价值的人生。慈善是博爱。这深沉的爱施于弱者、贫者，也施于富人、企业家。我国的企业家需要社会的爱。慈善社会教育也是这种爱。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品性是一个人的守护神”。同样，慈善更是一个人的守护神。愿慈善成为我国富人、企业家的守护神，成为大众的守护神。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批评美国时说：“我们的道德软弱，造成了只崇拜成功这个邪痞女神的现象，而只以金钱来解释成功，乃是我们的国家之病。”我们国家是不是也多少罹患了这种病?许多人在疯狂地享受生活，觥筹交错、莺歌燕舞的时候，大概是无暇瞅一眼那关注弱势群体的慈善事业的。物质文明建设代替了精神文明建设。君不见，许多人不知为何而活，对真理与金钱取舍颠倒，做人标准模糊，信仰迷失，是非不分，正邪不分，善恶不分，美丑不分，陷入价值困惑的迷惘之中，而部分官员和富人尤为突出。一手硬一手软可能使物质文明建设挤压，乃至吞食精神文明建设。近年来，不少学者、教师呼吁加强人文主义的教育，克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过度偏重智育的弊病。教育要重在精神价值的引导。我们不能过多责怪富人、企业家缺少社会责任感。诚然，他们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但他们缺失，主要原因是相关的社会教育不到位。我们当教师的，为此深感惭愧。
我国有“以教为先”的传统，它强调首先进行教育。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人类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表现出来的博爱精神，都是教化的结果，并非与生俱来的。当前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教育与文化的发展能否引人趋向真善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教育与文化发展中人文主义占多大比重，能否将对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马克思说，古代人的生产目的是培养“最好的国家公民”，把具有优秀素质的人视为最宝贵的财富。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人的生产目的是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把金钱视为宝贵的财富。马克思认为，相比之下，古代人的生产目的、财富观比现代人“就显得崇高得多”。因此，他主张，未来社会应像古代那样把培养优秀的人作为生产目的，把人本身视为最宝贵的财产。不过，古代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得到培养，而未来社会是全社会的人有机会得到全面发展。早在20世纪下半叶，许多国家开始重视把提高公民的素质列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教育界提出“学会生存”的口号，重点是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自我保护和发展的意识和能力。90年代又提出“学会做人，学会关心”的口号，教育应该从知识技能学习为主让位于以道德熏陶为主的模式。
人文主义教育是帮助人们提取人生精华的过程，是关注生命，提升精神，重塑信仰。它启迪人们的荣辱观念，告诉人们，自古至今，自私、贪婪、堕落都是可耻的，在人们内心中灌注祛恶从善的力量。人知耻才知自尊，知自尊才懂得推己及人，去尊重别人。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精神性存在。精神是人类灵魂的家园。精神的贫乏必将导致道德沦丧。这势必造成一种人的意义和丧失。人文主义教育追求的就是提升人们的精神。以增强社会慈善意识为目标的社会教育就是一种极重要的人文主义教育。这种教育不是靠搞一个专门的课程所能承栽的，它应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去做。所以它是一种社会教育。慈善社会教育是非常艰巨的，它不仅仅是关于慈善的知识或有关法律等的知识的普及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人生取向等的培养问题，是塑造人们的美丽的灵魂。倘若像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话，则慈善社会教育是唤醒人们休眠的悲悯情怀，激发人们的慈悲潜能。因此社会慈善意识是一种超越自私，而源于人类本性的崇高的、永恒的理性。
增强社会慈善意识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关心爱护，如同爱护自己的父母或子女。因此本质上，它是超越血缘关系的；二是人人都敬业乐群，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这就是对社会和人民的慈善服务；三是对慈善事业的关心，视其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并通过一项项慈善捐赠或慈善服务的实践活动，提升为对祖国和谐事业和人类和平的关心，并不断使之更为博大，更为深邃。这样，慈悲捐赠或服务充满了人性的光芒，富有生命的律动，会体验到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极大的人生乐趣。因此，社会慈善意识作为一种人类智慧，是一种理性智慧，是最能吻合人类生存愿望和可持续发展的理想，能体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推动人际关系、人与环境、人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慈善社会教育表面上看似乎不能直接解决慈善捐赠的免税问题、善款使用的透明度问题，乃至困扰慈善家的“索捐”问题等等。但是，这种社会教育是旨在使仁爱、慈悲、博爱精神成为举国人民的整体精神、人生价值、精神追求和理想人格。它所思考的不是人类的某一侧面、某一环节、某种关系，而是从根本上、整体上把握人类世界。有了慈善素养做平台，人们的眼光、人们的思路、人们的能力都会出类拔萃，从而积极能动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包括上述问题。慈善意识是以对生命的敬畏与关注为起点和归宿的。当前我们的慈善社会教育和慈善事业面临着难以言表的艰辛和沉重，任重道远，但支撑这事业前进的，也是有关生命的真理，因此我们会有足够的耐心、坚韧的意志、悲悯的情怀，为之献身。
媒体上讨论慈善捐赠问题的时候，比较普遍地谈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这虽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他们的社会责任的缺失是因为有关社会教育不到位，固然也有相关法律、制度滞后等次要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以世界上慈善事业最发达的美国而论，无论是慈善捐赠的有关法律、抑或有关的社会教育，也是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行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把美国作为参照是会有启迪的。美国是在19世纪下半叶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其时，大企业家如约翰·洛克菲勒等多为“强盗贵族”(Robber Bamn)。从速一恶名，我们不难窥见其时美国企业家在美国 人民心目中的丑陋形象。美国企业家的慈善捐赠的常规化、法制化大概经历了半个世纪，即自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托马斯·斯坦利教授的《百万富翁的头脑》一书中，对当代美国富人有一个统计。他说，美国富翁中约90％系大学毕业，52％为硕士以上学历，64％乐善好施。他说，美国富翁十分努力工作，十分理性地消费，十分谨慎地珍惜家庭，处处表现出贵族式的风度与涵养。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一夜之间可以出一个暴发户，而出一个绅士则需要三十年。”因为暴发户可以凭金钱铸成，而绅士的培养却需要长期教育来成就。美国的富翁的绅士风度的养成大概用了少则半个世纪、多则一个世纪的时间。人的自私大概是与生俱来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外思想家提出“人性恶”的论断。
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小组证实，当人一心“向钱看”的时候，在工作中会表现得更为独立，很少向人求助，也不会给予人帮助。当这种人被要求捐钱于某项公益事业时，他们会表现得情非所愿，甚至有些吝啬。能是以改变他们的“向钱看”的心理倾向的，只有长期的慈善社会教育。柏拉图曾说，人的行为可比喻为一辆由两匹马拉的马车，一匹马代表理智，另一匹马代表情感。马有这样的社会教育可以使理智成为高头大马，使情感、肉欲像小马驹一样顺从理智这匹骏马。在西方的涉及慈善意识的社会教育中，我们不难看到许多发人深省的哲理名言。比如有的思想家说，富裕与肥胖没有什么两样，也不过是获得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罢了。有的说，财富如水。如果是一杯水，你可以独自享用；如果是一桶水，你可以存放在家里；但如果是一条河，你就要学会与人分享。有的说，财富是你创造的，如果它们能提高你给予他人的能力，就是好的；如果它使你更关注自己，就是坏的。如果你确实为周围的人作出了贡献，你所谋求的自身利益也就得到平衡，只有这种平衡才能推动整个世界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别人的成长。正是长期的这种社会教育，使西方许多富翁感悟到，不仅创造财富，更应该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慈善这种公益事业已是那些富人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视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也从中获得对幸福的深层感觉。
据报载，目前我国的富人已有五千万左右，承担着国家三分之一的税收．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大凡一个公正的人。对于通过正当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致富者，都会表示由衷的敬佩。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的热播，正是因为该剧传达出“在世言德，在商言信，在人服义，在友认情”的商业道义力量。钱来得干净不干净非常重要。人们对靠贪污收贿致富的人，对靠勾结官府进行钱权交易而大发横财的人，自然不会有好感。一个人有利己之心是正常的，但不能为谋一己之私利而不择手段，否则就会沦为粗鄙的利己主义而具有反人道的性质。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是不合适的。但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不怨恨非法暴富是不正常的。人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不择手段地敛钱、为钱活着，这样的人生是不幸的。这样的富翁欲要消解人们的怨恨，不妨读一读约翰·洛克菲勒的传记。
洛克菲勒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是犯有种种“原罪”的。人们在街头烧他的模拟人像来泄恨，新闻记者写出他的发家史，历数他的致富劣迹。其时正值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正掀起“进步主义运动”这样的反垄断运动，与其同时，文化界人士纷纷讨论财富时，更多涉及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包括思维方式、人生取向、价值原则等等，这对于美国社会具有内在范导意义。有可能洛克菲勒在这一运动中反省了，感受到一种特殊的鞭策，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他开始进行巨额慈善捐赠，成为大慈善家，并与卡耐基一起开启了美国大企业家慈善捐赠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初期，“索捐”现象也很严重，读大慈善家卡耐基传记可知，他每天会接到各种索捐信件，但他有一定之规，不符合他的捐赠标准和原则的任何索捐均一概拒绝，对痞子索捐，则讼之官府。洛克菲勒的180度转变，使他走出了“心灵被财富捆缚”的怪圈。他自己摆脱了孤独，最后享年90多岁。这启迪我们，富人眼里不能仅仅以“成本一收益”来权衡取舍，追求的利益不能只有物质和金钱一种形式，还有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说的尊重的需求、爱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等。人类社会的价值是多元的，这才会有人类社会的丰富多彩。慈善是一种超越市场原则的活动。一个企业家捐赠超越了市场原则，才真正符合慈善的原旨。
人类的文化是一个金字塔，慈善是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慈善家攀缘到塔顶，高瞻远瞩之时，塔下粗俗的欲望自然淡褪了。慈善表达的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一种思考，不仅指向现实，也指向未知的将来。我们一些现实的困惑可以在慈善的信念中得到澄清。我国的富翁、企业家都很忙，不可能要求他们多读一些经典文化著作，但读一些传之久远的格言总是有时间的，诸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正如王安石在《石榴》诗中说的，“万绿丛中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一些格言倘若能触动我们反省，在我们的心灵上产生共鸣，就会逐渐有高远境界，创造有价值的人生。慈善是博爱。这深沉的爱施于弱者、贫者，也施于富人、企业家。我国的企业家需要社会的爱。慈善社会教育也是这种爱。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品性是一个人的守护神”。同样，慈善更是一个人的守护神。愿慈善成为我国富人、企业家的守护神，成为大众的守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