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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语言学领域的政治研究主要在互文现象、修辞策略、文体特征等方面涉及，几乎很少有中国学者从元语言视角研究这一问题。为明确中美领导人在相同或类似重要国际会议政治演讲中人际元语言的使用有什么样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的可能原因，基于Hyland.K.对人际元语言的分类，进行了综合比较研究。
关键词： 政治话语 人际元语言 比较
1.引言
外交话语不仅是外交实践的工具，还是外交中意识形态的载体，国际话语权也是通过外交话语加以建构的（陈以定，2012：80）。外交场合领导人的演讲，其主要目的往往是使听者接受讲话者的观点，从而产生共鸣、达成共识，并最终做出符合演讲者利益的行为，因此外交场合领导人演讲语言的使用会直接影响演讲的说服力。元语言是描述语言本身的语言，元语言的主要作用就解释语言，使之更好地被听众接受。因此，对于外交场合领导人的演讲中元语言的分析，对提高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2.相关研究
元语言是描写和分析某种语言所使用的一种语言或符号集合（语言学百科词典编委会，1993：42）。相关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33年，波兰逻辑学家Tarski为了解决“说谎者悖论”问题，而提出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封崇信，2005：403）。元语言使用分析，目前主要在教学、辞书等领域涉及，封崇信（2005：403）探讨了元语言和外语教学的关系；翁晓玲（2014：84-90）研究了汉语学习词典元语言的修辞准则。
政治话语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少有学者将其与元话语结合起来研究。目前政治话语的研究主要针对中美官方话语中使用的闪避策略、委婉语、模糊限制（窦卫霖，2011：94-114）和对外交话语中的修辞策略，如引用、比喻、排比、反问（薄景山，2013：123-125）等。
随着语言学被引入国际关系学科，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刘永涛，2011：45），鲁英（2012：52-55），以201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语料，Hyland.K.以对人际元话语的分类作为理论框架，揭示出人际元话语在政治语篇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作用。然而，个案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为了增加语料的代表性本研究，选取中美领导人参与的重要国际会议时各20篇演讲稿作文语料，对其中的人际元语言进行跨语言对比分析。
3.理论框架
Hyland.K（2008：48-53）在《元话语》一书中将元语言分成了互文元语言（interactive metadiscourse）和人际元语言（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两大类。人际元语言又可细分为缓冲语（hedge），即表示说话者对命题保留态度的话语；加强标志（booster），即强调说话者对命题肯定态度的话语；态度标记（attitude marker），即说话者对某一命题态度的话语；提及自身（self mention），即呼吁听话者，以使之成为话语参与者的话语和提及听者（engagement marker），即提及说话者自身的话语。Hyland.K.对人际元话语的分类，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框架。
4.语料选择
近几年中美领导人参加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多边国际会议，如G20峰会、APEC领导人会议；中美双方共同出席的双边活动，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中美各自参与的区域组织会议，如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中美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和中美本国国事，如中国建国64周年总理讲话、美国独立日总统讲话等40篇发言稿。所有发言稿均取自两国官方网站，整合成总计有38753个汉字和26190个单词的两个小型中美政治话语语料库。这两个语料库中的演讲稿涉及环保、能源、农业、经济、人权、气候变化、教育、军事等各领域，语料信息见表一。
5.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两国元首对个别元语言小类使用的差异，将提及自身分为复数人称、单数人称记为“自身复”、“自身单”；提及听者的名词记为“听者名”，提及听者的形容词副词分别记“听者形副”；表示情态动词，如should，have to，must等表示“必须”的情态动词和表示祈使的动词，如let“让”等记为“听者祈使”；涉及听者的动词、名词，如合作（coorperate/coorperation），分歧（conflict），协调（coordinate、coordination）等记为“动名”。通过人工阅读标记，统计出每个语料库中每项人际元语言总数进行统计，见表二。
为反映各类别人际元语言在领导人讲话中所占比例，通过计算得到每类人际元语言标记在每10000字或单词中出现的频次，见表三。将五大项人际元话语求和得出总数记为“人际”。此外，将美方人际元语言各大项频率除以中方的对应频率，得到表四。
6.数据分析
样本中，中美领导人政治演讲中各类人际元语言在每10000字或单词中出现均有显著的差异。造成明显差异的原因不仅有语言本身的差异，还有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民族性格的差异，这些因素在人际元语言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值得提出的是，在“动名”这项，中方领导人20篇讲稿中的使用频率为102.4，大于美方的23.5。此类人际元话语主要是涉及说话人与听者双方的名词和动词，如合作（cooperate/cooperation）、沟通（communicate）、协调（coordinate、coordination）、共享（share）、分歧（conflict）等。此类人际元语言的使用，从一个角度表明了中国原意消除分歧，努力争取合作，寻求共赢的谦逊姿态。
美国领导人在讲话中运用了更多表示强调的副词和短语，如“I want to repeat that， undoubtedly， it’s safe to say ...”等加强标志，以增强讲话的外在说服力，加深听者对于某些话语的印象。相比而言，中国的元首们则更习惯于用准确的数据说话，较少的模糊和加强标记使演说显得更加客观。 “自身单”这一项，中美政治话语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分别是211.86和15.48，巨大差异可以从汉语和英语语法差异和两国文化差异两个方面共同解释。美国政治家讲话个人倾向更加明显，在讲话中更频繁地提及个人的感受，例如在2014年G20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在演讲的开头说：
I love Australia— I really do. The only problem with Australia is every time I come here I’ve got to sit in conference rooms and talk to politicians instead of go to the beach.
这种个人化、幽默打趣的演说方式能够拉近与听者之间的距离，降低听者心理排斥，使之更容易接纳演说者政治诉求。
中国领导人多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发言，因此较少表达个人感情、态度。提及自身复数人际元语言“我们”、“我方”、“我国”等词出现的频率是提及自身单数人际元语言的7.77倍，演讲给听众的整体感受大都严肃、正式。除开两国语言本身的差异，反映出了中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即中国文化注重“集体主义”，美国文化更崇尚“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异。
“个别听者”这一项的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中方发言人倾向于以国际政治参与者而非领导者的身份，多用 “我们”这一泛指代词来提及全体听者，即使提到个别国家，也往往使用 “有关国家” 、“各相关国家”等比较模糊的称谓。另一方面，美方发言人倾向于以国际政治干预者的身份，用更加具体的如 “merging powers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in Southeast Asia” “Japan” 和“the Republic of Korea”的呼语，以引起个别听者的注意或给某些国家分配任务。
7.结语
样本政治话语库中，除涉及说话人与听者双方的名词和动词这一项外，美方比中方更频繁地使用人际元话语。美国领导人在讲话中运用更多表示强调的副词和短语，更频繁地使用单数的“我”提及自身，用更具体而有区别的称呼提及“个别听者”。而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则更多地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发言，多以“我们”、“我方”、“我国”提及自身，较少使用模糊和加强标记，更少地提及“个别听者”。
参考文献：
[1]Hyland.K.Metadiscours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8.
[2]薄景山.政府层面上的公共外交话语修辞策略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
[3]陈以定.当代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建设与国际话语权建构〔*〕——基于中国外交话语分析视角[J]. 学术界，2012.7：80.
[4]窦卫霖.2011.中美官方话语的比较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5] 封宗信.2005. 元语言与外语教学[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9）：24-27.
[6]封宗信.语言学的元语言及其研究现状[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5.11）：403.
[7]郭品.软实力视域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对策研究[D].宁波：宁波大学，2012.
[8]刘永涛.语言与国际关系：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7）：45.
[9]鲁英.政治语篇中的人际元话语研究——以201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个案[J].外语学刊，2012（5）：52-55.
[10]翁晓玲. 汉语学习词典元语言的修辞准则·兼论《商务馆学汉语词典》的释义元语言问题[J]. 当代修辞学，2014（5）：84-90.
[11]语言学百科词典编委会.1993.语言学百科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P42.
关键词： 政治话语 人际元语言 比较
1.引言
外交话语不仅是外交实践的工具，还是外交中意识形态的载体，国际话语权也是通过外交话语加以建构的（陈以定，2012：80）。外交场合领导人的演讲，其主要目的往往是使听者接受讲话者的观点，从而产生共鸣、达成共识，并最终做出符合演讲者利益的行为，因此外交场合领导人演讲语言的使用会直接影响演讲的说服力。元语言是描述语言本身的语言，元语言的主要作用就解释语言，使之更好地被听众接受。因此，对于外交场合领导人的演讲中元语言的分析，对提高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2.相关研究
元语言是描写和分析某种语言所使用的一种语言或符号集合（语言学百科词典编委会，1993：42）。相关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33年，波兰逻辑学家Tarski为了解决“说谎者悖论”问题，而提出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封崇信，2005：403）。元语言使用分析，目前主要在教学、辞书等领域涉及，封崇信（2005：403）探讨了元语言和外语教学的关系；翁晓玲（2014：84-90）研究了汉语学习词典元语言的修辞准则。
政治话语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少有学者将其与元话语结合起来研究。目前政治话语的研究主要针对中美官方话语中使用的闪避策略、委婉语、模糊限制（窦卫霖，2011：94-114）和对外交话语中的修辞策略，如引用、比喻、排比、反问（薄景山，2013：123-125）等。
随着语言学被引入国际关系学科，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刘永涛，2011：45），鲁英（2012：52-55），以201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语料，Hyland.K.以对人际元话语的分类作为理论框架，揭示出人际元话语在政治语篇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作用。然而，个案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为了增加语料的代表性本研究，选取中美领导人参与的重要国际会议时各20篇演讲稿作文语料，对其中的人际元语言进行跨语言对比分析。
3.理论框架
Hyland.K（2008：48-53）在《元话语》一书中将元语言分成了互文元语言（interactive metadiscourse）和人际元语言（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两大类。人际元语言又可细分为缓冲语（hedge），即表示说话者对命题保留态度的话语；加强标志（booster），即强调说话者对命题肯定态度的话语；态度标记（attitude marker），即说话者对某一命题态度的话语；提及自身（self mention），即呼吁听话者，以使之成为话语参与者的话语和提及听者（engagement marker），即提及说话者自身的话语。Hyland.K.对人际元话语的分类，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框架。
4.语料选择
近几年中美领导人参加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多边国际会议，如G20峰会、APEC领导人会议；中美双方共同出席的双边活动，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中美各自参与的区域组织会议，如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中美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和中美本国国事，如中国建国64周年总理讲话、美国独立日总统讲话等40篇发言稿。所有发言稿均取自两国官方网站，整合成总计有38753个汉字和26190个单词的两个小型中美政治话语语料库。这两个语料库中的演讲稿涉及环保、能源、农业、经济、人权、气候变化、教育、军事等各领域，语料信息见表一。
5.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两国元首对个别元语言小类使用的差异，将提及自身分为复数人称、单数人称记为“自身复”、“自身单”；提及听者的名词记为“听者名”，提及听者的形容词副词分别记“听者形副”；表示情态动词，如should，have to，must等表示“必须”的情态动词和表示祈使的动词，如let“让”等记为“听者祈使”；涉及听者的动词、名词，如合作（coorperate/coorperation），分歧（conflict），协调（coordinate、coordination）等记为“动名”。通过人工阅读标记，统计出每个语料库中每项人际元语言总数进行统计，见表二。
为反映各类别人际元语言在领导人讲话中所占比例，通过计算得到每类人际元语言标记在每10000字或单词中出现的频次，见表三。将五大项人际元话语求和得出总数记为“人际”。此外，将美方人际元语言各大项频率除以中方的对应频率，得到表四。
6.数据分析
样本中，中美领导人政治演讲中各类人际元语言在每10000字或单词中出现均有显著的差异。造成明显差异的原因不仅有语言本身的差异，还有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民族性格的差异，这些因素在人际元语言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值得提出的是，在“动名”这项，中方领导人20篇讲稿中的使用频率为102.4，大于美方的23.5。此类人际元话语主要是涉及说话人与听者双方的名词和动词，如合作（cooperate/cooperation）、沟通（communicate）、协调（coordinate、coordination）、共享（share）、分歧（conflict）等。此类人际元语言的使用，从一个角度表明了中国原意消除分歧，努力争取合作，寻求共赢的谦逊姿态。
美国领导人在讲话中运用了更多表示强调的副词和短语，如“I want to repeat that， undoubtedly， it’s safe to say ...”等加强标志，以增强讲话的外在说服力，加深听者对于某些话语的印象。相比而言，中国的元首们则更习惯于用准确的数据说话，较少的模糊和加强标记使演说显得更加客观。 “自身单”这一项，中美政治话语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分别是211.86和15.48，巨大差异可以从汉语和英语语法差异和两国文化差异两个方面共同解释。美国政治家讲话个人倾向更加明显，在讲话中更频繁地提及个人的感受，例如在2014年G20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在演讲的开头说：
I love Australia— I really do. The only problem with Australia is every time I come here I’ve got to sit in conference rooms and talk to politicians instead of go to the beach.
这种个人化、幽默打趣的演说方式能够拉近与听者之间的距离，降低听者心理排斥，使之更容易接纳演说者政治诉求。
中国领导人多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发言，因此较少表达个人感情、态度。提及自身复数人际元语言“我们”、“我方”、“我国”等词出现的频率是提及自身单数人际元语言的7.77倍，演讲给听众的整体感受大都严肃、正式。除开两国语言本身的差异，反映出了中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即中国文化注重“集体主义”，美国文化更崇尚“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异。
“个别听者”这一项的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中方发言人倾向于以国际政治参与者而非领导者的身份，多用 “我们”这一泛指代词来提及全体听者，即使提到个别国家，也往往使用 “有关国家” 、“各相关国家”等比较模糊的称谓。另一方面，美方发言人倾向于以国际政治干预者的身份，用更加具体的如 “merging powers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in Southeast Asia” “Japan” 和“the Republic of Korea”的呼语，以引起个别听者的注意或给某些国家分配任务。
7.结语
样本政治话语库中，除涉及说话人与听者双方的名词和动词这一项外，美方比中方更频繁地使用人际元话语。美国领导人在讲话中运用更多表示强调的副词和短语，更频繁地使用单数的“我”提及自身，用更具体而有区别的称呼提及“个别听者”。而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则更多地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发言，多以“我们”、“我方”、“我国”提及自身，较少使用模糊和加强标记，更少地提及“个别听者”。
参考文献：
[1]Hyland.K.Metadiscours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8.
[2]薄景山.政府层面上的公共外交话语修辞策略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
[3]陈以定.当代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建设与国际话语权建构〔*〕——基于中国外交话语分析视角[J]. 学术界，2012.7：80.
[4]窦卫霖.2011.中美官方话语的比较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5] 封宗信.2005. 元语言与外语教学[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9）：24-27.
[6]封宗信.语言学的元语言及其研究现状[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5.11）：403.
[7]郭品.软实力视域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对策研究[D].宁波：宁波大学，2012.
[8]刘永涛.语言与国际关系：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7）：45.
[9]鲁英.政治语篇中的人际元话语研究——以201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个案[J].外语学刊，2012（5）：52-55.
[10]翁晓玲. 汉语学习词典元语言的修辞准则·兼论《商务馆学汉语词典》的释义元语言问题[J]. 当代修辞学，2014（5）：84-90.
[11]语言学百科词典编委会.1993.语言学百科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P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