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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关于南京大屠杀最有分量的著作，当属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组织编撰的78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他协同国内外近100位专家学者，遍访欧美日各国档案馆、图书馆，搜集包括加害者、受害者和第三国人士的日记、书信、口述资料以及各国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文献等大量宝贵资料，最终汇集成这部4000万字的巨作。
2012年12月7日，张宪文带领其团队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撰写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共3册）在北京正式发布。
首发式上，张宪文等历史学者郑重提出，应将日军侵华战争中强征的中国、朝鲜等国“慰安妇”改称为“性奴隶”：“‘慰安妇’的称呼是从日本军人的角度来说的，而受害国妇女大多为被诱骗或强迫而沦为日军发泄性欲的对象。”
2012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示美国所有文件和声明禁用“慰安妇”一词，全部改为“被强迫的性奴”，以此要求日本正视二战期间的性暴行。此后，韩国政府也表示考虑采用类似称呼。
在这套新书的发布会上，与会学者表示，揭示历史真相、反恩人间惨剧是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中日双方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
事实上，日本军队的暴行不但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也违背了武士道精神。武士道宣称同情弱者，包括受伤的敌人，并且允许光荣地投降。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中写道：“对于弱者、劣者、败者的仁。被赞赏为特别适合于武士的德行。”他还特别提到了“武士之情”：“最刚毅的人是最温柔的人，仁爱的人是勇敢的人。”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实现了经济复兴，但就像荷裔政治评论家伊恩·布鲁玛所说的那样，“如一场大雪，掩盖了所有的痕迹，消除了所有的声音”。战争罪行很快被遗忘。日本学者野田正彰在《战争罪责：一个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社会调查》一书中总结了日本民众对战败的两种回应：第一种，战争都是残酷的，发动者和受害者都无可指责，最重要的是呼吁今后的和平；第二种，用建设来代替反省，陷入了一种经济狂热，在狂热中回避历史。第二种是主流，日本民众试图用经济上的成功来忘却过去的战争创伤。两种回应，都没有正视历史。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认为《旧金山和约》导致日本人“没有对战败进行深刻反省，反而为日本提供了一个挡箭牌”。代表美国老兵向日本政府和企业索赔的列斯特·坦尼教授说：“我们要求赔偿，并不是为了钱，我们的要求涉及人格和尊严。我们要求获得正义！”对于饱受摧残的受害者而言，一个真诚的道歉，可以抚平他们心灵的创伤，让他们从长达60多年的痛苦和耻辱中解脱出来，带着尊严安息。
受害者需要的是日本政府正式的道歉，而不是某个官员以私人身份的道歉。
日本政府一直声称，所有的战争赔款问题已经在《旧金山和约》中解决了。美国也支持这种观点。不过张纯如女士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中写道：“仔细研究该条约，人们会发现，该问题只是被推迟到日本的财政状况改善后解决。”个人可以获得战争发起国赔偿的权利早已被写进了国际法，这可以上溯到1907年的《海牙公约》。日本是签约国之一，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它不能否认个人要求赔偿的权利。
参照德国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成功范例，日本也没有理由拒绝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要求。德国建立了一整套赔偿机制，政府和所有从犹太浩劫中获利的企业都要进行赔偿，据初步估算，德国方面已经向犹太人支付了600亿美元的赔偿。
道歉和赔偿是否真诚，需要有法律来保障。德国与犹太人的和解，颁布相关法律是关键中的关键，德国以立法的方式，保证了对犹太浩劫历史的尊重，如禁止任何有关纳粹历史的展示，佩戴铁十字勋章非法，否认浩劫非法。大批纳粹战俘被起诉，判处监禁和死刑，德国今天仍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追捕纳粹战犯。
日本如果仿效德国，在国内立法确认战争暴行，并承担责任，那么一定可以获得受害者的谅解。
2012年12月7日，张宪文带领其团队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撰写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共3册）在北京正式发布。
首发式上，张宪文等历史学者郑重提出，应将日军侵华战争中强征的中国、朝鲜等国“慰安妇”改称为“性奴隶”：“‘慰安妇’的称呼是从日本军人的角度来说的，而受害国妇女大多为被诱骗或强迫而沦为日军发泄性欲的对象。”
2012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示美国所有文件和声明禁用“慰安妇”一词，全部改为“被强迫的性奴”，以此要求日本正视二战期间的性暴行。此后，韩国政府也表示考虑采用类似称呼。
在这套新书的发布会上，与会学者表示，揭示历史真相、反恩人间惨剧是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中日双方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
事实上，日本军队的暴行不但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也违背了武士道精神。武士道宣称同情弱者，包括受伤的敌人，并且允许光荣地投降。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中写道：“对于弱者、劣者、败者的仁。被赞赏为特别适合于武士的德行。”他还特别提到了“武士之情”：“最刚毅的人是最温柔的人，仁爱的人是勇敢的人。”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实现了经济复兴，但就像荷裔政治评论家伊恩·布鲁玛所说的那样，“如一场大雪，掩盖了所有的痕迹，消除了所有的声音”。战争罪行很快被遗忘。日本学者野田正彰在《战争罪责：一个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社会调查》一书中总结了日本民众对战败的两种回应：第一种，战争都是残酷的，发动者和受害者都无可指责，最重要的是呼吁今后的和平；第二种，用建设来代替反省，陷入了一种经济狂热，在狂热中回避历史。第二种是主流，日本民众试图用经济上的成功来忘却过去的战争创伤。两种回应，都没有正视历史。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认为《旧金山和约》导致日本人“没有对战败进行深刻反省，反而为日本提供了一个挡箭牌”。代表美国老兵向日本政府和企业索赔的列斯特·坦尼教授说：“我们要求赔偿，并不是为了钱，我们的要求涉及人格和尊严。我们要求获得正义！”对于饱受摧残的受害者而言，一个真诚的道歉，可以抚平他们心灵的创伤，让他们从长达60多年的痛苦和耻辱中解脱出来，带着尊严安息。
受害者需要的是日本政府正式的道歉，而不是某个官员以私人身份的道歉。
日本政府一直声称，所有的战争赔款问题已经在《旧金山和约》中解决了。美国也支持这种观点。不过张纯如女士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中写道：“仔细研究该条约，人们会发现，该问题只是被推迟到日本的财政状况改善后解决。”个人可以获得战争发起国赔偿的权利早已被写进了国际法，这可以上溯到1907年的《海牙公约》。日本是签约国之一，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它不能否认个人要求赔偿的权利。
参照德国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成功范例，日本也没有理由拒绝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要求。德国建立了一整套赔偿机制，政府和所有从犹太浩劫中获利的企业都要进行赔偿，据初步估算，德国方面已经向犹太人支付了600亿美元的赔偿。
道歉和赔偿是否真诚，需要有法律来保障。德国与犹太人的和解，颁布相关法律是关键中的关键，德国以立法的方式，保证了对犹太浩劫历史的尊重，如禁止任何有关纳粹历史的展示，佩戴铁十字勋章非法，否认浩劫非法。大批纳粹战俘被起诉，判处监禁和死刑，德国今天仍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追捕纳粹战犯。
日本如果仿效德国，在国内立法确认战争暴行，并承担责任，那么一定可以获得受害者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