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吉姆·法伦,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神经生物学教授,他研究的课题非常广泛,包括成人干细胞、中枢神经系统回路、神经营养因子、神经解剖、基底神经节、多巴胺、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症、老年痴呆症、人类大脑成像等。
血腥家族史与教授的大脑
一次偶然的机会,吉姆·法伦教授发现自己的家族史竟是一部持续了40。多年的血腥暴力史。
他的父系祖先,汤玛斯·康奈尔,因为谋杀自己的母亲被绞死,那是1673年,美洲殖民地第一起弑母案。此后每隔100年,他们家族都会出几个冷血杀手,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莉齐·博登。1892年,她被指控用斧头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和继母,但最后无罪释放。
这段血腥家族史甚至被写成一本书,《离奇凶杀》。
“对我来说,这简直像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在接受采访时,吉姆教授大笑着说,
“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精神病态杀手’的大脑,试图解释一个人是怎样变成精神病态杀手的,没想到我自己竟然有一个与精神病态杀手极为相似的大脑。”
他的大脑PET扫描显示,有两个部位——眼窝皮层和颞叶内侧,脑细胞的活跃度极低,扫描显示几乎是关闭的。这个模式与他研究过的精神病态杀手极为相似。他们的大脑都在同样的位置有过损伤,虽然损伤的情形各不相同,比如吉姆教授的损伤更像是一种功能性的缺失,而不是物理损伤。
大脑有时候是一部致命的机器
吉姆教授曾出现在美国CBS电视网的一部热门剧集《犯罪心理》中,扮演他自己,讲述了这个试验的经过。根据吉姆教授的理论,一个人要到25岁的时候,大部分的眼窝皮层才算成熟,因此大脑损伤发生的确切时间是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它决定了病态杀手的不同类型。
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早期大脑受到损伤,比如两三岁,或者刚出生的时候,他的眼窝皮层和颞叶受到损伤,从而导致大脑中负责处理伦理和道德判断的机制不起作用,他的精神变态行为往往开始干八九岁,比如纵火、性骚扰周围的女孩,等他们再长大一点,会做出一些很坏的行为,比如强奸、杀人。因为大脑的损伤,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
如果一个人是在幼儿与青春期之间,大概从4岁到10岁之间出现大脑损伤,这段时间大脑已经开始发育,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道德判断,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但他们无法抑制“掠夺者”的冲动。他们也许可以控制自己一段时间,一个月或者一年,但犯罪冲动会始终抓住他不放,就像你睡前想小便,可以忍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得去解决掉。这些人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没办法停止。
当然,还有第三种精神病态杀手。你找不到他们大脑或者基因上的缺陷,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也能控制自己,但就是享受折磨和杀人的快感,这种人是真正邪恶的。
基因决定论?
“你知道奥普拉·温弗瑞吗?美国最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她有暴食症和肥胖症,她有钱,有动机,有全世界的支持,她一直在减肥,但每次减掉一点,总是会再胖回来。为什么?”
“这与她的意志力无关,而是跟她大脑里的化学物质有关,多巴酚、血清素、5-羟色胺等,是神经传递素决定了她的行为。”
吉姆教授称,“我是不相信所谓自由意志的。有些人特别能抵制诱惑,你拿任何东西都不会让他上瘾,并非他的意志力有多强,而是他的大脑里有一些细胞在帮他做出这个决定。”
“人的确可以改变,但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遭遇巨大的创伤,也有人即使遭遇巨大的创伤仍然不会改变;二是,他们耍用一辈子的时间和精力与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对抗,比如奥普拉,如果她把一生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减肥上,我相信她能成功。”
事实上,吉姆教授身上拥有几乎所有与暴力相关的高风险基因,但他并没有变成一个杀人犯,相反,他事业成功,为人快活。
“我是一个非常好胜好斗的人,无论什么比赛,我总是想赢,跟我玩过牌或者打过球的人基本上都会恨死我,但我不会打人,更不是杀人犯,我的好斗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1990年,他一个人去肯尼亚的一个偏远洞穴探险,那里据说是某种致命病毒(Marburg virus)的发源地,如果感染上了,可能导致出血性的高烧。同年,他和他16岁的儿子在肯尼亚旅行,他们在一个狮子出没的地方钓鱼,而其他家人只能躲在车里。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20多个基因标记直接或间接地与“好斗”性格相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基因叫MAOA(单氨氧化酶),科学家把它称为“战斗基因”。这是一种性别相关的基因,位于母亲的×染色体上,所以精神病态者以男人居多,因为女孩从父母处各获取一个×染色体,而男孩只能从母亲那里获取×染色体。吉姆教授身上就有这种基因。
他认为,MAOA基因本身并不会让人暴力、疯狂甚至杀人,好斗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表达,比如好斗的人可以成为很好的CEO,或者足球运动员。
但是,如果既有高风险基因又有早期大脑损伤,比如在青春期之前,经受过严重的创伤,比如遭遇虐待或目睹残酷的暴力,就比较麻烦了,很可能会有产生暴力的倾向。
研究那些精神病态杀人犯的家庭,常常会发现他们的父母,尤其是母亲,通常有很多问题。“我之所以没有变成一个精神病态杀手,原因就在于我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如果我在幼年时期遭受虐待,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这是吉姆教授的结论——大脑损伤、基因、早期受虐或者暴力环境,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才最终导致精神病态杀手的产生。
因此,如果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与暴力相关的高风险基因,最好的办法不是给他动手术,而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自觉地避免可能目睹许多暴力的环境或社区,从而避免未来的麻烦。
吉姆教授的研究还发现了暴力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历史上为什么会存在一些特别好战的民族或文化?
假设一个国家的战争持续了七八十年,至少三代人从小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如果一个女孩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在成年后,选择配偶的时候,会倾向于找那些强硬的男人来保护自己。这样,高风险基因就会累积起来。经过几代人之后,即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国民性格里的暴力因素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血腥家族史与教授的大脑
一次偶然的机会,吉姆·法伦教授发现自己的家族史竟是一部持续了40。多年的血腥暴力史。
他的父系祖先,汤玛斯·康奈尔,因为谋杀自己的母亲被绞死,那是1673年,美洲殖民地第一起弑母案。此后每隔100年,他们家族都会出几个冷血杀手,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莉齐·博登。1892年,她被指控用斧头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和继母,但最后无罪释放。
这段血腥家族史甚至被写成一本书,《离奇凶杀》。
“对我来说,这简直像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在接受采访时,吉姆教授大笑着说,
“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精神病态杀手’的大脑,试图解释一个人是怎样变成精神病态杀手的,没想到我自己竟然有一个与精神病态杀手极为相似的大脑。”
他的大脑PET扫描显示,有两个部位——眼窝皮层和颞叶内侧,脑细胞的活跃度极低,扫描显示几乎是关闭的。这个模式与他研究过的精神病态杀手极为相似。他们的大脑都在同样的位置有过损伤,虽然损伤的情形各不相同,比如吉姆教授的损伤更像是一种功能性的缺失,而不是物理损伤。
大脑有时候是一部致命的机器
吉姆教授曾出现在美国CBS电视网的一部热门剧集《犯罪心理》中,扮演他自己,讲述了这个试验的经过。根据吉姆教授的理论,一个人要到25岁的时候,大部分的眼窝皮层才算成熟,因此大脑损伤发生的确切时间是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它决定了病态杀手的不同类型。
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早期大脑受到损伤,比如两三岁,或者刚出生的时候,他的眼窝皮层和颞叶受到损伤,从而导致大脑中负责处理伦理和道德判断的机制不起作用,他的精神变态行为往往开始干八九岁,比如纵火、性骚扰周围的女孩,等他们再长大一点,会做出一些很坏的行为,比如强奸、杀人。因为大脑的损伤,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
如果一个人是在幼儿与青春期之间,大概从4岁到10岁之间出现大脑损伤,这段时间大脑已经开始发育,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道德判断,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但他们无法抑制“掠夺者”的冲动。他们也许可以控制自己一段时间,一个月或者一年,但犯罪冲动会始终抓住他不放,就像你睡前想小便,可以忍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得去解决掉。这些人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没办法停止。
当然,还有第三种精神病态杀手。你找不到他们大脑或者基因上的缺陷,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也能控制自己,但就是享受折磨和杀人的快感,这种人是真正邪恶的。
基因决定论?
“你知道奥普拉·温弗瑞吗?美国最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她有暴食症和肥胖症,她有钱,有动机,有全世界的支持,她一直在减肥,但每次减掉一点,总是会再胖回来。为什么?”
“这与她的意志力无关,而是跟她大脑里的化学物质有关,多巴酚、血清素、5-羟色胺等,是神经传递素决定了她的行为。”
吉姆教授称,“我是不相信所谓自由意志的。有些人特别能抵制诱惑,你拿任何东西都不会让他上瘾,并非他的意志力有多强,而是他的大脑里有一些细胞在帮他做出这个决定。”
“人的确可以改变,但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遭遇巨大的创伤,也有人即使遭遇巨大的创伤仍然不会改变;二是,他们耍用一辈子的时间和精力与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对抗,比如奥普拉,如果她把一生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减肥上,我相信她能成功。”
事实上,吉姆教授身上拥有几乎所有与暴力相关的高风险基因,但他并没有变成一个杀人犯,相反,他事业成功,为人快活。
“我是一个非常好胜好斗的人,无论什么比赛,我总是想赢,跟我玩过牌或者打过球的人基本上都会恨死我,但我不会打人,更不是杀人犯,我的好斗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1990年,他一个人去肯尼亚的一个偏远洞穴探险,那里据说是某种致命病毒(Marburg virus)的发源地,如果感染上了,可能导致出血性的高烧。同年,他和他16岁的儿子在肯尼亚旅行,他们在一个狮子出没的地方钓鱼,而其他家人只能躲在车里。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20多个基因标记直接或间接地与“好斗”性格相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基因叫MAOA(单氨氧化酶),科学家把它称为“战斗基因”。这是一种性别相关的基因,位于母亲的×染色体上,所以精神病态者以男人居多,因为女孩从父母处各获取一个×染色体,而男孩只能从母亲那里获取×染色体。吉姆教授身上就有这种基因。
他认为,MAOA基因本身并不会让人暴力、疯狂甚至杀人,好斗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表达,比如好斗的人可以成为很好的CEO,或者足球运动员。
但是,如果既有高风险基因又有早期大脑损伤,比如在青春期之前,经受过严重的创伤,比如遭遇虐待或目睹残酷的暴力,就比较麻烦了,很可能会有产生暴力的倾向。
研究那些精神病态杀人犯的家庭,常常会发现他们的父母,尤其是母亲,通常有很多问题。“我之所以没有变成一个精神病态杀手,原因就在于我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如果我在幼年时期遭受虐待,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这是吉姆教授的结论——大脑损伤、基因、早期受虐或者暴力环境,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才最终导致精神病态杀手的产生。
因此,如果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与暴力相关的高风险基因,最好的办法不是给他动手术,而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自觉地避免可能目睹许多暴力的环境或社区,从而避免未来的麻烦。
吉姆教授的研究还发现了暴力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历史上为什么会存在一些特别好战的民族或文化?
假设一个国家的战争持续了七八十年,至少三代人从小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如果一个女孩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在成年后,选择配偶的时候,会倾向于找那些强硬的男人来保护自己。这样,高风险基因就会累积起来。经过几代人之后,即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国民性格里的暴力因素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