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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拥护者，我们家里有一张相片，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宋庆龄、宋子文和我祖父等都坐在第一排，祖父后面第二排站着的正好是毛泽东。正因为我祖父的身份和政治观点，使得我父亲得以与国共双方的人都有所接触，并开始了与宋庆龄、李立三等人的长期友谊。后来，父亲晚年在美国期间，还成了美国宋庆龄基金会高级副总裁。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之后，国民党开始大批捕杀共产党人，父亲那时候在英文《人民论坛报》画政治漫画，其中有一幅就揭露了蒋介石是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当时蒋介石还想密谋暗杀鲍罗廷(列宁派给孙中山的顾问)，情况比较危急，我祖父就派我父亲和大爷一起护送鲍罗廷回苏联，通过冯玉祥管辖的张家口，通过蒙古，通过西伯利亚，再到莫斯科。我祖父呢，化妆成日本商人，和我的两个姑姑，陪同宋庆龄，一起乘了苏联的轮船，到海参崴，然后也到了莫斯科。
我父亲就留在莫斯科学习绘画和新闻，姑姑和大爷也都在莫斯科学习，当时宋庆龄也留在莫斯科，我姑姑和父亲他们经常去看她。至今，我姑姑那里还保存着我父亲他们当时给宋庆龄拍的照片(从来没有对外发表过)。在莫斯科期间，父亲接触到了刊登在《晚间标准》(Evening Standards)上的David Low的政治漫画作品，它们成为他漫画的样板。他在苏联加入了共青团，并作为漫画家和记者在塔斯社、《莫斯科新闻》、《莫斯科每日新闻》工作。
1937-1938年的时候，父亲再次来到中国，之前他曾回伦敦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中国抗日战争正打得激烈，他看到中国很多进步的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反抗的绘画，认为应该把这些绘画汇聚起来，给全世界人民去看，让全世界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绘画有所了解。我觉得祖父和父亲都有这样的特点，即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并不是谁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事，而是他们自己觉得可以做，就这样去做了。
父亲决定要办这样的绘画世界巡展，就自己筹集资金，联系朋友。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进步画家表示支持，就把自己的画也加入到展览之中，将来如果这些画卖了，可以支持这个巡展。这次展览会曾在中国、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城市展出，包括上海、伦敦、牛津、爱丁堡、格拉斯哥、止第夫、巴黎(由Jean Lurcat主持开幕式)、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莫斯科、纽约、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香港。世界巡展获得了很高的国际评价，父亲不仅将中国的革命艺术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也向世界发出日本侵略者正在策划世界大战的警告，激发了许多欧洲和美国人向中国提供援助。
1938年，父亲接着在中国举办了一个既包括中国画家作品，也包括美国和欧洲画家作品的展览会。这是中西艺术家之间第一次这样的文化交流。展览会当时曾到广州、武汉和延安展出。
采访毛泽东
1938年到延安办画展的同时，父亲也作为《亚洲杂志》(Asia Magazine)和《雷诺新闻》(Raynold＇s News)的记者，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他也画了不少画，其中包括为朱德等人画的像。
在这次访问结束时，父亲向毛泽东主席提出留在中国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则向他强调，他如留在西方对中国抗战进行报道，将是更有价值的贡献。父亲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返回英国以后，他通过新闻报道、漫画和其他形式的作品绘画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雷诺德新闻》是与英国工党结盟的英国合作党(Cooperating Party)的报纸，发行量达100多万份。父亲有关中国抗日以及在延安对毛主席采访的报道，当时在头版刊登，反响很大。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父亲不能离开英国，而在苏联的露西(他的第一任妻子)也不能离开苏联，于是办了离婚手续。40年代，父亲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为英国《工人日报》工作。这期间，他与同是《工人日报》记者和英共党员的英籍犹太人贝蒂结婚，这就是我的母亲。
1946年，父亲再次作为英国《雷诺新闻》的记者来华采访。非常幸运的是，他有机会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对内战双方进行采访，既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又到延安再次见到毛主席。采访蒋介石的时候，别人只介绍说他是英国的记者，没有说明他是陈友仁的儿子，所以蒋就接待了。后来蒋介石才知道原来这个采访他的人(的父亲)是自己的"死对头"。
父亲这次回国，除了采访任务，还负有重要使命：把当时英共中央主席波立特致中共中央毛主席的第一封信带到中国。后来在东北(大约是哈尔滨)的时候，父亲见到了他的老朋友李立三，就将这封信交给了李立三，请他转交中共中央。但是，这封信后来可能丢失了。
在访问延安期间，父亲以第一手资料向中共领导人详细介绍了有关欧洲民主运动和进步运动的形势。毛主席则将亲笔签名的《论持久战》等书送给了我父亲。父亲当时又一次表达了想留在中国、留在解放区工作的意愿，不过毛主席等领导人还是没有同意。在延安窑洞中与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许多领导人的一次会见中，父亲将自己的漫画和其他绘画铺在桌子上，请他们欣赏。毛主席看过之后，却要求父亲(当时由廖承志担任翻译)协助中国共产党在伦敦创办新华新闻社伦敦办事处。毛主席强调，这不仅是他本人的要求，也是在场所有其他领导人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答应了。周恩来当时同意，一旦时机成熟，就欢迎他回来为新中国工作。
回到新中国
1947年，新华社伦敦办事处(New China News Agency London Office)成立了，这是新华社在西方的第一个分支机构，父亲以自己的房子做抵押，才凑足了开办费。他本人既任总编又兼管理，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拿最低工资。经济十分困难时，甚至以我的教育保险作为抵押借钱维持。我记得跟父亲一起去过他工作的新华社伦敦办事处，在新闻社聚集的佛里特街(Fleet Street)。
1950年初，父亲带着我一起回中国。但是因为我的大爷和父亲身份特殊，我们一到香港就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我大爷就在一个饭店里搞了一个派对，发了许多请帖，对外宣称迎接从英国来的弟弟(也就是我父亲)。我们到了饭店，刚进前门，就悄悄地从后门乘上已经安排好的车溜走了。这边，大爷还在迎接宾客，国民党特务以为我父亲在里面，就还等在门口，实际上我们已经走了。派对开始的时间，就是船启航的时间，等到船开了，大爷就跟大家宣布，"我弟弟因为有事，不能来了。"这时特务才知道父亲已经逃走了。
我们坐船先到青岛，船要停靠几个小时，父亲就带我下了船去看望一个老朋友---当地解放军的负责人(是谁我已经记不清了)，没想到等我们赶回码头，船已经开走了。船的下一站是天津，我们赶紧乘火车去追。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中国正式的边防海关是在天津，我们从青岛入境(看朋友)是非正式的，等于说我们没有正式入关(办理手续)就进入了中国。
我父亲回来之后，非常要求进步，当时通过廖承志和乔冠华(以前的老朋友)，把英国护照上交周总理。总理又把护照送回来，还托人传了句话："你留着"，这张英国护照就一直留着了。所以，除了乔冠华、廖承志等非常个别的朋友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是英国籍。后来这护照惹了事，到"文化大革命"，抄家，把护照抄出来了，说他是暗藏着的英国特务。
在新中国的20年
父亲到北京后，周总理曾邀请他到新中国的外交部做高级顾问，但父亲慎重考虑之后，觉得还是搞老本行---画画、写作、编辑等，更为适当。所以经总理同意后，他先在乔冠华负责的新华社国际新闻局工作，后来参与办英文版的《人民中国》，后来又到《北京周报》当顾问。父亲的才能在于新闻写作和绘画，但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革"，他主要的工作却是英文"改稿"---因为当时能用英文写新闻的人不多，需要他再修改润色。他就像老黄牛一样干这个工作，从来没有抱怨过。而且坚决不接受作为外国专家的优厚报酬，要求和其他同志一样待遇。唯一的要求，是每个礼拜有一天能够画画，他的漫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上面发表了。后来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参加了赴朝慰问团，郭沫若是团长，那个团是总理亲自发的中国护照，所以我父亲也拿了一个中国护照。抗美援朝的后期，他画了一张很有名的漫画---和平之前的最后五分钟，画给美国兵的，志愿军把这个画作为传单投到美国军营里。
父亲认为中国应该培养英文水平更高的写作者，他向陈毅提出计划，搞培训，用了一些西方著名的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做教材，这就成了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罪状。"文革"期间，让他打扫厕所(在外文出版社)，后来经过我们写信反映呼吁，上面答应他可以不打扫了，父亲就提出要写个总结。他中文一直不大好，因为所有同事都要练英文，只跟他说英文，他就写了一个英文总结，交给工宣队，他们也看不懂，就叫人翻译出来。等翻译好了，令人哭笑不得，他写了个打扫厕所的技术总结---厕所的什么地方要用什么工具隔多长时间该怎么打扫。可见他做什么事都那么认真。
1969年至1970年期间，父亲和他的第三任夫人陈元珍(我的母亲早已去世)以及幼子陈杰，被送到河南省新乡附近的尚乐村与农民一起生活了一年。他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农民的生活，写了大量的日记，也画了许多画。用这些素材，他后来在美国写成了《上乐村的一年》〔A Year in Upper Felicity〕。
在河南，父亲的健康状况有所恶化，1970年左右，他给总理写信，说1950年回到中国是为了工作，现在没有我做的工作，该离开了。总理安排他与廖承志谈了一次，还到中国各地参观，然后父亲离开了工作了20年的新中国，先到香港，再到美国。
新中国的"大使"
1971年，父亲到了美国。他被邀请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很多大学里面去讲演，讲述那边的人民想了解却无从了解的新中国的真实情况，还有从正面理解的"文化大革命"。1972年，美中关系变化，尼克松要访问中国，特地派班子向父亲咨询。父亲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主要提出的建议是：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注意不要打苏联牌。洛克菲勒对华比较友好，当时是纽约市长，他请我父亲到纽约州的教育部担任顾问。我父亲应该是那段时间(六七十年代)里从大陆去美国的最有背景、最有地位的人，所以非常自觉地成为新中国的"大使"，做了一些促进美中友好、合作的事情。
1972年，父亲曾私人回国了一次。那时我在工厂里被隔离审查，在我不断申诉下才放了出来。当时我就住一个7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父亲来，看到了，幽默地说："比我结婚时住的还大呢。"临走时，他问我是愿意留在中国还是跟他去美国，我选择了留下，因为我认为那时中国已到了谷底，马上就会出现非常大的新变化，我想去经历这个变化。1973年夏天，父亲率领美国第一个学者代表团访问中国。
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父亲认为美国主流对华人以及华人对美国发展的作用，都非常缺乏认识，所以他后来主要的精力就投入到研究美国华人历史上。1981年，美国Harper and Row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期研究成果《美国华人》(The Chinese of America)。
在研究美国华人历史的过程中，父亲认为对美国华人文化史的研究应当以在美国的中国戏剧为核心。他认为中国戏剧在美国华人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意义重大的特殊作用，成为广大华人不分家乡、宗派、政治观点的聚集中心和特殊的教育方式。1982年至1992年期间，父亲担任了"梨园在西方：美国华人戏剧表演艺术中心"的总裁。晚年直至逝世，父亲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对《梨园在西方∶美国的中国戏剧(1852至1986)》初稿(700页)的进一步整理上，同时改写一个适合于一般大众的简写本。
1995年，父亲病危的时候，我从北京去美国看望他，给他带去的最后礼物是中国发行的一个有孙中山像的纪念币。他把它捏在手中，抚摸它，用最大的气力试图自己拿起来看……去世后，父亲的骨灰一部分留在美国旧金山，另一部分回到中国，安放在北京八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