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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字句的热议可追溯到《新著国语文法》。重要学说有：黎锦熙的提宾说，王力的处置说，薛凤生、曹逢甫的话题说明说，叶向阳、胡文泽的致使说等，这些都属于本体研究。1993年靳洪刚首次将“把”字句与二语习得结合在一起，研究把英语作为母语者的“把”字句习得顺序，认为他们习得汉语是“语用化”的过程。此后，相关研究的论文陆续发表。基于发表于中国知网上的期刊论文数目，笔者统计如下表1。
从表1可知，相关研究集中于2011～2013年，分别有6、7、5篇。1993～2010年成果较少，但2008年有4篇论文发表。因此笔者按发表论文数量将“把”字句的二语习得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起步阶段（1994～2007）和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
一、起步阶段
（一）研究成果
“把”字句的习得研究源于海外汉语二语习得。在靳洪刚之后，Zhang发现“把”字句习得顺序呈U型发展状态。Du发现习得者生成“把”字句的数量虽低于母语者，但语法判断测试的表现与母语习得相似。此外，目的语环境下的研究也值得注意。如高小平用统计学方法验证了“把”字句的习得顺序与李向农得出的一语习得顺序成正相关。林载浩得出了以韩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习得15类“把”字句的顺序。李英、邓小宁按留学生“把”字句的使用正确率划分难易等级，进而排定教学大纲顺序。
（二）成果小结
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多采用问卷调查，也有学者，例如魏红还采用了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语料多源于问卷，靳洪刚、李宝贵、李遐、成燕燕等学者对其做了另外补充，但样本数量少，均属小规模样本考察；研究角度基本上都是进行偏误分析，总结习得顺序或偏误原因。但李遐则从认知入手，探讨偏误产生的认知原因。黄月圆从情状类型入手，探讨其与“把”字句习得的关系；研究对象多为欧美、日韩以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学习者，未涉及东南亚、非洲、美洲习得情况研究；研究结论多是对偏误进行归类并提出教学对策。但是，本阶段的研究多是通过不同水平习得者对“把”字句的掌握程度来确定“把”字句的习得顺序，然而对学生汉语水平的界定还是个难点。其次，因调查方法、题目、样本量、U型发展及回避现象等因素不尽相同，致使研究所得习得顺序有出入甚至相反。再次，研究多用语法判断测试，不能反映出实际的语言表达能力；虽采用了诸如翻译、造句、看图、口头表达等多种测试手段，但所获语料仍然有限。最后，多数研究并未用统计学方法验证数据的有效性，结果的有效性令人质疑。
二、发展阶段
（一）研究成果
此阶段的研究大致分为四类：（1）从二语习得的影响因素入手探究习得规律，如许晓华从化石化现象入手，分析“把”字句习得顺序。（2）以问卷形式探究“把”字句习得特点、策略，如高小平设置的问卷采用多选形式，之后还对习得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追踪访谈。吕桂云在题型设计上加入了翻译题。
（3）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把”字句表现分析、习得顺序和使用策略的探讨，如张宝林、许晓华、郭理慧、李柏令、由玥等都基于北语HSK动态作文语料库进行研究，郭理慧还采用了暨南大学文学院中介语语料；黄自然、肖奚强采用了南京师范大学的“60万字韩国学生中介语语料”；胡韧奋则基于汉语国际教育动态语料库进行研究。（4）分国别分析“把”字句偏误与习得研究。这一阶段对东南亚、中亚、非洲及美洲国家学生习得情况的研究也有所增加。例如，杨柳、程南昌和吕桂云对中高级越南留学生的习得情况分别进行偏误分析和习得顺序探讨；汪翔、张小克则对中级泰国学生进行考察；闻静、谢翠、盛丽则分别将初级印尼、中亚、阿拉伯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也不乏对国内少数民族学生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如马世才、李飞、金英实、李新等。
发展阶段仍把“把”字句偏误分析与习得研究作为热点，但偏误分析已从探索性、描述性阶段进入了解释性阶段。多数学者将偏误分为遗漏、误代、错序、误加四类。如在遗漏方面，除众学者提到的遗漏谓语中心词、宾语、补语、“了”外，杨柳、程南昌还提出了方位词遗漏。还有一些学者虽未按这四类进行讨论，但我们也可将他们的分类归入遗漏、误代、错序、误加中。如，朴爱华、崔桓。同类研究还有马世才、王占华、曹丽、李飞、宋洁、崔淑燕、王子嘉、李芳菲等。学者们大多提出采用隐性教学法来规避偏误，如沈丽丽、李柏令等。同时，学者们还关注了回避问题。张宝林详细论述了回避与泛化问题，认为高水平的二语者“把”字句的回避问题并不严重，习得者使用“把”字句的频率并不低，甚至比母语者还高一点，因此并不存在回避一说。但黄自然、肖奚强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回避”是二语习得者的主要偏误之一，其他多数学者也与黄、肖观点一致。由玥还发表了《留学生“把”字句偏误之回避现象》等。
（二）研究方法
此阶段多数学者仍偏重于定性分析，但也有定量实证性研究。如吕桂云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运用“卡方检验”和“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检验”的方法对统计结果进行验证。黄自然、肖奚强综合运用正确使用频率、正确率的排序及本族人的使用频率，得出韩国学生“把”字句的习得顺序，用蕴涵量表法来探讨验证，进而确定教学顺序。同时，还出现了动态分析的方法。如金英实通过考察七、八、九年级朝鲜族学生的自然习作，最终发现：七到九年级“把”字句使用率基本持平，八年级略有增多；七年级偏误最多的是“把”字句谓语，八、九年级则为“谓语前后成分”；除“谓语前后成分”外，八、九年级的偏误主要出现在“V”上；语序偏误率较低，各年级都不超过8%。
（三）研究角度
多数学者走语义研究路线，讨论过介词“把”、动词、宾语、NV之间、句式、句群等的语义特征。王占华从实践出发，在检验语义特征的解释力，并指出掌握和运用困难的基础上，主张淡化语义，从结构和时间的角度解析“把”字句，提出“把”字句教学顺序。万日升从构式角度出发，划分“把”字句的构式义项并分析义素，在此基础上进行偏误分析，给出了认知角度的解释。许晓华则从化石化角度出发，对“把”字句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四）成果小结
该阶段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之前有了较大进步，但仍存在共性问题。第一，学者们的研究仍局限于语言学视角，缺乏心理、社会文化、认知等视角下研究。第二，语料运用应充分考虑研究语料与参照语料在来源上的可比性、代表性、有效性。第三，研究语料是测试中刻意输出的，样本交际性有待提高。第四，研究多运用共时静态描写的方法，并未进行历时动态性研究，难以描述出语言习得的过程性。第五，缺少试测环节，在正式实验前应通过试测考察实验的可行性，并进行相应调整。最后，重复性二语习得研究较为罕见，重复性验证对寻找令人信服、普遍认同的答案很有必要。
三、结语
二语习得者“把”字句的习得研究仍在继续发展，研究内容、角度、理论、方法等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依然较少；研究视角也较为单一；相关本体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这些问題为我们未来的努力指明了方向。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从表1可知，相关研究集中于2011～2013年，分别有6、7、5篇。1993～2010年成果较少，但2008年有4篇论文发表。因此笔者按发表论文数量将“把”字句的二语习得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起步阶段（1994～2007）和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
一、起步阶段
（一）研究成果
“把”字句的习得研究源于海外汉语二语习得。在靳洪刚之后，Zhang发现“把”字句习得顺序呈U型发展状态。Du发现习得者生成“把”字句的数量虽低于母语者，但语法判断测试的表现与母语习得相似。此外，目的语环境下的研究也值得注意。如高小平用统计学方法验证了“把”字句的习得顺序与李向农得出的一语习得顺序成正相关。林载浩得出了以韩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习得15类“把”字句的顺序。李英、邓小宁按留学生“把”字句的使用正确率划分难易等级，进而排定教学大纲顺序。
（二）成果小结
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多采用问卷调查，也有学者，例如魏红还采用了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语料多源于问卷，靳洪刚、李宝贵、李遐、成燕燕等学者对其做了另外补充，但样本数量少，均属小规模样本考察；研究角度基本上都是进行偏误分析，总结习得顺序或偏误原因。但李遐则从认知入手，探讨偏误产生的认知原因。黄月圆从情状类型入手，探讨其与“把”字句习得的关系；研究对象多为欧美、日韩以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学习者，未涉及东南亚、非洲、美洲习得情况研究；研究结论多是对偏误进行归类并提出教学对策。但是，本阶段的研究多是通过不同水平习得者对“把”字句的掌握程度来确定“把”字句的习得顺序，然而对学生汉语水平的界定还是个难点。其次，因调查方法、题目、样本量、U型发展及回避现象等因素不尽相同，致使研究所得习得顺序有出入甚至相反。再次，研究多用语法判断测试，不能反映出实际的语言表达能力；虽采用了诸如翻译、造句、看图、口头表达等多种测试手段，但所获语料仍然有限。最后，多数研究并未用统计学方法验证数据的有效性，结果的有效性令人质疑。
二、发展阶段
（一）研究成果
此阶段的研究大致分为四类：（1）从二语习得的影响因素入手探究习得规律，如许晓华从化石化现象入手，分析“把”字句习得顺序。（2）以问卷形式探究“把”字句习得特点、策略，如高小平设置的问卷采用多选形式，之后还对习得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追踪访谈。吕桂云在题型设计上加入了翻译题。
（3）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把”字句表现分析、习得顺序和使用策略的探讨，如张宝林、许晓华、郭理慧、李柏令、由玥等都基于北语HSK动态作文语料库进行研究，郭理慧还采用了暨南大学文学院中介语语料；黄自然、肖奚强采用了南京师范大学的“60万字韩国学生中介语语料”；胡韧奋则基于汉语国际教育动态语料库进行研究。（4）分国别分析“把”字句偏误与习得研究。这一阶段对东南亚、中亚、非洲及美洲国家学生习得情况的研究也有所增加。例如，杨柳、程南昌和吕桂云对中高级越南留学生的习得情况分别进行偏误分析和习得顺序探讨；汪翔、张小克则对中级泰国学生进行考察；闻静、谢翠、盛丽则分别将初级印尼、中亚、阿拉伯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也不乏对国内少数民族学生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如马世才、李飞、金英实、李新等。
发展阶段仍把“把”字句偏误分析与习得研究作为热点，但偏误分析已从探索性、描述性阶段进入了解释性阶段。多数学者将偏误分为遗漏、误代、错序、误加四类。如在遗漏方面，除众学者提到的遗漏谓语中心词、宾语、补语、“了”外，杨柳、程南昌还提出了方位词遗漏。还有一些学者虽未按这四类进行讨论，但我们也可将他们的分类归入遗漏、误代、错序、误加中。如，朴爱华、崔桓。同类研究还有马世才、王占华、曹丽、李飞、宋洁、崔淑燕、王子嘉、李芳菲等。学者们大多提出采用隐性教学法来规避偏误，如沈丽丽、李柏令等。同时，学者们还关注了回避问题。张宝林详细论述了回避与泛化问题，认为高水平的二语者“把”字句的回避问题并不严重，习得者使用“把”字句的频率并不低，甚至比母语者还高一点，因此并不存在回避一说。但黄自然、肖奚强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回避”是二语习得者的主要偏误之一，其他多数学者也与黄、肖观点一致。由玥还发表了《留学生“把”字句偏误之回避现象》等。
（二）研究方法
此阶段多数学者仍偏重于定性分析，但也有定量实证性研究。如吕桂云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运用“卡方检验”和“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检验”的方法对统计结果进行验证。黄自然、肖奚强综合运用正确使用频率、正确率的排序及本族人的使用频率，得出韩国学生“把”字句的习得顺序，用蕴涵量表法来探讨验证，进而确定教学顺序。同时，还出现了动态分析的方法。如金英实通过考察七、八、九年级朝鲜族学生的自然习作，最终发现：七到九年级“把”字句使用率基本持平，八年级略有增多；七年级偏误最多的是“把”字句谓语，八、九年级则为“谓语前后成分”；除“谓语前后成分”外，八、九年级的偏误主要出现在“V”上；语序偏误率较低，各年级都不超过8%。
（三）研究角度
多数学者走语义研究路线，讨论过介词“把”、动词、宾语、NV之间、句式、句群等的语义特征。王占华从实践出发，在检验语义特征的解释力，并指出掌握和运用困难的基础上，主张淡化语义，从结构和时间的角度解析“把”字句，提出“把”字句教学顺序。万日升从构式角度出发，划分“把”字句的构式义项并分析义素，在此基础上进行偏误分析，给出了认知角度的解释。许晓华则从化石化角度出发，对“把”字句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四）成果小结
该阶段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之前有了较大进步，但仍存在共性问题。第一，学者们的研究仍局限于语言学视角，缺乏心理、社会文化、认知等视角下研究。第二，语料运用应充分考虑研究语料与参照语料在来源上的可比性、代表性、有效性。第三，研究语料是测试中刻意输出的，样本交际性有待提高。第四，研究多运用共时静态描写的方法，并未进行历时动态性研究，难以描述出语言习得的过程性。第五，缺少试测环节，在正式实验前应通过试测考察实验的可行性，并进行相应调整。最后，重复性二语习得研究较为罕见，重复性验证对寻找令人信服、普遍认同的答案很有必要。
三、结语
二语习得者“把”字句的习得研究仍在继续发展，研究内容、角度、理论、方法等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依然较少；研究视角也较为单一；相关本体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这些问題为我们未来的努力指明了方向。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