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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威胁到人类群体的基本生存与延续，我们通过治理与修复，使这一问题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内在的创伤、文化的失范乃至精神的移位，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完善的。因此，我们对生态文明的呼唤，必须包含着对文化复归的期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碰撞与融合，并且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过程。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化的事实，预示着“西学(工业文明)东渐”所要遭受的水土不服。然而，这种水土不服并非是显性的，而是深藏在经济高速腾飞的时代面具下，进入了社会的血液，融入了我们的文化。因此，正当我们为改革开放的撼世成果倍感自豪时，内心的隐隐作痛倏然间提醒我们：问题远没有表面看起来这般简单。
我们知道，市场机制凭借吸引高端技术进入市场，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可恢复的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表面上，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威胁到人类群体的基本生存与延续，我们通过治理与修复，可能对这个问题做出一定的改善，并且，这种改善的成果也是可见的。但是，内在的创伤、文化的失范乃至精神的移位，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完善的，它需要我们持续地将一种信念置于心中去尊重和守护。
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科学化管控机制，将现代严谨的科学主义精神引入技术生产规范中，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兴盛。但由于资本逻辑的直接目的是现实的利润最大化，那么将必然导致现实回报的最大化被转化为生产甚至生活的隐性目的。现实的经济日的，成为人的生存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显得非常危险，物质利益至上往往会会消磨我们对道德与理想的渴望，人与人的本真关系被以货币为中介的资本关系所取代，必然使人陷入极强的功利主义与世俗主义。更为极端的情况是，缺乏生命之根且充满焦虑的社会成员迫于寻求一个超验的价值支点，而盲目地走向对技术理性的过度崇拜，从而将科学技术神化并将其认可为一种新的宗教。
因此，我们对生态文明的呼唤，必须包含着对文化复归的期冀，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转型，必须蕴藏着对其文化内因的深刻理解。
对生态文明中“文化”内因的理解
很少有人能够把生态与文化联系在一起，通常的看法是，生态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或生物地理学的概念，它包含了一个生命群体生存所需的诸多地理环境因素。而生态系统，则是生物群落问相互作用并发生能量流动过程的自然系统。但是，从词源学的角度，生态(Exo-)一浏的词根，起源于希腊语，本意就是我们的家，或者生活的环境。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生态的概念是一个泛指慨念，可以被用来定义与人的现实生活相关的各种因素的集合。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社会步人小康社会的重要要求，这就是一个将自然环境与社会和谐相互融合的一个理解方式，生态环境的绿色可持续推进小康社会进程与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本身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深层指向。
人既是一种经验性存在，又是一种超验性存在。人作为一种依托于客观环境生存的生物，在与周边的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这个意义上，体现了他的经验性本质。的确，人如果丧失了经验维度，就不能现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的一切生命活动也就失去了持续的支撑。但把人与动物相区分开的，则在于人的超验性存在维度，人的意识思维情感与理智，丰富了人的本质与内涵，增强了人的这种生命独特性，维护了人作为人、人不是动物的权力。以此观之，在我们谈到“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转型”这种关乎人类社会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并不能将“生态”限定在一个抽象自然的狭义概念中，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狭义，相对来说，也缺乏“人性”。
相反，我们在保证人类的物质生存环境得到一个稳定持续的恢复与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彰显一种强烈的主体在场原则与文化在场原则。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对象化活动的前提预设，对象性活动本身又是人类实现本质价值的唯一途径，那么自然在人的类本质高度上便具备了价值尺度。但是，价值尺度是任何一种经验事物所难以承担的，毕竟任何经验存在的价值标准都存在着被超越的可能性。因此，自然必须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并且是在一种能够沟通人的经验生活与超验生活的现实实践中，才能实现其完整的含义与价值的实现。笔者认为，这种独特的实践，就是人的文化实践。由此，我们能够为“生态文明”的概念作出三点解释：
首先，“生态文明”必然是与人相关的对象性概念。如果自然不构成人类实践的对象，那么它本身就失去意义，自在自然仅仅在自然科学理论领域才成为研究对象，这意味着它也就无法在经验世界对人产生现实的影响，然而生态问题本身被人类社会关注的前提，就是它被定义为能够对全人类的生存状态都产生巨大影响的自然环境集合，那么，“生态”必然是对象性概念。
其次，“生态文明”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性概念。社会作为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体，超越了狭义的容器象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就是人就是自然。同理，在生态文明语境中，生态本身也是一个超越性范畴，它不仅仅意味着对人与其生存环境中诸多因素的包含，甚至生态也是人。生态文明中并非只涵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蕴藏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甚至这种社会交往环境比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更大、更直接，而人与人的交往本身也与生存环境上的现实问题相互交流。在工业文明旗帜下的社会交往是一种异化性质的交往，资本作为人类交往的中介反而成为交往的目的，因此，这种异化交往向生存环境视野中的渗透，构成了当今大量环境问题的社会诱因。
再次，“生态文明”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文化概念。可以说，“生态”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注定了文化的内因在生态文明中的出现。文化在生态文明中，表现为对人类的精神生存环境的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沟通，是这个社会中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模式，那么相对于一个社会成员来说，他的亲人、朋友、同事等社会关系构成了他最基本的生活环境，也就是他的文化生活环境，这种文化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也是长期的，坚实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体，由于社会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最基本的，也是相对复杂的，社会意义上的积极的文化生态，甚至能够培养主体潜意识的对这种不良文化侵入的免疫力；而如果社会文化本身遭受污染，那么这种积极的文化意识就必然是缺乏支撑的。因此，笔者认为，正是由于生态文明的概念中具有文化这一层含义，才能够帮助人们在改善物质生存环境的同时，引起他们对本质的人的超验生存状态的重视，帮助他们反思现有的精神生活的匮乏以及精神生态圈的沦陷。
中国生态文明转型的文化价值引导
基于以上对生态文明概念的分析，我们看到，生态文明的性质意味着它必然是一个具有极强包容性的概念，同时注定了生态文明必然是一个关涉地球所有人的全球性问题。而生态文明中包含的对社会与文化层次的理解，直接提醒我们在处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时，必 须要重视这一文化维度。只有这样，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转型才更加自觉。
现实中，生态文明的转型任重道远，因为它是一个涉及全球诸多利益主体的巨大变革，虽然在理念上，它的转型意义重大，但在经验操作中，形势则不容乐观。一方而，技术理性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对当下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新的绿色文化思潮需要持续培育，因此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举措，短期内很难产生明显效果。另一方面，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被强而有力的工业文明文化体系所控制，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对现实利益的超越，任何方面的改变都会影响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社会架构，于是我们采取的任何方案都需要循序渐进，并需要具备历史视角。那么，针对这两个方面，我们必须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并在国家战略的意义上对它进行引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对细节问题进行微调，对社会公众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引导，以求实现最佳的效果。
首先，全社会需要加强现代生态文明观的文化价值渗透。虽然我国对生态文明转型的推进是有力的，但是这种忽略文化价值视角的单方面推进必然是效果不佳的，有如失去一边轮子的车，只能原地打转。因此，必须从生态文明中衍生出文化价值匡正的维度，我们的文明转型才能够沿着预期目标有条不紊地前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生态文明转型是一个全球性进程，而不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那么文明转型中的文化价值宣传也应该具有全球性视野，力求从人类全局的价值视角去思考问题。然而，这种话语系统也并非完全忽视了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它只是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考察中国现状，力求以一种包容性的视野给予解释的方式或方案。
其次，要注意消解社会文化中的极端拜金主义风气，匡正对近代科学精神的误解。近代科学主义不是拜金主义，更不是技术理性，而是一种以科学的方法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观点与态度。事实上，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为18世纪工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众所周知，18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凝聚着从17世纪早期复兴的近代经验主义的科学实证精神。弗朗西斯·培根——一个被马克思成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的英国哲学家——其对中世纪经验哲学严重阻碍科学进步所进行的尖锐批判，构成了这种近代经验论的最初内容与主题。他对科学的崇拜和对经验认识方法的肯定，带动了整个近代哲学的复归以及实验科学的发展。在这个思想背景下，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诸多学科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直接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技术基础，并引导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机时代。那么，科学主义精神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重要内驱力，本来是具有鲜明的历史意义的，但是，将科学精神等同于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或在现实生活中盲目地崇拜科学的力量，则违法了科学精神的初衷。与之相反，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看，对物质财富的不懈而忘我钻研的奉献精神，与未经实验验证则不相信任何结果的怀疑精神，才是科学精神的真正灵魂。
再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文化发展之路提供保障。文化建设问题是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主题，文化产业链条通过独特的产品形式完全融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将文化产业与低碳经济模式相融合，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意义不大，但内在意义却非同小可。理论上文化产品构成了最末端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直接背景。人是一种文化动物，文化的力量就是在纤毫之间对人的抉择与观念造成影响。文化视角下的生态文明是绿色、真诚、和谐为基础的创新型文化交互模式，而这种创新模式最难以传达的群体却是文化产业的主要作用群体，文化产品将全新的文化体系以及文化主题，推广与渗透到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中去，这种影响将是深入且长久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能够培养社会公众树立一种环境保护意识，尝试一种绿色生活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全民动员对反生态行为的对抗与拒斥，从而在公民义务与生态道德方面对生态文明的转型给予推进，也在物质环境改善上起到促进作用。
总之，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将是一个持续的历史生成过程，我们需要以一种平常心态来面对这一过程。同样的，恰恰由于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需要认识到它绝不是某种突变的或偶然的，而是一个全社会新的文化价值的培育过程。通过文化，我们意识到人在这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内所扮演的多重角色，让我们看到人在经验与超验的双重维度上融入这个“生态文明”的历史过程。文化的在场，凸显了当代中国生态文明转型的全新视野，也暗含了深陷现代性焦虑重压下的个体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期待。也许现在我们无法考察这种期待会是怎样一种结果，但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只有在不断的谋划中，人类才有可能自信地把握未来、走向未来。(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哲学系直博研究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碰撞与融合，并且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过程。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化的事实，预示着“西学(工业文明)东渐”所要遭受的水土不服。然而，这种水土不服并非是显性的，而是深藏在经济高速腾飞的时代面具下，进入了社会的血液，融入了我们的文化。因此，正当我们为改革开放的撼世成果倍感自豪时，内心的隐隐作痛倏然间提醒我们：问题远没有表面看起来这般简单。
我们知道，市场机制凭借吸引高端技术进入市场，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可恢复的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表面上，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威胁到人类群体的基本生存与延续，我们通过治理与修复，可能对这个问题做出一定的改善，并且，这种改善的成果也是可见的。但是，内在的创伤、文化的失范乃至精神的移位，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完善的，它需要我们持续地将一种信念置于心中去尊重和守护。
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科学化管控机制，将现代严谨的科学主义精神引入技术生产规范中，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兴盛。但由于资本逻辑的直接目的是现实的利润最大化，那么将必然导致现实回报的最大化被转化为生产甚至生活的隐性目的。现实的经济日的，成为人的生存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显得非常危险，物质利益至上往往会会消磨我们对道德与理想的渴望，人与人的本真关系被以货币为中介的资本关系所取代，必然使人陷入极强的功利主义与世俗主义。更为极端的情况是，缺乏生命之根且充满焦虑的社会成员迫于寻求一个超验的价值支点，而盲目地走向对技术理性的过度崇拜，从而将科学技术神化并将其认可为一种新的宗教。
因此，我们对生态文明的呼唤，必须包含着对文化复归的期冀，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转型，必须蕴藏着对其文化内因的深刻理解。
对生态文明中“文化”内因的理解
很少有人能够把生态与文化联系在一起，通常的看法是，生态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或生物地理学的概念，它包含了一个生命群体生存所需的诸多地理环境因素。而生态系统，则是生物群落问相互作用并发生能量流动过程的自然系统。但是，从词源学的角度，生态(Exo-)一浏的词根，起源于希腊语，本意就是我们的家，或者生活的环境。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生态的概念是一个泛指慨念，可以被用来定义与人的现实生活相关的各种因素的集合。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社会步人小康社会的重要要求，这就是一个将自然环境与社会和谐相互融合的一个理解方式，生态环境的绿色可持续推进小康社会进程与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本身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深层指向。
人既是一种经验性存在，又是一种超验性存在。人作为一种依托于客观环境生存的生物，在与周边的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这个意义上，体现了他的经验性本质。的确，人如果丧失了经验维度，就不能现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的一切生命活动也就失去了持续的支撑。但把人与动物相区分开的，则在于人的超验性存在维度，人的意识思维情感与理智，丰富了人的本质与内涵，增强了人的这种生命独特性，维护了人作为人、人不是动物的权力。以此观之，在我们谈到“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转型”这种关乎人类社会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并不能将“生态”限定在一个抽象自然的狭义概念中，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狭义，相对来说，也缺乏“人性”。
相反，我们在保证人类的物质生存环境得到一个稳定持续的恢复与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彰显一种强烈的主体在场原则与文化在场原则。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对象化活动的前提预设，对象性活动本身又是人类实现本质价值的唯一途径，那么自然在人的类本质高度上便具备了价值尺度。但是，价值尺度是任何一种经验事物所难以承担的，毕竟任何经验存在的价值标准都存在着被超越的可能性。因此，自然必须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并且是在一种能够沟通人的经验生活与超验生活的现实实践中，才能实现其完整的含义与价值的实现。笔者认为，这种独特的实践，就是人的文化实践。由此，我们能够为“生态文明”的概念作出三点解释：
首先，“生态文明”必然是与人相关的对象性概念。如果自然不构成人类实践的对象，那么它本身就失去意义，自在自然仅仅在自然科学理论领域才成为研究对象，这意味着它也就无法在经验世界对人产生现实的影响，然而生态问题本身被人类社会关注的前提，就是它被定义为能够对全人类的生存状态都产生巨大影响的自然环境集合，那么，“生态”必然是对象性概念。
其次，“生态文明”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性概念。社会作为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体，超越了狭义的容器象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就是人就是自然。同理，在生态文明语境中，生态本身也是一个超越性范畴，它不仅仅意味着对人与其生存环境中诸多因素的包含，甚至生态也是人。生态文明中并非只涵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蕴藏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甚至这种社会交往环境比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更大、更直接，而人与人的交往本身也与生存环境上的现实问题相互交流。在工业文明旗帜下的社会交往是一种异化性质的交往，资本作为人类交往的中介反而成为交往的目的，因此，这种异化交往向生存环境视野中的渗透，构成了当今大量环境问题的社会诱因。
再次，“生态文明”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文化概念。可以说，“生态”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注定了文化的内因在生态文明中的出现。文化在生态文明中，表现为对人类的精神生存环境的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沟通，是这个社会中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模式，那么相对于一个社会成员来说，他的亲人、朋友、同事等社会关系构成了他最基本的生活环境，也就是他的文化生活环境，这种文化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也是长期的，坚实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体，由于社会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最基本的，也是相对复杂的，社会意义上的积极的文化生态，甚至能够培养主体潜意识的对这种不良文化侵入的免疫力；而如果社会文化本身遭受污染，那么这种积极的文化意识就必然是缺乏支撑的。因此，笔者认为，正是由于生态文明的概念中具有文化这一层含义，才能够帮助人们在改善物质生存环境的同时，引起他们对本质的人的超验生存状态的重视，帮助他们反思现有的精神生活的匮乏以及精神生态圈的沦陷。
中国生态文明转型的文化价值引导
基于以上对生态文明概念的分析，我们看到，生态文明的性质意味着它必然是一个具有极强包容性的概念，同时注定了生态文明必然是一个关涉地球所有人的全球性问题。而生态文明中包含的对社会与文化层次的理解，直接提醒我们在处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时，必 须要重视这一文化维度。只有这样，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转型才更加自觉。
现实中，生态文明的转型任重道远，因为它是一个涉及全球诸多利益主体的巨大变革，虽然在理念上，它的转型意义重大，但在经验操作中，形势则不容乐观。一方而，技术理性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对当下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新的绿色文化思潮需要持续培育，因此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举措，短期内很难产生明显效果。另一方面，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被强而有力的工业文明文化体系所控制，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对现实利益的超越，任何方面的改变都会影响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社会架构，于是我们采取的任何方案都需要循序渐进，并需要具备历史视角。那么，针对这两个方面，我们必须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并在国家战略的意义上对它进行引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对细节问题进行微调，对社会公众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引导，以求实现最佳的效果。
首先，全社会需要加强现代生态文明观的文化价值渗透。虽然我国对生态文明转型的推进是有力的，但是这种忽略文化价值视角的单方面推进必然是效果不佳的，有如失去一边轮子的车，只能原地打转。因此，必须从生态文明中衍生出文化价值匡正的维度，我们的文明转型才能够沿着预期目标有条不紊地前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生态文明转型是一个全球性进程，而不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那么文明转型中的文化价值宣传也应该具有全球性视野，力求从人类全局的价值视角去思考问题。然而，这种话语系统也并非完全忽视了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它只是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考察中国现状，力求以一种包容性的视野给予解释的方式或方案。
其次，要注意消解社会文化中的极端拜金主义风气，匡正对近代科学精神的误解。近代科学主义不是拜金主义，更不是技术理性，而是一种以科学的方法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观点与态度。事实上，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为18世纪工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众所周知，18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凝聚着从17世纪早期复兴的近代经验主义的科学实证精神。弗朗西斯·培根——一个被马克思成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的英国哲学家——其对中世纪经验哲学严重阻碍科学进步所进行的尖锐批判，构成了这种近代经验论的最初内容与主题。他对科学的崇拜和对经验认识方法的肯定，带动了整个近代哲学的复归以及实验科学的发展。在这个思想背景下，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诸多学科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直接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技术基础，并引导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机时代。那么，科学主义精神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重要内驱力，本来是具有鲜明的历史意义的，但是，将科学精神等同于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或在现实生活中盲目地崇拜科学的力量，则违法了科学精神的初衷。与之相反，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看，对物质财富的不懈而忘我钻研的奉献精神，与未经实验验证则不相信任何结果的怀疑精神，才是科学精神的真正灵魂。
再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文化发展之路提供保障。文化建设问题是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主题，文化产业链条通过独特的产品形式完全融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将文化产业与低碳经济模式相融合，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意义不大，但内在意义却非同小可。理论上文化产品构成了最末端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直接背景。人是一种文化动物，文化的力量就是在纤毫之间对人的抉择与观念造成影响。文化视角下的生态文明是绿色、真诚、和谐为基础的创新型文化交互模式，而这种创新模式最难以传达的群体却是文化产业的主要作用群体，文化产品将全新的文化体系以及文化主题，推广与渗透到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中去，这种影响将是深入且长久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能够培养社会公众树立一种环境保护意识，尝试一种绿色生活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全民动员对反生态行为的对抗与拒斥，从而在公民义务与生态道德方面对生态文明的转型给予推进，也在物质环境改善上起到促进作用。
总之，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将是一个持续的历史生成过程，我们需要以一种平常心态来面对这一过程。同样的，恰恰由于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需要认识到它绝不是某种突变的或偶然的，而是一个全社会新的文化价值的培育过程。通过文化，我们意识到人在这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内所扮演的多重角色，让我们看到人在经验与超验的双重维度上融入这个“生态文明”的历史过程。文化的在场，凸显了当代中国生态文明转型的全新视野，也暗含了深陷现代性焦虑重压下的个体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期待。也许现在我们无法考察这种期待会是怎样一种结果，但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只有在不断的谋划中，人类才有可能自信地把握未来、走向未来。(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哲学系直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