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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都处于一个“新常态”，各方面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更加凸显，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其中，道德问题尤为引人注目，相对于我国经济目前的经济水平，人们的道德水平却显得相对滞后甚至可以说出现了特殊的“断层”现象。为维持“新常态”下的良好发展，本文认为必须对当前的出现的一系列道德问题进行原因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 新常态 道德 失范
作者简介：段升财，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8.235
蔡元培曾讲过：“道德之效，在本诸社会国家之兴隆，以增进各人之幸福”。“新常态”下我国各个方面虽然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但其中仍有一些问题不容忽视，尤其关乎道德的问题。在物质生活已经得到较大提高的今天，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精神生活，而当前出现的一系列负面现象，不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更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道德事件导致社会焦虑的产生，甚至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世风日下的时代，这对于“新常态”下我们的经济社会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因此采取及时适当的措施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解决，“对症下药”，迫在眉睫，前提则是对这些道德问题发生的原因进行反思与分析。
一、 社会经济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迅猛提升，当前各方面处于“新常态”的条件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中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从温饱到小康，一跃千丈，得到了巨大改善。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也被打破。传统社会中，大部分时间人们相对生活在熟人群体之间，人与人的交往十分密切，相互协作，相互依存，有一套相对固定的为群体所认同的调整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这套道德准则为每一个群体成员规定了自身在群体之中的地位和角色，并得到了群体成员较好的维护与遵守。而在目前大机器生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却越来越冷淡，这与交通、通信的愈加便捷形成了背反，原子化、个体式现象更加凸显，城市中甚至出现了邻里相邻数年而不知为谁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的群体意识开始衰落，个体道德自律意识也开始下降，因为人们的生活几乎可以独立于群体之外，不再需要十分密切的协作以求生存，群体共同道德准则的效用和约束力大打折扣。人们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人们违反道德的成本降低，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实施了不道德行为可以很快流动到另一个地方。例如，一个人在地上随地乱扔垃圾，由于流动性，扔垃圾时周围的人大多与其没有交集，此后有交集的可能性也很小，而行为人本身又会马上流动到其他地方，这一地方的人更不知道其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这便减轻了其内心的自我谴责。从另一角度来看，发现此类不道德行为的路人，也因为流动性，既不与当事人有交集，也不会长久处于不道德行为发生地，因此责任意识降低，便不会去批判、指正此种不道德行为，这也降低了行为人违反道德的成本。
“新常态”下经济全球化仍在发展，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更加突出。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外的各种思想价值观念也在不断涌入国内，尤其是当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信息传播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我们在享受互联网信息丰富、快捷的同时，一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也趁机传入国内，并有进一步发展之势头，例如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这些价值观念的传播对当前我国转型时期中的社会民众的道德认知判断产生了很大程度不良影响，在一些人眼中金钱已成了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标准，判断一人成功与否与价值大小的尺度也是其拥有财富的多少，部分为商者，假冒伪劣不负责；为官者，权钱交易不畏法；为民者，唯利是图不知耻。
“新常态”下，政府虽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我国的贫富差距仍然较大。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的情况导致了人们心理失衡，盲目攀比，更加剧上述拜金主义的恶俗，其中既有普通人的心理因素，也有富者为富不仁和社会压力等因素，这都使得道德的约束力日益式微。另外，商品经济下，竞争机制的作用愈加突出，一些大众媒介便无视社会影响，只关心自身利益，片面、夸大甚至故意歪曲某些事实，哗众取宠，违背公序良俗。例如，近日上海一女士在地铁吃凤爪并随地乱扔一事，引发舆论关注，然而时隔几日，在网却爆出了这样一则新闻《地铁“鸡爪女”身价不降反升》，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二、社会政治原因分析
“新常态”下，为了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国，保持党的先进性，一大批老虎苍蝇相继被绳之以法，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然而正是这一批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长期居于高位而不自律，更不去了解民情、体察民意，为老百姓解决困难，办实事。这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他们本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榜样和言行的风向标，却成了反面教材。“君上者，民之仪也；有司执政者，民之表也；迩臣便僻者，群扑之伦也，故仪不正则民失，表不端则百姓乱”，官员尚且不能具备良好的品质，如何引导普罗大众走向道德，走向和谐。
目前，我们的各项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但仍然存在不少的漏洞，其中道德回报机制的缺陷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也是急需完善的一方面。“道德回报机制是指人们以利益作为对个体行为善恶责任或其道德品质高地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评价和调节方式，即社会生活中的组织和个人在自觉和自发自发的评价道德主体的行为动机和效果的善恶的基础上，对主体进行物质或精神的褒贬”。近几年来，屡屡爆出的扶人被讹事件引发了人们扶与不扶的道德讨论，除了被扶者的个人原因，道德回报机制的缺陷也是引发人们“扶不起”忧虑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如果有规定在扶人事件中，若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是扶人者或者被扶者哪一方的责任，不管被扶者作何言论，由政府相关机构保障扶人者的利益并负责被扶者医疗问题，那么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或者至少没有这么严重。比较典型一则案例是发生在河南的一起扶人被讹事件，2104年2月10日一小伙在路上遇到一老人摔倒在地，便好心将其搀起，不想却被老人指为是撞人者，幸亏最终监控摄像还了小伙清白，保留了一份道德的火种。这样的高成本道德行为无成本的不作为以及低成本不道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心寒。再以每年举办的《感动中国》为例，评选出来的人物肯定是毋庸置疑其道德水平的 ，但他们的事迹要么是轰轰烈烈，要么是奉终其一生的奉献，与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有一定距离，再加上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这些人物对大部分群众来说都不是身边人，所以感触深度就打了折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仓廪实而知礼节，颁奖典礼上都是只给予这些人物精神鼓励，而没有体现适度的物质性的奖励，这也是《感动中国》影响持续性没那么高原因之一，还是道德回报机制缺陷的一大体现。 “新常态”下意识形态信仰程度不够是产生一系列道德问题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当前意识形态信仰不但在党员干部中缺乏坚定性（这反映在一系列官员的贪腐案件上），在普通民众中也只占有十分有限的“市场”。当前意识形态的宣传，对于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以及劝人行善止恶的思想的强调程度不够，并且除了在领导人讲话中，鲜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和在国人心中潜在认同的表达方式，很多词汇都是创新词与外来词，这是意识形态内化的重大阻碍。
三、 社会文化原因分析
经济、政治、文化相互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互为彼此。在论述社会政治原因时所提及的意识形态信仰亦可划分为社会文化原因 ，但考虑到意识形态更多的涉及政治因素，遂将其划分为社会政治原因。而对于一般信仰须另作分析。“新常态”下，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进一步被打破，完善的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深入人心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成，而此时外来思想文化又不断涌入。“市场经济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以抑制人的私欲为核心的道德倾向……个人欲望一旦被解禁，就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这一“真空”时期，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以及道德认同受到了冲击，甚至发生了混乱。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佛、道信仰以及儒家规范在民间虽然日益解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市场”，并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除去迷信的一面，其劝人行善止恶的中心意旨还是值得充分研究与利用的。关于信仰，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从无真正信仰，所崇拜的从来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而任何信仰都绝不是抽象的、纯粹的、空洞的，任何信仰都与人们安居乐业的追求密不可分，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人的信仰与西方基督信仰等并无二致。如果说道德是一株树，那么信仰则是其根系。根系不深，枝叶不盛；枝叶繁茂，根系愈牢。
谈文化，不可不谈教育。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一致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蔡元培也说过：“教育者，养成人性之事业也”。教育主要在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具有很大自主性，父母是孩子一切言行的最早启蒙老师，而目前在我国众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祖辈与父辈的双重疼爱很容易变质为溺爱，他们尽一切努力满足孩子，甚至让孩子肆意妄为，完全将德育弃之而不顾。目前又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父母“低龄化”，这并不是指年龄，而是指心理成熟度，这是独生子女的衍生后果。这些“低龄化”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便将其交给上一代教养，鲜有过问，他们中的一些本身思想道德境界就不高，更难为孩子做出一个良好的榜样，这对于儿童道德的培育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另外，家庭美德的缺失是影响个人品德以及社会公德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在家庭中受到伤害的人无处发泄，便将社会作为其发泄的对象，往往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学校教育虽然有明确的积极的目标，但在具体执行上却存在较大问题，其中主要的便是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脱离。目前学校的德育往往只注重空洞的道德说教，很少让学生亲身实践体会，这是无法让学生产生深刻共鸣的，也无法让学生感受道德实践所带来的光荣感和使命感，领悟道德教育的意义，效果自然不会太好。英国教育家洛克说过：“一切德行与美善的原则在于克制理性所不容许的欲望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和增进靠习惯，而要是这种能力容易的、熟练地发挥，则靠及早的实践”。另一方面，由于各种体制的影响，学校的功利化教育依然严重，大部分学校将升学率和就业率作为重中之重，而把道德教育弃之一旁，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
“新常态”下出现的各种道德问题，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需要我们综合思考，对症下药。以下措施或许会有一定作用：一是进一步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二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道德、信仰教育，保持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道德实践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定期开展爱心帮扶活动，并呼吁人们提高责任意识，勇于同不道德行为作斗爭，曝光不道德行为，提高不道德成本。四是重视传统美德以及宗教道德，发掘关于道德标准的民间通俗用语，并加以充分利用。五是健全道德回报机制，对于道德典型要大力宣传，不但公开给予精神鼓励，也要公开给予适当的物质回报，让全社会真正形成荣辱观，让每一个公民把名誉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只有出自衷心的羞耻心和不愿见恶于人的畏惧心才是一种真正的约束”。
只有道德高塔建设好了，才能为“新常态”下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北京：中华书局.2009.
[3]马春喜、于伟峰.浅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约束力下降的原因.菏泽学院报.2009（3）.
[4]巩军伟.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与道德治理.西北师大学报.2014（6）.
[5][英]洛克著. 傅任敢译.教育漫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 新常态 道德 失范
作者简介：段升财，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8.235
蔡元培曾讲过：“道德之效，在本诸社会国家之兴隆，以增进各人之幸福”。“新常态”下我国各个方面虽然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但其中仍有一些问题不容忽视，尤其关乎道德的问题。在物质生活已经得到较大提高的今天，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精神生活，而当前出现的一系列负面现象，不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更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道德事件导致社会焦虑的产生，甚至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世风日下的时代，这对于“新常态”下我们的经济社会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因此采取及时适当的措施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解决，“对症下药”，迫在眉睫，前提则是对这些道德问题发生的原因进行反思与分析。
一、 社会经济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迅猛提升，当前各方面处于“新常态”的条件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中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从温饱到小康，一跃千丈，得到了巨大改善。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也被打破。传统社会中，大部分时间人们相对生活在熟人群体之间，人与人的交往十分密切，相互协作，相互依存，有一套相对固定的为群体所认同的调整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这套道德准则为每一个群体成员规定了自身在群体之中的地位和角色，并得到了群体成员较好的维护与遵守。而在目前大机器生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却越来越冷淡，这与交通、通信的愈加便捷形成了背反，原子化、个体式现象更加凸显，城市中甚至出现了邻里相邻数年而不知为谁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的群体意识开始衰落，个体道德自律意识也开始下降，因为人们的生活几乎可以独立于群体之外，不再需要十分密切的协作以求生存，群体共同道德准则的效用和约束力大打折扣。人们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人们违反道德的成本降低，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实施了不道德行为可以很快流动到另一个地方。例如，一个人在地上随地乱扔垃圾，由于流动性，扔垃圾时周围的人大多与其没有交集，此后有交集的可能性也很小，而行为人本身又会马上流动到其他地方，这一地方的人更不知道其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这便减轻了其内心的自我谴责。从另一角度来看，发现此类不道德行为的路人，也因为流动性，既不与当事人有交集，也不会长久处于不道德行为发生地，因此责任意识降低，便不会去批判、指正此种不道德行为，这也降低了行为人违反道德的成本。
“新常态”下经济全球化仍在发展，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更加突出。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外的各种思想价值观念也在不断涌入国内，尤其是当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信息传播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我们在享受互联网信息丰富、快捷的同时，一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也趁机传入国内，并有进一步发展之势头，例如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这些价值观念的传播对当前我国转型时期中的社会民众的道德认知判断产生了很大程度不良影响，在一些人眼中金钱已成了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标准，判断一人成功与否与价值大小的尺度也是其拥有财富的多少，部分为商者，假冒伪劣不负责；为官者，权钱交易不畏法；为民者，唯利是图不知耻。
“新常态”下，政府虽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我国的贫富差距仍然较大。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的情况导致了人们心理失衡，盲目攀比，更加剧上述拜金主义的恶俗，其中既有普通人的心理因素，也有富者为富不仁和社会压力等因素，这都使得道德的约束力日益式微。另外，商品经济下，竞争机制的作用愈加突出，一些大众媒介便无视社会影响，只关心自身利益，片面、夸大甚至故意歪曲某些事实，哗众取宠，违背公序良俗。例如，近日上海一女士在地铁吃凤爪并随地乱扔一事，引发舆论关注，然而时隔几日，在网却爆出了这样一则新闻《地铁“鸡爪女”身价不降反升》，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二、社会政治原因分析
“新常态”下，为了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国，保持党的先进性，一大批老虎苍蝇相继被绳之以法，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然而正是这一批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长期居于高位而不自律，更不去了解民情、体察民意，为老百姓解决困难，办实事。这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他们本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榜样和言行的风向标，却成了反面教材。“君上者，民之仪也；有司执政者，民之表也；迩臣便僻者，群扑之伦也，故仪不正则民失，表不端则百姓乱”，官员尚且不能具备良好的品质，如何引导普罗大众走向道德，走向和谐。
目前，我们的各项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但仍然存在不少的漏洞，其中道德回报机制的缺陷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也是急需完善的一方面。“道德回报机制是指人们以利益作为对个体行为善恶责任或其道德品质高地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评价和调节方式，即社会生活中的组织和个人在自觉和自发自发的评价道德主体的行为动机和效果的善恶的基础上，对主体进行物质或精神的褒贬”。近几年来，屡屡爆出的扶人被讹事件引发了人们扶与不扶的道德讨论，除了被扶者的个人原因，道德回报机制的缺陷也是引发人们“扶不起”忧虑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如果有规定在扶人事件中，若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是扶人者或者被扶者哪一方的责任，不管被扶者作何言论，由政府相关机构保障扶人者的利益并负责被扶者医疗问题，那么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或者至少没有这么严重。比较典型一则案例是发生在河南的一起扶人被讹事件，2104年2月10日一小伙在路上遇到一老人摔倒在地，便好心将其搀起，不想却被老人指为是撞人者，幸亏最终监控摄像还了小伙清白，保留了一份道德的火种。这样的高成本道德行为无成本的不作为以及低成本不道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心寒。再以每年举办的《感动中国》为例，评选出来的人物肯定是毋庸置疑其道德水平的 ，但他们的事迹要么是轰轰烈烈，要么是奉终其一生的奉献，与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有一定距离，再加上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这些人物对大部分群众来说都不是身边人，所以感触深度就打了折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仓廪实而知礼节，颁奖典礼上都是只给予这些人物精神鼓励，而没有体现适度的物质性的奖励，这也是《感动中国》影响持续性没那么高原因之一，还是道德回报机制缺陷的一大体现。 “新常态”下意识形态信仰程度不够是产生一系列道德问题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当前意识形态信仰不但在党员干部中缺乏坚定性（这反映在一系列官员的贪腐案件上），在普通民众中也只占有十分有限的“市场”。当前意识形态的宣传，对于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以及劝人行善止恶的思想的强调程度不够，并且除了在领导人讲话中，鲜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和在国人心中潜在认同的表达方式，很多词汇都是创新词与外来词，这是意识形态内化的重大阻碍。
三、 社会文化原因分析
经济、政治、文化相互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互为彼此。在论述社会政治原因时所提及的意识形态信仰亦可划分为社会文化原因 ，但考虑到意识形态更多的涉及政治因素，遂将其划分为社会政治原因。而对于一般信仰须另作分析。“新常态”下，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进一步被打破，完善的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深入人心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成，而此时外来思想文化又不断涌入。“市场经济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以抑制人的私欲为核心的道德倾向……个人欲望一旦被解禁，就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这一“真空”时期，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以及道德认同受到了冲击，甚至发生了混乱。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佛、道信仰以及儒家规范在民间虽然日益解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市场”，并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除去迷信的一面，其劝人行善止恶的中心意旨还是值得充分研究与利用的。关于信仰，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从无真正信仰，所崇拜的从来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而任何信仰都绝不是抽象的、纯粹的、空洞的，任何信仰都与人们安居乐业的追求密不可分，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人的信仰与西方基督信仰等并无二致。如果说道德是一株树，那么信仰则是其根系。根系不深，枝叶不盛；枝叶繁茂，根系愈牢。
谈文化，不可不谈教育。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一致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蔡元培也说过：“教育者，养成人性之事业也”。教育主要在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具有很大自主性，父母是孩子一切言行的最早启蒙老师，而目前在我国众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祖辈与父辈的双重疼爱很容易变质为溺爱，他们尽一切努力满足孩子，甚至让孩子肆意妄为，完全将德育弃之而不顾。目前又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父母“低龄化”，这并不是指年龄，而是指心理成熟度，这是独生子女的衍生后果。这些“低龄化”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便将其交给上一代教养，鲜有过问，他们中的一些本身思想道德境界就不高，更难为孩子做出一个良好的榜样，这对于儿童道德的培育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另外，家庭美德的缺失是影响个人品德以及社会公德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在家庭中受到伤害的人无处发泄，便将社会作为其发泄的对象，往往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学校教育虽然有明确的积极的目标，但在具体执行上却存在较大问题，其中主要的便是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脱离。目前学校的德育往往只注重空洞的道德说教，很少让学生亲身实践体会，这是无法让学生产生深刻共鸣的，也无法让学生感受道德实践所带来的光荣感和使命感，领悟道德教育的意义，效果自然不会太好。英国教育家洛克说过：“一切德行与美善的原则在于克制理性所不容许的欲望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和增进靠习惯，而要是这种能力容易的、熟练地发挥，则靠及早的实践”。另一方面，由于各种体制的影响，学校的功利化教育依然严重，大部分学校将升学率和就业率作为重中之重，而把道德教育弃之一旁，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
“新常态”下出现的各种道德问题，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需要我们综合思考，对症下药。以下措施或许会有一定作用：一是进一步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二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道德、信仰教育，保持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道德实践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定期开展爱心帮扶活动，并呼吁人们提高责任意识，勇于同不道德行为作斗爭，曝光不道德行为，提高不道德成本。四是重视传统美德以及宗教道德，发掘关于道德标准的民间通俗用语，并加以充分利用。五是健全道德回报机制，对于道德典型要大力宣传，不但公开给予精神鼓励，也要公开给予适当的物质回报，让全社会真正形成荣辱观，让每一个公民把名誉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只有出自衷心的羞耻心和不愿见恶于人的畏惧心才是一种真正的约束”。
只有道德高塔建设好了，才能为“新常态”下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北京：中华书局.2009.
[3]马春喜、于伟峰.浅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约束力下降的原因.菏泽学院报.2009（3）.
[4]巩军伟.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与道德治理.西北师大学报.2014（6）.
[5][英]洛克著. 傅任敢译.教育漫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