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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陶瓷源远流长，在四川新津县花源镇联合社区宝墩文化地层中，考古发掘出距今已有4500年的陶窑遗址。四川汉代陶器名闻遐迩，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高55厘米的灰陶“击鼓说唱俑”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视为国之珍宝。但是，出土大量精美汉陶的四川却很难见到原始青瓷的影子，目前能见到的四川出产的不晚于汉代的原始青瓷，真是凤毛麟角。图1-1、图1-2的原始青瓷釜是成都顺达博物馆的藏品，它的底部跟成都青羊宫窑址发掘出的战国陶釜很相似，而口沿部分又跟汉代陶釜相似，可以说它是战国至西汉的器物。那么，在东汉晚期真正青瓷时代到来之后，四川青瓷的状况如何呢？
近几十年来，成都、绵阳及四川盆地东部一带出土过许多以氧化铁为呈色剂的青釉高古瓷器，这些隋代以前的四川青瓷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品种之丰富、品质之优良，在全国除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和北方地区的青瓷外是很少见的。它们从何窑而来？对此，收藏界有人称之为“四川青瓷之谜”。其实，早有专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例如《中国通史》第五卷中说道：“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窑制瓷。”还说：“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冯先铭等主编的《中国陶瓷史》中也说：“成都青羊宫窑窑址……出土的四系壶标本有南朝时期的特点。”陈丽琼先生明确地指出：“据目前考古发掘与调查，起于东晋或南朝时期的窑址，有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固驿窑、邛崃十方堂窑、灌县金马窑、大邑敦义窑、崇州天福村窑、金堂金锁桥窑、江油青莲九岭窑、方水窑。”可是，1991年4月青羊宫窑址竖立的石碑上刻着“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成都隋唐窑址”，而且陈列的青羊宫窑窑址出土物中，没有一件早于隋代的真正意义上的青釉瓷器，就连冯先铭先生提到的“四系壶标本”之类也不知去向，这使得寻找隋代以前四川青瓷产地的问题，更加扑朔迷离。近年开馆的四川博物院的说法为：“青羊宫窑瓷器是在战国两汉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南朝至唐末五代以大量烧造青釉瓷为主……”可是在展出的藏品中，没有看到标明青羊宫窑或其他川窑早于隋代的青瓷器物。面对大量的四川青瓷实物，令人十分茫然。本文试图把四川盆地出土并符合川窑特征的隋代以前的青瓷器物，简要地梳理一下，选出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实例，并力求对它们的年代和产地有个相对明确的说法，企盼有助于弄清隋代以前四川青瓷的整体面貌和来龙去脉。
图2-1的东汉布纹四系罐，出自绵阳江油，从器形、纹饰及耳部特征来看，为典型东汉时期器物，跟同期浙江越窑青瓷很相似，但从其底部的胎（图2-2）和周身的釉来看，它跟青羊宫窑青瓷相同。这件器物表明，早期四川青瓷跟浙江越窑青瓷有密切联系。四川成都是汉末及六朝时期四川盆地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它通过长江水系，跟东部沿海紧密相连。青羊宫窑地处成都，又有从战国时期起就大量烧造高质量陶器的基础，因此最有机会优先掌握先进的青瓷制造技术。青羊宫窑址位于成都一环路以内，从古道观青羊宫到同仁路一带，分布面积达3平方公里，从战国到唐代，烧造时间超过1000年，给后世留下了大量优秀的青瓷作品。图3是该窑址区出土的晋代至隋代青瓷标本。成都地区除了青羊宫窑以外，邛崃固驿窑、都江堰横山子窑等也在隋代以前烧制过青瓷。因此，可以说成都地区是隋代以前四川青瓷的重要产地之一，这一点是不应质疑的。
图4的东汉至三国四系罐及盘口壶呈现出另一种类型，它们釉面稀疏，釉色褐黄，胎色灰褐，火候偏低（约为1200℃）。图5的三国至西晋青瓷洗虽然各方面好于图4的器物，但釉面玻璃感较差。它们这些特征表明，在四川除了成都地区外，还有另外的窑区。加之出现青瓷最多的地区是绵阳、三台、江油一带，这些地区都属于绵阳市，因此，不禁令人作出“绵阳地区也有隋代以前的青瓷窑址且不止一处（暂笼统地称之为绵阳窑）”的推断。1987年、1992年江油市考古部门曾进行过调查与发掘，在江油青莲镇、九岭乡、方水乡一带，有多处古瓷窑遗址（暂统称之为青莲窑），出土了许多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瓷器及标本。笔者还在九岭瓦子包，采集到许多隋代及南北朝时期的瓷片标本。这一带面向涪江，背靠大道，离绵阳市区和江油市区都不足20公里，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绵阳地区出土的大量高古青瓷，可能不少就出产在这里。
图6是三国至西晋点彩青瓷洗，其器形跟青羊宫窑址出土的东汉灰陶洗很相似。从胎硬、釉浓、多齿支钉痕等特征来看，它跟青羊宫窑有关。它的青釉比较均匀，发青，胎釉火候较高，烧成温度约为1300℃。该青瓷洗边沿上的点彩可以说是我国彩绘瓷的萌芽之一。川窑青瓷出现黑褐斑点装饰的时间跟越窑、洪州窑同步。图7的多齿支钉窑具出自青羊宫窑址，与图6器物上的多齿支钉痕相一致。诸多特点显示，该青瓷洗可能为青羊宫窑制品。
图8是三国至西晋双唇罐，它们修胎、施釉都相当古朴，虽然都可笼统地归入绵阳窑，但显然出自不同的窑口。右边一个跟图4中的四系罐应属同一窑口。也就是说，绵阳地区有两个或更多青瓷窑口。从绵阳市及三台县市场上常常出现带鼓包、窑粘或严重变形的“窑址货”来看，绵阳至三台一带可能也有青瓷窑址，其中瓦店子、瓦子堆、瓦窑村等地值得关注。
进入西晋以后，四川青瓷品种和数量有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给后世留下大量优秀作品。图9的西晋盖罐式样基本相同，但胎釉及工整程度有明显不同，显然来自两个以上窑口。它们之中有的有点彩，有的罐身及罐盖上的单耳为鱼形。图10是西晋印花洗，它釉面均匀鲜亮玻璃感强，跟青羊宫窑标本相近。它的外沿处除有弦纹外，还特意增添了一周模印花纹，大大提升了它的文化艺术含量。图11的西晋盘口壶胎白釉黄，跟青莲窑标本相近。它修胎工整，釉色均匀，制作工艺技术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
图12的西晋虎子出土于长江水系，它造型生动，胎色灰白，釉面青绿玻璃感强，具有明显的青羊宫窑特征。青羊宫窑的青瓷制品除通过连接北部的官方驿道运往绵阳一带外，还通过长江运往四川盆地东部一带。虎子流行时间较短，仅限于汉至南朝。关于虎子的用途，元代陈芬认为“溺器而曰虎子”，东汉郑玄则说：“亵器、清器，虎子之属。”从古至今，认为虎子为溺器者，多为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因为古代的虎子太像北方后世常用的夜壶了。但就青瓷虎子而言，恰恰出自南方，南方气候温和是不需要夜壶的。郑玄的说法较为宽泛，可能虎子更多的是用作水器和酒器。江苏出土的带有皇帝年号和作者姓名的青瓷虎子就是证据。1955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号墓出土的东吴虎子腹部刻着“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13个字。赤乌（公元238年8月-251年4月）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的第四个年号，赤乌十四年即公元251年。会稽上虞的这位叫师表宜的工匠敢把东吴大帝的年号写在夜壶上吗？他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夜壶上吗？古人说的故事不可全信，虎子夜壶论是有商榷余地的。
晋代是我国文化大发展的时代，是造就书圣王羲之的时代。被后人称为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对当时文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图13中的晋代三足砚有两种胎釉，一种釉色润泽青绿，灰色胎与釉面相交处有火石红；另一种胎色发白，釉色发黄。它们分别是成都、绵阳地区的制品。从西晋到隋代，圆形瓷砚由三足砚变为多足砚或辟雍砚，砚面由平面变为上凸球形面，到了唐代则砚面下凹。这些逐渐演变的特征有助于断代。不过，西晋砚和东晋砚不太容易区分。四川高古瓷砚无论是圆形砚还是箕形砚，其数量之大、式样之多是非常少见的。青羊宫窑、横山子窑、固驿窑以及绵阳各窑都生产过青瓷砚。
图14是东晋青釉点彩鸡首壶，川窑烧制鸡首壶的时间跨度很大，从西晋到隋代都有，两晋最多，通常施青釉，也有黑釉的。大小尺寸不等，高者超过40厘米，矮者小于20厘米。有单鸡首、普通单柄的，有单鸡首、单龙柄的，有双鸡首、单龙柄的，还有双鸡首、双龙柄的。图14这个青釉点彩鸡首壶为单鸡首、普通单柄式的，它体态浑圆，双系矮宽，为典型东晋式样，从胎釉等方面看，它可能是青羊宫窑的佳作。东晋器物上装饰黑褐点彩或斑彩者远多于西晋。四川博物院有一个东晋鸡首壶，1956年出土于成都双流牧马山九道拐，显然是青羊宫窑的器物。图15的晋代黑釉鸡首壶，黑釉开片，鸡首高扬，造型十分流畅，底部不见斑状支烧痕，彰显出川窑鸡首壶特色。总体来看，青羊宫窑的器物比绵阳窑口更接近浙江器物，在绵阳地区烧制的器物中，黑釉、褐釉者比成都地区多。图16的晋代褐釉四系罐釉色十分鲜明。在晋代，青釉占主导地位，黑釉甚少，通常褐釉只见用于彩绘，川窑褐釉器物丰富了我国晋瓷品种。
一般认为盘口壶开始流行于三国，其实四川东汉时期盘口壶已屡见不鲜，只是多为陶质，一直流行到唐代。盘口壶不但流行时间长，而且范围广，几乎全国所有隋代以前的青瓷窑都曾烧制。不同时期的盘口壶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征，而不同地区同一时期的盘口壶又有许多共性，因此盘口壶常常被用作同地出土物断代的依据。图17的东晋四系盘口壶尽管都是川窑产品，但胎色与釉质差异明显，显然出自不同的窑口。尽管如此，它们的盘口、四系以及整体造型却十分相似，显示出十足的东晋特征。图18的南北朝六系弦纹盘口壶跟图17的盘口壶相比，体态和胎釉都有明显的变化，颈部拉长，并装饰了两条弦纹，盘口增大增高，系也增多了。在胎釉方面，修胎变得相当精细，釉面施得相当均匀，它可跟同期越窑青瓷盘口壶媲美。这一时期（南北朝中期）隋代以前的四川青瓷工艺技术达到了高峰。
图19的六系莲瓣纹盖罐为四川博物院藏品，1955年成都羊子山砖室墓出土，是青羊宫窑制品。莲瓣纹的流行跟佛教的传入有关。迄今为止，我国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佛像为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摇钱树上的铜铸佛像，其陶座上刻有：“延光四年五月十日”8个字，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即公元125年，自此莲瓣纹流行千年。四川青瓷上的莲瓣纹有由简单变复杂的演变过程。晋代的莲瓣纹多为划画或浅刻，南北朝出现了高浮雕复莲瓣纹饰。图20-1、图20-2的南北朝莲瓣纹碗是绵阳地区出土的窑址货，尽管碗壁严重变形，但莲瓣纹饰刀法犀利，釉层均匀，颜色一致，仍不愧为一件漂亮的艺术品。它的釉色发黄，胎色发白，是青莲窑制品。在绵阳地区的制品中，有一类制品像此碗一样釉黄、胎白、火候略低；另一类制品釉色青绿或黄绿，釉层薄而均匀，修胎工整，胎色浅灰。后者在绵阳市及三台县一带多见，其窑址可能比青莲窑偏南。
到了隋代釉色开始乳浊，一部分青釉由褐色釉替代，制瓷工匠力求用繁复的纹饰博得人们的欢心，普遍应用莲瓣加图案的纹饰，高浮雕的翘莲瓣装饰也屡见不鲜。图21是隋代四系莲瓣纹盘口壶，它是青羊宫窑隋代常见的制品。图22-1、图22-2的隋代刻花点彩碗则更能体现隋代青羊宫窑青瓷的水平。它刻工繁复，刀法娴熟，加之口沿处几点铜红釉点彩，该碗俨然是一件精美绝伦之作，可谓青羊宫窑青釉瓷的收官之作。
到了唐代，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固驿窑、青莲九岭瓦子包窑、都江堰横山子窑等一系列四川早期青瓷窑场逐渐停烧，而邛崃十方堂窑、成都琉璃厂窑、都江堰玉堂窑、乐山荻坪山窑、雅安芦山窑等窑场兴盛起来。彩绘、乳浊绿釉、三彩、各色单色釉瓷纷纷登场，四川陶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隋代以前的四川青釉瓷正是它们的前身。
总之，雄踞四川盆地的川窑，是我国隋代以前除越窑、洪州窑之外，又一处大量生产青瓷的古瓷窑群，它们分布在成都、绵阳等地区。当前，川窑青瓷正引起收藏界和研究者极大的兴趣。
此文仅是一些探讨，错误难免，希望同志者批评指正，千万不要让错误贻误读者。同时也感谢成都巴蜀古陶瓷博物馆、顺达博物馆以及绵阳、成都收藏界等提供的许多宝贵实物资料。（责编：雨岚）
近几十年来，成都、绵阳及四川盆地东部一带出土过许多以氧化铁为呈色剂的青釉高古瓷器，这些隋代以前的四川青瓷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品种之丰富、品质之优良，在全国除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和北方地区的青瓷外是很少见的。它们从何窑而来？对此，收藏界有人称之为“四川青瓷之谜”。其实，早有专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例如《中国通史》第五卷中说道：“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窑制瓷。”还说：“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冯先铭等主编的《中国陶瓷史》中也说：“成都青羊宫窑窑址……出土的四系壶标本有南朝时期的特点。”陈丽琼先生明确地指出：“据目前考古发掘与调查，起于东晋或南朝时期的窑址，有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固驿窑、邛崃十方堂窑、灌县金马窑、大邑敦义窑、崇州天福村窑、金堂金锁桥窑、江油青莲九岭窑、方水窑。”可是，1991年4月青羊宫窑址竖立的石碑上刻着“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成都隋唐窑址”，而且陈列的青羊宫窑窑址出土物中，没有一件早于隋代的真正意义上的青釉瓷器，就连冯先铭先生提到的“四系壶标本”之类也不知去向，这使得寻找隋代以前四川青瓷产地的问题，更加扑朔迷离。近年开馆的四川博物院的说法为：“青羊宫窑瓷器是在战国两汉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南朝至唐末五代以大量烧造青釉瓷为主……”可是在展出的藏品中，没有看到标明青羊宫窑或其他川窑早于隋代的青瓷器物。面对大量的四川青瓷实物，令人十分茫然。本文试图把四川盆地出土并符合川窑特征的隋代以前的青瓷器物，简要地梳理一下，选出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实例，并力求对它们的年代和产地有个相对明确的说法，企盼有助于弄清隋代以前四川青瓷的整体面貌和来龙去脉。
图2-1的东汉布纹四系罐，出自绵阳江油，从器形、纹饰及耳部特征来看，为典型东汉时期器物，跟同期浙江越窑青瓷很相似，但从其底部的胎（图2-2）和周身的釉来看，它跟青羊宫窑青瓷相同。这件器物表明，早期四川青瓷跟浙江越窑青瓷有密切联系。四川成都是汉末及六朝时期四川盆地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它通过长江水系，跟东部沿海紧密相连。青羊宫窑地处成都，又有从战国时期起就大量烧造高质量陶器的基础，因此最有机会优先掌握先进的青瓷制造技术。青羊宫窑址位于成都一环路以内，从古道观青羊宫到同仁路一带，分布面积达3平方公里，从战国到唐代，烧造时间超过1000年，给后世留下了大量优秀的青瓷作品。图3是该窑址区出土的晋代至隋代青瓷标本。成都地区除了青羊宫窑以外，邛崃固驿窑、都江堰横山子窑等也在隋代以前烧制过青瓷。因此，可以说成都地区是隋代以前四川青瓷的重要产地之一，这一点是不应质疑的。
图4的东汉至三国四系罐及盘口壶呈现出另一种类型，它们釉面稀疏，釉色褐黄，胎色灰褐，火候偏低（约为1200℃）。图5的三国至西晋青瓷洗虽然各方面好于图4的器物，但釉面玻璃感较差。它们这些特征表明，在四川除了成都地区外，还有另外的窑区。加之出现青瓷最多的地区是绵阳、三台、江油一带，这些地区都属于绵阳市，因此，不禁令人作出“绵阳地区也有隋代以前的青瓷窑址且不止一处（暂笼统地称之为绵阳窑）”的推断。1987年、1992年江油市考古部门曾进行过调查与发掘，在江油青莲镇、九岭乡、方水乡一带，有多处古瓷窑遗址（暂统称之为青莲窑），出土了许多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瓷器及标本。笔者还在九岭瓦子包，采集到许多隋代及南北朝时期的瓷片标本。这一带面向涪江，背靠大道，离绵阳市区和江油市区都不足20公里，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绵阳地区出土的大量高古青瓷，可能不少就出产在这里。
图6是三国至西晋点彩青瓷洗，其器形跟青羊宫窑址出土的东汉灰陶洗很相似。从胎硬、釉浓、多齿支钉痕等特征来看，它跟青羊宫窑有关。它的青釉比较均匀，发青，胎釉火候较高，烧成温度约为1300℃。该青瓷洗边沿上的点彩可以说是我国彩绘瓷的萌芽之一。川窑青瓷出现黑褐斑点装饰的时间跟越窑、洪州窑同步。图7的多齿支钉窑具出自青羊宫窑址，与图6器物上的多齿支钉痕相一致。诸多特点显示，该青瓷洗可能为青羊宫窑制品。
图8是三国至西晋双唇罐，它们修胎、施釉都相当古朴，虽然都可笼统地归入绵阳窑，但显然出自不同的窑口。右边一个跟图4中的四系罐应属同一窑口。也就是说，绵阳地区有两个或更多青瓷窑口。从绵阳市及三台县市场上常常出现带鼓包、窑粘或严重变形的“窑址货”来看，绵阳至三台一带可能也有青瓷窑址，其中瓦店子、瓦子堆、瓦窑村等地值得关注。
进入西晋以后，四川青瓷品种和数量有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给后世留下大量优秀作品。图9的西晋盖罐式样基本相同，但胎釉及工整程度有明显不同，显然来自两个以上窑口。它们之中有的有点彩，有的罐身及罐盖上的单耳为鱼形。图10是西晋印花洗，它釉面均匀鲜亮玻璃感强，跟青羊宫窑标本相近。它的外沿处除有弦纹外，还特意增添了一周模印花纹，大大提升了它的文化艺术含量。图11的西晋盘口壶胎白釉黄，跟青莲窑标本相近。它修胎工整，釉色均匀，制作工艺技术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
图12的西晋虎子出土于长江水系，它造型生动，胎色灰白，釉面青绿玻璃感强，具有明显的青羊宫窑特征。青羊宫窑的青瓷制品除通过连接北部的官方驿道运往绵阳一带外，还通过长江运往四川盆地东部一带。虎子流行时间较短，仅限于汉至南朝。关于虎子的用途，元代陈芬认为“溺器而曰虎子”，东汉郑玄则说：“亵器、清器，虎子之属。”从古至今，认为虎子为溺器者，多为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因为古代的虎子太像北方后世常用的夜壶了。但就青瓷虎子而言，恰恰出自南方，南方气候温和是不需要夜壶的。郑玄的说法较为宽泛，可能虎子更多的是用作水器和酒器。江苏出土的带有皇帝年号和作者姓名的青瓷虎子就是证据。1955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号墓出土的东吴虎子腹部刻着“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13个字。赤乌（公元238年8月-251年4月）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的第四个年号，赤乌十四年即公元251年。会稽上虞的这位叫师表宜的工匠敢把东吴大帝的年号写在夜壶上吗？他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夜壶上吗？古人说的故事不可全信，虎子夜壶论是有商榷余地的。
晋代是我国文化大发展的时代，是造就书圣王羲之的时代。被后人称为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对当时文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图13中的晋代三足砚有两种胎釉，一种釉色润泽青绿，灰色胎与釉面相交处有火石红；另一种胎色发白，釉色发黄。它们分别是成都、绵阳地区的制品。从西晋到隋代，圆形瓷砚由三足砚变为多足砚或辟雍砚，砚面由平面变为上凸球形面，到了唐代则砚面下凹。这些逐渐演变的特征有助于断代。不过，西晋砚和东晋砚不太容易区分。四川高古瓷砚无论是圆形砚还是箕形砚，其数量之大、式样之多是非常少见的。青羊宫窑、横山子窑、固驿窑以及绵阳各窑都生产过青瓷砚。
图14是东晋青釉点彩鸡首壶，川窑烧制鸡首壶的时间跨度很大，从西晋到隋代都有，两晋最多，通常施青釉，也有黑釉的。大小尺寸不等，高者超过40厘米，矮者小于20厘米。有单鸡首、普通单柄的，有单鸡首、单龙柄的，有双鸡首、单龙柄的，还有双鸡首、双龙柄的。图14这个青釉点彩鸡首壶为单鸡首、普通单柄式的，它体态浑圆，双系矮宽，为典型东晋式样，从胎釉等方面看，它可能是青羊宫窑的佳作。东晋器物上装饰黑褐点彩或斑彩者远多于西晋。四川博物院有一个东晋鸡首壶，1956年出土于成都双流牧马山九道拐，显然是青羊宫窑的器物。图15的晋代黑釉鸡首壶，黑釉开片，鸡首高扬，造型十分流畅，底部不见斑状支烧痕，彰显出川窑鸡首壶特色。总体来看，青羊宫窑的器物比绵阳窑口更接近浙江器物，在绵阳地区烧制的器物中，黑釉、褐釉者比成都地区多。图16的晋代褐釉四系罐釉色十分鲜明。在晋代，青釉占主导地位，黑釉甚少，通常褐釉只见用于彩绘，川窑褐釉器物丰富了我国晋瓷品种。
一般认为盘口壶开始流行于三国，其实四川东汉时期盘口壶已屡见不鲜，只是多为陶质，一直流行到唐代。盘口壶不但流行时间长，而且范围广，几乎全国所有隋代以前的青瓷窑都曾烧制。不同时期的盘口壶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征，而不同地区同一时期的盘口壶又有许多共性，因此盘口壶常常被用作同地出土物断代的依据。图17的东晋四系盘口壶尽管都是川窑产品，但胎色与釉质差异明显，显然出自不同的窑口。尽管如此，它们的盘口、四系以及整体造型却十分相似，显示出十足的东晋特征。图18的南北朝六系弦纹盘口壶跟图17的盘口壶相比，体态和胎釉都有明显的变化，颈部拉长，并装饰了两条弦纹，盘口增大增高，系也增多了。在胎釉方面，修胎变得相当精细，釉面施得相当均匀，它可跟同期越窑青瓷盘口壶媲美。这一时期（南北朝中期）隋代以前的四川青瓷工艺技术达到了高峰。
图19的六系莲瓣纹盖罐为四川博物院藏品，1955年成都羊子山砖室墓出土，是青羊宫窑制品。莲瓣纹的流行跟佛教的传入有关。迄今为止，我国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佛像为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摇钱树上的铜铸佛像，其陶座上刻有：“延光四年五月十日”8个字，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即公元125年，自此莲瓣纹流行千年。四川青瓷上的莲瓣纹有由简单变复杂的演变过程。晋代的莲瓣纹多为划画或浅刻，南北朝出现了高浮雕复莲瓣纹饰。图20-1、图20-2的南北朝莲瓣纹碗是绵阳地区出土的窑址货，尽管碗壁严重变形，但莲瓣纹饰刀法犀利，釉层均匀，颜色一致，仍不愧为一件漂亮的艺术品。它的釉色发黄，胎色发白，是青莲窑制品。在绵阳地区的制品中，有一类制品像此碗一样釉黄、胎白、火候略低；另一类制品釉色青绿或黄绿，釉层薄而均匀，修胎工整，胎色浅灰。后者在绵阳市及三台县一带多见，其窑址可能比青莲窑偏南。
到了隋代釉色开始乳浊，一部分青釉由褐色釉替代，制瓷工匠力求用繁复的纹饰博得人们的欢心，普遍应用莲瓣加图案的纹饰，高浮雕的翘莲瓣装饰也屡见不鲜。图21是隋代四系莲瓣纹盘口壶，它是青羊宫窑隋代常见的制品。图22-1、图22-2的隋代刻花点彩碗则更能体现隋代青羊宫窑青瓷的水平。它刻工繁复，刀法娴熟，加之口沿处几点铜红釉点彩，该碗俨然是一件精美绝伦之作，可谓青羊宫窑青釉瓷的收官之作。
到了唐代，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固驿窑、青莲九岭瓦子包窑、都江堰横山子窑等一系列四川早期青瓷窑场逐渐停烧，而邛崃十方堂窑、成都琉璃厂窑、都江堰玉堂窑、乐山荻坪山窑、雅安芦山窑等窑场兴盛起来。彩绘、乳浊绿釉、三彩、各色单色釉瓷纷纷登场，四川陶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隋代以前的四川青釉瓷正是它们的前身。
总之，雄踞四川盆地的川窑，是我国隋代以前除越窑、洪州窑之外，又一处大量生产青瓷的古瓷窑群，它们分布在成都、绵阳等地区。当前，川窑青瓷正引起收藏界和研究者极大的兴趣。
此文仅是一些探讨，错误难免，希望同志者批评指正，千万不要让错误贻误读者。同时也感谢成都巴蜀古陶瓷博物馆、顺达博物馆以及绵阳、成都收藏界等提供的许多宝贵实物资料。（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