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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出版过禁书书目,大概是想,看不到书,看着书目遥想一下也是好的。
“雪夜闭门读禁书”,据说是传统文人的一件隐秘乐事。这种压抑与释放机制为禁书在阅读中引发的快感加上了多么好的注脚!“禁止”的确给“游戏”平添了许多神秘的乐趣。但想想看,读书又能给统治者造成多大的危害?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老鼠本身看不清楚,猫难道不是洞若观火吗?
自从人类发明了书籍以来,可能就存在了书刊检查制度。只不过当时的书检制度颇为草率。秦始皇禁书就很简单:对工农业生产无益的一律烧掉。阿拉伯人焚烧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理由也很单纯:与《古兰经》符合的没有必要重复,有冲突的一律烧掉。后来的书检制度系统化了,每个世纪的重点都不一样。但到了20世纪,希特勒在报刊上公布了12400种禁书,主要有两种:非日耳曼书籍和与性有关的一切书籍。比较一下,罗马教廷用了近400年时间才公布了4000多种禁书。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甚至按照书检制度的类别把全世界的国家分成了如下几种:对所有图书进行系统检查的国家;只能发行国家批准出版的图书的国家;书检工作粗糙、马虎、随心所欲的国家;书检工作由吹毛求疵、心怀鬼胎的知识分子领导,对各种隐喻与暗语检查得十分细致认真的国家;有合法与非法两种发行渠道的国家;毫无区别地出版各种风格、各种倾向的图书的国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书检制度的随意性太大,几乎和人的个性一样千差万别。同时所有的书刊检查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如1215年创立巴黎大学的法规,一方面允许传授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另一方面禁止传授他的关于形而上学、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有个不知名作家为了打开作品的销路,找到了教皇庇护九世。教皇灵机一动开了小玩笑,把此书列入了《禁书总目》,顷刻之间,那个作家的作品就成了畅销书。
在各国的禁书目录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很多经典名著。所谓经典,指的是那些经过成百上千年后摆脱了政治和道德上的阴影,留存下来的美学价值仍然可观的作品。写这些作品的作家,现在成了他们祖国和人民的骄傲,他的故居甚至仍然在为他的家乡创造着旅游价值。
表面上看来,因为《包法利夫人》、《少年维特之烦恼》、《恶之花》和《理查二世》都被宣布为禁书,人们和书检制度的关系就应该只是一种:砸碎它。然而事实并不这么简单,因为人类的内心有一个不可驯服的欲望:在理解之前对事物进行判断(昆德拉)。当人们听到了一本书的消息,想对它说点什么时,苦于没有资料,就只能在书检制度的文件内进行发挥。
如果说被误读使一个作家感到委屈,那么,禁书封杀了那些经典作家和他们作品的名字,则是人们真正的悲哀:读者成了书籍刽子手的同路人。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开始了流浪生涯。而许多国家的读者就真正地遗忘了这个没有祖国的作家。俄国作家巴别尔先被沙皇检察官认定其作品粗劣、诲淫,然后被苏联红军元帅取消了写《骑兵军》的“权力”,1941年死于西伯利亚狱中。世界渐渐淡忘了他。193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蒲宁诺贝尔文学奖时,人们居然也没有想起他——这个当时俄国首屈一指而且仍然在世的小说家。
当今世界,古色古香的书检制度逐渐式微,然而,对一本湮没无闻的好书人们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更何况,谁知道现在又有多少好书被自身的销路打垮?
仝仝摘自《词的冒险》 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小瑞
“雪夜闭门读禁书”,据说是传统文人的一件隐秘乐事。这种压抑与释放机制为禁书在阅读中引发的快感加上了多么好的注脚!“禁止”的确给“游戏”平添了许多神秘的乐趣。但想想看,读书又能给统治者造成多大的危害?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老鼠本身看不清楚,猫难道不是洞若观火吗?
自从人类发明了书籍以来,可能就存在了书刊检查制度。只不过当时的书检制度颇为草率。秦始皇禁书就很简单:对工农业生产无益的一律烧掉。阿拉伯人焚烧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理由也很单纯:与《古兰经》符合的没有必要重复,有冲突的一律烧掉。后来的书检制度系统化了,每个世纪的重点都不一样。但到了20世纪,希特勒在报刊上公布了12400种禁书,主要有两种:非日耳曼书籍和与性有关的一切书籍。比较一下,罗马教廷用了近400年时间才公布了4000多种禁书。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甚至按照书检制度的类别把全世界的国家分成了如下几种:对所有图书进行系统检查的国家;只能发行国家批准出版的图书的国家;书检工作粗糙、马虎、随心所欲的国家;书检工作由吹毛求疵、心怀鬼胎的知识分子领导,对各种隐喻与暗语检查得十分细致认真的国家;有合法与非法两种发行渠道的国家;毫无区别地出版各种风格、各种倾向的图书的国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书检制度的随意性太大,几乎和人的个性一样千差万别。同时所有的书刊检查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如1215年创立巴黎大学的法规,一方面允许传授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另一方面禁止传授他的关于形而上学、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有个不知名作家为了打开作品的销路,找到了教皇庇护九世。教皇灵机一动开了小玩笑,把此书列入了《禁书总目》,顷刻之间,那个作家的作品就成了畅销书。
在各国的禁书目录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很多经典名著。所谓经典,指的是那些经过成百上千年后摆脱了政治和道德上的阴影,留存下来的美学价值仍然可观的作品。写这些作品的作家,现在成了他们祖国和人民的骄傲,他的故居甚至仍然在为他的家乡创造着旅游价值。
表面上看来,因为《包法利夫人》、《少年维特之烦恼》、《恶之花》和《理查二世》都被宣布为禁书,人们和书检制度的关系就应该只是一种:砸碎它。然而事实并不这么简单,因为人类的内心有一个不可驯服的欲望:在理解之前对事物进行判断(昆德拉)。当人们听到了一本书的消息,想对它说点什么时,苦于没有资料,就只能在书检制度的文件内进行发挥。
如果说被误读使一个作家感到委屈,那么,禁书封杀了那些经典作家和他们作品的名字,则是人们真正的悲哀:读者成了书籍刽子手的同路人。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开始了流浪生涯。而许多国家的读者就真正地遗忘了这个没有祖国的作家。俄国作家巴别尔先被沙皇检察官认定其作品粗劣、诲淫,然后被苏联红军元帅取消了写《骑兵军》的“权力”,1941年死于西伯利亚狱中。世界渐渐淡忘了他。193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蒲宁诺贝尔文学奖时,人们居然也没有想起他——这个当时俄国首屈一指而且仍然在世的小说家。
当今世界,古色古香的书检制度逐渐式微,然而,对一本湮没无闻的好书人们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更何况,谁知道现在又有多少好书被自身的销路打垮?
仝仝摘自《词的冒险》 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小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