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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懵懂和无知，是我们都有过的印记。
这并不坏事，也许年轻时的所谓蒙昧和冲动，恰恰是这个世界能不断变化的原因。
因为懵懂，所以我们憧憬；因为无知，所以我们无畏。
很多事情，就是因为这懵懂中的憧憬、无知而生的无畏，才能起源诞生，才能生根发芽。
哪怕这样生发而出的桃李，未必一定能够遍布天下，无言而下自成蹊，也是一桩美事。
对于《全体育》这本杂志，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十年之后，在互联网及至移动互联网、论坛博客微博及至微信、手机多媒体手机及至智能手机，如此朝夕翻覆的媒体传播变迁中，这本杂志还能强韧而高洁地生存着，就是一个奇迹。这本杂志写的是体育，说的是人性。这样的杂志，已经不多见。
创刊一本综合性体育杂志的想法，很早就有。十多年前，体育类报纸在追随甲A、CBA以及各种国际体育联赛而繁荣时，随便一本设计得稍微正规、图片相对独特的图文画册，都会在终端市场上有相当好的反馈。平面媒体的出版形态，在那个年代，由新闻纸转向铜版纸，是一种升级。即便在九零年代，还没有太明确的广告销售经营和市场经营模式，从报纸向杂志的蔓延发展，由信息提供为主的浅阅读，向涵盖深度内容的深阅读发展，是平面媒体传播扩张的一种必然。
体坛传媒做过一本足球杂志的尝试，《射门》，我记得大概半年夭折。这样的失败很有价值，为后来《足球周刊》的创刊提供了坚实基础。足球作为现代体育第一大项，分门立类顺理成章，《体坛周报》之前，《足球报》是中国第一体育大报。然而随着体育的纵横多项普及与传播，足球之外的更多运动项目，特别是那些基于市场的职业体育项目，得到的社会关注越来越高——读者或者受众，对于足球之外的其他体育内容，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强。
所以综合性的体育媒体，因为其覆盖面更加广大，应该是有足够生存空间的。我们当时都这么想。
我们想的都很懵懂，我们也很无知。《足球周刊》比《全体育》年长两岁，《足球周刊》在北京创刊时，我仍然在长沙编辑《体坛周报》的篮球板块，虽然每天也都会翻看《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ESPN杂志》这样的国际综合体育杂志，但对于一本综合性的体育杂志，心中毫无概念。最多也只是听上去不错。
回头来看十年前事，当时的判断很准确，有这样的市场需求，体坛传媒当时也有足够齐备的精兵强将和国际资讯网络，来支撑这样一本杂志。只是如何去做一本综合性杂志，这本杂志应该制造成什么样子，大家都是懵懂无知。
《全体育》创刊号出版时，我还没有结束在英国常驻的工作，严格意义上，我只是《全体育》创刊号的挂名总编辑。当时编辑部的几位同事，我只能从MSN聊天知道姓名，却一个都不认识。他们分别是：黄庆、齐晶、刘蜀秋和陈雄伟。《全体育》还有一位专职记者，王游宇，只不过王游宇基本上是流动作业，很少出现在编辑部。
2003年夏天我回国时，《全体育》已经进入第三期编辑工作了，在非典影响下，编辑部从北京撤退到长沙，不过很快就迁回北京，在东花市白桥大街体坛会所的公寓里办公。我的驻外记者使命尚未完全结束，工作习惯和节奏，仍然是那种一天写稿七个小时两万字的疯癫状态，突然要静下来做一本月刊，觉得闲适至极，更觉得茫然至极。
记者和编辑，在媒体行业中，看似同行，其实在视野、判断、高度等多方面，有着巨大差别。好的媒体人，应该既有记者的敏锐迅疾，也得具备编辑的开阔高远；既要有记者的深入细腻，又需要像优秀编辑那样的逻辑性和包装提炼能力。娴熟地在记者和编辑两个角色上毫无滞塞地转换自如，这样的人才相当罕见。
十年前的我，根本不可能及时转换。
于是在逐渐熟识新同事，努力适应着北京这京都居不易的大环境情况下，举步维艰地编辑着《全体育》这本月刊。热情和冲动，从来都不缺乏，因为我们都是体育迷，一场出色的比赛，一个像姚明那样正在蹿升的神话，一个如刘翔、罗雪娟般蛰伏中聚集能量的故事，都会让我们激动。将这样的故事，以冲击视线的图片、精致的文字进行表达和诠释，当然是一种很具备自我满足感的工作。
即便我们只是在闭门造车中编辑杂志。我们对于身边的媒体世界，只有懵懵然的认知。
陈雄伟先生作为《全体育》创刊时的设计总监，黄庆先生作为最早的编辑部主任，他们给这本杂志带来的，恰恰是当时体育类杂志所缺乏的创意——吸纳其他类型杂志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方式。
初创期间一些报道，让我长久难忘，既是敝帚自珍，也因为当时《全体育》的一些做法确实是在创新。我印象中杂志第五期有一个翻译自日本杂志的中田英寿特写，日文杂志多为竖行排版，并且设计感很强，“中田英寿”几个字，就是以汉字书法行草的样式，单页呈现的。这样的设计方式，推荐给陈雄伟后，他赶紧去买了一套书法工具，在办公室阳台上泼墨挥毫。我们要的“中田英寿”几个字，并不是书法作品，而是要在形态上符合中田英寿那种球星锐气和上进心的感觉，最终一个整版就是“中田英寿”四字，视觉冲击力相当强。
这恐怕就是唯有做杂志才能带来的快乐。文本不是唯一，文本和图形图片结合，浑然一体带来的媒体呈现力，让杂志凸显了和其他媒体类型的差别。
在2003年夏天，拍摄罗雪娟、刘翔、田亮郭晶晶、赵蕊蕊等2004年奥运会中国希望之星，肯定是这本杂志的规定动作。只是怎么去拍，拍出怎样的效果，黄庆联系到当时《城市画报》摄影记者胡渝江，以那种过往体育杂志中罕见的手法，来拍摄这些运动明星，特别注重交代运动个体和周边环境的关系，于是我们得到了一组组别致的人物特写图片：烟花江南中的罗雪娟、夕阳跑道上蓄势的刘翔、“向左跳、向右跳”的田亮郭晶晶……这样的杂志内容制作，绝非首创，也难言新颖，但足够真诚。
回想起当时种种，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本杂志未来的前景会是如何，然而盲目的乐观，似乎一直蔓延在这个编辑团队里。2003年下半年，又有了蔡巍、高姗姗、韩如冰等新同事的加盟。我开始琢磨，这本杂志，是否应该具备自己的精神气质，是否应该有差异性更大的媒体存在，而不是为人讥嘲的“《体坛周报》精华版”？
这样的讨论，在团队内部一直都有，最有想法的黄庆，找过一张几个雅皮士西装革履踢球的图片，我觉得很适合做《全体育》的宣传画，图片说明为“激情体育，优雅呈现”，似乎想去触碰到那种独立存在的媒体感觉。只是这样的探讨，并不见容于当时体坛传媒的内部环境，或者说，当时的体坛传媒，对于《全体育》究竟应该如何存在，也没有一个统一清晰的认知。
所以杂志内容团队人员，不了解这本杂志的经营情况、市场口碑和读者反馈，甚至连具体发行量和发行市场，都不甚了然，只能埋头做自己认为不错的内容。这样的工作氛围，在没有掌声鲜花和经济奖励的环境下，延续不了太长。遗憾的是，我还没有等到大挑战出现到来时，已经被转岗转回了《体坛周报》。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关注这本自己参与过接近两年时间的杂志。上峰让我转岗《体坛周报》，担任“第一副总编”的决定，让我相当愤懑。我觉得自己刚刚积累了一点做杂志的感觉，又被推到另一个阵地，还要因为新的头衔而为旧同事所猜忌，实在无趣。有一两年，《全体育》和我不再有关系。
然而这本杂志的生存和发展，哪怕狭隘如我者不闻不问，依旧能健康延续下来，并且分支散叶，有了《跑者世界》这样优秀的衍生品。回想起十年前事，这本杂志没有因为我的参与获益多少，我却因为参与这本杂志的工作，而得机窥得半分杂志堂奥，实在是一生幸事。
《全体育》在创刊的时候，只是一个朦胧的梦，一种对综合体育报道的乐观，一种用新语言和新表现手段来呈现体育的尝试。十年之后，我真心希望这本杂志，还能保存着一点懵懂和无知，这可能就是创造力的源泉。
这并不坏事，也许年轻时的所谓蒙昧和冲动，恰恰是这个世界能不断变化的原因。
因为懵懂，所以我们憧憬；因为无知，所以我们无畏。
很多事情，就是因为这懵懂中的憧憬、无知而生的无畏，才能起源诞生，才能生根发芽。
哪怕这样生发而出的桃李，未必一定能够遍布天下，无言而下自成蹊，也是一桩美事。
对于《全体育》这本杂志，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十年之后，在互联网及至移动互联网、论坛博客微博及至微信、手机多媒体手机及至智能手机，如此朝夕翻覆的媒体传播变迁中，这本杂志还能强韧而高洁地生存着，就是一个奇迹。这本杂志写的是体育，说的是人性。这样的杂志，已经不多见。
创刊一本综合性体育杂志的想法，很早就有。十多年前，体育类报纸在追随甲A、CBA以及各种国际体育联赛而繁荣时，随便一本设计得稍微正规、图片相对独特的图文画册，都会在终端市场上有相当好的反馈。平面媒体的出版形态，在那个年代，由新闻纸转向铜版纸，是一种升级。即便在九零年代，还没有太明确的广告销售经营和市场经营模式，从报纸向杂志的蔓延发展，由信息提供为主的浅阅读，向涵盖深度内容的深阅读发展，是平面媒体传播扩张的一种必然。
体坛传媒做过一本足球杂志的尝试，《射门》，我记得大概半年夭折。这样的失败很有价值，为后来《足球周刊》的创刊提供了坚实基础。足球作为现代体育第一大项，分门立类顺理成章，《体坛周报》之前，《足球报》是中国第一体育大报。然而随着体育的纵横多项普及与传播，足球之外的更多运动项目，特别是那些基于市场的职业体育项目，得到的社会关注越来越高——读者或者受众，对于足球之外的其他体育内容，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强。
所以综合性的体育媒体，因为其覆盖面更加广大，应该是有足够生存空间的。我们当时都这么想。
我们想的都很懵懂，我们也很无知。《足球周刊》比《全体育》年长两岁，《足球周刊》在北京创刊时，我仍然在长沙编辑《体坛周报》的篮球板块，虽然每天也都会翻看《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ESPN杂志》这样的国际综合体育杂志，但对于一本综合性的体育杂志，心中毫无概念。最多也只是听上去不错。
回头来看十年前事，当时的判断很准确，有这样的市场需求，体坛传媒当时也有足够齐备的精兵强将和国际资讯网络，来支撑这样一本杂志。只是如何去做一本综合性杂志，这本杂志应该制造成什么样子，大家都是懵懂无知。
《全体育》创刊号出版时，我还没有结束在英国常驻的工作，严格意义上，我只是《全体育》创刊号的挂名总编辑。当时编辑部的几位同事，我只能从MSN聊天知道姓名，却一个都不认识。他们分别是：黄庆、齐晶、刘蜀秋和陈雄伟。《全体育》还有一位专职记者，王游宇，只不过王游宇基本上是流动作业，很少出现在编辑部。
2003年夏天我回国时，《全体育》已经进入第三期编辑工作了，在非典影响下，编辑部从北京撤退到长沙，不过很快就迁回北京，在东花市白桥大街体坛会所的公寓里办公。我的驻外记者使命尚未完全结束，工作习惯和节奏，仍然是那种一天写稿七个小时两万字的疯癫状态，突然要静下来做一本月刊，觉得闲适至极，更觉得茫然至极。
记者和编辑，在媒体行业中，看似同行，其实在视野、判断、高度等多方面，有着巨大差别。好的媒体人，应该既有记者的敏锐迅疾，也得具备编辑的开阔高远；既要有记者的深入细腻，又需要像优秀编辑那样的逻辑性和包装提炼能力。娴熟地在记者和编辑两个角色上毫无滞塞地转换自如，这样的人才相当罕见。
十年前的我，根本不可能及时转换。
于是在逐渐熟识新同事，努力适应着北京这京都居不易的大环境情况下，举步维艰地编辑着《全体育》这本月刊。热情和冲动，从来都不缺乏，因为我们都是体育迷，一场出色的比赛，一个像姚明那样正在蹿升的神话，一个如刘翔、罗雪娟般蛰伏中聚集能量的故事，都会让我们激动。将这样的故事，以冲击视线的图片、精致的文字进行表达和诠释，当然是一种很具备自我满足感的工作。
即便我们只是在闭门造车中编辑杂志。我们对于身边的媒体世界，只有懵懵然的认知。
陈雄伟先生作为《全体育》创刊时的设计总监，黄庆先生作为最早的编辑部主任，他们给这本杂志带来的，恰恰是当时体育类杂志所缺乏的创意——吸纳其他类型杂志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方式。
初创期间一些报道，让我长久难忘，既是敝帚自珍，也因为当时《全体育》的一些做法确实是在创新。我印象中杂志第五期有一个翻译自日本杂志的中田英寿特写，日文杂志多为竖行排版，并且设计感很强，“中田英寿”几个字，就是以汉字书法行草的样式，单页呈现的。这样的设计方式，推荐给陈雄伟后，他赶紧去买了一套书法工具，在办公室阳台上泼墨挥毫。我们要的“中田英寿”几个字，并不是书法作品，而是要在形态上符合中田英寿那种球星锐气和上进心的感觉，最终一个整版就是“中田英寿”四字，视觉冲击力相当强。
这恐怕就是唯有做杂志才能带来的快乐。文本不是唯一，文本和图形图片结合，浑然一体带来的媒体呈现力，让杂志凸显了和其他媒体类型的差别。
在2003年夏天，拍摄罗雪娟、刘翔、田亮郭晶晶、赵蕊蕊等2004年奥运会中国希望之星，肯定是这本杂志的规定动作。只是怎么去拍，拍出怎样的效果，黄庆联系到当时《城市画报》摄影记者胡渝江，以那种过往体育杂志中罕见的手法，来拍摄这些运动明星，特别注重交代运动个体和周边环境的关系，于是我们得到了一组组别致的人物特写图片：烟花江南中的罗雪娟、夕阳跑道上蓄势的刘翔、“向左跳、向右跳”的田亮郭晶晶……这样的杂志内容制作，绝非首创，也难言新颖，但足够真诚。
回想起当时种种，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本杂志未来的前景会是如何，然而盲目的乐观，似乎一直蔓延在这个编辑团队里。2003年下半年，又有了蔡巍、高姗姗、韩如冰等新同事的加盟。我开始琢磨，这本杂志，是否应该具备自己的精神气质，是否应该有差异性更大的媒体存在，而不是为人讥嘲的“《体坛周报》精华版”？
这样的讨论，在团队内部一直都有，最有想法的黄庆，找过一张几个雅皮士西装革履踢球的图片，我觉得很适合做《全体育》的宣传画，图片说明为“激情体育，优雅呈现”，似乎想去触碰到那种独立存在的媒体感觉。只是这样的探讨，并不见容于当时体坛传媒的内部环境，或者说，当时的体坛传媒，对于《全体育》究竟应该如何存在，也没有一个统一清晰的认知。
所以杂志内容团队人员，不了解这本杂志的经营情况、市场口碑和读者反馈，甚至连具体发行量和发行市场，都不甚了然，只能埋头做自己认为不错的内容。这样的工作氛围，在没有掌声鲜花和经济奖励的环境下，延续不了太长。遗憾的是，我还没有等到大挑战出现到来时，已经被转岗转回了《体坛周报》。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关注这本自己参与过接近两年时间的杂志。上峰让我转岗《体坛周报》，担任“第一副总编”的决定，让我相当愤懑。我觉得自己刚刚积累了一点做杂志的感觉，又被推到另一个阵地，还要因为新的头衔而为旧同事所猜忌，实在无趣。有一两年，《全体育》和我不再有关系。
然而这本杂志的生存和发展，哪怕狭隘如我者不闻不问，依旧能健康延续下来，并且分支散叶，有了《跑者世界》这样优秀的衍生品。回想起十年前事，这本杂志没有因为我的参与获益多少，我却因为参与这本杂志的工作，而得机窥得半分杂志堂奥，实在是一生幸事。
《全体育》在创刊的时候，只是一个朦胧的梦，一种对综合体育报道的乐观，一种用新语言和新表现手段来呈现体育的尝试。十年之后，我真心希望这本杂志，还能保存着一点懵懂和无知，这可能就是创造力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