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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画卷，总在砥砺前行中徐徐展开。过去的5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出席全国人代会的浙江团的人大代表，围绕民主法治话题和监察法草案，认真审议、热烈讨论。
激活地方人大履职活力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过去5年，“立法数量多、分量重、节奏快、质量高，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温暖代表在审议发言时说，过去5年，无论是加强重要领域立法，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还是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对现有法律进行修订完善；无论是打破部门利益藩篱克服立法部门化倾向，还是最大限度地开门立法，以最大诚意汇聚民意，扎实的立法为法治中国奠定坚固基石，提供重要支撑。
良法，善治之前提。代表们在审议中也清醒地认识到，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仍然任重道远。尤其是赋予设区市立法权后，如何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立法权的滥用，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葛益平代表直言：“目前的立法实践中，还存在贪大求全、行政色彩过浓等问题。”在他看来，背后原因在于，地方立法能力和经验不足。他认为，依法行使好地方立法权，坚持人大主导立法，关键是要做到精准立法，多立“小而精”、务实管用的法。
2015年7月，温州率先制定全省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温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在市容和环境卫生建设上，温州的欠账较多，广大市民非常关心，有必要把温州市容环境卫生建设推上一个新的水平。”葛益平代表介绍，这部地方法规理顺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体制，明确了管理责任区和责任人，规范了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活动。“地方立法就是要体现地方特色、解决实际问题。”
“地方人大应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立法评价制度。这套制度应包括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标准等制度运作的整个过程。”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德法代表建议地方人大每年选择1至2部社会关注度高、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法规，委托第三方进行立法后评估。
“评估应‘从事实出发’‘让数据说话’，通过大数据分析来全面细致评估地方法规实施的现实状况，并出具有可信赖的评估报告。”沈德法说。
作为基层人大工作的创新，发轫于浙江宁海的“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引起了代表的热议。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红艺代表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场“代表通道”接受采访时说，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是政府从为民做主转化成为由民做主。“虽然是一字之差，却迈出了基层民主的一大步。新的机制使人民群众成为民生实事项目的参与者、监督者，最终成为项目的受益者。”
“代表票决制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跃敏代表认为，实现政府决策与民众需求的精准对接、高度融合，才能真正把群众所需、所盼、所忧、所虑的事办好，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于跃敏表示，在开展代表票决制工作过程中，杭州市市县乡三级共征集到各类项目建议3406件，经过层层筛选确定1043件提交票决，代表们最终投票选出正式实施项目862件，包括住宅加装电梯、农村公路提升改造、回迁安置房建设等群众急需、普遍受益的民生实事。
“民生实事票决制使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有了活动载体，围绕项目征议题、搞调研、抓监督，也进一步激发了代表的履职热情，建议在更多地方加以推广。”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技术开发部副部长周慧代表说。
守护公平正义生命线
“司法改革向深水区迈进，公正司法迈出重大步伐，司法体制改革有效实施，司法公信力明显提升。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事情。”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代表在审议“两高”报告时如此评价。
郑坚江一直是司法改革的见证者，过去5年，他总共提交多条关于司法改革的议案和建议，采纳率30%。今年，他又带来了《关于制订强制执行法的议案》等13条议案、建议。
“当前，打官司举证难、赔偿低、执行难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郑坚江建议，进一步加强失信联合惩戒，落实限制招投标、乘坐飞机高铁等措施，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从而确保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
2017年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今年1月，宁波两级法院全面上线运行“宁波移动微法院”，老百姓在手机上也能打官司，上线以来已处理各类案件1万余件，广受法官和当事人欢迎。
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所长黄政仁代表看来，这标志着互联网法治迈入了一个崭新时代。“从会前调研情况和实际效果来看，这种‘移动互联网诉讼’新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审判中的诉讼成本高、案多人少两个突出问题，或将成为法院审判模式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黄政仁代表说。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急危重症中心主任陈玮代表的另一个身份，是柯城区法院监督员和调解员。她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和案件繁简分流。
“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的化解，充分发挥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作用，打造智慧法院，借助互联网提高审判执行效率。”陈玮代表说，当下，浙江一些地方法院正试点推广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设，“我理解，这是‘枫桥经验’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和发展，正所谓‘远隔千里解矛盾，足不出戶化纠纷’。” 无独有偶，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宇代表在审议发言中也强调，检察机关应当传承和弘扬“枫桥经验”，积极践行“谦抑、审慎、善意”的司法理念，最大限度降低办案的“负产出”，推动建设法治生态的“绿水青山”。
贾宇强调，今后检察机关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公益诉讼。由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对于损坏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
通过公益诉讼，不仅彰显司法权威，推动检察事业发展，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贾宇代表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从2017年7月1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在全国推开后，半年多来，浙江省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讼220件，进入诉前程序201件，办案数量居全国非试点省份的前列。
“全省公益诉讼办案规模初步形成，一批时间跨度较长、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公共利益保护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贾宇代表说，“2018年在公益诉讼上我们要大有作为。”
让反腐在法治轨道行稳致远
作为国家反腐败立法，制定监察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备受瞩目。
代表们在审议时一致认为，监察法铸就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利器，迈上了法治化推进反腐败工作新征程，必将有力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监察制度体系，加快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党内监督已经实现全覆盖，而依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没有做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
在我省，改革前共有行政监察对象38.3万人，改革后的国家监察对象为70.1万人，增长83.02%。
“全覆盖，不仅体现在数字增长上，更体现在监督实效上。”葛益平代表介绍，2017年，温州市、县两级监察委查办的28起留置案中，共有6个被留置监察对象为改革后新增的国家监察对象。这些案件的查处，对原处于监督“空白”的群体形成了极大震慑。
“反腐败只有全覆盖，才能零容忍。监察法保证监督力量能延伸和覆盖到所有公职人员，促进监督体制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在基层社区工作多年，温州鹿城区松台街道桂柑社区书记、居委会主任柯建华代表最关注的是，监察法草案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事管理的人员也纳入了监察范围。
“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把我们基层管理人员作为监察对象，是一种关爱和呵护，同时督促我们时时警醒自己公正公平办事，提高遵纪守法、规范履职的意识。”柯建华说。
“过去，一些非党员的村干部、村工作人员处于监督盲区，监察法草案将他们纳入监察范围，这让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工作也可以受到有力监督，把小微权力晒在阳光下。”台州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村党委书记方中华代表表示。
贾宇代表则非常关注监察法草案关于留置的规定。他说，用留置取代“两规”符合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是运用法治思维反腐的具体举措。监察法草案赋予监察委一系列调查措施，并规定严格的程序，包括对留置期限、留置场所条件、审批要求等方面作出的规定，充分保障了被留置人员的合法权利，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反腐败领域的集中体现，有利于解决长期困扰的法治难题，确保反腐败工作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
任何权力都要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监察委的权力运行又由谁监督，怎样监督？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成中代表在审议中认为，监察委一方面根据法律规定接受人大监督。另一方面也要强化自我监督。“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应该根据监察法出台一系列具体工作机制和细则。”
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建超代表对此回应说，作为监察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省份，浙江在推进改革试点过程中，在扎紧制度笼子、防止“灯下黑”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从组织和制度建设入手，构建内部既互相协调、又互相制约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省、市两级实行执纪监督和审查调查职责分开、部门分设，实现“前台”和“后台”分离。
同时，全面排查风险，从管钱、管事的关键环节抓起，完善相应监管举措，筑牢“防火墙”。比如，在涉案款物管理方面，严格执行专门保管制度，设立专用账户，固定专门场所，指定专人保管。在履行职责方面，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监察情形的，监察人员必须回避。
“浙江将通过进一步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切实提升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刘建超代表強调。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出席全国人代会的浙江团的人大代表，围绕民主法治话题和监察法草案，认真审议、热烈讨论。
激活地方人大履职活力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过去5年，“立法数量多、分量重、节奏快、质量高，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温暖代表在审议发言时说，过去5年，无论是加强重要领域立法，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还是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对现有法律进行修订完善；无论是打破部门利益藩篱克服立法部门化倾向，还是最大限度地开门立法，以最大诚意汇聚民意，扎实的立法为法治中国奠定坚固基石，提供重要支撑。
良法，善治之前提。代表们在审议中也清醒地认识到，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仍然任重道远。尤其是赋予设区市立法权后，如何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立法权的滥用，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葛益平代表直言：“目前的立法实践中，还存在贪大求全、行政色彩过浓等问题。”在他看来，背后原因在于，地方立法能力和经验不足。他认为，依法行使好地方立法权，坚持人大主导立法，关键是要做到精准立法，多立“小而精”、务实管用的法。
2015年7月，温州率先制定全省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温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在市容和环境卫生建设上，温州的欠账较多，广大市民非常关心，有必要把温州市容环境卫生建设推上一个新的水平。”葛益平代表介绍，这部地方法规理顺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体制，明确了管理责任区和责任人，规范了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活动。“地方立法就是要体现地方特色、解决实际问题。”
“地方人大应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立法评价制度。这套制度应包括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标准等制度运作的整个过程。”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德法代表建议地方人大每年选择1至2部社会关注度高、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法规，委托第三方进行立法后评估。
“评估应‘从事实出发’‘让数据说话’，通过大数据分析来全面细致评估地方法规实施的现实状况，并出具有可信赖的评估报告。”沈德法说。
作为基层人大工作的创新，发轫于浙江宁海的“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引起了代表的热议。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红艺代表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场“代表通道”接受采访时说，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是政府从为民做主转化成为由民做主。“虽然是一字之差，却迈出了基层民主的一大步。新的机制使人民群众成为民生实事项目的参与者、监督者，最终成为项目的受益者。”
“代表票决制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跃敏代表认为，实现政府决策与民众需求的精准对接、高度融合，才能真正把群众所需、所盼、所忧、所虑的事办好，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于跃敏表示，在开展代表票决制工作过程中，杭州市市县乡三级共征集到各类项目建议3406件，经过层层筛选确定1043件提交票决，代表们最终投票选出正式实施项目862件，包括住宅加装电梯、农村公路提升改造、回迁安置房建设等群众急需、普遍受益的民生实事。
“民生实事票决制使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有了活动载体，围绕项目征议题、搞调研、抓监督，也进一步激发了代表的履职热情，建议在更多地方加以推广。”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技术开发部副部长周慧代表说。
守护公平正义生命线
“司法改革向深水区迈进，公正司法迈出重大步伐，司法体制改革有效实施，司法公信力明显提升。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事情。”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代表在审议“两高”报告时如此评价。
郑坚江一直是司法改革的见证者，过去5年，他总共提交多条关于司法改革的议案和建议，采纳率30%。今年，他又带来了《关于制订强制执行法的议案》等13条议案、建议。
“当前，打官司举证难、赔偿低、执行难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郑坚江建议，进一步加强失信联合惩戒，落实限制招投标、乘坐飞机高铁等措施，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从而确保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
2017年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今年1月，宁波两级法院全面上线运行“宁波移动微法院”，老百姓在手机上也能打官司，上线以来已处理各类案件1万余件，广受法官和当事人欢迎。
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所长黄政仁代表看来，这标志着互联网法治迈入了一个崭新时代。“从会前调研情况和实际效果来看，这种‘移动互联网诉讼’新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审判中的诉讼成本高、案多人少两个突出问题，或将成为法院审判模式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黄政仁代表说。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急危重症中心主任陈玮代表的另一个身份，是柯城区法院监督员和调解员。她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和案件繁简分流。
“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的化解，充分发挥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作用，打造智慧法院，借助互联网提高审判执行效率。”陈玮代表说，当下，浙江一些地方法院正试点推广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设，“我理解，这是‘枫桥经验’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和发展，正所谓‘远隔千里解矛盾，足不出戶化纠纷’。” 无独有偶，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宇代表在审议发言中也强调，检察机关应当传承和弘扬“枫桥经验”，积极践行“谦抑、审慎、善意”的司法理念，最大限度降低办案的“负产出”，推动建设法治生态的“绿水青山”。
贾宇强调，今后检察机关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公益诉讼。由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对于损坏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
通过公益诉讼，不仅彰显司法权威，推动检察事业发展，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贾宇代表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从2017年7月1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在全国推开后，半年多来，浙江省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讼220件，进入诉前程序201件，办案数量居全国非试点省份的前列。
“全省公益诉讼办案规模初步形成，一批时间跨度较长、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公共利益保护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贾宇代表说，“2018年在公益诉讼上我们要大有作为。”
让反腐在法治轨道行稳致远
作为国家反腐败立法，制定监察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备受瞩目。
代表们在审议时一致认为，监察法铸就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利器，迈上了法治化推进反腐败工作新征程，必将有力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监察制度体系，加快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党内监督已经实现全覆盖，而依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没有做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
在我省，改革前共有行政监察对象38.3万人，改革后的国家监察对象为70.1万人，增长83.02%。
“全覆盖，不仅体现在数字增长上，更体现在监督实效上。”葛益平代表介绍，2017年，温州市、县两级监察委查办的28起留置案中，共有6个被留置监察对象为改革后新增的国家监察对象。这些案件的查处，对原处于监督“空白”的群体形成了极大震慑。
“反腐败只有全覆盖，才能零容忍。监察法保证监督力量能延伸和覆盖到所有公职人员，促进监督体制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在基层社区工作多年，温州鹿城区松台街道桂柑社区书记、居委会主任柯建华代表最关注的是，监察法草案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事管理的人员也纳入了监察范围。
“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把我们基层管理人员作为监察对象，是一种关爱和呵护，同时督促我们时时警醒自己公正公平办事，提高遵纪守法、规范履职的意识。”柯建华说。
“过去，一些非党员的村干部、村工作人员处于监督盲区，监察法草案将他们纳入监察范围，这让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工作也可以受到有力监督，把小微权力晒在阳光下。”台州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村党委书记方中华代表表示。
贾宇代表则非常关注监察法草案关于留置的规定。他说，用留置取代“两规”符合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是运用法治思维反腐的具体举措。监察法草案赋予监察委一系列调查措施，并规定严格的程序，包括对留置期限、留置场所条件、审批要求等方面作出的规定，充分保障了被留置人员的合法权利，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反腐败领域的集中体现，有利于解决长期困扰的法治难题，确保反腐败工作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
任何权力都要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监察委的权力运行又由谁监督，怎样监督？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成中代表在审议中认为，监察委一方面根据法律规定接受人大监督。另一方面也要强化自我监督。“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应该根据监察法出台一系列具体工作机制和细则。”
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建超代表对此回应说，作为监察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省份，浙江在推进改革试点过程中，在扎紧制度笼子、防止“灯下黑”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从组织和制度建设入手，构建内部既互相协调、又互相制约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省、市两级实行执纪监督和审查调查职责分开、部门分设，实现“前台”和“后台”分离。
同时，全面排查风险，从管钱、管事的关键环节抓起，完善相应监管举措，筑牢“防火墙”。比如，在涉案款物管理方面，严格执行专门保管制度，设立专用账户，固定专门场所，指定专人保管。在履行职责方面，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监察情形的，监察人员必须回避。
“浙江将通过进一步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切实提升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刘建超代表強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