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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日蹙，失业日多”，成为晚清政府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旨在“消纳流民”的大量官办实业工艺局，逐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职业人才培养模式。
1898年戊戌变法那年，25岁的夏仁虎(1874～1963年)以拔贡身份到北京参加殿试朝考，从而开始了他整整30年的官宦生涯，并终生留在了北京。像所有在北京生活的文人们一样，他喜欢把看到的，听到的记录下来，不论是生活中的良俗，还是陋习，不论是人情世故，还是市肆交易，如今《旧京琐事》已经是难得的历史资料了。其中记载了天子脚下，首善之地，游民与乞丐满城，令人目不忍视的惨状，在书中他说那些贫民与流民“有缀报纸为衣者，有夫妇共一裤者。每及冬令，冻馁途毙，无日无之”。甚至穷到头，相对自缢。
美国社会经济学家西德尼.D.甘博(1890～1968年)在1921年的《北京社会调查》一书中称光绪四年(1878年)北京城内仅赤身裸体的乞丐就超过2万。据满清官方统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2月至次年8月，因穷饿倒毙、自尽者230余人，平均每月达29人。1905～1908年直隶计150余州县遭受多种灾害的严重侵袭，而周边省份如晋豫鲁等多达600余州县也有灾情。灾害过后，往往是灾民流离失所、灾区饿殍遍野；再加上晚清战争连绵，此起彼伏，20世纪初年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战争都使华北农民大量离村，“联军人京，四民失业，强壮者流为盗贼，老弱者转于沟壑”。凡遇灾荒饥馑，直隶近畿及周边省份的受灾人口纷纷逃往首善之地以图饱暖。直隶总督李鸿章曾上奏曰：“值灾歉频仍，罗掘殆尽，外来饥民无所得食，纷纷到京，京城粥厂骤增。”
不止京城一地游民众多，晚清时期无业游民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因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破产，传统政治模式转型，蹒跚中的民族产业吸纳的劳动力有限，流民大量涌向都市，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突显，一时之间，众生纷扰，乱象横生。
游民的来由
“民生日蹙，失业日多”，清末游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災难性游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几乎无年不灾，而清代又是灾荒发生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据统计，从1616年清政权建立至1911年清政权灭亡的296年间，共发生灾害1121次，平均每三月一次。
“光绪三、四年大灾”，即1877～1878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特大灾荒，是用“丁戊奇荒”这样骇人的字眼载入史册的。1876年春夏两季，南方沿海各省由于雨量过多而遭到水灾，广东、福建两省最为严重。同时，长江以北各省普遍干旱，广大地区夏秋两收完全受到破坏。次年，即光绪三年，北方九省大部分地区再次遭到更严重的旱灾，很多地方又发生蝗、雹、疫等灾情。这次大灾荒延续到1878年，直隶等一部分地区拖到了1879年。
直隶从1878年延续到次年九月的荒旱，致使“保定以西，河间以南，旱蝗相乘，灾区甚广。……春间犹采苜蓿、榆叶、榆皮为食，继食槐柳叶，……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到河间放赈的一个官员在日记中写道：“年青的人被出卖，特别是女子被带到南方去。……儿童样子最为可怕了——只剩下枯干的皮包骨头，肚子膨胀(他们的食物是杂草和树皮)，面色青黝，两眼发直。”有些人“竞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上”。据不完全统计，仅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四省，1876年就有181个县受灾，1 877年为274个县，1 878年达285个县。在这连续三年大灾荒里，受到天灾严重袭击的饥民达2亿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半数。死于饥荒和疫病者1000万左右，从重灾区逃荒外地的人数达到2000万，以上。活着的灾民不得不四处逃荒。皖北灾民逃向扬州一带，山西、陕西灾民逃亡西北蒙古等地方，山东、河北等地灾民大量向东北逃荒。
其次是农业的隐形结构性失业。根据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学家陈翰笙的研究，19世纪时，中国农村家庭人口平均为5名左右，劳动力一般是2名。每个劳动力可耕地15至30亩。但人口巨大增长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地矛盾，从当时人均拥有可耕地的数量来看，整个19世纪都在1 75亩至2.3亩之间徘徊。中国农村社会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1901年大约有3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依靠对农业无限制的劳动力投入、或在农业生产淡季时从事小手工业，一部分相对剩余人口被消化吸纳。但是，随着传统模式的破产，自然经济结构中的隐性失业人口被释放出来，无业游民成为一个严重棘手的问题。
传统手工业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打击而日渐凋零，手工业者失业剧增，1856年以前云南个旧锡矿工人达10万人，甲午战争后的1896～1897年仅余2万人。19世纪初年，因出产在南京附近江南一带而得名的南京布，曾以结实耐用而行销于欧美市场。东印度公司在1820年以前，每年从中国运出的南京布，数在20万匹以上；英国散商从1817年到1827年间，每年运出的南京布，多则80万匹，少亦20多万匹，经常则为四五十万匹。美国从中国运出的南京布则更多。从19世纪20年代起，随着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纺织中心的逐步建立和英国纺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南京布出口的数量就急剧地衰退了。1831年，广州附近有了个村庄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骚动”。原因是从英国输入的棉纱剥夺了向来依靠纺纱织布过活的职工妻女们的生活。1 845年美国的棉布也大量地输入中国，成为英国的劲敌。这些棉纺织品，都是从五个通商口岸涌进国境来的，从而摧毁了邻近通商口岸地区城乡的手工棉纺织业。
一部分失业人口前往城市谋生，造成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一部分兼业手工业者在农业生产淡季时失业。有人估计，晚清同治年间， “士工商之外，无末业可治，散而游幕、去而僧道、隶为胥役、投为奴仆、流为地棍盐徒，每省不下20余万人，此皆游民耗蠹于农者也”。
第三是战争引发的游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的福建崇安“为聚茶之所，商贾辐辏，常数万人。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佣工失业”。1853～1868年的捻军及清政府镇压捻军的战争，淮北蒙受兵灾最重， “兵勇所至，如火燎毛”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 “自安庆至宿、毫千余里，人民失业，田庐荡然”一片凄惨荒凉。
“游民约有数种，除老弱残废，由五城另行收养外，其余以身家清白、穷无所归者为上；本有行业，遭难流离者次之；平日懒惰性成，兼有嗜好者又次之；甘心下流，近乎邪僻者为下”。如此复杂的游民群体，给清政府统治造成了强大压力。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业游民已经成为一个 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形势的迅速发展使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 “无业游民生计日绌，苟不早为之所，则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更何堪设想。今欲地方安静，必先为若辈筹其生路，然后继以峻法，使之进有所图，退有所畏，善后之策，如斯而已”。
清政府意识到，游民乞丐充斥社会，“无业可就”，“无以谋生”，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吸纳游民
北京作为皇权重心与政治中心，存在着众多官办与公办(即中央政府与顺天府主办)的慈善机构，如养济院、普济堂、育婴堂、留养局、栖流所、粥厂等。光绪初年，京城主要慈善设施有粥厂35个，饭厂11个，暖厂、善堂、栖流所各5个，育婴堂4个。养济院与普济堂的救助目标一般为当地老弱病残群体，留养局与栖流所多为收养外籍入京之流民与难民而设，育婴堂与粥厂则兼收京内外贫弱幼人员，京城由此构成了相对完备的传统慈善救济体系与网络。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二到十五日，北京通济门外粥厂共施粥米546石，所用柴薪为820担，有109338人次接受施助。
“中国各善堂养则有之，教尚未备”。为此，晚清著名慈善家经元善提出，最大的善举莫过于创设课工教艺的工艺院，“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况更可以技教人，功德尤无限量”。因此，他建议变通一切善堂，逐渐改作工艺院，或者在育婴堂、恤嫠院内，“各设小工艺所，俾孤儿长成，可谋生成家，孀妇得资，可瞻育后嗣。”而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创办的京都广仁堂，针对“历来善堂每仅给衣食，致养成一班惰民，于世无补”的宿弊，指出“本堂之设，既养且教，务俾益人习一人之业，渐使能自谋生。”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首开工艺局，收养乞丐游民。对于游民，工艺局要“——问明来历籍贯，取有切实保人。登注册簿，方可收留”。此外“有孤老幼孩，愿来习艺者，亦准取保挂号挨次传补，衣履不周者由局给”。工艺局聘请数十位教习向他们传授技艺，其内容有书画、数算、镌刻、织布、织绒毯、绣花、珐琅、铜铁、瓦木等。“学徒俗例三年为满师”，然后即可出去自谋职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庆亲王奕劻等奏请在“首善”之地京师设置九个工艺厂(合称“首善工艺厂”)，即为“兴实业而惠穷黎，宗旨在教养贫民”的官办机构。九厂设有包括图画科，织工科、提花科、绣工科、卫生衣科、染工科、料工科、扳金镀镍科、胰皂科、铜铁科、木工科、藤器科等门类不同、新旧兼有的工艺科目。北京外城总厅所设外城贫民工厂主要教授“手工及浅近文艺二种”： “其中手工包括织呢、织布、织毯、制造铜锡器皿、印刷、织带、缝纫、搓绳、编制藤竹各器等；浅近文艺包括四个方面，即有益身心之学说及关于伦理之故事，日常应用之粗淺文字，心算笔算珠算之加减乘除以及图画体操等。”截止到1911年初，累计招收艺徒1572人，为提倡女子工艺，1909年农工商部筹办了京师首善第一女工厂，招收女T200多名。
与此同时，商部(农工商部)督促各省“精益求精，力求进步”。1905年设立工艺调查表，通行各省如实填报；1906年通饬各省广设工艺局厂和劝工陈列所，次年通行各省推广实业学堂，1 909年严催各省迅速举办农工要政。在其推动下，到1911年，各省已设立工艺局厂389处，工业学堂29处，艺徒学堂82处，劝工陈列所和商品陈列所共13处。就连边远省份如云南、新疆也设立了工艺局厂和工业、艺徒学堂多处。
1906年12月，农工商部创设了京师劝工陈列所，展出了各省工艺局生产的布匹，直隶、湖南、山东等省的绣货和北京的砂器，福建的漆器，江苏的烫画等。1906、1910年，在农工商部的倡导下，武昌，南京先后举办了物品展览会，南洋劝业会规模宏大，展品10余万件，会期内，美、德、日等国实业团体纷纷赶来参观。
在官方倡导下，一些由私人创办的工艺传习机构纷纷在民间出现。1906年留日学生徐自新出资3000两，购回日本各种手工艺机械，招收学徒100余人，学习造纸、印刷、木工、漆工、绒绣等工艺。周学熙“就天津广仁堂创设工厂，延订女工师，教授贫寒妇女学习制玲珑西式花鞭，并机器缝纫、插花、刺绣等项手艺，兼授修身、书、算等课，俾具普通知识，有自瞻身家之资格”。
革职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在北京琉璃厂创办了民间工艺局，黄思永则在儿子黄中慧的大力协助下，进一步扩充了工艺局，制作各种富于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其中尤以景泰蓝铜器最为精巧，曾两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其铜瓶单个市场价当时就高达五千元，还供不应求。广东佛山镇绅商黄爽南、黄鸣皋、阮文林、区静涛、林文缘、温干卿等合伙集股3万余元，创办工艺厂。到1911年，这类民办工艺局或工艺传习所在全国已不下百处。
外国传教士也在中国沿海创办了一些工艺传习所。外国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也把本国的工艺传授给教民，如抽纱、网扣、草编、绒绣等，这种传艺活动一般采取办学的形式，比较有规模的有1 864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在土山湾开设的习艺所，到20世纪初这所专收孤儿的习艺所教学机构才逐渐完善。
在清廷大力解决失业和游民问题的时候，连慈禧太后也“致心振兴工艺”。她要求内务府大臣，召选浙江妇女能纺绩工针绣者数人，纳于宫中，教宫女学习各项女工，无论福晋命妇，均准内肆业，以期化民成俗，甚至她还准备把工艺局办到内廷，购买机器教官女织造毛巾等。当然慈禧太后不过是做出“振兴工艺”的样子。
昙花一现
工艺局厂作为官办的模范工厂，资本较雄厚，设备较先进，技术力量较强，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同时因为招收艺徒较多，为民间企业培养了技术人材。如直隶实习工厂“募中外各专门技匠，招官费自费工徒”，每一种艺徒学成，即动员绅商设立公司，成为“各公司取材之地”。农工商部工艺局和直隶实习工厂、四川省劝工局每年毕业的艺徒有数百人，艺徒踪迹遍及本省，远达奉天、吉林、新疆等边远省份，促进了工业技术的传播和各地工业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一批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乡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 “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亦复不少。”
高阳土布在20世纪初洋布倾销之际尚有发展，其原因之一就是直隶实习工厂为当地培养了手工织布技术人材。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宝坻也同样受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 “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入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
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所创办的工艺传习所、局主要目的在于“消纳流民”以稳定社会秩序，在这一初衷下，工艺局“意在养民，不求谋利”，“使工有所劝，民有所归”。这种形式的工艺教育本身基本上无利可图。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回报， “推广工艺”的号召很难引起普遍的社会回应。
“消纳流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由于政府财政破落，国库空虚，使其在政策执行上力度不够，只能导致工艺教育事业推而不广，这是令人惋惜的。如浙江各县贫民习艺所，“于多数贫民，无直接之利益”，乃“请省长通令各县，撤消贫民习艺所，所有作业器具，招商承办，改为实业工厂”，湖北各县贫民工场，因1915年“政费支绌，各厂月耗巨资，乃一律停办，改为每道设一模范工厂”。可见，不增强官办工艺局自身的造血功能，完全依靠财政上本已千疮百孔的各级政府拨款，是官办工艺传习机构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工艺局所对人才的培养模式，逐步改变了中国传统手工业作坊师徒授受的工艺传承方式，对当时和后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作为一个在京城接济游民的官办工艺厂，首善工艺厂难免染上清政府的种种陋习，再加上规模小，效率低下，注定了昙花一现的现实，更是无法解决失业和游民问题。民国元年二月，首善工艺厂哀叹： “以本厂历年存项下有限之款、有限之米，设非官府另筹接济，后顾茫茫，断难持久。”最终交由八旗生计处接办，像很多工艺局一样黯然画上了句号。
1898年戊戌变法那年，25岁的夏仁虎(1874～1963年)以拔贡身份到北京参加殿试朝考，从而开始了他整整30年的官宦生涯，并终生留在了北京。像所有在北京生活的文人们一样，他喜欢把看到的，听到的记录下来，不论是生活中的良俗，还是陋习，不论是人情世故，还是市肆交易，如今《旧京琐事》已经是难得的历史资料了。其中记载了天子脚下，首善之地，游民与乞丐满城，令人目不忍视的惨状，在书中他说那些贫民与流民“有缀报纸为衣者，有夫妇共一裤者。每及冬令，冻馁途毙，无日无之”。甚至穷到头，相对自缢。
美国社会经济学家西德尼.D.甘博(1890～1968年)在1921年的《北京社会调查》一书中称光绪四年(1878年)北京城内仅赤身裸体的乞丐就超过2万。据满清官方统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2月至次年8月，因穷饿倒毙、自尽者230余人，平均每月达29人。1905～1908年直隶计150余州县遭受多种灾害的严重侵袭，而周边省份如晋豫鲁等多达600余州县也有灾情。灾害过后，往往是灾民流离失所、灾区饿殍遍野；再加上晚清战争连绵，此起彼伏，20世纪初年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战争都使华北农民大量离村，“联军人京，四民失业，强壮者流为盗贼，老弱者转于沟壑”。凡遇灾荒饥馑，直隶近畿及周边省份的受灾人口纷纷逃往首善之地以图饱暖。直隶总督李鸿章曾上奏曰：“值灾歉频仍，罗掘殆尽，外来饥民无所得食，纷纷到京，京城粥厂骤增。”
不止京城一地游民众多，晚清时期无业游民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因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破产，传统政治模式转型，蹒跚中的民族产业吸纳的劳动力有限，流民大量涌向都市，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突显，一时之间，众生纷扰，乱象横生。
游民的来由
“民生日蹙，失业日多”，清末游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災难性游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几乎无年不灾，而清代又是灾荒发生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据统计，从1616年清政权建立至1911年清政权灭亡的296年间，共发生灾害1121次，平均每三月一次。
“光绪三、四年大灾”，即1877～1878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特大灾荒，是用“丁戊奇荒”这样骇人的字眼载入史册的。1876年春夏两季，南方沿海各省由于雨量过多而遭到水灾，广东、福建两省最为严重。同时，长江以北各省普遍干旱，广大地区夏秋两收完全受到破坏。次年，即光绪三年，北方九省大部分地区再次遭到更严重的旱灾，很多地方又发生蝗、雹、疫等灾情。这次大灾荒延续到1878年，直隶等一部分地区拖到了1879年。
直隶从1878年延续到次年九月的荒旱，致使“保定以西，河间以南，旱蝗相乘，灾区甚广。……春间犹采苜蓿、榆叶、榆皮为食，继食槐柳叶，……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到河间放赈的一个官员在日记中写道：“年青的人被出卖，特别是女子被带到南方去。……儿童样子最为可怕了——只剩下枯干的皮包骨头，肚子膨胀(他们的食物是杂草和树皮)，面色青黝，两眼发直。”有些人“竞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上”。据不完全统计，仅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四省，1876年就有181个县受灾，1 877年为274个县，1 878年达285个县。在这连续三年大灾荒里，受到天灾严重袭击的饥民达2亿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半数。死于饥荒和疫病者1000万左右，从重灾区逃荒外地的人数达到2000万，以上。活着的灾民不得不四处逃荒。皖北灾民逃向扬州一带，山西、陕西灾民逃亡西北蒙古等地方，山东、河北等地灾民大量向东北逃荒。
其次是农业的隐形结构性失业。根据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学家陈翰笙的研究，19世纪时，中国农村家庭人口平均为5名左右，劳动力一般是2名。每个劳动力可耕地15至30亩。但人口巨大增长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地矛盾，从当时人均拥有可耕地的数量来看，整个19世纪都在1 75亩至2.3亩之间徘徊。中国农村社会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1901年大约有3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依靠对农业无限制的劳动力投入、或在农业生产淡季时从事小手工业，一部分相对剩余人口被消化吸纳。但是，随着传统模式的破产，自然经济结构中的隐性失业人口被释放出来，无业游民成为一个严重棘手的问题。
传统手工业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打击而日渐凋零，手工业者失业剧增，1856年以前云南个旧锡矿工人达10万人，甲午战争后的1896～1897年仅余2万人。19世纪初年，因出产在南京附近江南一带而得名的南京布，曾以结实耐用而行销于欧美市场。东印度公司在1820年以前，每年从中国运出的南京布，数在20万匹以上；英国散商从1817年到1827年间，每年运出的南京布，多则80万匹，少亦20多万匹，经常则为四五十万匹。美国从中国运出的南京布则更多。从19世纪20年代起，随着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纺织中心的逐步建立和英国纺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南京布出口的数量就急剧地衰退了。1831年，广州附近有了个村庄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骚动”。原因是从英国输入的棉纱剥夺了向来依靠纺纱织布过活的职工妻女们的生活。1 845年美国的棉布也大量地输入中国，成为英国的劲敌。这些棉纺织品，都是从五个通商口岸涌进国境来的，从而摧毁了邻近通商口岸地区城乡的手工棉纺织业。
一部分失业人口前往城市谋生，造成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一部分兼业手工业者在农业生产淡季时失业。有人估计，晚清同治年间， “士工商之外，无末业可治，散而游幕、去而僧道、隶为胥役、投为奴仆、流为地棍盐徒，每省不下20余万人，此皆游民耗蠹于农者也”。
第三是战争引发的游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的福建崇安“为聚茶之所，商贾辐辏，常数万人。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佣工失业”。1853～1868年的捻军及清政府镇压捻军的战争，淮北蒙受兵灾最重， “兵勇所至，如火燎毛”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 “自安庆至宿、毫千余里，人民失业，田庐荡然”一片凄惨荒凉。
“游民约有数种，除老弱残废，由五城另行收养外，其余以身家清白、穷无所归者为上；本有行业，遭难流离者次之；平日懒惰性成，兼有嗜好者又次之；甘心下流，近乎邪僻者为下”。如此复杂的游民群体，给清政府统治造成了强大压力。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业游民已经成为一个 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形势的迅速发展使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 “无业游民生计日绌，苟不早为之所，则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更何堪设想。今欲地方安静，必先为若辈筹其生路，然后继以峻法，使之进有所图，退有所畏，善后之策，如斯而已”。
清政府意识到，游民乞丐充斥社会，“无业可就”，“无以谋生”，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吸纳游民
北京作为皇权重心与政治中心，存在着众多官办与公办(即中央政府与顺天府主办)的慈善机构，如养济院、普济堂、育婴堂、留养局、栖流所、粥厂等。光绪初年，京城主要慈善设施有粥厂35个，饭厂11个，暖厂、善堂、栖流所各5个，育婴堂4个。养济院与普济堂的救助目标一般为当地老弱病残群体，留养局与栖流所多为收养外籍入京之流民与难民而设，育婴堂与粥厂则兼收京内外贫弱幼人员，京城由此构成了相对完备的传统慈善救济体系与网络。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二到十五日，北京通济门外粥厂共施粥米546石，所用柴薪为820担，有109338人次接受施助。
“中国各善堂养则有之，教尚未备”。为此，晚清著名慈善家经元善提出，最大的善举莫过于创设课工教艺的工艺院，“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况更可以技教人，功德尤无限量”。因此，他建议变通一切善堂，逐渐改作工艺院，或者在育婴堂、恤嫠院内，“各设小工艺所，俾孤儿长成，可谋生成家，孀妇得资，可瞻育后嗣。”而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创办的京都广仁堂，针对“历来善堂每仅给衣食，致养成一班惰民，于世无补”的宿弊，指出“本堂之设，既养且教，务俾益人习一人之业，渐使能自谋生。”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首开工艺局，收养乞丐游民。对于游民，工艺局要“——问明来历籍贯，取有切实保人。登注册簿，方可收留”。此外“有孤老幼孩，愿来习艺者，亦准取保挂号挨次传补，衣履不周者由局给”。工艺局聘请数十位教习向他们传授技艺，其内容有书画、数算、镌刻、织布、织绒毯、绣花、珐琅、铜铁、瓦木等。“学徒俗例三年为满师”，然后即可出去自谋职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庆亲王奕劻等奏请在“首善”之地京师设置九个工艺厂(合称“首善工艺厂”)，即为“兴实业而惠穷黎，宗旨在教养贫民”的官办机构。九厂设有包括图画科，织工科、提花科、绣工科、卫生衣科、染工科、料工科、扳金镀镍科、胰皂科、铜铁科、木工科、藤器科等门类不同、新旧兼有的工艺科目。北京外城总厅所设外城贫民工厂主要教授“手工及浅近文艺二种”： “其中手工包括织呢、织布、织毯、制造铜锡器皿、印刷、织带、缝纫、搓绳、编制藤竹各器等；浅近文艺包括四个方面，即有益身心之学说及关于伦理之故事，日常应用之粗淺文字，心算笔算珠算之加减乘除以及图画体操等。”截止到1911年初，累计招收艺徒1572人，为提倡女子工艺，1909年农工商部筹办了京师首善第一女工厂，招收女T200多名。
与此同时，商部(农工商部)督促各省“精益求精，力求进步”。1905年设立工艺调查表，通行各省如实填报；1906年通饬各省广设工艺局厂和劝工陈列所，次年通行各省推广实业学堂，1 909年严催各省迅速举办农工要政。在其推动下，到1911年，各省已设立工艺局厂389处，工业学堂29处，艺徒学堂82处，劝工陈列所和商品陈列所共13处。就连边远省份如云南、新疆也设立了工艺局厂和工业、艺徒学堂多处。
1906年12月，农工商部创设了京师劝工陈列所，展出了各省工艺局生产的布匹，直隶、湖南、山东等省的绣货和北京的砂器，福建的漆器，江苏的烫画等。1906、1910年，在农工商部的倡导下，武昌，南京先后举办了物品展览会，南洋劝业会规模宏大，展品10余万件，会期内，美、德、日等国实业团体纷纷赶来参观。
在官方倡导下，一些由私人创办的工艺传习机构纷纷在民间出现。1906年留日学生徐自新出资3000两，购回日本各种手工艺机械，招收学徒100余人，学习造纸、印刷、木工、漆工、绒绣等工艺。周学熙“就天津广仁堂创设工厂，延订女工师，教授贫寒妇女学习制玲珑西式花鞭，并机器缝纫、插花、刺绣等项手艺，兼授修身、书、算等课，俾具普通知识，有自瞻身家之资格”。
革职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在北京琉璃厂创办了民间工艺局，黄思永则在儿子黄中慧的大力协助下，进一步扩充了工艺局，制作各种富于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其中尤以景泰蓝铜器最为精巧，曾两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其铜瓶单个市场价当时就高达五千元，还供不应求。广东佛山镇绅商黄爽南、黄鸣皋、阮文林、区静涛、林文缘、温干卿等合伙集股3万余元，创办工艺厂。到1911年，这类民办工艺局或工艺传习所在全国已不下百处。
外国传教士也在中国沿海创办了一些工艺传习所。外国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也把本国的工艺传授给教民，如抽纱、网扣、草编、绒绣等，这种传艺活动一般采取办学的形式，比较有规模的有1 864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在土山湾开设的习艺所，到20世纪初这所专收孤儿的习艺所教学机构才逐渐完善。
在清廷大力解决失业和游民问题的时候，连慈禧太后也“致心振兴工艺”。她要求内务府大臣，召选浙江妇女能纺绩工针绣者数人，纳于宫中，教宫女学习各项女工，无论福晋命妇，均准内肆业，以期化民成俗，甚至她还准备把工艺局办到内廷，购买机器教官女织造毛巾等。当然慈禧太后不过是做出“振兴工艺”的样子。
昙花一现
工艺局厂作为官办的模范工厂，资本较雄厚，设备较先进，技术力量较强，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同时因为招收艺徒较多，为民间企业培养了技术人材。如直隶实习工厂“募中外各专门技匠，招官费自费工徒”，每一种艺徒学成，即动员绅商设立公司，成为“各公司取材之地”。农工商部工艺局和直隶实习工厂、四川省劝工局每年毕业的艺徒有数百人，艺徒踪迹遍及本省，远达奉天、吉林、新疆等边远省份，促进了工业技术的传播和各地工业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一批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乡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 “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亦复不少。”
高阳土布在20世纪初洋布倾销之际尚有发展，其原因之一就是直隶实习工厂为当地培养了手工织布技术人材。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宝坻也同样受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 “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入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
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所创办的工艺传习所、局主要目的在于“消纳流民”以稳定社会秩序，在这一初衷下，工艺局“意在养民，不求谋利”，“使工有所劝，民有所归”。这种形式的工艺教育本身基本上无利可图。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回报， “推广工艺”的号召很难引起普遍的社会回应。
“消纳流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由于政府财政破落，国库空虚，使其在政策执行上力度不够，只能导致工艺教育事业推而不广，这是令人惋惜的。如浙江各县贫民习艺所，“于多数贫民，无直接之利益”，乃“请省长通令各县，撤消贫民习艺所，所有作业器具，招商承办，改为实业工厂”，湖北各县贫民工场，因1915年“政费支绌，各厂月耗巨资，乃一律停办，改为每道设一模范工厂”。可见，不增强官办工艺局自身的造血功能，完全依靠财政上本已千疮百孔的各级政府拨款，是官办工艺传习机构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工艺局所对人才的培养模式，逐步改变了中国传统手工业作坊师徒授受的工艺传承方式，对当时和后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作为一个在京城接济游民的官办工艺厂，首善工艺厂难免染上清政府的种种陋习，再加上规模小，效率低下，注定了昙花一现的现实，更是无法解决失业和游民问题。民国元年二月，首善工艺厂哀叹： “以本厂历年存项下有限之款、有限之米，设非官府另筹接济，后顾茫茫，断难持久。”最终交由八旗生计处接办，像很多工艺局一样黯然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