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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关键词] 全球传播； 全球话语体系； 文化冲突； 文化融合； 全球修辞； 中国古典智慧
Abstract：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and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dia create a global discourse field. A new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and order becomes true as the decline of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past dominator and the rise of new speak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The Internet has made the world into a whole in space and time. The territorial space of every nation has been replaced by a virtual space. A global communicative system has come into true. Internet discourse has become a new global ecology. Conflicts in the real world have been reflected by the network. They are resolved and extended through the network， and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 culture through words ultimately.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is a comprehensive representation in media of global framework. It is not only a stage for displaying global discourse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others， but also a reexpressive discourse system of human civilizations as well as a representation system in media for nations in the whole world. The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varies in different levels， regions， fields as well as history and reality. China is trying his efforts to become a builder of the Asian regional discourse order and a dominator of the new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The world should adapt its attitude a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new discourse position， role and action of China. The world should also rethink and recognize all of these aspects of China as well as being used to China's new discourse role and power.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nflicts and amalgamation is becoming a mutual subject of both glob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nd discourse research. The conflicts between powerful discourse and peaceful discourse， national discourse and universal discourse， local discourse and external discourse， 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are great threats to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Equality， freedom， openness， tolerance， benevolence of speech is the safeguard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Global rhetoric is the important means and ways for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The global rhetoric is the globalization of rhetorical practice as well as a global social system， and a universal code and approaches to them. Global rhetoric means to defus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o deal with all the developmental problems of all the human beings by rhetorical conversation rather than violence and war， to unify the global public wills， to realize the common interests as well as to build a Great Unity. Global rhetoric is also a mean and a way for managing human souls and gathering common will of human beings， as well being a world order and one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building of an Asian discourse system especially eastern Asian discourse system should be done by Asian nations themselves. It should be built on regional conversation and rhetoric with the aim to form discourse community. Asia should be returned to its classical harmony and civilization. This is a new choice of Asian civilization. The discourse system building of the globe and Asia should all absorb classic wisdom. Chinese classic wisdom， such as ″speech rituals，″ ″speech humanity，″ ″speech loyalty， ″″speech truthfulness″ of Confucianism and ″universal love，″ ″no attacking″ of Monism are important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of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solving global cultural conflicts， realizing cultural amalgamation and regional peaceful development.
Key words： global communication；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cultural amalgamation； cultural conflict； global rhetoric； Chinese classical wisdom
近十年来，话语学研究在中国如火如荼，话语已经成为一个跨越诸多学科的通用词汇。最近几年，“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研究更是超越了学术范畴，进入政治、文化领域，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所谓“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1]；而“国家话语体系”则“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学术、外交、贸易等实力的媒介表达形态，是一个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乃至全球行使国家主权、进行国家传播的行为系统”。“它也是国家意识、国家意志、国家价值观、国家追求、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和重要表达方式系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层面上的再阐释。”陈汝东《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55、56期）征文，获一等奖，修改稿即将发表于《江淮论坛》2015年第2期。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正在形成，“全球话语”、“全球话语体系”也正在成为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双重选择。我们此前所提出的“全球修辞”和“全球修辞学”概念[2]将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目前来看，这两个范畴正在成为新一轮的学术热点。为此，我们力图进一步廓清“全球话语体系”所提出的国际环境、面临的挑战及其建构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途径与策略。
一、 文化冲突： 国际话语的新走向
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普及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际冲突特别是文化冲突也更加频繁，这与全球传播的发展不无关系。其中涉华冲突尤为突出。比如，2014年8月18日，澳大利亚议员、矿业大亨帕尔默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就出言不逊，恶意指责中国政府欲免费攫取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和港口，并在节目中爆粗口。节目一播出，澳大利亚各界人士纷纷对其提出批评。澳总理阿博特谴责了帕尔默的言论，称其“太出格”，指出“中国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澳大利亚需要牢固的对华关系”[3]。这样的事例近年来并不鲜见。2014年7月10日，在美国福克斯新闻台的“The Five”节目中，主持人贝克尔就说：“中国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唯一最大威胁。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吗？像往常一样，我们把他们带到这里，我们教一帮中国佬，呃……中国人，如何用电脑，然后他们回到中国，非法侵入我们的计算机系统。”[4]其辱华言论引发了华人世界的愤怒，加州一名华裔州参议员就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并要求贝克尔辞职。 上述实例表明，跨文化传播中的国际冲突越来越频繁。这些冲突不仅是涉及中国人的，也有涉及其他民族乃至世界各国的。比如，日本右翼官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和慰安妇问题的否认言论，也招致了世界各国的反对和抗议。近来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所反映出来的不仅是领土和利益冲突，其背后依然是文化和文明的对立与冲突。2014年11月，在北京APEC会议和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20峰会上，美国总统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评论、欧美国家对俄罗斯插手乌克兰问题的警告，以及由美国索尼影业电影《采访》引发的美朝之间的黑客攻击和口舌战[5]等，同样折射出文化的对立和冲突。
导致上述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的国际联盟和国际经济体的形成等加剧了国际竞争。第二，随着国际产业和金融体系的调整、整合，以及贸易体系的发展、变革，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利益冲突更加敏感。第三，政府、民间等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差异、宗教差异以及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更加突显，产生摩擦、碰撞的概率增大。第四，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并引发冲突，各种国际势力趁机渗透并参与角逐，进而向国际扩散、转移，国际、国内话语场纠葛在一起。第五，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的逐步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互联网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一旦事情发生，便很快实现全球传播，实现网络与现实的同步化、一体化。
当然，辱华言论主要还是源于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崛起。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大为增强。世界对中国贫穷积弱形象的转变不适应，某些西方国家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不舒服、担忧乃至恐惧。其次，中国的对外商品、劳力、资本、技术输出挤占了国际市场，本土利益群体认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比如在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上就存在“土地掠夺”、“扩张”、“零和”与“双赢”等争议[6]。第三，中国面对贸易摩擦及领土、领海争端等的态度，不再像从前那样平和、隐忍乃至“委曲求全”，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不再退让，而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第四，中国的国民面貌焕然一新，他们走出国门，“抢滩各国，购买世界”。第五，中国的国际文化空间拓展战略，比如孔子学院计划等阻击、挤压了强势国家的语言、文化、科技等新殖民主义在中国和全球的既有空间。
此外，一些霸权国家的惯常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比如，2014年8月19日，某国海军侦察机飞抵海南岛以东附近空域侦察，中国海军航空兵战机进行例行性识别查证，但这却遭到了对方的指责[7]。当然，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中国记者质问该国国务院发言人：“如果中国把战机飞到夏威夷，你可以接受吗？”对方以“不想多说”搪塞[8]。大概不是不想回应，而是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该国对此霸道做法已当成了家常便饭、理所当然，对受到挑战不舒服，觉得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因此说，在新的全球话语体系中，世界对中国的新地位、新角色、新做法需要再认识，需要积极适应，允许中国拥有新的角色、新的话语权。
2013年7月，美国前情报部门官员斯诺登所揭秘的“棱镜门”事件，则是霸权主义国家侵害世界各国的罪证[9]。美国不仅监听本国的国民，而且监听全世界，其中也包括德国、土耳其等盟友及其国家领导人[10]。美国惯常以批评他国的人权、网络黑客攻击为乐，但在此事件中，美国人自曝家丑，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丧失了国际正义的道德制高点。美国的监听行为引发的不仅是文化冲突，更是霸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突、民族主义话语与普世话语之间的冲突。斯诺登所进行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世界和平话语与全球霸权话语之间的战争，是国家正义和国际正义之间的角力。
显然，无论是政治对立，还是领土争端，乃至文化的对抗和冲突，最终都会反映到话语层面，都需要通过话语和媒介进行，而所有冲突最终都要诉诸文化来解决。因此，探讨当今国际冲突中的话语形态、话语主体、话语方式以及各国的话语策略，研讨全球话语体系的内涵、外延以及区域话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成因和面临的挑战，对解决国际文化对立与冲突，谋划全球话语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文化融合： 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全球传播冲突中，有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历史冲突、文化价值冲突，以及种族、宗教和文明冲突，更有国别冲突、区域冲突，甚至全球冲突。比如中日、韩日、日俄之间以及中国在南海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岛屿争端，就属于区域性的领土冲突。而美国的“9·11”事件，则既有宗教之间的冲突，也有文明之间的冲突，超越了国家和地域，具有全球性。2014年10月至12月，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致使美国、英国等发生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骚乱，则涉及种族歧视和普世正义[11]。上述冲突一方面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折射出各国利益以及文化上的纠葛与对抗，既反映了旧有世界秩序的不断消解，也表现出新兴力量的增长及其利益诉求。
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人类解决大规模国际纷争的方式往往是诉诸战争和武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解决国际纷争单纯依靠武力和战争已不再奏效，也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武力和战争还将存在。许多国际实例也说明了这一点。“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数次战争，但其结果是，不仅制造了当事国家的持续动乱局面，也致使其自身“硬实力明显下滑，软实力也受了硬伤”[12]。这表明，如今人类已进入通过政治、经济、贸易、科技以及文化等综合手段来解决文明冲突的时代，单纯依靠武力、战争的时代已过时，沟通、协商、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因此，一方面，人类文化和文明处在对立冲突中，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了沟通、交流与融合的新趋势。
这种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了全球话语层面。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阵营与以苏联和中国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就逐渐结束了“冷战”状态，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乃至融合机制。就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的美国和古巴，也于2014年12月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13]。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有的世界话语场域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各自纷纷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逐渐取得了话语权，并形成了新的话语场，比如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此外，不同洲际、地区之间也形成了交错对话的格局。 一个新的全球话语场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这是因为：首先，全球新格局已形成，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一体化以及利益的一致化，促使人类进行更加广泛、深入、有效的文化沟通与交融。其次，全球传播体系已形成。国际互联网使世界各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成了一体化、同步化。国家价值、国家文化、国民生活实现了网络化，国家之间的现实领土空间很大程度上已被虚拟空间所替代。网络化生存成为新的全球生态，网络话语成为新的世界形态。现实世界的冲突反映到网络上，又通过网络消解、扩散，最终实现全球文化的融合。
世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无疑需要一个全球话语场。实际上，目前的国际格局也存在一个客观的全球话语场，存在许多话语主体和区域话语场。尽管这些话语场的形态不断变换、更替，但话语场一直都存在。话语场不仅是一个大众媒介范畴，也是一个国家范畴，是一个国家场域，一个国际政治场域，一个全球国家实力展示与角逐的场域。其一面是媒介，另一面则是国家实力、国际关系，是国家利益、国际利益的再平衡系统。各个国家都要在这个话语舞台上走秀、表演，展示他们的实力，表现其文化和文明。
那什么是全球话语体系呢？我们认为，全球话语体系是全球格局的媒介综合呈现，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乃至外交、军事等以话语为形态进行展示的舞台，是世界各国的媒介表达系统，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话语再现系统。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与文明是全球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全球话语的主体。当然，全球话语体系也是有层次的，分地域、有场域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目前，全球话语体系研究才刚起步，对人类话语体系的划分也不一致。有人根据地域、文明类型把全球话语体系划分为远东、中东、西方、拉美、非洲五大地域，进而区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十种话语体系[14]。显然，这种划分是基于传统历史视角。当今的全球话语体系并非传统历史和文明的简单相加。也有学者把人类话语区分为全球、西方、东方三个层面[15]，或直接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个对立范畴[16]，如此划分又不免失之于笼统。目前，世界形成了以国家、民族、宗教、国际组织和区域因素等构成的综合新格局。比如日本等有些亚洲国家，本属于亚洲文明区，在历史上属于亚洲话语体系，但目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却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乌克兰脱胎于苏联，原属于以俄罗斯为主的西伯利亚话语体系，但目前它已转向欧洲话语体系。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划分应从历史与当代、现实与虚拟、宗教与文明、区域与全球角度加以重新考量。
全球话语体系的表象是媒介话语，其内涵是政治格局，是全球各国实力对比、较量的格局。其话语主体不仅包括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而且包括各个国家的领导人、民众、媒体等。全球话语体系既包括政府话语体系，也包括民间话语体系，它不仅是国际格局的呈现，同时也是国际正义、国际和平、国际安全乃至人类文明的互动场域。全球话语的背后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角逐、冲突与融合。
那么，全球话语场、全球话语体系是否需要继续建构和完善呢？这是毋庸置疑的。全球话语场、全球话语体系是现实，也是虚拟，是处于不断建构、发展和调整中的。首先，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全球问题，这需要各个国家共同面对。其次，区域争端和区域冲突也需要从全球格局层面加以协商解决。再次，文化的对立、冲突与融合需要媒介，需要共同的对话空间，需要全球话语场。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的国际话语场中，存在许多不平等，存在霸权、强权，存在武力和战争，当然也存在误解乃至曲解。这些无疑是需要进一步再平衡、再建构的。这种建构既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三、 挑战与方略： 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
全球话语体系是现实的，但也是残缺的、失衡的、不平等的，有许多方面是缺乏世界正义的。这个话语体系是建立在各国利益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的，也是以既得利益集团为主导的。它由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因素造就。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重构和完善面临许多既有和新出现的威胁与挑战，需要新思维、新理论、新战略、新形态。
（一） 霸权话语与和平话语的对立与挑战
毫无疑问，既有的国际军事霸权依然是主导全球话语体系的重要因素。一些传统上形成的军事强权依然保持其全球存在，传统上结成的各种军事同盟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主宰区域话语格局的重要因素，也是引发区域对抗、冲突的重要诱因，比如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就正在加剧该地区的纷争。此外，军事干预依然是抢占全球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比如美国等对南斯拉夫、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的军事干预。当然，这种军事干预往往打着国际正义的旗号，且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名义。
最近十年的国际格局和主流话语一直被“反恐”所垄断，“反恐”范畴下的强权话语主导了世界的走向，成为全球话语体系中的核心范畴。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乌克兰等的战争，埃及等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等等，可以说很大程度上都与霸权主义的扰动分不开。航空母舰话语不但是海洋话语体系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是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词。因此，如何平衡全球军事话语、政治话语、经济话语、文化话语、科学技术话语等之间的关系，也是当前全球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重要挑战。
此外，除了强权政治和军事威慑话语之外，政治、经济、外交等制裁措施也是霸权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与非全球化时代相比，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在全球话语体系中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这种“冷战”模式下的政治思维显然已过时。一方面，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使原有的军事强权丧失了既有的势力范围，内部在不断分化。制裁者与被制裁者往往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对他国进行经济制裁的同时也伤害到自身利益。另一方面，新的经济格局、战略格局的形成也解构了原有的军事同盟，消解了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冷战”威胁。这也是当今和平主义话语体系崛起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因此，霸权话语与和平话语之间的角力将决定全球话语体系的未来走向。 （二） 不同文明和文化话语之间的冲突与挑战
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区域文化之间的对立、对抗也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重要挑战。全球话语体系建构、世界格局的调整无法摆脱历史的羁绊，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地缘政治受到了来自强权政治的扰动与牵制。军事威慑与文化传统的纠葛使区域文化始终处在精神的折磨和政体的撕裂中。区域文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区域政治不稳定乃至失控，成为左右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因素。
东西、南北政治中的外来因素始终困扰着一些地区的政府和人民，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绑架了他们的肉体乃至灵魂。比如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就打破了该地区的宁静，使纷争不断。首先是朝鲜半岛问题，其次是中日、韩日海洋领土争端升级，南海问题矛盾激化。这些东亚、南亚区域国家想回归自己的区域文化传统，重构区域话语体系，但又不得不仰视霸权国家的鼻息。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一直在冲击着东方文明。许多东方国家也拜倒在了西方技术文明之下，东亚的儒家文化和区域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区域政治所抛弃。自从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始终企图脱亚入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终于作为战败国在政体和军事上投入了西洋国家怀抱[17]。这导致了一种矛盾的国家文化体，它介于附庸文化和殖民文化之间。现实国家空间与文化、历史和地理国家空间形成尖锐的冲突与对立。这种文化和文明上的纠葛、矛盾正在撕裂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国民灵魂乃至经济模式。来自祖宗的声音说，回归固有的传统话语体系吧，而来自霸权国家的声音却在说：跟紧我吧，我能保护你的国家。
同样的问题也在中国上演着。20世纪初，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自我毁坏，外来文明的蹂躏，已使国民精神处于崩溃边缘。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促成了中国的政权更迭和国家制度更替，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阶级，但却无法解决文化上的断层和精神上的鸿沟，更无法弥合本民族传统与外来理论的裂痕。国民精神领地的失守导致公民信仰的崩坏和行为上的错乱，西方霸权主义文化的浸淫就像毒品一样啮噬着国民的灵魂。他们始终在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以期疗治文化上的失忆。两种话语传统、两种话语范式与民族精神、既得利益和国家权力纠缠在一起。继承还是放弃，维护还是变革，“剪不断，理还乱”。当然，伊斯兰文明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促成区域文化的一体化，实现各种文明传统与现代的一脉相承，回归古典文化的富饶和田园文明的宁静，是协调好全球话语体系与区域话语体系问题所必须采取的智慧策略。反观东亚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的古典智慧，比如礼制、仁爱、忠恕、信义等，依然是全球话语体系重构所亟待挖掘的富饶智慧矿藏。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也会发现，19世纪中叶以来，东方文明向西看，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入侵、践踏、掠夺和蹂躏，并非东方文明落后，恰恰相反，是东方文明的先进和辉煌招致了掠夺和毁坏。因此，东方文明应重新审视自身，恢复自信，请回自己的“神”。
（三） 民族话语和普世话语之间的对立与挑战
当前的区域对抗、冲突有许多来自历史、文化和宗教。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要面临民族话语和普世话语的对立与挑战，同时也要面对历史话语与文化话语、宗教话语的矛盾、对立与挑战。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恐怖主义的盛行极大地威胁着区域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东亚的历史民族主义、西亚的极端宗教恐怖主义正在成为区域话语体系的冲突热点。
在伊拉克、叙利亚，“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正在成为扰动全球的火药桶。在中日、日韩等历史、岛屿争端中，日本个别政治家对战争历史的态度反复无常，突出了话语的民族主义，却漠视了话语中的普世主义。日本个别领导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认识采取的是民族主义态度。在日本右翼看来，日本军国主义具有某种“正义性”、“合理性”，符合所谓的日本“民族”利益。这种“合理性”的实质是基于政治家个人或政治集团的利益：只有否定历史，祭起军国主义的亡灵，才能赢得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支持，才能掌权，才能激起周边国家的愤怒，才能挑起争端和军事对抗，才能找到扩张军备和获得美国支持的借口。但是，从普世伦理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是反人类的。
民族主义话语绑架普世主义话语的现象，或者说政治利益话语绑架国家话语乃至国际话语的现象在美国同样存在。美国的政治利益集团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同样是为了自身利益。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传记作家傅高义所说，美国军人阶层鼓吹中国威胁，是为了从议会获得军费预算支持；美国新闻界鼓吹中国威胁论是为了获得更多受众的支持，以便转换成实际利益[1819]。当然，这种做法与美国的国家价值理念是背离的，与美国所一贯奉行的世界正义观、全球主义是自相矛盾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也是被政治利益集团所绑架的。为了自身利益，这些利益集团不惜绑架区域安全，不惜扰乱国际话语体系。
因此，在国际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建构中如何平衡话语的民族性、国家性和普世性，是解决区域乃至全球争端的关键之一。各国的政治家、媒体、民众无疑都需要把握和区分上述三种关系，充分考量各自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利益与全球利益、普世价值之间的关系，正确区分国内、区域和全球等不同的话语场，正确对待各自民族、国家的历史以及各自的国际价值。当然，对待别国的历史、文化时，也应具有全球和普世的视角与情怀，采取包容的态度。中国话语始终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最近数十年来，中国话语主要是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上的，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有机融合，而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统领之下的“民族、国家和世界的同一”[20]。
对立、对抗、冲突，还是包容、融合、共赢？全球话语体系重构中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具体到中国问题，世界对和平崛起的中国是压制、敌对、竞争乃至战争，还是承认、对话、包容、并行、合作、支持与共赢？这不仅关涉中国的崛起，也关涉东亚、南亚、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以及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 （四） 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抵触和对立
在新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中，政治集团利益、国家利益与民族、民众利益之间的平衡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在许多地域冲突中，政治冲突、文化冲突、贸易冲突等往往纠缠在一起。各国的政治集团利益、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并不一致，其话语信息也不对称。
在有些情况下，民间话语被政治话语所绑架。民众成为政治家权力博弈的砝码，媒体则变为政治博弈的拐杖和打手。政治家操纵媒体，左右舆论，绑架国民意志，国家意志、国家利益、民众利益被政治家的个人意志和利益所取代。媒体在国家利益、政治利益、民众利益的博弈中火中取栗。这是当前国家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区域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障碍。经过媒体放大后，官方话语就会影响到民间话语。比如，媒体对中日、日韩民众对彼此国家态度的调查就左右了民间话语，这些调查会进一步加深邻国民众之间的敌对和仇视态度比如，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4年9月10日报道：“日本言论NPO组织和《中国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日本受访者比例从去年的90%上升到93%，87%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对日本印象不佳。”见单纬《中日民意交恶日媒忧两国民众感情恶化》，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912/493619.shtml；The Genron NPO and China Daily，″The 10th JapanChina Public Opinion Poll： Analysis Report on the Comparative Data，″ 20140909，http：//www.genronnpo.net/en/pp/docs/10th_JapanChina_poll.pdf.， 20150102。。随着区域政治形势的紧张，这种趋势还在加强[21]。
因此，区分政治集团利益、国家利益与民族、民众利益，实现它们在不同层面上的延伸，也是消解当下区域话语纷争的重要举措。比如，在东亚区域话语冲突中，日本政治家往往“主导”东亚话语体系，因为他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言行、态度是东亚各国关注的焦点所在。他们通过媒体炒作言论，左右东亚的区域政治走向，绑架民间舆论与民间交流，甚至扰动全球话语体系。民族、民众的话语权被剥夺，以至于民众在国家利益、区域利益面前失声、失语。因此，解决全球话语、区域话语冲突，有必要区分上述不同的话语层面。政治家、政治集团的利益应被遏制，它们不应取代国家利益、区域利益。媒体应保持其话语的客观性、公共性、国际性以及普世性，不应煽风点火、火中取栗。
四、 全球修辞： 人类文明建构的新选择和新形态
面对上述诸多挑战与威胁，该如何应对，如何建构、完善全球话语体系呢？笔者认为，应借助对话，借助全球修辞。那么，什么是全球修辞呢？“全球修辞，就是在全球传播时代，人类以全球为语境，运用修辞手段和方法，通过论辩、说服等形式进行信息沟通、情感交流，解决全球冲突，实现意志统一、利益共享的传播行为。”[2]131
修辞是话语建构的有效手段，全球修辞则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全球修辞也是一种全球秩序及其建构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它意味着人类需通过修辞手段而非武力来建构全球秩序，通过理性对话解决国际争端，统一全球意志，实现利益共享，建构大同世界。”[2]131人类发展的历史显示，武力和战争只是解决人类文明冲突的暂时手段，不可能成为永恒手段，因为战争和武力的成本是人类所不能承受的。
美国等在伊拉克点燃的战火，对利比亚的狂轰滥炸，并没有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和平与幸福，而是无尽的动乱和灾难。因此，进行协商、对话，通过修辞说服实现国际意志的统一，消弭分歧，化解仇恨，解决争端，才是人类文明所必须采取的正确途径。回顾人类发展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修辞既是民主的基础，是公共权力体系、公共政策体系建构的唯一公平手段，也是国际秩序重新建构、平衡稳定的重要途径。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如此，中国的三皇五帝时期、战国时期如此，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时期也是如此。因此，全球修辞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现实性，它正在成为人类文明的新选择，也必将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全球修辞的实行和全球修辞学的建构，有必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必须抛弃极端的宗教恐怖主义，实现文化上的包容与融合。亚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现代文明的传承地、创新地，在现代和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亚洲文化的多样性也使得亚洲文化和文明存在许多分歧，尤其是东亚。其中有历史的，也有文化的。解决这些冲突和纠纷的途径很多，人们曾诉诸过大规模的武力和战争，但结果都是双方或多方俱伤。武力和战争带来的依然是仇恨，是更加长久的战争。因此，亚洲特别是东亚话语体系的建构应由东亚国家自己来解决，通过区域对话、区域修辞，形成话语共同体，回归曾经的和谐与文明。这是东亚文明的新选择。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和而不同”，倡导仁爱，提倡包容与宽恕，比如儒家的礼义、仁爱、忠信，墨家的兼爱、非攻等伦理思想。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因此一直繁衍不息，成为人类文明中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这种文明的核心就是包容、融合，这是东亚话语体系的本质特征。因此，在当代人类文明的话语体系中，东亚要想祥和宁静，就必须恢复古老的文化传统，摒弃武力和强权，自觉抵制乃至融化不和谐的话语体系。当然，中国也应“走包容性崛起之路，最大限度包容对手、包容他者、包容时代”，与其他国家“实现普世价值的双赢”[22]。中国一直具有这样的传统，这是中国贡献给人类的智慧财富。
此外，东亚修辞学传统中的“言礼”、“言仁”、“言忠”、“言信”、“言德”等思想，对全球修辞、全球话语体系、东亚话语体系的建构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3]。这些修辞伦理原则无疑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话语原则，是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是走向全球话语体系的康庄大道。最近几年，中国正以“中国梦”、“亚洲梦”、“世界梦”、“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互联互通”等新的修辞方式，引领传统与现代智慧、古典文明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引导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 （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10月18日于韩国首尔举行的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大会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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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球传播； 全球话语体系； 文化冲突； 文化融合； 全球修辞； 中国古典智慧
Abstract：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and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dia create a global discourse field. A new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and order becomes true as the decline of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past dominator and the rise of new speak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The Internet has made the world into a whole in space and time. The territorial space of every nation has been replaced by a virtual space. A global communicative system has come into true. Internet discourse has become a new global ecology. Conflicts in the real world have been reflected by the network. They are resolved and extended through the network， and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 culture through words ultimately.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is a comprehensive representation in media of global framework. It is not only a stage for displaying global discourse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others， but also a reexpressive discourse system of human civilizations as well as a representation system in media for nations in the whole world. The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varies in different levels， regions， fields as well as history and reality. China is trying his efforts to become a builder of the Asian regional discourse order and a dominator of the new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The world should adapt its attitude a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new discourse position， role and action of China. The world should also rethink and recognize all of these aspects of China as well as being used to China's new discourse role and power.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nflicts and amalgamation is becoming a mutual subject of both glob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nd discourse research. The conflicts between powerful discourse and peaceful discourse， national discourse and universal discourse， local discourse and external discourse， 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are great threats to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Equality， freedom， openness， tolerance， benevolence of speech is the safeguard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Global rhetoric is the important means and ways for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The global rhetoric is the globalization of rhetorical practice as well as a global social system， and a universal code and approaches to them. Global rhetoric means to defus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o deal with all the developmental problems of all the human beings by rhetorical conversation rather than violence and war， to unify the global public wills， to realize the common interests as well as to build a Great Unity. Global rhetoric is also a mean and a way for managing human souls and gathering common will of human beings， as well being a world order and one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building of an Asian discourse system especially eastern Asian discourse system should be done by Asian nations themselves. It should be built on regional conversation and rhetoric with the aim to form discourse community. Asia should be returned to its classical harmony and civilization. This is a new choice of Asian civilization. The discourse system building of the globe and Asia should all absorb classic wisdom. Chinese classic wisdom， such as ″speech rituals，″ ″speech humanity，″ ″speech loyalty， ″″speech truthfulness″ of Confucianism and ″universal love，″ ″no attacking″ of Monism are important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of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solving global cultural conflicts， realizing cultural amalgamation and regional peaceful development.
Key words： global communication；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cultural amalgamation； cultural conflict； global rhetoric； Chinese classical wisdom
近十年来，话语学研究在中国如火如荼，话语已经成为一个跨越诸多学科的通用词汇。最近几年，“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研究更是超越了学术范畴，进入政治、文化领域，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所谓“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1]；而“国家话语体系”则“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学术、外交、贸易等实力的媒介表达形态，是一个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乃至全球行使国家主权、进行国家传播的行为系统”。“它也是国家意识、国家意志、国家价值观、国家追求、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和重要表达方式系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层面上的再阐释。”陈汝东《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55、56期）征文，获一等奖，修改稿即将发表于《江淮论坛》2015年第2期。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正在形成，“全球话语”、“全球话语体系”也正在成为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双重选择。我们此前所提出的“全球修辞”和“全球修辞学”概念[2]将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目前来看，这两个范畴正在成为新一轮的学术热点。为此，我们力图进一步廓清“全球话语体系”所提出的国际环境、面临的挑战及其建构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途径与策略。
一、 文化冲突： 国际话语的新走向
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普及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际冲突特别是文化冲突也更加频繁，这与全球传播的发展不无关系。其中涉华冲突尤为突出。比如，2014年8月18日，澳大利亚议员、矿业大亨帕尔默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就出言不逊，恶意指责中国政府欲免费攫取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和港口，并在节目中爆粗口。节目一播出，澳大利亚各界人士纷纷对其提出批评。澳总理阿博特谴责了帕尔默的言论，称其“太出格”，指出“中国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澳大利亚需要牢固的对华关系”[3]。这样的事例近年来并不鲜见。2014年7月10日，在美国福克斯新闻台的“The Five”节目中，主持人贝克尔就说：“中国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唯一最大威胁。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吗？像往常一样，我们把他们带到这里，我们教一帮中国佬，呃……中国人，如何用电脑，然后他们回到中国，非法侵入我们的计算机系统。”[4]其辱华言论引发了华人世界的愤怒，加州一名华裔州参议员就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并要求贝克尔辞职。 上述实例表明，跨文化传播中的国际冲突越来越频繁。这些冲突不仅是涉及中国人的，也有涉及其他民族乃至世界各国的。比如，日本右翼官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和慰安妇问题的否认言论，也招致了世界各国的反对和抗议。近来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所反映出来的不仅是领土和利益冲突，其背后依然是文化和文明的对立与冲突。2014年11月，在北京APEC会议和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20峰会上，美国总统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评论、欧美国家对俄罗斯插手乌克兰问题的警告，以及由美国索尼影业电影《采访》引发的美朝之间的黑客攻击和口舌战[5]等，同样折射出文化的对立和冲突。
导致上述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的国际联盟和国际经济体的形成等加剧了国际竞争。第二，随着国际产业和金融体系的调整、整合，以及贸易体系的发展、变革，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利益冲突更加敏感。第三，政府、民间等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差异、宗教差异以及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更加突显，产生摩擦、碰撞的概率增大。第四，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并引发冲突，各种国际势力趁机渗透并参与角逐，进而向国际扩散、转移，国际、国内话语场纠葛在一起。第五，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的逐步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互联网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一旦事情发生，便很快实现全球传播，实现网络与现实的同步化、一体化。
当然，辱华言论主要还是源于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崛起。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大为增强。世界对中国贫穷积弱形象的转变不适应，某些西方国家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不舒服、担忧乃至恐惧。其次，中国的对外商品、劳力、资本、技术输出挤占了国际市场，本土利益群体认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比如在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上就存在“土地掠夺”、“扩张”、“零和”与“双赢”等争议[6]。第三，中国面对贸易摩擦及领土、领海争端等的态度，不再像从前那样平和、隐忍乃至“委曲求全”，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不再退让，而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第四，中国的国民面貌焕然一新，他们走出国门，“抢滩各国，购买世界”。第五，中国的国际文化空间拓展战略，比如孔子学院计划等阻击、挤压了强势国家的语言、文化、科技等新殖民主义在中国和全球的既有空间。
此外，一些霸权国家的惯常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比如，2014年8月19日，某国海军侦察机飞抵海南岛以东附近空域侦察，中国海军航空兵战机进行例行性识别查证，但这却遭到了对方的指责[7]。当然，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中国记者质问该国国务院发言人：“如果中国把战机飞到夏威夷，你可以接受吗？”对方以“不想多说”搪塞[8]。大概不是不想回应，而是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该国对此霸道做法已当成了家常便饭、理所当然，对受到挑战不舒服，觉得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因此说，在新的全球话语体系中，世界对中国的新地位、新角色、新做法需要再认识，需要积极适应，允许中国拥有新的角色、新的话语权。
2013年7月，美国前情报部门官员斯诺登所揭秘的“棱镜门”事件，则是霸权主义国家侵害世界各国的罪证[9]。美国不仅监听本国的国民，而且监听全世界，其中也包括德国、土耳其等盟友及其国家领导人[10]。美国惯常以批评他国的人权、网络黑客攻击为乐，但在此事件中，美国人自曝家丑，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丧失了国际正义的道德制高点。美国的监听行为引发的不仅是文化冲突，更是霸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突、民族主义话语与普世话语之间的冲突。斯诺登所进行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世界和平话语与全球霸权话语之间的战争，是国家正义和国际正义之间的角力。
显然，无论是政治对立，还是领土争端，乃至文化的对抗和冲突，最终都会反映到话语层面，都需要通过话语和媒介进行，而所有冲突最终都要诉诸文化来解决。因此，探讨当今国际冲突中的话语形态、话语主体、话语方式以及各国的话语策略，研讨全球话语体系的内涵、外延以及区域话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成因和面临的挑战，对解决国际文化对立与冲突，谋划全球话语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文化融合： 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全球传播冲突中，有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历史冲突、文化价值冲突，以及种族、宗教和文明冲突，更有国别冲突、区域冲突，甚至全球冲突。比如中日、韩日、日俄之间以及中国在南海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岛屿争端，就属于区域性的领土冲突。而美国的“9·11”事件，则既有宗教之间的冲突，也有文明之间的冲突，超越了国家和地域，具有全球性。2014年10月至12月，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致使美国、英国等发生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骚乱，则涉及种族歧视和普世正义[11]。上述冲突一方面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折射出各国利益以及文化上的纠葛与对抗，既反映了旧有世界秩序的不断消解，也表现出新兴力量的增长及其利益诉求。
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人类解决大规模国际纷争的方式往往是诉诸战争和武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解决国际纷争单纯依靠武力和战争已不再奏效，也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武力和战争还将存在。许多国际实例也说明了这一点。“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数次战争，但其结果是，不仅制造了当事国家的持续动乱局面，也致使其自身“硬实力明显下滑，软实力也受了硬伤”[12]。这表明，如今人类已进入通过政治、经济、贸易、科技以及文化等综合手段来解决文明冲突的时代，单纯依靠武力、战争的时代已过时，沟通、协商、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因此，一方面，人类文化和文明处在对立冲突中，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了沟通、交流与融合的新趋势。
这种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了全球话语层面。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阵营与以苏联和中国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就逐渐结束了“冷战”状态，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乃至融合机制。就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的美国和古巴，也于2014年12月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13]。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有的世界话语场域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各自纷纷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逐渐取得了话语权，并形成了新的话语场，比如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此外，不同洲际、地区之间也形成了交错对话的格局。 一个新的全球话语场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这是因为：首先，全球新格局已形成，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一体化以及利益的一致化，促使人类进行更加广泛、深入、有效的文化沟通与交融。其次，全球传播体系已形成。国际互联网使世界各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成了一体化、同步化。国家价值、国家文化、国民生活实现了网络化，国家之间的现实领土空间很大程度上已被虚拟空间所替代。网络化生存成为新的全球生态，网络话语成为新的世界形态。现实世界的冲突反映到网络上，又通过网络消解、扩散，最终实现全球文化的融合。
世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无疑需要一个全球话语场。实际上，目前的国际格局也存在一个客观的全球话语场，存在许多话语主体和区域话语场。尽管这些话语场的形态不断变换、更替，但话语场一直都存在。话语场不仅是一个大众媒介范畴，也是一个国家范畴，是一个国家场域，一个国际政治场域，一个全球国家实力展示与角逐的场域。其一面是媒介，另一面则是国家实力、国际关系，是国家利益、国际利益的再平衡系统。各个国家都要在这个话语舞台上走秀、表演，展示他们的实力，表现其文化和文明。
那什么是全球话语体系呢？我们认为，全球话语体系是全球格局的媒介综合呈现，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乃至外交、军事等以话语为形态进行展示的舞台，是世界各国的媒介表达系统，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话语再现系统。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与文明是全球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全球话语的主体。当然，全球话语体系也是有层次的，分地域、有场域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目前，全球话语体系研究才刚起步，对人类话语体系的划分也不一致。有人根据地域、文明类型把全球话语体系划分为远东、中东、西方、拉美、非洲五大地域，进而区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十种话语体系[14]。显然，这种划分是基于传统历史视角。当今的全球话语体系并非传统历史和文明的简单相加。也有学者把人类话语区分为全球、西方、东方三个层面[15]，或直接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个对立范畴[16]，如此划分又不免失之于笼统。目前，世界形成了以国家、民族、宗教、国际组织和区域因素等构成的综合新格局。比如日本等有些亚洲国家，本属于亚洲文明区，在历史上属于亚洲话语体系，但目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却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乌克兰脱胎于苏联，原属于以俄罗斯为主的西伯利亚话语体系，但目前它已转向欧洲话语体系。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划分应从历史与当代、现实与虚拟、宗教与文明、区域与全球角度加以重新考量。
全球话语体系的表象是媒介话语，其内涵是政治格局，是全球各国实力对比、较量的格局。其话语主体不仅包括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而且包括各个国家的领导人、民众、媒体等。全球话语体系既包括政府话语体系，也包括民间话语体系，它不仅是国际格局的呈现，同时也是国际正义、国际和平、国际安全乃至人类文明的互动场域。全球话语的背后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角逐、冲突与融合。
那么，全球话语场、全球话语体系是否需要继续建构和完善呢？这是毋庸置疑的。全球话语场、全球话语体系是现实，也是虚拟，是处于不断建构、发展和调整中的。首先，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全球问题，这需要各个国家共同面对。其次，区域争端和区域冲突也需要从全球格局层面加以协商解决。再次，文化的对立、冲突与融合需要媒介，需要共同的对话空间，需要全球话语场。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的国际话语场中，存在许多不平等，存在霸权、强权，存在武力和战争，当然也存在误解乃至曲解。这些无疑是需要进一步再平衡、再建构的。这种建构既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三、 挑战与方略： 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
全球话语体系是现实的，但也是残缺的、失衡的、不平等的，有许多方面是缺乏世界正义的。这个话语体系是建立在各国利益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的，也是以既得利益集团为主导的。它由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因素造就。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重构和完善面临许多既有和新出现的威胁与挑战，需要新思维、新理论、新战略、新形态。
（一） 霸权话语与和平话语的对立与挑战
毫无疑问，既有的国际军事霸权依然是主导全球话语体系的重要因素。一些传统上形成的军事强权依然保持其全球存在，传统上结成的各种军事同盟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主宰区域话语格局的重要因素，也是引发区域对抗、冲突的重要诱因，比如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就正在加剧该地区的纷争。此外，军事干预依然是抢占全球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比如美国等对南斯拉夫、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的军事干预。当然，这种军事干预往往打着国际正义的旗号，且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名义。
最近十年的国际格局和主流话语一直被“反恐”所垄断，“反恐”范畴下的强权话语主导了世界的走向，成为全球话语体系中的核心范畴。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乌克兰等的战争，埃及等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等等，可以说很大程度上都与霸权主义的扰动分不开。航空母舰话语不但是海洋话语体系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是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词。因此，如何平衡全球军事话语、政治话语、经济话语、文化话语、科学技术话语等之间的关系，也是当前全球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重要挑战。
此外，除了强权政治和军事威慑话语之外，政治、经济、外交等制裁措施也是霸权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与非全球化时代相比，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在全球话语体系中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这种“冷战”模式下的政治思维显然已过时。一方面，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使原有的军事强权丧失了既有的势力范围，内部在不断分化。制裁者与被制裁者往往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对他国进行经济制裁的同时也伤害到自身利益。另一方面，新的经济格局、战略格局的形成也解构了原有的军事同盟，消解了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冷战”威胁。这也是当今和平主义话语体系崛起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因此，霸权话语与和平话语之间的角力将决定全球话语体系的未来走向。 （二） 不同文明和文化话语之间的冲突与挑战
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区域文化之间的对立、对抗也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重要挑战。全球话语体系建构、世界格局的调整无法摆脱历史的羁绊，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地缘政治受到了来自强权政治的扰动与牵制。军事威慑与文化传统的纠葛使区域文化始终处在精神的折磨和政体的撕裂中。区域文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区域政治不稳定乃至失控，成为左右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因素。
东西、南北政治中的外来因素始终困扰着一些地区的政府和人民，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绑架了他们的肉体乃至灵魂。比如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就打破了该地区的宁静，使纷争不断。首先是朝鲜半岛问题，其次是中日、韩日海洋领土争端升级，南海问题矛盾激化。这些东亚、南亚区域国家想回归自己的区域文化传统，重构区域话语体系，但又不得不仰视霸权国家的鼻息。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一直在冲击着东方文明。许多东方国家也拜倒在了西方技术文明之下，东亚的儒家文化和区域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区域政治所抛弃。自从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始终企图脱亚入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终于作为战败国在政体和军事上投入了西洋国家怀抱[17]。这导致了一种矛盾的国家文化体，它介于附庸文化和殖民文化之间。现实国家空间与文化、历史和地理国家空间形成尖锐的冲突与对立。这种文化和文明上的纠葛、矛盾正在撕裂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国民灵魂乃至经济模式。来自祖宗的声音说，回归固有的传统话语体系吧，而来自霸权国家的声音却在说：跟紧我吧，我能保护你的国家。
同样的问题也在中国上演着。20世纪初，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自我毁坏，外来文明的蹂躏，已使国民精神处于崩溃边缘。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促成了中国的政权更迭和国家制度更替，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阶级，但却无法解决文化上的断层和精神上的鸿沟，更无法弥合本民族传统与外来理论的裂痕。国民精神领地的失守导致公民信仰的崩坏和行为上的错乱，西方霸权主义文化的浸淫就像毒品一样啮噬着国民的灵魂。他们始终在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以期疗治文化上的失忆。两种话语传统、两种话语范式与民族精神、既得利益和国家权力纠缠在一起。继承还是放弃，维护还是变革，“剪不断，理还乱”。当然，伊斯兰文明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促成区域文化的一体化，实现各种文明传统与现代的一脉相承，回归古典文化的富饶和田园文明的宁静，是协调好全球话语体系与区域话语体系问题所必须采取的智慧策略。反观东亚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的古典智慧，比如礼制、仁爱、忠恕、信义等，依然是全球话语体系重构所亟待挖掘的富饶智慧矿藏。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也会发现，19世纪中叶以来，东方文明向西看，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入侵、践踏、掠夺和蹂躏，并非东方文明落后，恰恰相反，是东方文明的先进和辉煌招致了掠夺和毁坏。因此，东方文明应重新审视自身，恢复自信，请回自己的“神”。
（三） 民族话语和普世话语之间的对立与挑战
当前的区域对抗、冲突有许多来自历史、文化和宗教。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要面临民族话语和普世话语的对立与挑战，同时也要面对历史话语与文化话语、宗教话语的矛盾、对立与挑战。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恐怖主义的盛行极大地威胁着区域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东亚的历史民族主义、西亚的极端宗教恐怖主义正在成为区域话语体系的冲突热点。
在伊拉克、叙利亚，“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正在成为扰动全球的火药桶。在中日、日韩等历史、岛屿争端中，日本个别政治家对战争历史的态度反复无常，突出了话语的民族主义，却漠视了话语中的普世主义。日本个别领导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认识采取的是民族主义态度。在日本右翼看来，日本军国主义具有某种“正义性”、“合理性”，符合所谓的日本“民族”利益。这种“合理性”的实质是基于政治家个人或政治集团的利益：只有否定历史，祭起军国主义的亡灵，才能赢得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支持，才能掌权，才能激起周边国家的愤怒，才能挑起争端和军事对抗，才能找到扩张军备和获得美国支持的借口。但是，从普世伦理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是反人类的。
民族主义话语绑架普世主义话语的现象，或者说政治利益话语绑架国家话语乃至国际话语的现象在美国同样存在。美国的政治利益集团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同样是为了自身利益。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传记作家傅高义所说，美国军人阶层鼓吹中国威胁，是为了从议会获得军费预算支持；美国新闻界鼓吹中国威胁论是为了获得更多受众的支持，以便转换成实际利益[1819]。当然，这种做法与美国的国家价值理念是背离的，与美国所一贯奉行的世界正义观、全球主义是自相矛盾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也是被政治利益集团所绑架的。为了自身利益，这些利益集团不惜绑架区域安全，不惜扰乱国际话语体系。
因此，在国际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建构中如何平衡话语的民族性、国家性和普世性，是解决区域乃至全球争端的关键之一。各国的政治家、媒体、民众无疑都需要把握和区分上述三种关系，充分考量各自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利益与全球利益、普世价值之间的关系，正确区分国内、区域和全球等不同的话语场，正确对待各自民族、国家的历史以及各自的国际价值。当然，对待别国的历史、文化时，也应具有全球和普世的视角与情怀，采取包容的态度。中国话语始终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最近数十年来，中国话语主要是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上的，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有机融合，而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统领之下的“民族、国家和世界的同一”[20]。
对立、对抗、冲突，还是包容、融合、共赢？全球话语体系重构中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具体到中国问题，世界对和平崛起的中国是压制、敌对、竞争乃至战争，还是承认、对话、包容、并行、合作、支持与共赢？这不仅关涉中国的崛起，也关涉东亚、南亚、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以及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 （四） 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抵触和对立
在新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中，政治集团利益、国家利益与民族、民众利益之间的平衡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在许多地域冲突中，政治冲突、文化冲突、贸易冲突等往往纠缠在一起。各国的政治集团利益、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并不一致，其话语信息也不对称。
在有些情况下，民间话语被政治话语所绑架。民众成为政治家权力博弈的砝码，媒体则变为政治博弈的拐杖和打手。政治家操纵媒体，左右舆论，绑架国民意志，国家意志、国家利益、民众利益被政治家的个人意志和利益所取代。媒体在国家利益、政治利益、民众利益的博弈中火中取栗。这是当前国家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区域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障碍。经过媒体放大后，官方话语就会影响到民间话语。比如，媒体对中日、日韩民众对彼此国家态度的调查就左右了民间话语，这些调查会进一步加深邻国民众之间的敌对和仇视态度比如，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4年9月10日报道：“日本言论NPO组织和《中国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日本受访者比例从去年的90%上升到93%，87%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对日本印象不佳。”见单纬《中日民意交恶日媒忧两国民众感情恶化》，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912/493619.shtml；The Genron NPO and China Daily，″The 10th JapanChina Public Opinion Poll： Analysis Report on the Comparative Data，″ 20140909，http：//www.genronnpo.net/en/pp/docs/10th_JapanChina_poll.pdf.， 20150102。。随着区域政治形势的紧张，这种趋势还在加强[21]。
因此，区分政治集团利益、国家利益与民族、民众利益，实现它们在不同层面上的延伸，也是消解当下区域话语纷争的重要举措。比如，在东亚区域话语冲突中，日本政治家往往“主导”东亚话语体系，因为他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言行、态度是东亚各国关注的焦点所在。他们通过媒体炒作言论，左右东亚的区域政治走向，绑架民间舆论与民间交流，甚至扰动全球话语体系。民族、民众的话语权被剥夺，以至于民众在国家利益、区域利益面前失声、失语。因此，解决全球话语、区域话语冲突，有必要区分上述不同的话语层面。政治家、政治集团的利益应被遏制，它们不应取代国家利益、区域利益。媒体应保持其话语的客观性、公共性、国际性以及普世性，不应煽风点火、火中取栗。
四、 全球修辞： 人类文明建构的新选择和新形态
面对上述诸多挑战与威胁，该如何应对，如何建构、完善全球话语体系呢？笔者认为，应借助对话，借助全球修辞。那么，什么是全球修辞呢？“全球修辞，就是在全球传播时代，人类以全球为语境，运用修辞手段和方法，通过论辩、说服等形式进行信息沟通、情感交流，解决全球冲突，实现意志统一、利益共享的传播行为。”[2]131
修辞是话语建构的有效手段，全球修辞则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全球修辞也是一种全球秩序及其建构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它意味着人类需通过修辞手段而非武力来建构全球秩序，通过理性对话解决国际争端，统一全球意志，实现利益共享，建构大同世界。”[2]131人类发展的历史显示，武力和战争只是解决人类文明冲突的暂时手段，不可能成为永恒手段，因为战争和武力的成本是人类所不能承受的。
美国等在伊拉克点燃的战火，对利比亚的狂轰滥炸，并没有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和平与幸福，而是无尽的动乱和灾难。因此，进行协商、对话，通过修辞说服实现国际意志的统一，消弭分歧，化解仇恨，解决争端，才是人类文明所必须采取的正确途径。回顾人类发展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修辞既是民主的基础，是公共权力体系、公共政策体系建构的唯一公平手段，也是国际秩序重新建构、平衡稳定的重要途径。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如此，中国的三皇五帝时期、战国时期如此，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时期也是如此。因此，全球修辞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现实性，它正在成为人类文明的新选择，也必将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全球修辞的实行和全球修辞学的建构，有必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必须抛弃极端的宗教恐怖主义，实现文化上的包容与融合。亚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现代文明的传承地、创新地，在现代和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亚洲文化的多样性也使得亚洲文化和文明存在许多分歧，尤其是东亚。其中有历史的，也有文化的。解决这些冲突和纠纷的途径很多，人们曾诉诸过大规模的武力和战争，但结果都是双方或多方俱伤。武力和战争带来的依然是仇恨，是更加长久的战争。因此，亚洲特别是东亚话语体系的建构应由东亚国家自己来解决，通过区域对话、区域修辞，形成话语共同体，回归曾经的和谐与文明。这是东亚文明的新选择。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和而不同”，倡导仁爱，提倡包容与宽恕，比如儒家的礼义、仁爱、忠信，墨家的兼爱、非攻等伦理思想。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因此一直繁衍不息，成为人类文明中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这种文明的核心就是包容、融合，这是东亚话语体系的本质特征。因此，在当代人类文明的话语体系中，东亚要想祥和宁静，就必须恢复古老的文化传统，摒弃武力和强权，自觉抵制乃至融化不和谐的话语体系。当然，中国也应“走包容性崛起之路，最大限度包容对手、包容他者、包容时代”，与其他国家“实现普世价值的双赢”[22]。中国一直具有这样的传统，这是中国贡献给人类的智慧财富。
此外，东亚修辞学传统中的“言礼”、“言仁”、“言忠”、“言信”、“言德”等思想，对全球修辞、全球话语体系、东亚话语体系的建构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3]。这些修辞伦理原则无疑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话语原则，是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是走向全球话语体系的康庄大道。最近几年，中国正以“中国梦”、“亚洲梦”、“世界梦”、“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互联互通”等新的修辞方式，引领传统与现代智慧、古典文明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引导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 （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10月18日于韩国首尔举行的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大会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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