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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问题的角度往往决定了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如果多几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我们就多了一点智慧和明达，人们常说的“固执己见”和“偏于一隅”就会少一些。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往往受到自己的生活状态、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限制，这种限制不可避免就让偏见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当然偏见也会让我们有可能见到问题的一部分，对事情未尝不是一个有用的参考，但往往过分的偏见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思考，窄化我们的视角，形成对社会简单化的意识。所以，对社会问题多一种思路和探究的角度，就会多一点有用的见识。
我最近看到《世界是平的》作者、《纽约时报》评论员弗里德曼的一个对话，其中的一个观点颇有启发性。采访者问他如何看“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拉大了贫富差距”？他的回答就有一个和我们一般想法不同的角度。他点明：“有两件事情同时发生，而中国可以反映这两个潮流。底层人群生活水平的提升比以前任何时代都快，中国和印度在过去30年中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脱贫。底层在上升，而最底层和最顶层的距离也被拉大了。两件事情都在发生，你只看重了贫富差距被拉大的现象，没错，这的确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底层得到提升呢？比如那些每天只挣1美元的人现在能挣5美元、6美元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你和比尔·盖茨的收入差距是史无前例的，而你和你父母的收入差距可能也超过任何时候，你和你父母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里的思考就有让人“石破天惊”的感觉。我们不少人常常觉得30年的发展带来了一个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所以感到非常不平。这种感觉当然有其自己的依据，也需要大家认真对待和努力加以改变。贫富差距过大当然是不合理的现象，这不会有人怀疑，也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
但我们却可能忘了我们是从一个大家都贫困的社会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告别贫困的努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30年的光阴没有白白过去，中国人民告别贫困的道路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宽广。中国加入和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没有给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带来可怕的灾难，而是历史的机遇。弗里德曼告诉我们，我们在和比尔·盖茨比较贫富的时候，还需要和自己的父母一代作比较。他所说的两个“史无前例”，一个是我们和比尔·盖茨之间史无前例的差距，一个却是我们和自己的父母的生活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差距。我们如果只记得一个“史无前例”，忘记了另外一个“史无前例”，我们就会被偏见所左右，我们就会堕入一种焦虑和愤怒中失掉了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大家还记得当年大家一起贫困的时代，我们在匮乏中面临的那种艰难，我们就可能对今天有另外的一个视角。30年前，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为了买一块豆腐排队三个小时，为的是中午父母可以用一个用豆腐炒的菜来招待我的舅舅。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我还记得在那家豆腐店门前和我在一起排队的人们在风里瑟缩的形象和充满企盼的面孔。而这企盼仅仅是一块豆腐而已。那一幕里面的一切不需要我再多说。
正是由于渴望改变这样的现实，我们才走到了今天。我们从一个大家都贫穷的社会里走了出来，正是由于千千万万中国人告别贫困，告别过去强烈的“中国梦”，30年来我们胼手抵足地奋斗和打拼，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发展。毫无疑问，这种发展也带来了问题和挑战，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的同时，也得到了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有些人发展得快一些，有些人慢一些；有些人确实实现了梦想，有些人的生活还不如人意，当然也会有人为富不仁和投机取巧，这当然应该受到谴责和追问。但正视这种贫富差距，看到差距带来的困扰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如果由此否定了我们自己奋斗的精神和向上的动力，否定了我们大家共同奋斗的30年的历史和记忆，却也不是公正的态度。中国30年来的财富积累和发展不可能仅仅由投机取巧或者为富不仁，而是大家勇敢地加入全球化的进程，追逐一个灿烂的“中国梦”的必然结果。我们还能用这样的精神激励还处在困难中的人们，在热情帮助的同时，用进取精神和面对未来的勇气激励更多的人告别贫困。弗里德曼的说法让我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启示。
在这个对话里，我还看到了弗里德曼对于自己的期望：“我的挑战是当我离开中国以后，你Google我的专栏，然后你说：‘嗯，我怎么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呢？这个人告诉了我一些我居住的城市的问题，他带来了新的角度。’如果我能够告诉你一些你居住城市的新东西，那我的专栏就写得太好了。如果我们只写一些人所共知的东西，那我还有什么用？”
弗里德曼没有让我们失望，但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自己如何给我们的社会一些“新东西”呢？
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回避。
（作者系著名学者、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