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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下旬，首都北京春寒料峭。在人民大会堂，人们惊喜地看到了被错误审查关押长达16年之久的习仲勋。曾经熟悉的战友和同志们都感慨万分，叶剑英激动地说：“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能这么好！”此次，习仲勋是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来参加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
16年了，重回北京，习仲勋已经65岁。在邓小平的批示下，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他得以平反。他渴望把自己和国家被耽误的时间都追回来，他期待再次投入祖国的建设事业。就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此时，距离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还有10个月。很快，改革开放的大浪即将涌现，习仲勋将站在时代的前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历史洪流中。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说：这次复出，习仲勋原本以为自己会被安排农业部副部长之类的职位，没想到接到了“把守南大门”的通知——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广东省日常工作。他深知，这副担子并不轻。
广东是“文革”重灾区之一。长期以来，生产力被严重束缚，农业发展缓慢，老百姓不敢多养“三鸟”（鸡、鸭、鹅），菜篮子里几乎只能看到空心菜。曾经的鱼米之乡没鱼吃、水果之乡没水果。由于温饱得不到保障，老百姓怨声载道，更别提工业及其他行业的凋零。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身兼数职，十分繁忙，对广东省的实际工作难以兼顾。因此，党中央急需一位能主政广东的领导人。这时，叶剑英想到了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习仲勋。经过讨论，邓小平等人一致觉得习仲勋是主持广东工作的最佳人选。
1978年，叶剑英（左）和习仲勋（右）等在人民大会
习仲勋在党内长期担任要职，早在1945年，他就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北经济基础落后，为恢复经济，土地改革是重中之重。但西北是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间关系复杂，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土地改革，必须格外谨慎。习仲勋进行了实地调研。他在视察青海部分地方土改工作时，询问塔尔寺附近的农牧民群众：愿不愿意进行土地改革？得到的回答是不愿意。一位年长者说：几千藏民在塔尔寺所属的土地上耕种放牧，收獲的麦草供寺院烧火做饭，现在土地分到一家一户，寺院就收不上麦草了。习仲勋以西北局的名义做出决定：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实行土地改革。在西北局，习仲勋还结交了大批党外朋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习仲勋回忆说：“我第一次与班禅大师见面是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他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途经西安。当他走下飞机时，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心情激动地对我说：我们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12月15日，班禅自青海西宁返藏，习仲勋专程赴西宁送行。
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各阶层人士构成复杂，正需要习仲勋这样在抓经济、交朋友方面都有丰富经验的负责同志来协调、沟通。
邓小平与习仲勋的交往也由来已久。1952年8月，为加强中央统一领导以及大规模经济发展建设，主持西南局的邓小平和主持西北局的习仲勋同时调回中央。陕西党史人物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武振教授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邓小平和习仲勋在1953年就曾共事，邓小平曾召集兼管新疆问题的习仲勋等人开会，研究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问题。他们还一起参与过党中央号召的纠正“共产风”，恢复农村经济工作。习仲勋曾率调查组到河南省长葛县开展典型调查，走村串户，嘘寒问暖。有个社员问他：“你们是参观团吗？你们是不是从北京来的？过去汽车一来都得去欢迎，你们不像过去的参观团。”习仲勋耐心地作了解释，还对工作人员说，我的身份对群众不用保密。经过详细调查，习仲勋就农村形势、公共食堂、劳动保护等问题两次向党中央和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作了书面报告。
履职广东的任务来得很突然，还没来得及收拾北京的住房，习仲勋便启程飞往广州。一下飞机，他就直接赶去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场。他后来回忆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面对广东的同志，习仲勋很诚恳地说，自己刚来，对具体情况还不熟，可能会犯一些错，希望大家指正。一番话，让大家觉得很交心。
16年了，重回北京，习仲勋已经65岁。在邓小平的批示下，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他得以平反。他渴望把自己和国家被耽误的时间都追回来，他期待再次投入祖国的建设事业。就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此时，距离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还有10个月。很快，改革开放的大浪即将涌现，习仲勋将站在时代的前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历史洪流中。
镇守“祖国南大门”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说：这次复出，习仲勋原本以为自己会被安排农业部副部长之类的职位，没想到接到了“把守南大门”的通知——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广东省日常工作。他深知，这副担子并不轻。
广东是“文革”重灾区之一。长期以来，生产力被严重束缚，农业发展缓慢，老百姓不敢多养“三鸟”（鸡、鸭、鹅），菜篮子里几乎只能看到空心菜。曾经的鱼米之乡没鱼吃、水果之乡没水果。由于温饱得不到保障，老百姓怨声载道，更别提工业及其他行业的凋零。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身兼数职，十分繁忙，对广东省的实际工作难以兼顾。因此，党中央急需一位能主政广东的领导人。这时，叶剑英想到了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习仲勋。经过讨论，邓小平等人一致觉得习仲勋是主持广东工作的最佳人选。
习仲勋（1913年—2002年）：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1928年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习仲勋在党内长期担任要职，早在1945年，他就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北经济基础落后，为恢复经济，土地改革是重中之重。但西北是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间关系复杂，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土地改革，必须格外谨慎。习仲勋进行了实地调研。他在视察青海部分地方土改工作时，询问塔尔寺附近的农牧民群众：愿不愿意进行土地改革？得到的回答是不愿意。一位年长者说：几千藏民在塔尔寺所属的土地上耕种放牧，收獲的麦草供寺院烧火做饭，现在土地分到一家一户，寺院就收不上麦草了。习仲勋以西北局的名义做出决定：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实行土地改革。在西北局，习仲勋还结交了大批党外朋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习仲勋回忆说：“我第一次与班禅大师见面是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他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途经西安。当他走下飞机时，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心情激动地对我说：我们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12月15日，班禅自青海西宁返藏，习仲勋专程赴西宁送行。
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各阶层人士构成复杂，正需要习仲勋这样在抓经济、交朋友方面都有丰富经验的负责同志来协调、沟通。
邓小平与习仲勋的交往也由来已久。1952年8月，为加强中央统一领导以及大规模经济发展建设，主持西南局的邓小平和主持西北局的习仲勋同时调回中央。陕西党史人物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武振教授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邓小平和习仲勋在1953年就曾共事，邓小平曾召集兼管新疆问题的习仲勋等人开会，研究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问题。他们还一起参与过党中央号召的纠正“共产风”，恢复农村经济工作。习仲勋曾率调查组到河南省长葛县开展典型调查，走村串户，嘘寒问暖。有个社员问他：“你们是参观团吗？你们是不是从北京来的？过去汽车一来都得去欢迎，你们不像过去的参观团。”习仲勋耐心地作了解释，还对工作人员说，我的身份对群众不用保密。经过详细调查，习仲勋就农村形势、公共食堂、劳动保护等问题两次向党中央和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作了书面报告。
履职广东的任务来得很突然，还没来得及收拾北京的住房，习仲勋便启程飞往广州。一下飞机，他就直接赶去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场。他后来回忆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面对广东的同志，习仲勋很诚恳地说，自己刚来，对具体情况还不熟，可能会犯一些错，希望大家指正。一番话，让大家觉得很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