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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史学家认为，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汗牛充栋的论著已经从各个方面揭示宋代繁荣发达的现象和原因。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宋代的文化教育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本文对宋代有趣的才女现象进行探究，揭示宋代女子教育的状况。
宋代文明深深影响了世界，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国傳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史学家邓广铭对陈寅恪经典论断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也曾说：“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认定：“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
应该说，宋代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继承了唐代的精华，在宽松政治和良好社会风气的酝酿中逐步成长，发展迅速，硕果累累。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宋代的贤臣都推崇任人唯贤，赵普就是杰出的代表：相传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位贤士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时又送上奏章，继续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结果触怒了宋太祖，宋太祖把奏章撕扔在地上。赵普跪在地上把扯碎的奏章拾起来放在袖子里，过了几天，又带着它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终于任用了那位贤士。在这种宽松重文的政治环境中，文人在宋代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在宋代文化中，有一个很特别和有趣的现象，就是才女众多。宋代无疑是中国女性最有声色的时代，其中有被后人称誉为宋四大才女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张玉娘。尤其是李清照，堪称史上最伟大的词人之一，1987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水星上一座环形山命名为李清照环形山，这是15个以中华民族的人物名字命名的其中一座环形山。宋代才女不仅会歌舞、赋诗、作画，甚至还能文、懂经术，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全人类历史文明史中亦是独一无二。
众所周知，重男轻女的封建教育把女子排斥在正统教育之外，宋代这么多女才子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就是造纸和印刷术的发展，使读书变得廉价而容易。
东汉和帝时，蔡伦改革造纸法，制出薄而均匀、纤维细密的新型纸，大大提高了纸的书写性能。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间（1041-1048），平民出身的毕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活字印刷大大改善了印刷技术，提高了印刷效率，使书籍大量印刷成为现实。
所以，笔者认为，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使书籍得以大量印刷，文学著作得以更为广泛的传播，书籍的数量和种类大量增加，从而推动和加速了文化教育的传播和发展。宋代，教育呈现出一片繁荣现象，使得许多女童具有接受教育的便利条件。
其次，宋代社会还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女子没有愚昧的道德束缚。
宋代并没有对女子接触、学习文化知识有明显限制。“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的出处，按香港学者刘咏聪教授之研究，应是明人著作中提出来的。明人陈继儒（眉公）曾云：“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谓至言。”他认为，男人拥有聪明才智可以成就事业，女人拥有聪明才智非但不是好事，还是搅乱天下、酿成灾难、祸国殃民的根源。
为了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制度化，封建卫道士还与儒学结合，推进贯彻“男女有别”“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渲染女子一旦有了知识，就可能具备对自由的向往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不仅难以驾驭，还会变得“淫荡”，继而发生种种“不贞”之事。他们举出历史上一些例子，如才女卓文君被司马相如的琴声感动而与之私奔；蔡文姬虽才学丰富，却感情复杂缱绻，结果三易其夫；杜丽娘、崔莺莺因知文断字，看了一些文学“杂书”，愈发多愁善感，移了性情，春情萌动，将对封建伦常的反叛付诸行动等。
可见，随着明代以后封建社会逐渐没落，其压抑人性的腐朽性、反动性愈发显现出来。历史发展证明，社会越是富裕繁华、思想便越是开明和自由，政府也越是宽容，这在宋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宋代，女童接受教育的现象比比皆是。宋人甚至认为女子无才便是愚。宋代学者孙觌就认为：“予尝谓妇人女子虽以幽闲静专为德，而尸居傀然，懵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则为愚妇。”由此可见，宋人关于女子读书观念和明人有很大不同。
再次，宋代女子接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社会没有绝对歧视女童教育的观念。
宋代大儒朱熹《朱子语类》明确主张：“女子亦当有教，自《孝经》之外，如《论语》，止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他“病《女戒》鄙浅”，打算重新编写一部给宋代女童受教育的课本读物，“以配小学书”，只可惜未完成。他的计划中明确拟定了《讲学》之篇目，这些都无疑说明朱熹主张女子从小要受教育，要读书有才。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认为：“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甚至，最高统治者宋高宗赵构也主张女子读书：“朕以谓书不惟男子不可不读，惟妇女亦不可不读，读书则知自古兴衰，亦有所鉴诫。”
一些学者认为，宋代女子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即主要由父亲、母亲、兄长或丈夫教育。其实，这是狭隘的观点。宋代女子接受教育不止在家中，也可以在私塾学堂里接受教育。文同在《文安县君刘氏墓志铭》中记载了一段非常珍贵的史料，其写道：“夫人携诸孤奉輤车还成都。至则旧产已空，萧然无一椽之屋。以居寄人舍下，合聚闾巷亲族良家儿女之稚齿者，授训诫、教书字，逾十年，获所遗以给朝夕，仅取足，不营于他。”宋神宗时，四川简州阳安的刘氏在成都故宅开办了一个供幼儿读书识字的私塾，她无疑就是一名专业的女教师，其招收的学童无疑有大量女童，其开办的私塾甚至可能就是以教授女童为主的学校。文同还在《华阳县君杨氏墓志铭》中记载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杨氏）其家居陋巷，坐黉舍（学校）教诸生与二子，四时弦诵，风雨不废。夫人亦以章句字画训诲诸女，及里中内外亲表之甥侄。每佳时令节，车交马集，衣冠拥会，立候墙宇，邻钗巷帔，招约呼引，裙裾以次罗列阃内。修弟子之礼，为经师教姆之贺，如是者凡三十年，远近称仰之。”杨氏无疑是宋代的一位开办学校的女教师，她从事教育三十年，她的学生不仅包括“诸生”还包括“诸女”。她备受当时远近世人之尊重，“远近称仰之”。“教姆”这个词无疑就是指女教师，它的出现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骄傲。以上可见，中国宋代已经出现女性开办的招收教授女子读书的学校。
在这种良好的教育氛围下，宋代女子的教育程度明显比其他朝代高出一个档次，除了大家熟知的四大才女，还有许多不甚出名但也很有才华的女子。例如，苏洵在《自尤》诗序中记载爱女苏八娘：“女幼而好学，慷慨有过人之节，为文亦往往有可喜。”欧阳修在《谢氏诗序》中记载才女谢希孟：“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为诗百余篇。希孟之言尤隐约深厚，守礼而不自放，有古幽闲淑女之风，非特妇人之能言者也。”程颐在《上谷郡君家传》中记载母亲侯氏：“夫人幼而聪悟过人，女红之事，无所不能，好读书史，博知古今。”杨介在《宋故文水伯淑人吴氏墓志铭》记载王安石外孙女吴氏：“及长，笃好诗书，博闻强记，通古史诸子说。”
总之，经济的发展、市民生活的富裕、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都使宋代女子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形成了历史上蔚为可观的宋代才女现象。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极其珍贵的一页。可惜，过于偏重文治使宋朝军事力量薄弱，没有能够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崖山之战后，灿烂发达的宋文明几近毁于一旦，中国历史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元明以后，社会文化风气日益腐朽窒息，妇女逐渐被排除于教育之外，令后人扼腕叹息。
（深圳外国语学校）
宋代文明深深影响了世界，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国傳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史学家邓广铭对陈寅恪经典论断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也曾说：“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认定：“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
应该说，宋代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继承了唐代的精华，在宽松政治和良好社会风气的酝酿中逐步成长，发展迅速，硕果累累。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宋代的贤臣都推崇任人唯贤，赵普就是杰出的代表：相传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位贤士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时又送上奏章，继续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结果触怒了宋太祖，宋太祖把奏章撕扔在地上。赵普跪在地上把扯碎的奏章拾起来放在袖子里，过了几天，又带着它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终于任用了那位贤士。在这种宽松重文的政治环境中，文人在宋代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在宋代文化中，有一个很特别和有趣的现象，就是才女众多。宋代无疑是中国女性最有声色的时代，其中有被后人称誉为宋四大才女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张玉娘。尤其是李清照，堪称史上最伟大的词人之一，1987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水星上一座环形山命名为李清照环形山，这是15个以中华民族的人物名字命名的其中一座环形山。宋代才女不仅会歌舞、赋诗、作画，甚至还能文、懂经术，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全人类历史文明史中亦是独一无二。
众所周知，重男轻女的封建教育把女子排斥在正统教育之外，宋代这么多女才子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就是造纸和印刷术的发展，使读书变得廉价而容易。
东汉和帝时，蔡伦改革造纸法，制出薄而均匀、纤维细密的新型纸，大大提高了纸的书写性能。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间（1041-1048），平民出身的毕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活字印刷大大改善了印刷技术，提高了印刷效率，使书籍大量印刷成为现实。
所以，笔者认为，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使书籍得以大量印刷，文学著作得以更为广泛的传播，书籍的数量和种类大量增加，从而推动和加速了文化教育的传播和发展。宋代，教育呈现出一片繁荣现象，使得许多女童具有接受教育的便利条件。
其次，宋代社会还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女子没有愚昧的道德束缚。
宋代并没有对女子接触、学习文化知识有明显限制。“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的出处，按香港学者刘咏聪教授之研究，应是明人著作中提出来的。明人陈继儒（眉公）曾云：“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谓至言。”他认为，男人拥有聪明才智可以成就事业，女人拥有聪明才智非但不是好事，还是搅乱天下、酿成灾难、祸国殃民的根源。
为了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制度化，封建卫道士还与儒学结合，推进贯彻“男女有别”“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渲染女子一旦有了知识，就可能具备对自由的向往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不仅难以驾驭，还会变得“淫荡”，继而发生种种“不贞”之事。他们举出历史上一些例子，如才女卓文君被司马相如的琴声感动而与之私奔；蔡文姬虽才学丰富，却感情复杂缱绻，结果三易其夫；杜丽娘、崔莺莺因知文断字，看了一些文学“杂书”，愈发多愁善感，移了性情，春情萌动，将对封建伦常的反叛付诸行动等。
可见，随着明代以后封建社会逐渐没落，其压抑人性的腐朽性、反动性愈发显现出来。历史发展证明，社会越是富裕繁华、思想便越是开明和自由，政府也越是宽容，这在宋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宋代，女童接受教育的现象比比皆是。宋人甚至认为女子无才便是愚。宋代学者孙觌就认为：“予尝谓妇人女子虽以幽闲静专为德，而尸居傀然，懵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则为愚妇。”由此可见，宋人关于女子读书观念和明人有很大不同。
再次，宋代女子接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社会没有绝对歧视女童教育的观念。
宋代大儒朱熹《朱子语类》明确主张：“女子亦当有教，自《孝经》之外，如《论语》，止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他“病《女戒》鄙浅”，打算重新编写一部给宋代女童受教育的课本读物，“以配小学书”，只可惜未完成。他的计划中明确拟定了《讲学》之篇目，这些都无疑说明朱熹主张女子从小要受教育，要读书有才。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认为：“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甚至，最高统治者宋高宗赵构也主张女子读书：“朕以谓书不惟男子不可不读，惟妇女亦不可不读，读书则知自古兴衰，亦有所鉴诫。”
一些学者认为，宋代女子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即主要由父亲、母亲、兄长或丈夫教育。其实，这是狭隘的观点。宋代女子接受教育不止在家中，也可以在私塾学堂里接受教育。文同在《文安县君刘氏墓志铭》中记载了一段非常珍贵的史料，其写道：“夫人携诸孤奉輤车还成都。至则旧产已空，萧然无一椽之屋。以居寄人舍下，合聚闾巷亲族良家儿女之稚齿者，授训诫、教书字，逾十年，获所遗以给朝夕，仅取足，不营于他。”宋神宗时，四川简州阳安的刘氏在成都故宅开办了一个供幼儿读书识字的私塾，她无疑就是一名专业的女教师，其招收的学童无疑有大量女童，其开办的私塾甚至可能就是以教授女童为主的学校。文同还在《华阳县君杨氏墓志铭》中记载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杨氏）其家居陋巷，坐黉舍（学校）教诸生与二子，四时弦诵，风雨不废。夫人亦以章句字画训诲诸女，及里中内外亲表之甥侄。每佳时令节，车交马集，衣冠拥会，立候墙宇，邻钗巷帔，招约呼引，裙裾以次罗列阃内。修弟子之礼，为经师教姆之贺，如是者凡三十年，远近称仰之。”杨氏无疑是宋代的一位开办学校的女教师，她从事教育三十年，她的学生不仅包括“诸生”还包括“诸女”。她备受当时远近世人之尊重，“远近称仰之”。“教姆”这个词无疑就是指女教师，它的出现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骄傲。以上可见，中国宋代已经出现女性开办的招收教授女子读书的学校。
在这种良好的教育氛围下，宋代女子的教育程度明显比其他朝代高出一个档次，除了大家熟知的四大才女，还有许多不甚出名但也很有才华的女子。例如，苏洵在《自尤》诗序中记载爱女苏八娘：“女幼而好学，慷慨有过人之节，为文亦往往有可喜。”欧阳修在《谢氏诗序》中记载才女谢希孟：“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为诗百余篇。希孟之言尤隐约深厚，守礼而不自放，有古幽闲淑女之风，非特妇人之能言者也。”程颐在《上谷郡君家传》中记载母亲侯氏：“夫人幼而聪悟过人，女红之事，无所不能，好读书史，博知古今。”杨介在《宋故文水伯淑人吴氏墓志铭》记载王安石外孙女吴氏：“及长，笃好诗书，博闻强记，通古史诸子说。”
总之，经济的发展、市民生活的富裕、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都使宋代女子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形成了历史上蔚为可观的宋代才女现象。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极其珍贵的一页。可惜，过于偏重文治使宋朝军事力量薄弱，没有能够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崖山之战后，灿烂发达的宋文明几近毁于一旦，中国历史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元明以后，社会文化风气日益腐朽窒息，妇女逐渐被排除于教育之外，令后人扼腕叹息。
（深圳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