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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袁世凯晚年的所作所为，公正而深入的历史家，也无法否定他是“乱世之奸雄”。但是通观他一生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才能，读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
他从1901年冬至1907年秋，干了六整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大清帝国的实际的“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兴利除弊，变法维新，也做了不少建树。只因为那是“袁世凯”做的，在历史上就略嫌灰暗了。——在这六年中，袁是尽量自我贬抑，捧满族亲贵出头，自居其下。无奈这些亲贵太颟顸，而袁自己又要做事，无法不露锋芒也。西太后老人家对他是信之、任之、宠之，但这老寡妇也知道，她在做小寡妇时，她的政权是以杀“权相”肃顺起家的。如今她自己也行将就木了，而眼见另一汉族“权相”袁世凯声望日隆。为下任孙皇帝阿斗着想，她就先要除此“肃顺”，以后才能瞑目，因此经过一番布置，便把袁某“踢上层楼”——由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于1907年，慈禧与光绪死前一年，调升有职无权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一调，袁相国的许多项目也都适可而止，甚或干脆泡汤了。
事实上袁世凯在他为相六年之中所推动的各项建树，也可说是“袁世凯的变法改制”吧！每一项（如废科举、兴学校）都可写一本博士论文。吾人也不妨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也算是项记录吧！
第一是军事。袁以其完整的武卫右军为基础，逐渐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有名的“北洋六镇”（每镇6000人，约合今之一师），和与这支国防军有关的各项设施，诸如“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医学堂”等等，都是袁氏一手创办的。袁更拟订全国征兵方案，并由朝廷饬令各省兴办陆军小学，依次递升至陆军大学。他的最高目标是为大清帝国练出36镇现代化的“常备军”。
36镇的计划，自然因袁的调职而搁浅。但是这“北洋六镇”却是辛亥革命时，袁氏复出的最大本钱。袁死后它们也是皖、直系的基本武力；它们的军官都变成了“军阀”，为国人所诟病。可叹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哪一个大军官不是军阀呢？政治若上轨道，他们不都是国防精兵？
此外袁宰相还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根据《辛丑条约》，洋人不许中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乃挑选身高体健的北方农民，寓兵于警，训练出数支极其现代化的警察——他们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民初京、津两市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1927年国府定都南京时，为着新首都内的安全、秩序和门面，还向北平、天津两市借调数批警察呢！
关于海军，袁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庚子赔款”数目太大，全国罗掘俱穷，重建海军需款过巨，政府就无此巨款了。
可是袁对落后无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却做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尤其废除科举考试这一项。袁早在拳乱期间即已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以期替代科举，及升任北洋大臣，更创设各种学堂，并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一以培育人才，亦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一切行之有效，科举不废自废，袁乃领衔与开明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岑春煊等，奏请废除科举。千年科举，就在“丙午科”悄悄地滑入历史了。
吾人熟读“戊戌变法史”，想到张之洞初曾全力支持康有为推动变法，而为康氏这位教条主义者所峻拒的往事，再看袁、张兴学校废科举的成绩，便知其高下！——当国执政者，不怪自家无见识，而以木头头脑自作聪明而误己误国，可不慎哉！
袁氏另一种建树便是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财政，被庚子之乱及赔款拖入绝境。袁公试图恢复经济，振兴企业，可说“克难”而为之。虽限于条件，亦颇有声色。例如开滦煤矿，我国之最大煤矿也。谁知在拳乱期间，经英商上下其手，巧取豪夺，竟然变成英商财产。乱后我国欲收回自办，而英人根据已签的合同与国际公法条例为借口，霸占不还，甚至企图以清国违犯国际财产法向我舆讼。打国际官司，大清帝国哪有此人才。不得已乞援于“洋员”，而洋洋相护，又岂有好结果！——我们最后捞回了开滦，也真是难为袁老四了！
矿路之外，袁公对邮传（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亦多有创建与改革。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袁世凯，固经济史中之萧、曹也。然袁则颇有异于其他三人。盖李、张、盛三公均为代国家管治金融企业之高官也，然三人皆“下海”，最后自己都做了大官僚資本家——李鸿章和他的儿子们，都是招商局等大企业的最大股东。
但是奇怪吧！在这传统官僚变资本家的必然转变中，袁世凯倒是个例外。他既不是个资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东”什么的。他账目不清则有之，也多少有几个钱零花，但为数有限。不像李鸿章、盛宣怀，富可敌国！
“袁世凯还是个清官昵！”——古怪吧！
但是袁的另项更深远的计划就触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
要言之，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谘议局，亦均为亲袁人士所掌握。他们与逃亡海外的康、梁维新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要达此目的，则他的前辈和老师——王莽、曹丕、刘裕、朱全忠、赵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诉过他，正常的程序应该是：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继位之后，那就与原先助势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摊牌：或做你们的总统，或做寡人的皇帝，因势制宜可也。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一个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决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
（摘自《读好书》）
他从1901年冬至1907年秋，干了六整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大清帝国的实际的“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兴利除弊，变法维新，也做了不少建树。只因为那是“袁世凯”做的，在历史上就略嫌灰暗了。——在这六年中，袁是尽量自我贬抑，捧满族亲贵出头，自居其下。无奈这些亲贵太颟顸，而袁自己又要做事，无法不露锋芒也。西太后老人家对他是信之、任之、宠之，但这老寡妇也知道，她在做小寡妇时，她的政权是以杀“权相”肃顺起家的。如今她自己也行将就木了，而眼见另一汉族“权相”袁世凯声望日隆。为下任孙皇帝阿斗着想，她就先要除此“肃顺”，以后才能瞑目，因此经过一番布置，便把袁某“踢上层楼”——由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于1907年，慈禧与光绪死前一年，调升有职无权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一调，袁相国的许多项目也都适可而止，甚或干脆泡汤了。
事实上袁世凯在他为相六年之中所推动的各项建树，也可说是“袁世凯的变法改制”吧！每一项（如废科举、兴学校）都可写一本博士论文。吾人也不妨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也算是项记录吧！
第一是军事。袁以其完整的武卫右军为基础，逐渐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有名的“北洋六镇”（每镇6000人，约合今之一师），和与这支国防军有关的各项设施，诸如“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医学堂”等等，都是袁氏一手创办的。袁更拟订全国征兵方案，并由朝廷饬令各省兴办陆军小学，依次递升至陆军大学。他的最高目标是为大清帝国练出36镇现代化的“常备军”。
36镇的计划，自然因袁的调职而搁浅。但是这“北洋六镇”却是辛亥革命时，袁氏复出的最大本钱。袁死后它们也是皖、直系的基本武力；它们的军官都变成了“军阀”，为国人所诟病。可叹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哪一个大军官不是军阀呢？政治若上轨道，他们不都是国防精兵？
此外袁宰相还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根据《辛丑条约》，洋人不许中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乃挑选身高体健的北方农民，寓兵于警，训练出数支极其现代化的警察——他们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民初京、津两市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1927年国府定都南京时，为着新首都内的安全、秩序和门面，还向北平、天津两市借调数批警察呢！
关于海军，袁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庚子赔款”数目太大，全国罗掘俱穷，重建海军需款过巨，政府就无此巨款了。
可是袁对落后无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却做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尤其废除科举考试这一项。袁早在拳乱期间即已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以期替代科举，及升任北洋大臣，更创设各种学堂，并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一以培育人才，亦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一切行之有效，科举不废自废，袁乃领衔与开明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岑春煊等，奏请废除科举。千年科举，就在“丙午科”悄悄地滑入历史了。
吾人熟读“戊戌变法史”，想到张之洞初曾全力支持康有为推动变法，而为康氏这位教条主义者所峻拒的往事，再看袁、张兴学校废科举的成绩，便知其高下！——当国执政者，不怪自家无见识，而以木头头脑自作聪明而误己误国，可不慎哉！
袁氏另一种建树便是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财政，被庚子之乱及赔款拖入绝境。袁公试图恢复经济，振兴企业，可说“克难”而为之。虽限于条件，亦颇有声色。例如开滦煤矿，我国之最大煤矿也。谁知在拳乱期间，经英商上下其手，巧取豪夺，竟然变成英商财产。乱后我国欲收回自办，而英人根据已签的合同与国际公法条例为借口，霸占不还，甚至企图以清国违犯国际财产法向我舆讼。打国际官司，大清帝国哪有此人才。不得已乞援于“洋员”，而洋洋相护，又岂有好结果！——我们最后捞回了开滦，也真是难为袁老四了！
矿路之外，袁公对邮传（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亦多有创建与改革。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袁世凯，固经济史中之萧、曹也。然袁则颇有异于其他三人。盖李、张、盛三公均为代国家管治金融企业之高官也，然三人皆“下海”，最后自己都做了大官僚資本家——李鸿章和他的儿子们，都是招商局等大企业的最大股东。
但是奇怪吧！在这传统官僚变资本家的必然转变中，袁世凯倒是个例外。他既不是个资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东”什么的。他账目不清则有之，也多少有几个钱零花，但为数有限。不像李鸿章、盛宣怀，富可敌国！
“袁世凯还是个清官昵！”——古怪吧！
但是袁的另项更深远的计划就触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
要言之，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谘议局，亦均为亲袁人士所掌握。他们与逃亡海外的康、梁维新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要达此目的，则他的前辈和老师——王莽、曹丕、刘裕、朱全忠、赵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诉过他，正常的程序应该是：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继位之后，那就与原先助势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摊牌：或做你们的总统，或做寡人的皇帝，因势制宜可也。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一个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决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
（摘自《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