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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的歌中唱道：“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走路走那大路口，人马多来解忧愁……”一首民歌竟扯出一段厚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这首无助无奈、伤感伤怀的民歌，它是无数为了生存，为了活命而走西口的山西人，用殷红的鲜血，伴着苦涩的泪水，谱写的一曲悲歌，在这令听者悲凉的词曲里，道出了许多心酸凄切的往事。
一、走西口是晋商学习经商的培训地
在清代，走西口的晋商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横贯蒙古戈壁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走西口晋商的先行者，他们资本并不雄厚，开始时只在归化、张家口一带的商品集散地活动，或合股集资购买，或赊买大商号的一些茶叶、烟酒、布帛等蒙古族牧民生活的必需品，赴蒙古大草原各地奔波兜售。在此期间，他们不仅要经受恶劣天气环境的磨难，有时还会遭遇强盗劫匪，但出于利益驱动，加之创家立业、光宗耀祖的信念，晋商敢冒风险，勇于进取，自强不息，并善于发扬团队精神，朋合为帮，故最初以白手起家、小打小闹、聚沙成塔而终成大业。
讲求经营谋略，是经商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走西口的晋商在实践中逐渐懂得，市场行情瞬息万变，必须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组织货源，才能购销两旺。
正是在艰辛而漫长的经商实践中，晋商聚积了资本，增长了历练，总结出一整套经商规章制度，从而保证了他们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为当时“海内最富”的产业巨子。
二、走西口是晋商资本原始积累的聚财路
明王朝建立之后，为了防御蒙元残余势力南下袭扰，后来则是为了抵御蒙古瓦剌部的军事进攻，在北方长城沿线相继设立了九个边防要塞，驻扎80万军队把守，是为九边重镇。为解决屯驻重兵所需的粮饷、布匹、草料等军用物资，明廷实施了官卖食盐的“开中法”。盐是专卖品，利润丰富而稳定。山西人借地利之便，北上换取盐引，贩盐牟利，捷足先登而成为“开中商人”，掘出了经商路上的第一桶金。
清朝初年，北疆社会稳定，经济好转，蒙民对来自中原地区的粮食、食盐、棉布、手工业品、生产工具等的需求日趋旺盛，“蒙古生意”更加利厚易行。他们用内地廉价的粮食、布帛、黑茶、铁锅、铜器等日用杂货，换取贵重的裘皮、鹿茸、麝香，乃至金砂、宝石等物品。到清代中期，蒙古地区商品交换的贸易大权几乎完全控制在走西口的晋商手中。他们通过各种手段，结交地方实力派官僚，形成了各自的官场关系网，凭借自身实力与政治后台，涉足一般商人无法染指的贸易领域，从中牟取暴利。
进入道光、咸丰年间后，晋商在完成原始积累、商业规模空前壮大的基础上，顺应埠际商业贸易和大额汇兑的需要，创造性地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这一质的飞跃，创办票号，使之汇通天下，从而执国内金融业之牛耳。清末，晋商已成为清廷的财政支柱，全国的财政三分有其一。
三、走西口的晋商打开了茶叶之路的新商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产茶大国，茶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明代，茶叶就通过山西大同的茶马互市流入蒙古，继而输入俄国。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山西商人占据了恰克图买卖域商品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中俄贸易统归于恰克图，贸易更日渐兴盛。
走西口的晋商始终垄断着对俄茶叶贸易，最盛时恰克图有山西商号60余家，较大的有福源德、天和兴、恒隆光、锦泰亨、久成兴、天庆隆、公和盛等。然而其中规模最大、经营历史最久的当首推山西榆次车辋常氏开办的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等。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沿袭150余年。縱观其时中俄贸易，茶叶输出占九成，其中常氏份额即达四成。
常威的三儿子常万达看准茶叶商机，历经艰辛，开辟了一条南起中国福建、两湖，北至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万里茶路，并深入到俄国腹地莫斯科，直达欧洲。这是一条可以媲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茶叶商道，从此，中国茶叶找到了更为广阔的销售市场，从而惠及中外，名扬四海。
四、走西口的晋商是繁荣草原经济文化的动力
晋商的兴起，与口外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晋商不仅是口外地区商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而且也是口外商业发展最重要的支柱力量。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城镇的出现，不仅在草原上小城镇星罗棋布，而且促成了像张家口、集宁、归化（今呼和浩特）、多伦，特别是包头等塞上大商埠的兴盛，这些都与晋商的谋利活动息息相关。包头，100多年前还是一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庄，包头人说，是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逐渐有了今日包头的雏形，至今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
山西商人从最初迫于无奈的走西口，到后来曾被人戏称：“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晋商的经营区域可概括为北至西伯利亚，南至东南亚、南亚，东至朝鲜半岛、日本，西至东欧如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在欧亚大陆的许多区域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晋商的辉煌业绩完全可以与世界商业史上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山西商人不仅涉足的地域广泛，而且经营范围覆盖了经济贸易的各个领域。从寻常百姓必需的生活日用品，到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物资，行行都有山西商人操持；从商品的批零销售、中途转运，到资金的存贷、汇兑，处处都有山西商人的身影。尤其是道光初年平遥商人首创山西票号“日升昌”，集存放款和汇兑功能于一身，将中国传统金融业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的先河。晋商也由此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创造了中华商贸发展的空前辉煌。到近现代，由于各种各样原因，驰骋晚清金融界近百年的山西票号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这里不禁想起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的一句话，“今者机会已逝，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山西票商4次错失组建银行的机会，这不仅是李宏龄的悲哀，更是山西票号的不幸。不管怎样，晋商在其近500年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人以丰富的经营宝训，是一笔泽被世人、恩泽后代的遗产。
一、走西口是晋商学习经商的培训地
在清代，走西口的晋商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横贯蒙古戈壁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走西口晋商的先行者，他们资本并不雄厚，开始时只在归化、张家口一带的商品集散地活动，或合股集资购买，或赊买大商号的一些茶叶、烟酒、布帛等蒙古族牧民生活的必需品，赴蒙古大草原各地奔波兜售。在此期间，他们不仅要经受恶劣天气环境的磨难，有时还会遭遇强盗劫匪，但出于利益驱动，加之创家立业、光宗耀祖的信念，晋商敢冒风险，勇于进取，自强不息，并善于发扬团队精神，朋合为帮，故最初以白手起家、小打小闹、聚沙成塔而终成大业。
讲求经营谋略，是经商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走西口的晋商在实践中逐渐懂得，市场行情瞬息万变，必须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组织货源，才能购销两旺。
正是在艰辛而漫长的经商实践中，晋商聚积了资本，增长了历练，总结出一整套经商规章制度，从而保证了他们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为当时“海内最富”的产业巨子。
二、走西口是晋商资本原始积累的聚财路
明王朝建立之后，为了防御蒙元残余势力南下袭扰，后来则是为了抵御蒙古瓦剌部的军事进攻，在北方长城沿线相继设立了九个边防要塞，驻扎80万军队把守，是为九边重镇。为解决屯驻重兵所需的粮饷、布匹、草料等军用物资，明廷实施了官卖食盐的“开中法”。盐是专卖品，利润丰富而稳定。山西人借地利之便，北上换取盐引，贩盐牟利，捷足先登而成为“开中商人”，掘出了经商路上的第一桶金。
清朝初年，北疆社会稳定，经济好转，蒙民对来自中原地区的粮食、食盐、棉布、手工业品、生产工具等的需求日趋旺盛，“蒙古生意”更加利厚易行。他们用内地廉价的粮食、布帛、黑茶、铁锅、铜器等日用杂货，换取贵重的裘皮、鹿茸、麝香，乃至金砂、宝石等物品。到清代中期，蒙古地区商品交换的贸易大权几乎完全控制在走西口的晋商手中。他们通过各种手段，结交地方实力派官僚，形成了各自的官场关系网，凭借自身实力与政治后台，涉足一般商人无法染指的贸易领域，从中牟取暴利。
进入道光、咸丰年间后，晋商在完成原始积累、商业规模空前壮大的基础上，顺应埠际商业贸易和大额汇兑的需要，创造性地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这一质的飞跃，创办票号，使之汇通天下，从而执国内金融业之牛耳。清末，晋商已成为清廷的财政支柱，全国的财政三分有其一。
三、走西口的晋商打开了茶叶之路的新商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产茶大国，茶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明代，茶叶就通过山西大同的茶马互市流入蒙古，继而输入俄国。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山西商人占据了恰克图买卖域商品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中俄贸易统归于恰克图，贸易更日渐兴盛。
走西口的晋商始终垄断着对俄茶叶贸易，最盛时恰克图有山西商号60余家，较大的有福源德、天和兴、恒隆光、锦泰亨、久成兴、天庆隆、公和盛等。然而其中规模最大、经营历史最久的当首推山西榆次车辋常氏开办的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等。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沿袭150余年。縱观其时中俄贸易，茶叶输出占九成，其中常氏份额即达四成。
常威的三儿子常万达看准茶叶商机，历经艰辛，开辟了一条南起中国福建、两湖，北至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万里茶路，并深入到俄国腹地莫斯科，直达欧洲。这是一条可以媲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茶叶商道，从此，中国茶叶找到了更为广阔的销售市场，从而惠及中外，名扬四海。
四、走西口的晋商是繁荣草原经济文化的动力
晋商的兴起，与口外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晋商不仅是口外地区商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而且也是口外商业发展最重要的支柱力量。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城镇的出现，不仅在草原上小城镇星罗棋布，而且促成了像张家口、集宁、归化（今呼和浩特）、多伦，特别是包头等塞上大商埠的兴盛，这些都与晋商的谋利活动息息相关。包头，100多年前还是一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庄，包头人说，是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逐渐有了今日包头的雏形，至今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
山西商人从最初迫于无奈的走西口，到后来曾被人戏称：“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晋商的经营区域可概括为北至西伯利亚，南至东南亚、南亚，东至朝鲜半岛、日本，西至东欧如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在欧亚大陆的许多区域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晋商的辉煌业绩完全可以与世界商业史上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山西商人不仅涉足的地域广泛，而且经营范围覆盖了经济贸易的各个领域。从寻常百姓必需的生活日用品，到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物资，行行都有山西商人操持；从商品的批零销售、中途转运，到资金的存贷、汇兑，处处都有山西商人的身影。尤其是道光初年平遥商人首创山西票号“日升昌”，集存放款和汇兑功能于一身，将中国传统金融业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的先河。晋商也由此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创造了中华商贸发展的空前辉煌。到近现代，由于各种各样原因，驰骋晚清金融界近百年的山西票号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这里不禁想起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的一句话，“今者机会已逝，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山西票商4次错失组建银行的机会，这不仅是李宏龄的悲哀，更是山西票号的不幸。不管怎样，晋商在其近500年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人以丰富的经营宝训，是一笔泽被世人、恩泽后代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