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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的中国战略决策、大战略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如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苏尔曼·汗（Sulmaan Wasif Khan）、傅泰林（M.Taylor Fravel）等学者的研究。北京大学牛军教授的新著《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从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想、国内政治、国际体系等方面出发，系统全面考察有关中国从卷入冷战到退出冷战的战略决策，其中以同苏联结盟、抗美援朝、1958年“炮击金门”、援越抗美、调整对美政策和中苏关系正常化为研究对象。《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所深入阐释的重大事件，涵盖了冷战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诸多方面，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檔案文献的整理利用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创新。
在现有档案文献的情况下，作者把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纳入冷战国际史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体现了中国战略决策与冷战体系的互动。《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根据新近解密的中国、苏联、美国等国的档案文献，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大国关系和双边关系的互动，特别是美苏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朝关系、中越关系的变化对中国相关战略决策以及处理周边重大危机的影响，从而将这一时期中国的战略决策置于更为广阔的冷战国际体系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以期探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同中国对外战略演变之间的关系，重点阐释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如何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认识和安全环境的判断，从而全面认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构想、理论和实践，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利用多国档案文献资料和国际史的研究方法，避免解释影响中国安全战略发展动因的片面性和单一性，同时也避免了以决策过程和政策实践来解释决策动因的局限性。
《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揭示了中国战略决策的关键特点。作者围绕冷战时期中国的战略决策，搜集整理并充分利用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从中发掘中国战略决策机制的演变和若干特点，这在学界还是首次，这是《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的重要创新。作者强调：“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中国在冷战40余年中的决策体制基本上就是从革命年代继承过来的。”为此，作者在书中阐释了以下主要问题：在进行重大战略决策时，中央领导人如何实现“协商—共识”？具体机构和部门在重大问题上如何提出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如何影响中央的决策？以期“准确地确定他们在不同决策中的位置”、相互关系和实际影响力。作者通过充分利用中国的档案文献，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中国学者在相关重大研究领域的优势和成功，回应和弥补国际学界研究的不足和缺陷。
《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以个案分析的方式，提出具有创新性的论点和结论。例如，作者突出了冷战对中国战略决策的深远影响，指出美苏冷战既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独特的外部条件，也是中共建国时不得不面对的主要外部环境。在论及中苏结盟时，作者强调了中国领导人同苏联的结盟，不仅“是实现革命理想的关键性外部条件”，但同时也由此选择了“进入冷战的两极体系和对抗之中”。从冷战体系这个视角出发，在分析有关朝鲜战争、“炮击金门”、抗美援越、调整对美政策等战略决策中，作者精辟地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即“中国的战略选择都与中国人对美国的世界地位及其影响的认知有直接的关系”，其现实意义是重大而强烈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如何解读冷战时代中国战略决策的历史和经验，必定会对当下和未来中国的战略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通过理论分析的严谨、论据的翔实以及作者对档案文献掌握和运用的娴熟，反映出作者本身严谨的治学经历、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务实的学风。而此功力和学风，已在牛军教授参与《剑桥冷战史》的写作及其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论著中得以充分展现。毫无疑问，作者对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的“再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冷战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深化，特别对丰富中国战略决策和战略思想史的认识和理解亦是如此。
在现有档案文献的情况下，作者把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纳入冷战国际史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体现了中国战略决策与冷战体系的互动。《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根据新近解密的中国、苏联、美国等国的档案文献，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大国关系和双边关系的互动，特别是美苏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朝关系、中越关系的变化对中国相关战略决策以及处理周边重大危机的影响，从而将这一时期中国的战略决策置于更为广阔的冷战国际体系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以期探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同中国对外战略演变之间的关系，重点阐释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如何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认识和安全环境的判断，从而全面认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构想、理论和实践，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利用多国档案文献资料和国际史的研究方法，避免解释影响中国安全战略发展动因的片面性和单一性，同时也避免了以决策过程和政策实践来解释决策动因的局限性。
《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揭示了中国战略决策的关键特点。作者围绕冷战时期中国的战略决策，搜集整理并充分利用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从中发掘中国战略决策机制的演变和若干特点，这在学界还是首次，这是《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的重要创新。作者强调：“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中国在冷战40余年中的决策体制基本上就是从革命年代继承过来的。”为此，作者在书中阐释了以下主要问题：在进行重大战略决策时，中央领导人如何实现“协商—共识”？具体机构和部门在重大问题上如何提出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如何影响中央的决策？以期“准确地确定他们在不同决策中的位置”、相互关系和实际影响力。作者通过充分利用中国的档案文献，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中国学者在相关重大研究领域的优势和成功，回应和弥补国际学界研究的不足和缺陷。
《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以个案分析的方式，提出具有创新性的论点和结论。例如，作者突出了冷战对中国战略决策的深远影响，指出美苏冷战既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独特的外部条件，也是中共建国时不得不面对的主要外部环境。在论及中苏结盟时，作者强调了中国领导人同苏联的结盟，不仅“是实现革命理想的关键性外部条件”，但同时也由此选择了“进入冷战的两极体系和对抗之中”。从冷战体系这个视角出发，在分析有关朝鲜战争、“炮击金门”、抗美援越、调整对美政策等战略决策中，作者精辟地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即“中国的战略选择都与中国人对美国的世界地位及其影响的认知有直接的关系”，其现实意义是重大而强烈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如何解读冷战时代中国战略决策的历史和经验，必定会对当下和未来中国的战略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通过理论分析的严谨、论据的翔实以及作者对档案文献掌握和运用的娴熟，反映出作者本身严谨的治学经历、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务实的学风。而此功力和学风，已在牛军教授参与《剑桥冷战史》的写作及其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论著中得以充分展现。毫无疑问，作者对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的“再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冷战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深化，特别对丰富中国战略决策和战略思想史的认识和理解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