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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治理科学化的工具，也是提高社会治理效率的手段。任何一次技术变革都会给社会治理带来冲击，带来变革。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治理模式。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因为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社会治理制度演变、技术进步等因素，社会治理模式也会发生变化。最近十多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智慧城市工程的实施，云计算、大数据的应用，人工智能的发展，5G技术的应用，我国社会治理进入了数字化时代。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的社会治理效率，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增加了公众满意度。
马春辉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在21世纪初，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戈德史密斯与威廉·D.埃格斯提出了网格化治理的模式概念。网络化治理是一种通过公私部门合作，非盈利机构和盈利机构等广泛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社会数字化治理，即运用数字化思维、理念、战略、资源、工具和规则等新模式来治理信息社会空间，实现数据泛在融通共享、平台服务资源集聚开放、新技术应用场景持续创新。社会数字化治理模式与传统的治理模式比较，最大的优势就是信息传播便捷、精准、互动，信息数据在政府、社会、市场及公众之间能够畅通、有序。社会治理数字化意味着原来社会治理中的信息处理部分和一些基本的社会管理事项实现了由人工处理向数字化处理的转变，各级政府向公众发布信息及时准确，公众办事，减少环节，提高效率，也为政府管理社会提供了决策支持。
社会治理实质就是对人的社会活动进行有效地管理。在我国，人的活动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我国人口众多，流动性大。2019年末，我国人口总量达到14亿，城镇人口比重超过60%，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持续推进，以及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取消落户限制等政策的实施，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比上年末分别减少613万人和515万人。2020年国家又出台取消、放宽和完善城市落户政策，积极推动常住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城市化进程加速，流动人口复杂多变，这给社会治理带来一定的难度。解决这个难题，只有依靠社会治理模式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而社会治理数字化是社会治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完美结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推进基层放权、社区治理的关键举措，根据属地管理、地理布局、现状管理等原则，将管辖地域划分成若干网格状的单元，并对每一网格实施动态、全方位管理。它是一种数字化管理模式。该模式可以对网格内的居民进行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数字化社会治理模式是把网格化治理的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社会治理网格化模式更优化、更科学。网格化管理对于改进城市治理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面对疫情的突然袭击，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了支撑作用。通过今年疫情防控实战，大数据+网络化的技术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治理模式比较优势分析，社会治理数字化具有传统条件的社会治理模式所不具有的优势。第一，信息的动态化管理提高了社会治理效率。现在我国各级政府都建立了各种电子服务平台。管理部门依靠这些政府平台，可以随时更新服务对象的信息，极大提高社会治理效率。民航、铁路等部门根据掌握的出行人员数据，快速上线新冠病毒确诊患者行程查询系统，第一时间向旅客发送通知预警。各级地方政府利用我国电讯运营商数据，进行人口流动大数据分析，对驻留、到访重点区域人群进行流动分析和大数据画像，为有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提供了决策支撑。第二，降低与服务对象接触的风险。在当前新冠病毒流行的情况下，政府社会管理部门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无接触化服务，降低与服务对象接触的风险。新冠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播能力，各类互联网平台、移动互联网平台充分发挥其自主化配置社会资源的优势，与政府部门联手共治，以线上平台服务保障了居民开启“无聚集”“少接触”的新生活方式。第三，社会治理全方位数字化，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社会治理数字化体现在社会治理服务是全方位的数字化。公民可以无接触办理各类业务，管理部门可以实施线上监管，学校老师借助互联网开展教学。在日常生活实现数字化的同时，法院审案也在实施数字化改革。2017年8月18日，我国设立了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2018年9月，又先后增设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设立互联网法院是互联网司法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开辟了互联网时代司法发展的全新路径，标志着我国司法探索实践数字化的转变。据统计，截至2019年10月31日，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共受理互联网案件118764件，审结88401件，在线立案申请率为96.8%，全流程在线审结80819件，在线庭审平均用时45分钟，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约38天，比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约3/5和1/2，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8%。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这些技术应用和诉讼平台的完善，其实质就是智慧法院建设。我国这种数字化社会治理的推行，最终实现1+1>2的效果。第四，社会治理数字化倒逼政府改革。在传统社会治理中，与政府部门相比，公民处于弱势一方，难以参与相关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公民去政府有关部门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是经常发生的事，更有甚者还要忍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冷漠、粗暴、无禮，政府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也时有发生，公民有时束手无策。在社会治理数字化时代，这些状况有较大改变，原因是社会治理数字化倒逼政府改革，在社会治理数字化时代，公民本身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美国未来预测学家、社会学家约翰·奈斯比特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分析，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变化。通过分析社会治理数字化的现状，可以大致预测未来的社会治理数字化发展大趋势。这种趋势是：一是信息发布更简便、更全面。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平台的建设更优化，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AI技术推广等，对未来发布各种信息带来了便利性和全面性，各级政府发布的信息更准确、更及时。二是图片化。新技术应用，使各种平台发布信息实现图文并存，受众更乐于接受信息。可视化工具在政务治理中得到普遍应用。三是社会治理决策科学化。未来的社会治理会面对更多的公共突发事件，对于公共突发事件如何科学决策、合理处置，政府可以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进行复杂预测分析，使社会治理方法从经验向科学决策发展。四是区域协调治理。随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发展，各级政府都建立了各种信息发布平台，各地政府平台发布的数据信息可以共享，有利于区域社会治理的协调。社会治理的组织方式从分散治理向標准协同发展，地域性的分散、差异治理必然要向标准化的协同治理转变，为区域共治共管提供了条件。五是远程办公和远程指导处理公共突发事件会成为一种新模式。联合国举行视频通报会，欧盟委员会除“关键职能”以外的所有工作人员开始远程办公，通过视频的方式执行任务、举行会议等。日本政府除警察厅之外的13个府省厅，多半已要求一定比例的总部职员错峰上班或居家办公。一些跨国公司也在推广远程办公。花王集团、索尼公司、微软公司等都实现了部分业务远程办公。腾讯公司推出腾讯会议系统两个月，日活跃账户数就超过1000万。截至3月20日，金山办公面向企业、政府、医疗机构、大中小学等共计免费发放超过400万个“云办公”账号，支持社会各界复工复产复学。
面对数字化的未来发展，我们还需要在下列方面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数字化的水平。一是培养数字素养。据统计，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三大电子书阅读器消费市场。在数字技术推动下，网络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听书等阅读形式发展迅速，可视化阅读、沉浸式阅读更是让读书变得更加生动立体。对于数字化阅读的普及，一个国家国民数字素养的提升十分必要。数字素养概念，1997年由学者保罗·吉尔斯特（Paul Gilster）提出。他认为数字素养主要包括获取、理解与整合数字信息的能力，从而有效区分了数字素养和传统的印刷读写能力。在新技术环境下，从获取、理解、整合到评价、交流的整个过程使用数字资源，是人们有效参与社会进程的能力。它既包括对数字资源的接受能力，也包括对数字资源的给予能力。提升数字素养，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21世纪技能合作组织提出的“21世纪的技能”中将“数字素养”作为首要的一类素养加以强调。二是完善数字化的法律体系。社会治理数字化发展，必然涉及公民个人各种信息的采集，加强对公民隐私的保护，就需要法律。社会治理数字化进程中，公民与政府在治理中的互动，也需要法律规范。三是整合政府平台。社会治理涉及范围广，需要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优化政府业务流程，协调跨部门的事务，利用数字化手段，整合公共服务，实行一站式信息发布平台和服务平台。这都需要政府整合资源。四是缩小数字鸿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年4月21日发布报告，根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国际电信联盟的最新调查数据，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停课，绝大多数国家正在使用数字化远程学习确保教育连续性。我国网络普及率不断提高，网民数量不断增加，但是我国数字鸿沟仍然存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数字鸿沟有扩大的趋势。在这次疫情中，媒体也有报道，西部地区还有些地方无法上网，学生不能参加网络课堂学习，这就是数字鸿沟的表现。我国要实现全面社会治理数字化，需要缩小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促进全国社会治理数字化均衡发展。
社会治理数字化时代
在21世纪初，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戈德史密斯与威廉·D.埃格斯提出了网格化治理的模式概念。网络化治理是一种通过公私部门合作，非盈利机构和盈利机构等广泛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社会数字化治理，即运用数字化思维、理念、战略、资源、工具和规则等新模式来治理信息社会空间，实现数据泛在融通共享、平台服务资源集聚开放、新技术应用场景持续创新。社会数字化治理模式与传统的治理模式比较，最大的优势就是信息传播便捷、精准、互动，信息数据在政府、社会、市场及公众之间能够畅通、有序。社会治理数字化意味着原来社会治理中的信息处理部分和一些基本的社会管理事项实现了由人工处理向数字化处理的转变，各级政府向公众发布信息及时准确，公众办事，减少环节，提高效率，也为政府管理社会提供了决策支持。
社会治理实质就是对人的社会活动进行有效地管理。在我国，人的活动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我国人口众多，流动性大。2019年末，我国人口总量达到14亿，城镇人口比重超过60%，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持续推进，以及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取消落户限制等政策的实施，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比上年末分别减少613万人和515万人。2020年国家又出台取消、放宽和完善城市落户政策，积极推动常住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城市化进程加速，流动人口复杂多变，这给社会治理带来一定的难度。解决这个难题，只有依靠社会治理模式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而社会治理数字化是社会治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完美结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推进基层放权、社区治理的关键举措，根据属地管理、地理布局、现状管理等原则，将管辖地域划分成若干网格状的单元，并对每一网格实施动态、全方位管理。它是一种数字化管理模式。该模式可以对网格内的居民进行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数字化社会治理模式是把网格化治理的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社会治理网格化模式更优化、更科学。网格化管理对于改进城市治理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面对疫情的突然袭击，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了支撑作用。通过今年疫情防控实战，大数据+网络化的技术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治理数字化优势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治理模式比较优势分析，社会治理数字化具有传统条件的社会治理模式所不具有的优势。第一，信息的动态化管理提高了社会治理效率。现在我国各级政府都建立了各种电子服务平台。管理部门依靠这些政府平台，可以随时更新服务对象的信息，极大提高社会治理效率。民航、铁路等部门根据掌握的出行人员数据，快速上线新冠病毒确诊患者行程查询系统，第一时间向旅客发送通知预警。各级地方政府利用我国电讯运营商数据，进行人口流动大数据分析，对驻留、到访重点区域人群进行流动分析和大数据画像，为有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提供了决策支撑。第二，降低与服务对象接触的风险。在当前新冠病毒流行的情况下，政府社会管理部门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无接触化服务，降低与服务对象接触的风险。新冠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播能力，各类互联网平台、移动互联网平台充分发挥其自主化配置社会资源的优势，与政府部门联手共治，以线上平台服务保障了居民开启“无聚集”“少接触”的新生活方式。第三，社会治理全方位数字化，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社会治理数字化体现在社会治理服务是全方位的数字化。公民可以无接触办理各类业务，管理部门可以实施线上监管，学校老师借助互联网开展教学。在日常生活实现数字化的同时，法院审案也在实施数字化改革。2017年8月18日，我国设立了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2018年9月，又先后增设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设立互联网法院是互联网司法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开辟了互联网时代司法发展的全新路径，标志着我国司法探索实践数字化的转变。据统计，截至2019年10月31日，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共受理互联网案件118764件，审结88401件，在线立案申请率为96.8%，全流程在线审结80819件，在线庭审平均用时45分钟，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约38天，比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约3/5和1/2，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8%。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这些技术应用和诉讼平台的完善，其实质就是智慧法院建设。我国这种数字化社会治理的推行，最终实现1+1>2的效果。第四，社会治理数字化倒逼政府改革。在传统社会治理中，与政府部门相比，公民处于弱势一方，难以参与相关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公民去政府有关部门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是经常发生的事，更有甚者还要忍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冷漠、粗暴、无禮，政府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也时有发生，公民有时束手无策。在社会治理数字化时代，这些状况有较大改变，原因是社会治理数字化倒逼政府改革，在社会治理数字化时代，公民本身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社会治理数字化的未来趋势
美国未来预测学家、社会学家约翰·奈斯比特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分析，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变化。通过分析社会治理数字化的现状，可以大致预测未来的社会治理数字化发展大趋势。这种趋势是：一是信息发布更简便、更全面。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平台的建设更优化，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AI技术推广等，对未来发布各种信息带来了便利性和全面性，各级政府发布的信息更准确、更及时。二是图片化。新技术应用，使各种平台发布信息实现图文并存，受众更乐于接受信息。可视化工具在政务治理中得到普遍应用。三是社会治理决策科学化。未来的社会治理会面对更多的公共突发事件，对于公共突发事件如何科学决策、合理处置，政府可以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进行复杂预测分析，使社会治理方法从经验向科学决策发展。四是区域协调治理。随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发展，各级政府都建立了各种信息发布平台，各地政府平台发布的数据信息可以共享，有利于区域社会治理的协调。社会治理的组织方式从分散治理向標准协同发展，地域性的分散、差异治理必然要向标准化的协同治理转变，为区域共治共管提供了条件。五是远程办公和远程指导处理公共突发事件会成为一种新模式。联合国举行视频通报会，欧盟委员会除“关键职能”以外的所有工作人员开始远程办公，通过视频的方式执行任务、举行会议等。日本政府除警察厅之外的13个府省厅，多半已要求一定比例的总部职员错峰上班或居家办公。一些跨国公司也在推广远程办公。花王集团、索尼公司、微软公司等都实现了部分业务远程办公。腾讯公司推出腾讯会议系统两个月，日活跃账户数就超过1000万。截至3月20日，金山办公面向企业、政府、医疗机构、大中小学等共计免费发放超过400万个“云办公”账号，支持社会各界复工复产复学。
提升社会治理数字化水平
面对数字化的未来发展，我们还需要在下列方面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数字化的水平。一是培养数字素养。据统计，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三大电子书阅读器消费市场。在数字技术推动下，网络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听书等阅读形式发展迅速，可视化阅读、沉浸式阅读更是让读书变得更加生动立体。对于数字化阅读的普及，一个国家国民数字素养的提升十分必要。数字素养概念，1997年由学者保罗·吉尔斯特（Paul Gilster）提出。他认为数字素养主要包括获取、理解与整合数字信息的能力，从而有效区分了数字素养和传统的印刷读写能力。在新技术环境下，从获取、理解、整合到评价、交流的整个过程使用数字资源，是人们有效参与社会进程的能力。它既包括对数字资源的接受能力，也包括对数字资源的给予能力。提升数字素养，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21世纪技能合作组织提出的“21世纪的技能”中将“数字素养”作为首要的一类素养加以强调。二是完善数字化的法律体系。社会治理数字化发展，必然涉及公民个人各种信息的采集，加强对公民隐私的保护，就需要法律。社会治理数字化进程中，公民与政府在治理中的互动，也需要法律规范。三是整合政府平台。社会治理涉及范围广，需要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优化政府业务流程，协调跨部门的事务，利用数字化手段，整合公共服务，实行一站式信息发布平台和服务平台。这都需要政府整合资源。四是缩小数字鸿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年4月21日发布报告，根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国际电信联盟的最新调查数据，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停课，绝大多数国家正在使用数字化远程学习确保教育连续性。我国网络普及率不断提高，网民数量不断增加，但是我国数字鸿沟仍然存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数字鸿沟有扩大的趋势。在这次疫情中，媒体也有报道，西部地区还有些地方无法上网，学生不能参加网络课堂学习，这就是数字鸿沟的表现。我国要实现全面社会治理数字化，需要缩小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促进全国社会治理数字化均衡发展。